让历史复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创作谈 三、生于忧患,死于忧患

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后果。

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做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隐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滑。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永远是主要的。这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杂杂,写下的是我创作《张居正》的动机,以及对历史小说的思考。我不是清流,无意对张居正做道德上的评判。在严肃的历史面前,个人的爱憎,往往会导致低级的错误。四卷本的《张居正》已经问世,创作这部书,我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剑,则需要广大的读者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