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复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创作谈 二、关于张居正的思考

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

说到明代,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与汉、唐、宋、元、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相比,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得了天下之后大肆屠戮功臣,害怕大权旁落而一连诛杀三位宰相,并从此永久废除宰相制。终明一朝,冤狱盛行,动荡不断。由于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朱家皇帝创设东、西厂与锦衣卫两大特务机构,实行恐怖镇压。另一方面,由于皇室怙权而又贪图享乐,导致宦官乱政。王振、刘瑾、魏忠贤三位司礼太监对朝政造成的伤害,恐怕为历代宦官之最。特务与宦官,这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大毒瘤,是朱明王朝留下的最为可怕的政治遗产。

明朝初年朱元璋与朱棣父子两位皇帝对功臣与士族大开杀戒,并未涉及底层百姓。经过连年战乱的庶民,因此获得一个相对平稳的休养生息的时期,从洪武年间到仁宣之治大约一百五十年时间,老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裕,但从正德时期开始,由于武宗皇帝骄奢淫逸,接着是嘉靖皇帝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局面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在城市里,官僚权贵的享乐达到极致;在广大乡村,饥民揭竿起义的事情屡有发生。到了隆庆时代,朱明王朝明显露出“下世的光景”,对国家的控制力已相当有限。正在朱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三十六岁的穆宗病逝,他的十岁的儿子朱翊钧登基,是为万历皇帝。小皇帝启用他的老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由于历史的机缘,四十八岁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十年柄国的辉煌无比的政治生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风雷激荡的“万历新政”,不过,这风雷激荡,昭示的是万象更新的文治而非暴力下的武功。

明代的首辅制,是一个相当古怪的政坛产物。宰相制废除后,本是替皇上撰拟诏诰、承制辞章的文渊阁大学士,便变成了皇上的秘书兼顾问。为首的大学士称为首辅,相当于首席顾问。按朱元璋钦定,大学士们只享受五品衔,相对于吏、户、兵、礼、工、刑六部二品衙门,这级别实在太低,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变,阁臣们禄位渐隆。到了明中期,阁臣们几乎都是从二品大员中选拔,而首辅则程度不同地行使着宰相的权力。

由于首辅名义上只是顾问,因此他是否能顺利担当宰相的角色,则要取决于皇帝与首辅双方的能力。如在朱元璋面前,首辅只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顾问;而面对穆宗朱载垕这样的懦弱皇帝,首辅则实实在在担当起宰相的职责。

通览明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居正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一位首辅。这不仅仅因为历史给他提供的机遇最好;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一位首辅,登位之前,像他那样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

稍有政治经验的人都懂得,提出一套符合国情民意的改革方案虽然不易,但比起将这方案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则又要容易得多。举凡思想家,都可以担当设计师的角色,但担任工程师的政治家们,不但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更需要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卓越智慧。我认为,张居正便属于这样的政治家。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刚入阁成为末辅,怀着对新皇上的期待,四十二岁的他,便虔敬地向穆宗献上了一道洋洋万余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纲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所涉内容,涉及吏治、纲教、经济、军事诸领域。胸无大志的穆宗,只愿意沉湎酒色,哪愿意如此大刀阔斧地重振乾纲。他只是敷衍地赞扬了几句,便搁置不管。张居正做此试探,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于是继续耐心等待,六年后他的这一份完备的改革文件,终于成了他实施“万历新政”的政治纲领。

关于“万历新政”的功绩,已有不少海内外的历史学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不用我在此赘言。我要说明的是,正是张居正的改革,使本来气数已尽的朱明王朝突然枯木逢春,获得了难得的“中兴之象”。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宰相之杰”,死后却遭到了最为残酷的清算。万历皇帝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福惠,一面下令把张居正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亲人或死或谪。万历皇帝的这个态度,导致张居正死后半个世纪,满朝文武竟无人敢提及他的名字。

张居正的功绩,说明中国“士”阶层在政治舞台上的独特作用;而他的悲剧,又深刻揭示了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1998年暮春,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曾专程去了一趟张居正的故里湖北省江陵县,站在他的墓碑前,我吟了一首绝句:

四百年前事可疑,江南又见鹧鸪飞。

杜鹃舌上烟波里,立尽斜阳是布衣。

中国的与官场无涉的知识分子,常以布衣自谓。至今,我这个布衣还记得,那一缕惨淡的夕阳,是如何陪伴着我,在张居正的杂草丛生的墓地上做孤独的徘徊。伟人们死后的萧条本属正常,但我仍不免暗自思忖:从商鞅的被车裂到张居正的灭门之祸,果真是中国古代改革家的必由之路吗?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也曾下定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可是,如果真的给他第二次生命,他还会有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干云豪气吗?

张居正的悲剧,不仅仅具有封建性,更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具有政治性,更具有文化性。中国的政治生活,历来是粗暴且僵硬的,缺乏灵动的生气与恒久的激情。张居正正是想把灵气与激情引入政坛,这就注定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惨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