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怀尔斯在北大讲演贺延光 摄

2005年8月29日，我吃了平生最智慧的一顿晚餐。

在座十二人中，有五位中科院院士，还有北大数学院院长、副院长以及一名教授，他们为之接风洗尘的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

我在饭桌上开玩笑说，即使有我往下拉了不少分数，但这依然是北京有史以来平均智商最高的一次饭局。

“Super star！”8月16日，北大数学院院长张继平对我形容即将来访的这位客人。

安德鲁·怀尔斯。

当今世界上最有名气的数学家，因为他解决了世界上最有名气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

1993年6月，安德鲁·怀尔斯在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做了三次学术报告，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他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这个消息迅速登上世界各大报纸头版的位置，在数学界更是奔走相告。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到巴黎，几位数学家举杯相庆，其中有当年的沃尔夫奖得主蒂茨，法国数学家布鲁埃、普伊赫、鲁基耶，以及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访问教授的张继平。

十二年后，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安德鲁·怀尔斯，前来中国造访由张继平担任院长的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不用再做这道题了”

8月28日傍晚时分，张继平乘车来到北京国际机场，与他同行的有我、摄影记者贺延光，还有北大数学院02级的本科生陈璐。这位学基础数学专业的武汉女孩怀里捧着一束百合和红玫瑰，准备把花献给她的偶像：“我们学院的许多同学都把他当作偶像。”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马米仓处长早已带领几个同事在这里张罗。由于他的安排，安德鲁·怀尔斯得以踏上贵宾通道。“这么重要的客人，教育部很重视，也很支持。”他说。

19：40，晚点一百分钟的国航CA982航班降落，在出口等候的张继平院长对我说：“我已经快十年没有见过他了，你也帮我盯着点儿。”

我对他和马处长说：“我只是看过他十几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费马大定理》那本书上说，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

旅客开始陆续涌出，几乎是同时，几个人全都认出了与女儿一同走出通道的贵宾。有的人可以称为“词典型人物”，他们似乎天生就是为诠释某些字眼的——单凭“温文尔雅”一个词，大家就可以识别出安德鲁·怀尔斯。

“欢迎您来到北京。”张继平说，两所世界著名学府的数学系掌门人将手握在一起。这是五十二岁的安德鲁·怀尔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贵宾室里，我在旁边观察着这位已经成为传奇人物的英国男人。他金发稀疏，脸色苍白，身高将近一米八，看上去却有些单薄——后来在采访中得知，他并非深居书斋，而是喜欢高尔夫、游泳和滑雪。如果你知道美国演员詹姆斯·克伦威尔，就可以想像出他的模样，怀尔斯几乎就是缩小一号又将轮廓柔和化的克伦威尔。但这位有着特殊智慧的数学天才，看起来他的脑袋并没有特别之处，甚至比一般人的还要小些，相反倒是手指格外皙长。我相信他的手掌要是全部张开的话，其长度会大于他的脑袋的高度。

安德鲁·怀尔斯1953年出生在英国，197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之后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0年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他向我描述作为同事的安德鲁·怀尔斯：他很低调，不常露面，只是出现在全院大会上，说话也很少；同事们很尊敬他，而他对工作也同样认真，比如录取学生时，他会很仔细地看每一个学生的材料。

接下来在北京的几天里，所有与安德鲁·怀尔斯接触过的人，继续领略着他的温文尔雅，包括在熙熙攘攘的旅游景点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的脸上基本是两种表情的相互转换：温和的笑和专注的思考；双眼在镜片后射出和善而腼腆的目光；在人多的场合，他多是安安静静地倾听；即使说话，声音也恒定在某个分贝数之下——他喜欢巴赫、亨德尔的古典音乐。见过他和十五岁的女儿海伦在一起，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吴巧明老师说，看得出，他非常疼爱他的女儿。而在我看来，他经常像女儿的朋友一样对她提出什么主张。

8月29日下午，看过天坛、天安门、故宫，吃过北京烤鸭和清蒸鳜鱼，坐过出租车和公交汽车的安德鲁·怀尔斯，坐在北海公园的湖边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之后，张继平院长问我：“领略到一个真正的数学家的谈吐了吧？”

是的。他的眼神经常越过对面的我，投向远处，他的谈话中充满停顿、沉吟，而他说出的话，就像数学一样简约而周密。

“您在费马大定理的研究过程中，靠的是纸、笔和头脑，没有用电脑，现在您开始用电脑了吗？电脑今后在数学家的工作中是否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问。

“我如今仅仅是用计算机去找一些例子，并予以验证，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信息，我从来不用电脑做直接的证明。不同的数学家对电脑有不同的态度，我自己很少用计算机，但我的一个学生却用计算机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他用计算机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特征与我的很不一样。数学领域中只有很少的问题是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解决的。”他的回答简直像在叙说一个定理。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对中国的印象。他只是简单的一句：“比我想像的更具有生活气息。”而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呢？“我没教过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做几何和分析的，研究数论的较少。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少。”

幽默在他简单的回答中迸发。“通过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全世界都在关注您。那么，公众的关注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和改变吗？”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不用再做费马大定理这道题了。”

“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中，主人公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群数学家在会议厅里纷纷向他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吗？您收到过钢笔吗？”

“当然是虚构的。”他发出一阵笑声，“不过倒是个好主意，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做。”

最简单而周密的回答出现在这里。我问：“介意说说你和太太是如何相爱并结婚的吗？”

“我们在普林斯顿相识，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

“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该回溯一下属于安德鲁·怀尔斯曲折而辉煌的时刻了。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死后，他在一本数学书上所写的注记被人们发现，结果诞生了一个让后人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是一个用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谜，却难住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更折磨人的是，费马还留下一个注记，暗示他已经有了一个解答，不过他没有写出这个证明。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定理依然缺少一个完整的严密证明。在任何学科中，都没有什么问题表达起来如此简单清晰，却能够这么长时间在先进知识的进攻面前屹立不动。

安德鲁·怀尔斯十岁时，就被费马大定理吸引住，并从此选择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但上大学之后，“我一直在想，历史上许多人把可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最终也没有解决费马大定理，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学习更高深的数学。从研究生阶段，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拓宽自己的视野方面。”在采访中他说，“看起来我似乎是暂时离开了大定理。”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决定向费马大定理发动冲击。他先用十八个月的时间，收集了这次冲击所必要的数学工具，而他全面的估计是：他接下来的要做的，是可能长达十年的专心致志的努力。

我问：“当时有许多数学家觉得这个问题很难，或者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很渺茫，于是放弃了，而你坚持了七年。你当时着手研究的时候，把握大吗？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他否认自己具有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卤莽，“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专心研究，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也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在那七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

在这次采访中，安德鲁·怀尔斯向我当面澄清了这种说法：“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告诉了一些同事。但他们知道之后，只要一见到我，就不断地问进展情况，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干扰。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讲出来更好一些。并且我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被人不断问及，我就要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就像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老是被人问怎么了，到什么地步了，那这个小孩就会很难堪。”

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状态下的战斗。七年之后，安德鲁·怀尔斯对太太说：“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1993年6月的牛顿研究所报告之后，当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为他举杯庆祝时，安德鲁·怀尔斯向《数学发明》杂志递交的论文正在进行严格的审稿。审查人在第三章中碰到了一个问题，使得怀尔斯无法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保证某个方法行得通。他必须加强他的证明。

在距离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安德鲁·怀尔斯的太太对丈夫说，她唯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个正确的证明。

安德鲁·怀尔斯没有按时献出这份生日礼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刚刚欢呼的人们又把心悬了起来。三百多年来，在众多尝试过的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中，还没有一个人能补救出现过的漏洞。时间最近的一次失败是1988年3月8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宣称东京大学的宫冈洋一发现了费马大定理的解法，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宣布收回。难道怀尔斯也不能逃脱这次宿命？BBC电视台的编辑约翰·林奇说：“我很难想像安德鲁不会是那片数学墓园中的另一块墓碑。”

这次证明工作几乎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进行的，据说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们在一起谈论的只有两件事：辛普森案件、怀尔斯的证明。安德鲁·怀尔斯如今回忆起这段时光，仍历历在目：“第一个阶段的秘密研究我非常幸福，是在享受那个过程。在第二个阶段，我像置身于广庭大众之下，在数学界的会议上，也有许多人不断地问我，我不喜欢这种状态。”

在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自己的证明有缺陷。田刚教授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评价安德鲁·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此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提及这段话，我问安德鲁·怀尔斯：“你同意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吗？”

他的回答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安德鲁·怀尔斯的判断没有错。十四个月之后，他向《数学年刊》递交了第二次论文，由《模椭圆曲线和费马大定理》和《某些赫克代数的环论性质》两篇组成，这一次对证明不再有怀疑了。

怀尔斯太太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日礼物。

“您太太对这个迟到了一年的生日礼物有什么反应？”我问。

他笑了：“她比一年前得到这个礼物还要高兴。”

“费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北大数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姜伯驹评价安德鲁·怀尔斯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是“二十世纪最辉煌的数学成就”。

荣誉接踵而至，1996年，怀尔斯和罗伯特·朗兰兹分享了十万美元的沃尔夫奖。朗兰兹提出的朗兰兹纲领是个使数学各领域之间证明统一化的猜想，而怀尔斯通过对谷山-志村猜想的证明，将椭圆曲线和模形式统一了起来，这个成功为朗兰兹纲领注入了生命力——一个领域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并行领域中的对应问题来解决，这是一个可能使数学进入又一个解决难题的黄金时期的突破性工作。

1998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柏林召开，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授予安德鲁·怀尔斯特别奖。北大数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张恭庆参加了那次大会，目睹安德鲁·怀尔斯获奖，也听取了他的报告。

菲尔兹奖以加拿大数学家约翰·菲尔兹的名字命名，设立该奖的动机是用于鼓励青年数学家，所以专门用于奖励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的杰出成就。而安德鲁成功证明费马大定理时，刚刚过了四十岁。张恭庆教授对我解释道，这个三百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在数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所以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给他特别奖，这次特例使得安德鲁·怀尔斯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唯一一个特别奖得主。

“如果不给安德鲁·怀尔斯这个奖，将是菲尔兹奖的损失。”张继平说。

而笼罩在普通民众心中的疑问是，提出这个问题的费马曾经写过“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而在三百多年前费马所处的时代，他并没有安德鲁·怀尔斯所用的证明大定理的工具：椭圆曲线、模形式、谷山-志村猜想、伽罗瓦群论、岩泽理论和科利瓦金-弗莱切方法。那么，费马本人是用什么方法证明他所提出的猜想的呢？

安德鲁·怀尔斯第一次递交《数学发明》杂志的论文有二百页，第二次递交《数学年刊》的论文有一百三十页。张继平院长说，这是对费马大定理唯一无懈可击的，最严密也最经济的证明了。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证明呢？

张继平笑着说，数学界关于费马大定理有种说法：凡是能听得懂的证明，都是错的。

“你有没有想过费马的证明方法是什么？如果他写论文的话，会有多少页？”我问安德鲁·怀尔斯。

“费马并没有写出过论文。”他淡淡地答道。

“许多普通读者都会有这个疑问，费马本人真的能证明费马大定理吗？”我继续问道。

担任翻译的宗传明教授直接对我说：数学界普遍认为，费马所说的他的解法是不会有的。

安德鲁·怀尔斯听完宗的翻译，肯定地答道：“不，费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您认为会有别的解法吗？”

“尽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还是认为不会有比我更简单的证明了。也许我的证明还可能再简化一些，但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的基本思想和复杂程度是不会变的。”

费马大定理被证明后，又有十年时间过去了，作为一个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还是像以前一样，早晨起来，去办公室，研究新的数学问题。

“您认为当今数学界最有趣的题目是什么？”我问。

“当然是黎曼假设。”

黎曼假设是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七个“世纪问题”之一，由19世纪德国数学家黎曼提出。我在网上查到的对该假设的简要叙述是：素数的分布频率紧密相关于一个精心构造的所谓黎曼蔡塔函数z(s)的性态，著名的黎曼假设断言，方程z(s)=0的所有有意义的解都在一条直线上。

“你是否现在在研究黎曼假设？”

“有时候我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用的时间很少。1986年我开始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时候，别人发现的方法正好是我擅长的领域，并且是我能够解决的。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黎曼假设可以提出什么方向，或属于什么领域，没有人知道，黎曼假设是该由一个数论学家，还是函数论学家来证明。如果破解的工具在数论领域，我当然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

他描述自己闻名天下后的情形说：“费马大定理让我跟数学界之外的人有了很多接触，感受到别人对数学的感受。我收到世界各地的邀请——包括这一次来北大——可以遇到世界各地非常友好的人，我非常高兴，但这样的机会我用的不多。”

据说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们之间流传的一个笑话：建议安德鲁·怀尔斯去接拍广告，包括男式内衣。于是我向他求证：“你真的接到过拍摄广告的邀请吗？”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确实有过，但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我拒绝了。”

今年7月1日，安德鲁·怀尔斯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普林斯顿的数学系被称为“定义什么是好数学的地方”，当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个职务时，他用一种淡定的口吻答道：“只有到了结束这个职务时，我才能断定自己喜不喜欢。”

时间回到1963年，十岁的安德鲁·怀尔斯在剑桥弥尔顿路上的图书馆看到一本叫《大问题》的书，从中得知那个盖世难题，“从那个时刻起，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必须解决它”。我问他，如果当初没有看到那本书……

“我还是会研究数学。”他说。

当晚，他对北大数学院的同行简单谈起对北京的印象：皇帝居住的故宫比他此前所想像的还要宏伟得多，不过，“我可不愿意当皇帝，我宁肯做个数学家。”

“是这个问题选择了我”

“费马大定理终结者、世界唯一菲尔茨奖特别奖获得者将访问北大”，北大数学院陈大岳教授将安德鲁·怀尔斯到访北大的消息发布在北大校园网上。在怀尔斯到京之前，两天之内已经有五千多人次浏览。

“怀尔斯的访问，是北大的荣耀。”张恭庆说，“他会对北大提高学术水平有所帮助，而他用七年时间专心治学的精神也会激励北大的年轻人。”

8月30日下午一点半，北京理工大学数学系02级的本科生秦晋就来到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占座，北京大学以及附近人大、理工大学的同学也陆续赶来，到三点半，三百余个座位已经座无虚席。

四点钟，安德鲁·怀尔斯在掌声中开始了他的公众演讲。在讲台上，他不再像接受采访时那样时常沉吟，而是如同回到自己的王国一样从容自在，流利的英语具有音乐的韵律。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回顾了费马大定理的历史，和三百多年来数学界攻克费马大定理的灿烂历程。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些数学领域有待解决的问题，并结束于abc猜想。幻灯最后定格在一组巨大的数字上，阳光大厅里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在其后的交流时间中，北大数学院03级直博生刘琦问怀尔斯教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耗时达七八年之久的研究课题。怀尔斯回答：“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选择了我。”

1995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袁喜利今天偶然来到母校，便碰到这次演讲。他兴奋地站在座位旁边听完演讲，深有感触地说：“这种不求实用，全身心投入理论研究的数学家，目前在我们国内太少了。”

安德鲁·怀尔斯的治学经历令北大的同行感叹不已。北大数学研究所所长丁伟岳院士说：“怀尔斯教授用七年时间专门攻克一个难题，如今已很少有人耐得住这种寂寞了。许多人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大家应该向安德鲁·怀尔斯学习。”数学院副院长刘化荣说得更直白：“他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一些数学家则对我们的科研体制提出质疑。姜伯驹说：“在中国，即使有人有破解费马大定理的智慧，恐怕也不一定能成功。如今大家都忙于应付评估，必须出一些短平快的成果，许多精力、智慧都被浪费了。”

“三百年的难题，七年的投入，对我们来说，光是评估就把时间占没了。”北大数学院文兰院士说。

“像安德鲁·怀尔斯这样，七年潜心研究一个问题，这七年的时间里不出成果，不发表论文，要在中国，早就没工资，没津贴，没经费了。”张恭庆补充道。

“归根到底，还是科技体制需要改革的问题。”张继平一言以蔽之。

8月31日上午，安德鲁·怀尔斯又在北大数学院做了一次专题学术报告。在不到百人的教室里，安德鲁·怀尔斯与中国数学界的同行交流着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数学家的研究课题离人们的理解能力越来越远，但安德鲁·怀尔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相反他倒觉得自己研究的费马大定理是数学领域中少有的广为人知的问题，包括许多外行都感兴趣。要知道有许多数学问题，想对同行解释清楚、使他们感兴趣都不容易，但是费马大定理就好多了。

其他数学家也并不觉得孤独，尽管他们研究的课题比费马大定理更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同样觉得充实，并享受着研究这些问题的快乐。“好比一个挖煤工，他在工作的时候会感到孤独吗？”张继平反问我。

9月1日，安德鲁·怀尔斯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该奖同样是为表彰他对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是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张继平评价安德鲁·怀尔斯的中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