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欧洲所有民族的精神发展史上，都重复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社会思想运动初期，法国影响常占优势，可是一到社会的独立精神开始苏醒，这影响就迅速衰落。这个事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学史上；大家很清楚，它也曾在我们俄国重演。要找到发生这类现象的原因似乎不难。法国文学主要是一种人为的、模仿的文学，因此它也便于和易于为其他国家所模仿；同时，法国像所有拉丁民族一样，比日耳曼民族更早地接受和培育了古代文化的种子，并依靠本民族的迅速联合和其他有利条件，取得了早期的政治声望和历史地位，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欧洲的整个其余部分。也应当考虑到它的语言通俗易懂，思想明朗清晰（诚然，有时清晰到了没有色彩的地步），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敢于大胆创新，没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活泼好动、坦白豪爽的禀性，多少有点霸道，但这霸道却被一种平衡感所冲淡，——总之，应该考虑到构成法国精神特点的所有品质。这些品质是重要的、宝贵的，我丝毫无意抹杀它们的优点。它们可以说明法国所以能对其他民族经常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的原因。但是教育不能永久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各民族和个别人会脱离他们的监护。对老师的反作用已不可避免，有时候还走得很远，——尤其当老师变得太虚弱和萎靡的时候，正如我们在我们同时代的拿破仑治下的法国所看到的那样。

这类反作用主要表现在艺术、诗歌领域。科学不需要独特的风貌和鲜明的色彩。形式对于科学是次要的问题，而无论何时何地都必不可少的创造才能，在这里又具有另一种倾向和另一种涵义。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国界的，在科学界，尤其在它的某些部门，法国人将永远占有一席最光荣的地位。但是像罗马人那样（法国人认为罗马人是自己前辈和祖先，他们也的确比其他欧洲人更接近罗马人），法国人生来诗歌才能较差。法国人的头脑机灵敏捷，想象力却迟钝、低下，然而他们善于将各种矛盾加以对比，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理解力极其发达；法国人的鉴赏力精明而准确，尤其在否定方面，——但是对于生活的真实和朴素，他们的感觉却有点漂浮和模糊；对于美，他们寻求的首先是外表的绚丽，尽管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十分勇敢，在诗歌创作上却很胆怯和犹疑……或者像雨果在他的几部近作中表现的那样，有意识地坚持要头足倒置……既然要喝个痛快，那就一醉方休！据说，“夏士贝亚”就是这么干的。总之，法国人对于艺术中没有真实就像对于社会生活中没有自由一样，都容易将就着对付过去。“什么？”有人会对我说，“是发明一七八九年原则的法国人吗？是为雨果、乔治·桑、仲马父子、甚至阿布和费依多以及最可爱的奥克塔夫·费利埃的才华感到自豪的法国人吗？”“是的，”我回答，“就是这些法国人。”至于一七八九年原则，有如一般政治问题一样，我们先撇开不论；在同一个人身上，才华出众可以与不懂艺术真实同时并存，——这种情形的惊人例子就是巴尔扎克。他笔下的所有人物总是以其典型性使人感到刺眼，他们都经过精心制作和修饰，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例外，但是他们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活下来，而且也不可能活下来；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有丝毫真实性，比如说，像我国列·尼·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中的人物所显示的真实性。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法国小说产品的确丰富得惊人，但在我们俄国，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却明显下降了。这不仅因为我国一般对小说的兴趣已趋于冷淡：英国小说仍旧享有盛誉，能找到读者。更不必说那早已过去的时代，当时不仅布瓦洛和伏尔泰，甚至迪西和德利尔在我国都被认为是诗坛的主宰；但是另一个时代也已消逝，那时大仲马竟能以他特有的天真和自我崇拜叫道：“Les Russes ne lisent que moi！Cela fait honneur à leur goût：ils me jugent maintenant comme la postérité me jugera，dans cinq ou six cents ans！”现在我国虽然还有人读大仲马，但仅限于上流社会，读的自然是原文，再也没有人把它译成俄语了；不仅不译大仲马，保尔·德·科克的作品也无人翻译。《法妮》……连名噪一时的《法妮》也找不到像样的出版商。无人翻译的还有所有这些《Criffes Rosses》，《La Mort de l'amour》，《L'amour du diable》，《Le fils du diabie》，《Le fils de Tantale》，《Le tueur de mouches》，《Le tueur de tigres》，《Le tueur de brigands》，《Palsambleu！》，《Ce que Vierge ne peut lire》，《Entre chien et loup》，《La poudre et la neige》，《Le nez d'un notaire》——总之是，巴黎人狼吞虎咽地阅读的一切。（在这里我不能不引用一位年轻的法国文学家当着我的面说的一句名言：“Il s'agit seulement de trouver un titre，”他说，“le titre est tout；le reste-peu de chose-et ne demɑnde qu'un peu de discernement.C'est le titre seul，qui fait acheter le livre！”）我们就不来提诸如特里萨、莫加多拉、科拉、雷奥塔尔等人的回忆录之类的书了，虽然这些书在“费加罗”的首都销售了几十版。甚至法国戏剧文学这个迄今为止全世界的滑稽剧、喜剧和正剧的供应者，它的成果不知为什么在我国舞台上也风行不起来……不错，奥芬巴赫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和绝对的胜利。但在莱茵诸省并入大帝国之前，还不能认为他是法国人，因为他是在科隆出生和受教育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这本法国小说的俄译本写一篇序，大胆地向我国读者推荐它。问题在于，这部小说恰恰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生活真实性，可惜这真实性我们在其他法国当代作品中难得找到。就这方面来说，迪康先生的小说（尤其是头几章）颇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后者无疑是当今法国流派中最优秀的作品。《失去的力量》作者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确实是他经历过的，并非虚构。这是一篇自白（是他本人的还是别人的自白，我们对此无须深究），就像在任何自白、甚至在最忧郁和最苦涩的自白中一样，那里有一种宁静的气氛，一种自然而又真诚的宝贵的宁静，通过它，大自然才对我们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作者描写的事并不新奇；这一切早已有人说过和讲过，——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有人是凭切身经验，有人则是耳闻；但人生中有两三个问题是永远说不尽的，包括爱情与情欲、男女间相互关系这个永恒的问题，《失去的力量》作者也写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不是对这些问题的一般答案，也不是获得圆满的结局，——我们只想知道，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怎样解决的，以及在那个时代这颗心的状态又怎样。笔者认为，读者一定会赞赏我提请他们注意的这本书的几页上所展示的真实性和心理分析的准确性，他们也将对再现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所特有的色彩的艺术技巧作出评价。

《失去的力量》作者马克西姆·迪康（Ducamp）先生老早就已为法国读者所熟悉。他最初以诗歌踏上文坛，他与许多浪漫派诗人和其他诗人相反，在诗中歌颂了所谓时代的“散文”，歌颂了文明、科学，甚至工业的成就；他出版了几部描写他游历过的国家的有趣的书（他曾久居东方）；讲述了加里波第对西西里的远征，即“千名志愿者”（I mille）的著名远征（他本人也曾积极参加）；印行了几部长篇小说，近年来则从事美学评论活动，他作为一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精明的行家和敢于直言的评判人，在《Revue des Deux Mondes》和《Journal des Débats》上发表关于美术展览会（salons）的每年述评，享有盛名。此外，他还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主持过由他复刊的《Revue de Paris》（该刊于1858年1月由皇帝下诏强行查封）。迪康不相信拿破仑皇朝会江山永固，他属于自由主义反对派。他在统计学方面的著作也不乏优点，并以文笔优美著称。

伊·屠格涅夫

于巴登—巴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