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由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引起争议，有的媒体干脆报道称：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

这年恰逢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在中国，《堂吉诃德》的译本已有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董燕生此论一出，舆论哗然。

对于这一批评，资深出版人李景端甚感惊讶，因为杨绛将《堂吉诃德》中的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为败笔，也有人称它为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不能断然下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对此，有一位资深翻译家认为，原作者塞万提斯讲话十分啰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

这里仅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三十三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三十五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三十三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则认为，翻译绝不是一门语言的技术，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艺术有时是不认规律的，诸如语法或某个词的常用词义等等。凡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来的，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其译作就休想攀上原作的高度。再就文学的风格讲，《小癞子》和《堂吉诃德》都是具有巴罗克文学特征的作品。巴罗克文学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盛极一时，后被埋没，二十世纪又重新崛起。杨先生那么喜欢译巴罗克小说（或流浪汉小说），她分明看到了这种非正统文学的野性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前途。这就是文化底蕴所使然，不知董燕生看到了其中奥秘没有？

翻译家、歌德学者杨武能指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如果发难者系无名小卒，不可理睬，以免成就其踩着名家的肩膀爬进名人堂的美梦。董燕生似非无名之辈，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

不过，杨绛本人却淡看这一《堂吉诃德》译本争端，认为不必“小题大做”。九月二日她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声明，希望化“误解”为“了解”——

今天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驳斥译坛歪风》（2005年8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刊登的《杨绛译〈堂吉诃德〉被当“反面教材”，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引者注）的文章，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了。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媒体传言，一传再传，往往失真。董先生要把我的译文“当反面教材”云云，引起了李景端先生的误解，他评董先生的文章里，把“反面教材”夸大了，说成是“文革”时的语言。因而又引起许多朋友们为我仗义执言，我很感激。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让“误解”发展，该及早解释清楚。

董先生说我“太自信，该查字典的地方不去查字典”。这是董先生误解了我。我有一本1966年出版的《简明西汉词典》，全书只薄薄375页。董先生提的那两个字，词典里没有。那时出版社还没有统一的人名、地名，译者都按自己的读音译音。（拙作《文集》出版前，“法老”等错译已改正。）当时我买不到适用的西汉词典。我用的是María Moliner编的《西班牙语辞典》二厚册，还有厚厚一册《带图解的西班牙语辞典》，都是用西班牙语解释的。遇到不识的字，得查《西英大辞典》。三个月前，我因拙作《文集》将第三次印刷，忙将《堂吉诃德》又校订一过，改正了一些错误，但忽略的错误，想必还难免。

“点烦”云云，是我大胆尝试。这是一道艰巨的工序。一下子“点”掉十来万字，我自己也很吃惊。董先生的误解是完全合理的。不过“点烦”只限译文，不简原文（详见《翻译的技巧》）。究竟这道工序功效如何，还有待译界同仁一起商讨呢。

至于“胸口生毛”，我就像小学生般要和董先生解释一下。这个词儿如果出于任何别人之口，该说是错。但桑丘用字往往不恰当，例如把美人的眼睛比作珍珠。吉诃德先生就说，“你只能说‘牙如珍珠’，眼睛怎能像珍珠呢！”又如他说某牧羊女嘴上“还长着些胡子”。他用“胸口生毛”的形容词前面还有两个形容词，据编注者马林（Marin）注：桑丘用的三个形容词都适用于男人，用在女人身上都不合适。桑丘引用成语，往往成双成串，紧接“胸口生毛”下的一句也是成语，我也直译了。成语直译，“纸老虎”就是一例。如果西语专家、行家们都认为“胸口生毛”不能直译，我当尊重专家、行家的意见酌改。

匆匆解释几句，希望化“误解”为“了解”。我真心诚意地声明：我是一个很虚心的译者，对自己的译文一改再改，总觉得不好。希望专家行家们多多指教。

相对有些专家充满“火药味”的言辞，杨绛的一番话显得非常心平气和，透出的却是一种谦虚求真的大家风范。她感到讨论这些是非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所有要说的话她已经在声明中表达出来了。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的刘习良有感而发：“我觉得大家讨论问题应该平和一些，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文汇读书周报》同时刊发《编者的话》说，“杨绛的书信，谈论的似乎只是治学或翻译的细节，但内中透出的却是一种谦虚求真的大家风范”。

把杨绛译本当作反面教材显然是不合适的，她的译本显而易见地比以前的版本有很大的进步，其他人对于董燕生的批评也过于尖锐了。大家应该是先将原著与几种译本作对照之后再提出恳切意见，是问题就谈问题，勿作人身攻击。不能否认，多年来，中国学界的一些正直、有识之士一直希望和呼唤能开展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这批评不管出自何人之口，也不管来自界内界外，只要有理有据，哪怕就是尖锐些，我们也还是应该允许人家把话说出来，并且要抱着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