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钱钟书去世以后，年近九旬的杨绛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精心拼贴起来，井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杨绛曾笑称自己现在还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多亏有了杨绛这样的“主任”，钱钟书先生仍然不断有作品出版，使世人得以了解一个文化巨人丰富的精神成果。

据杨绛介绍说，钱钟书的手稿多年来一直跟随他们颠簸，去过干校，也住过办公室，有时装在箱子里，有时甚至装在麻袋里、枕套里，历经了多少磨难方才保存下来。她十分珍视钱钟书遗留下来的手稿。钱钟书尚在卧病的时候，就有人来电话问，可不可以出版他的东西。那时候钱钟书就说：

“我的东西，非得要经过我自己审过，才可以出版。”

后来出版钱钟书手稿，杨绛反复说明：“我这么做，出版他的东西，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呀！可是我怎么办呢？难道我亲手毁了它们？我下不了这个手呀。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把它们当作资料留下来吧。”

钱钟书大量的手稿，有些已经破损模糊，有些本来钱先生记时就是勾勾画画，所以整理手稿的事务就落到了最了解钱钟书的杨绛身上。但是杨绛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自告奋勇，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但还是有大量中文以及中英文相杂的笔记等待杨绛一页一页地辨认、拾掇。这件事成了杨先生晚年最大的动力和压力，她每天把手稿摊一桌子，一点点儿地粘贴。

杨绛多次说：

“我来日无多，总怕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失眠，睡不着觉。”

睹物思人。在拼贴书稿的日子里，杨绛是怎样的心境，无人知晓。有一天，作为《钱钟书手稿集》的责任编辑，郭红到杨绛家取资料，看见临窗的桌前摊满了钱钟书先生残破的手稿，旁边还摆放着剪刀和胶水。杨绛的眼睛异样的红肿，她说正在拼对钱先生的手稿呢。每天，她就这样仔细辨认那些因年久而模糊的蝇头小楷，并把它们准确地粘贴起来。这只能是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爱书的人，一个了解并尊重钱钟书先生真正价值的人，也是一位深情的妻子的唯一选择——

这些年来，杨绛整理钱钟书的笔记，计有外文笔记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页，中文笔记部分大体数量与此相当；另有“日札”二十三册，两千余页，在一起足足有四十卷。在为《钱钟书手稿集》写的序言中，杨绛说：“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书虽多，也不易遗忘。”

早在一九九一年，杨绛要求钱钟书为自己构思中的小说人物写几首情诗。钱钟书苦思冥搜数月，得诗七首。其中“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两句，竟成了后来杨绛整理钱钟书遗稿时的精神写照。

北京《读书》杂志二○○一年第九期上发表了杨绛撰写的《为有志读书求知者存……记〈钱钟书手稿集〉》，详细介绍《钱钟书手稿集》的有关情况。她说：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杨绛还说，“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掇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杨绛在钱钟书去世后，找出他的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共分出三类。她介绍说：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钱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他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钱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即钱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这些日札共二十三册，两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他的《管锥编》就是把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

杨绛发自内心地说：“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四十卷的《钱钟书手稿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四年面世的是前三卷《容安馆札记》。杨绛依照与钱钟书在世时的约定，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郭红介绍：在出版过程中，出版社曾提出是不是把手稿整理出来，做成印刷体，方便读者。但是这却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么多的语种，这么大的量，有谁有这个能力来做呢？因为即使是中文笔记，里面也不时有外文出现，七种外文里，又夹杂着大量的中文。杨绛先生自己也发愁：我只识得里面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别的不认识，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找到了懂得这些语言的人，但涉及面那么广，笔记中的文本考证工作又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完成。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把手稿的原貌保存下来，以后慢慢整理。

这些手稿，有的年代久远，几经搬腾；有的遭过日晒雨淋，许多都已模糊破损。大部分手稿的纸张已经发黄，有的已经薄软到拿不起来的地步，甚至连字迹都已经很难辨识了。加之钱先生做笔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节省纸张。无论是小小的笔记簿，还是堂皇的十六开的大纸，他一视同仁：统统写满，不留空隙。第一道写的笔记是按照纸的标准内芯写的，但是接下来，就会有对某一句的补充和添加，就会有一道线条远远地拉到边上，用蝇头小楷写上新的内容。一张稿纸上，经常会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的笔做出的记号，字迹互相重叠，估计除了钱先生本人之外，别人很难辨认出来。他写的时候也许是为了多写一些字，也许是想把相关的内容挨得近一些，总之为了写下它们，他就向任何有空白的地方去写。这样，在阅读的时候，需要把纸转过来掉过去地看，也许一页的内容读下来，一本书就整整地转了一圈呢。钱先生在做笔记的时候，有时还会“顽皮”起来，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画上一幅小小的插图，有时是几笔勾成的名人肖像，有时是淘气的漫画，非常生动，使严肃的手稿活泼起来。

最大限度地保存手稿的内容，使它更清晰，易于辨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商务印书馆技术部的同志们在扫描过程中发现，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持手稿的信息量，那就是把每页稿子都划分为许多小区域，然后把每一小块都放大，除去其中的污点，同时调整它的清晰度，直到达到最佳效果；这样的方法，使最终收入到书中的手稿，比原稿更清晰。但同时，这种方法极大地增加了工作量，降低了扫描进度，使整个工作周期比预期的要拉长很多，投入也更大。但是为了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出版工作，他们没有丝毫怠惰。

出版钱钟书先生的手稿，是一个需要远见与胆识，并且对于文化的积累和文物的保护具有强烈责任心的重大决定，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首先是因为钱先生的手稿数量很大，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而此类书的销量又没有先例可资保证。二○○○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杨德炎在全面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特批了这个预计需要投入将近三百万的项目，并立即指示下属的技术部门斥资购进了最先进的扫描仪器，指定专人负责此项目，还专门聘请了技术熟练并有相当经验和责任心的扫描员进行手稿的扫描工作。经过两年的悉心整理和工作，备受国内学者瞩目的这套珍贵的文化遗产，终于陆陆续续地面世了。但是，它的出版，仅仅是第一步。当它能为“有志读书求学的人”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方便，并且促进学术的进步时，才真正彰显出了它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有志读书求学的人”也应当感谢杨绛为此所作的巨大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