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其代表作当推《洗澡》，这也是作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洗澡》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杨绛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而从受教育的背景来看，对西方文化，尤为熟稔。本人又是一位文学家翻译家，生活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圈子，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性、思想状态、个性的群体特征等等多有体认，尤其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特别是弱点有相当真切的把握。这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里，已初见端倪。《洗澡》则充分展现了这种生活，通篇采用了幽默和讽刺的笔法，描摹了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的众生相。

杨绛的书名为什么起名“洗澡”，她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下笔的呢？作者在前言中简明扼要地告诉读者：

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

……

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及尾巴，但决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货色。

一九五二年前后，与“三反”运动同时进行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绛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三十多年后，她调动了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积累的丰富素材，根据亲身的体会和感受，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洗澡》。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虽然是虚构，但它们都“据实捏塑”，作者的经历加上合理的想像，构成了作品的内容，这里面既有杨绛本人，也有作者周围的烙印。有研究者经过研究，就曾推测：“《洗澡》中的姚宓的经历，我想很有可能就是杨绛‘假设性’自传。”当然，杨绛动笔撰写这部小说，也是为了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她说：“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只是看过很多，我有点手痒，所以过过瘾。”

杨绛在《洗澡》的前言里还写道：“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因此，《洗澡》共分三部分，这三部曲构成了“洗澡”的前奏、过程以及洗后的结果。每部分包含若干章，每部的标题取诸先秦诗文的名句，意蕴深长。整个作品是用男女主人公许彦成、姚宓的爱情故事来穿连起来，准确地说，是以两人的精神恋爱为主线的。

小说第一、二部的题目均采自《诗经》，司马迁曾云：“《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杨绛正是从这层意思上引用的。第一部名为《采葑采菲》，源自《邶风·谷风》。《谷风》的主人公是一位勤劳的已婚妇女，后来她的丈夫移情别恋，另娶女人，要把她抛弃。她对丈夫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菲是葡萄蔓茎之类，其根有好有坏，“采之者不能以根恶并妄其叶”。杨绛用这一诗句来比喻小说中的余楠有“花心”，他好色不好德，又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爱上胡小姐后欲遗弃贤惠的妻子宛英，宛英在家里相当于“没工钱，白吃饭”的老妈子。杨绛的另一层含义也许包含了新建立的中国需要不拘一格采集人才，不因一些知识分子有旧思想或因品德不好而抛弃他们，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建设国家服务。余楠之流在解放之初被录用就是证明。这些知识分子有些是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如许彦成、姚宓等，而有些则如余楠、施妮娜、丁桂宝之类，这就是“洗澡”成为必然的理由。

第二部名为《如匪浣衣》，源自《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谓内心的思绪像未经洗涤的脏衣服一样。这里比喻许彦成与姚宓的纯洁的爱情，受夫人杜丽琳的监视，姜敏的制造“桃色新闻”的各种干扰。透过许姚两人的精神恋爱，从“洗澡”的角度，当然可以理解为“文学研究社”里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像脏衣服那样沾满污泥，急需“洗澡”。

第三部名为《沧浪之水清兮》，源自《十三经》之一的《孟子·离娄上》引《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里比喻许彦成与姚宓两人之间的爱情升华，如清澈之水，不染任何杂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洗澡”之水本是干净清洁的，可以洗涤人们的尘垢，但是诸如余楠、施妮娜之流不仅没有洗干净身体，反而玷污了清水，反成浑水。这些人肮脏的灵魂，恐怕不是一两次“洗澡”可以解决问题的。

小说中的姚宓、许彦成是作者褒扬的人物。姚宓不得不放弃了留学的打算，很早便挑起了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成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从姚宓身上所透出的浓浓书卷气，可以感受她独特气质。有人分析道：“杨绛在《洗澡》中对姚宓双亲的籍贯提及不多，但看姚宓的气质，却既有京都才女的淳厚蕴藉，又有江南闺秀的冰雪聪明。南北之气于此抟成一体，好比幽谷里的兰草，移到燕地群山中种下，开出的花儿不改资质的秀媚，而且又隐隐源出一种北国女侠的英气。”姚宓身上毫无俗气，因而得到许彦成的爱慕。许彦成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杜丽琳出身于天津的豪富人家，后又留学美国，人也极为聪明大方，但她缺少姚宓的涵养，缺少经过苦难洗礼出来的平等慈怀心，她漂亮有风度，被杨绛称之为“标准美人”。因而，许彦成舍杜丽琳而取姚宓，但是在杨绛的笔下，许姚两人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胡河清下面的论述对此有独到的见解：

《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许彦成也是一个“痴人”，他有的是真性情，一点不会做假。他也因此在感情生活上很难得到满足。他的夫人杜丽琳，既有高贵的家世，又有豪奢的财富，风度教养都极佳。在世间一般的男子看来，能赢得这样一位夫人的一片痴情，也可说是福泽深厚之极的了。然而正因为许彦成“痴”，他倒未必很看重这种天生的福气。相反他是感到“标准美人”杜丽琳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这样也就慢慢地疏远了她。

许彦成爱上姚宓，并不是偶然的。姚宓身上，凝聚着一股中国书香名门传了几代人的仙气。而要呼吸领会之，非得有许彦成那股“痴气”不可。这“痴气”的真实内涵，是指大本之人有所情痴，其感应力不是凡俗之流可及的。在此意义上说，许彦成和姚宓的这段因缘，乃是有宿根的。

许彦成和姚宓这时已重归平静。他们有迫切的话要谈，无暇在痴迷中陶醉。不过他们彼此间已有一千年的交情，他们俩已经相识了几辈子。

这里的“一千年”、“几辈子”，就是夙缘的意思。在中国文学史上，自从《红楼梦》以后，很少有人像杨绛先生这样凝炼地写出过这种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经验。因缘流转，如恒河沙数；惟两心相契而臻完美之境，则能于一瞬中参透往昔无量劫。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大限的心理感觉，表明精神恋爱已达到了极致的境界。

《洗澡》中顶有趣的情景，莫过于许、姚两人游西山之事了。先是许彦成约了姚宓去游山，可一夜下来，又觉得懊悔，因为他感到这样一来就对不起杜丽琳。而姚宓也是很心高气傲的。她并不对许彦成的反悔感到气恼，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作如是想。可她的道行再高毕竟还有些赌气。所以就决定独自一人去游山。许彦成放心不下，于是跟了去。姚宓发现他跟着去，而且还在同一节公共汽车车厢里，怎么也要想法子避开他。避来避去，就生出诸多细节来。

杨绛在《洗澡》中一再征引《诗经》，我觉得这段情景描写，也倒很可以使人联想到《诗经》中的一则名诗——《蒹葭》。《蒹葭》写的是青年人的爱情，“伊人”却总如缥缈如孤鸿影，怎么也追不到。而《洗澡》中却是成年人的爱情，大家都想躲避对方，躲来躲去，心里却好像彼此已经认识了一千年，又好像会通灵术那般默契。我有时在想，杨绛的这段描写，也许可以称之“反《蒹葭》”；而其诗意之神妙，倒是与《蒹葭》对等的。

按照东方哲学的智慧，盛极而衰，高丘之下必有深谷。姚、许在小室中相对而坐的一刻实在已达到了精神恋爱的极致，这种心灵经验是难以逾越的，也是不容重复的，故他们从此之后的恋情已有“衰势”。杨绛对恋爱心理之微妙逻辑的准确把握，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假许彦成之口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带头改造自我。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杨绛以平淡自如的笔调，细腻地描述“洗澡”前后的众生相。

余楠留过洋，“学贯中西”，解放前在上海一个杂牌大学教课，并在一个反动政客办的杂志当主编，下笔很快，要什么文章，他下笔即来。他迷上了胡小姐，为了利用她达到出国的目的，他想抛弃发妻与女儿，乘机一走了之。但是，余楠非常吝啬，不肯花费一分钱，结果被胡小姐甩了。上海解放后，他虽然对新中国心有芥蒂，但还要吹牛被北京的文学研究社“录用”。

文学研究社成立时，来了许多“专家教授”，社长马任之，副社长傅今，他新娶的夫人、女作家江滔滔，江滔滔的密友、研究苏联文学的“河马夫人”施妮娜，法国文学专家朱千里，“专修国学”的丁宝桂，以及国外留学归来的许彦成和杜丽琳夫妇，还有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姜敏、罗厚、陈善保等人。这些人当中，余楠最为“演戏”，标榜自己追求进步，“因为他确定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好比他确信自己决不抛弃宛英一样”。为了自己的私利，他讨好拉拢傅今。经过激烈的竞争，外文组分成四个小组，形成一个专家带领一个助手的格局。余楠一组，带一个年轻助手陈善保；朱千里一组，带着罗厚；杜丽琳一组，带姜敏；许彦成一组，带姚宓。杜丽琳为了更好地监视许彦成与姚宓，建议两组合二为一，成为“夫妻组”。而那个不学无术的施妮娜所在的苏联文学组单设一组，一副凌驾于各组的态势。杨绛让这些各色人等，依次登场，各自表演，上演一出出知识分子善良与丑恶、追求与堕落、良知与鄙俗之间较量的令人发噱的喜剧。

“三反”开始了，每个知识分子都得“洗澡”，叫做“人人过关”。不管是“大盆”、“中盆”还是“小盆”，也不管像余楠那样积极靠拢组织的，还是像朱千里那样连“三反”到底反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反正概莫能外。大家都得像范凡所作的动员报告那样：“要抛掉包袱，最好是解开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还是什么肮脏东西。有些同志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不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的烂疮，或者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我们第一得不怕丑，把肮脏的、见不得人的部分暴露出来；第二得不怕痛，把这些部分擦洗干净，或挖掉以至割掉。”在动员大会上，满座的年轻人个个正襟危坐，神情严肃，一张张脸上漠无表情，显然已经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不要说平时与这些年轻人不大接触的丁宝桂、朱千里觉得他们严冷可怕、不可理喻；就连平日和年轻人相熟的许彦成，也觉得自己忽然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去了。他们几位坐立不安，觉得芒刺在背。

动员会以后，就要发动群众对这些改造对象或者称为“浴客”的知识分子给予帮助和启发。杨绛皮里阳秋地写道：“‘帮助’和‘启发’不是一回事。‘启发’只是不着痕迹地点拨一句两句，叫听的人自己觉悟。‘帮助’却像审问，一面问，一面把回答的话仔细记下，还从中找出不合拍的地方，换个方向突然再加询问。”自觉没有什么问题的丁宝桂第一个接受启发和帮助，却被指责为“还没有端正态度”、“还在抗拒”。接下来，朱千里要求在大会上作检讨，对自己大骂一场，“每个细节都不免夸张一番，连自己的丑恶也要夸大其辞”，结果，被激怒的群众举起拳头齐喊口号：“不许朱千里胡说八道，戏弄群众！”“不许朱千里丑化运动！”朱千里被打了下去，他“像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呆呆怔怔，家都不敢回”。表面上一向要求进步的余楠苦思冥想地准备自我检讨，反复罗织罪名。他“不慌不忙，摆出厚貌深情的姿态，放出语重心长的声调，一步一步检讨，从小到大，由浅入深，每讲到痛心处，就略略停顿一下，好像是自己在胸口捶打一下”，想不到检讨不到一半，群众就认为他“狡猾”而被打断了。余楠像被打残的癞皮狗，趴在屋檐下舔伤口；朱千里自杀未遂，还继续洗；丁宝桂说：“洗伤了元气了！洗螃蟹似的，捉过来，硬刷子刷，掰开肚脐挤尿，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他们几位“浴客”被反复洗了几次澡，才获通过。倒是杜丽琳声泪俱下，“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而一次通过了检讨。“问题不如别人严重”的许彦成没有打好底稿，没说自己是洋奴，也没人强迫他承认，作完检讨，“大家就拍手通过了”。就这样，文学研究社的“年轻人互相批评接受教育，不必老先生操心。老先生的洗澡已经胜利完成”。

在小说的结尾处，杨绛意味深长地说：

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杨绛以一位女作家特有的慧眼、慧心，静观与体味这一运动的发展，叙述了“洗澡”的前因后果，引人入胜。她的如行云流水般的平淡自然的风格，相信给众多的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其从容、温文、幽默的笔触真实记录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以及知识分子“洗澡”的种种处境，读来令人叹息，掩卷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