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里，杨绛除了翻译以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等多项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累累硕果。

杨绛淡淡的怀旧情绪，在她的散文创作中尤其明显，因而使她的作品不但具有很深的文学价值，同时还颇具史料价值。纵观杨绛全部的叙事散文，多是在追忆往事。这种写作时间与所写内容发生时间的间离，或许只是个人的一种习惯而已，但是这样一来可以不受所谓“现实”的干扰，对所写的东西能看得清楚透彻；二来经历岁月的冲洗，在感情上反而更贴近记叙的对象，保持事实的真实。所以杨绛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阅历的产物。她的散文作品，已经结集的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另有集外散文多篇。

杨绛的《干校六记》是写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生活的。她以“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事”、“误传记妄”等片断，从容平实地折射了干校中人与人的关系，反映了她以“静”判动的美学追求。其实，当时学部干校作为清查“五一六”大本营的基地，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作为这场运动直接受害者的亲属，她内心肯定承受了巨大的隐痛。虽然《干校六记》中反映的学部干校相对和平宁静，正是体现了她的美学追求——含蓄超脱。钱钟书为杨绛《干校六记》所作的序言中特别点明：“‘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随着杨绛的回忆走进她和钱钟书当年的学部干校，那意境似又似“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沧桑，让人犹如置身冬日夕阳。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是平实的叙述，体现她所追求的大智慧、大淡泊。透过这平实淡泊的叙述，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对那扭曲人性的年代所生产的荒谬的抵制、对邪恶的抗争。《干校六记》几场送别的场面，颇能反映平和背后的不满与无奈。

第一次是写杨绛、女儿和女婿为作为先遣队的钱钟书送行。在那“斗斗斗”的年代，让年老体弱又不会照料自己生活的钱钟书独自一人下干校，杨绛是“心有不甘的”，然而杨绛却说：“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让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

第二次写欢送大队人马下干校：“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奔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第三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离愁别恨”的场面：“我们‘连’是一九七○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引者按：原文如此，应为‘德’）。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四次是写钱钟书夫妇送第一批回京的同事：“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虽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回宿舍。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最后一次是写钱氏夫妇作为第二批回京人员，留下者送他们的情景：“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了。……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欣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在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所有这些写送别的文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尽管杨绛的笔调格外地简净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的无奈与惆怅。大音希声，不事渲染，但这却是极其有力的抗争。

干校艰苦的锻炼，结果正如杨绛所言，“我还是依然故我”。她常常“睁着眼”“做我自己的梦”，通过劳动，似乎转变了立场：“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杨绛同时感到，如此“早出晚归”，似乎“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可是让这些教授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这些“老师”对“偷拿”十分在行：“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所以干校要派杨绛等人看管田地，有时她还要追赶偷拿者：“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在杨绛看来，贫下中农的生活太苦了。她的仁慈善良之心处处得到体现。

《干校六记》写的是作者的所见所闻，大多采用的是白描手段，较少修饰乃至于不修饰，虽则尽管是日常琐闻，而视野却十分广阔深邃，处处体现了她的深沉、实在、朴素、含蓄，读来使人感到：去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一切。洞彻久远，傲视当今。《干校六记》一如杨绛往昔的风格，不乏调侃、幽默，人们在看似轻松的阅读中，体会深邃、体会冷峻，体会杨绛她那独特的充满回味的浅笑。

《干校六记》写于一九八○年，一九八一年甫一出版，立即引起读书界的热烈反响。它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外文。二○○○年九月，它与钱钟书的《围城》被一起遴选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一九七九年冬，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杨绛撰写了《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两篇长文，一九八五年以《回忆两篇》为题，结集交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两篇史料翔实、感情真挚的散文。在这里，杨绛记人叙事，一如既往，自然本色，不事修饰，寓隽永于平实。在她的笔下，长辈杨荫杭、杨荫榆等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人们可以看到，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辛亥革命前的老同盟会会员，以后又以道义立身，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名重天下。然而理想未能实现，抑郁而终，令人扼腕叹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曾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作者描写的着墨点是姑母的生活小事，看似琐碎，实则反映她的性格。杨荫榆的怪癖以及不会圆滑处世的个性。

杨绛声称“我也很不喜欢”的姑母杨荫榆，最后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杨绛看似平淡的话语中实则蕴含着无比的义愤。这表明这场全民族的大噩梦在她心灵上刻下的伤痕。

杨绛的散文就是这样非常贴近生活，看似平淡，其实结构精致；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是现代散文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写于八十年代早期的《记钱钟书与〈围城〉》，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她的文化取向：已故胡河清博士作了中肯的分析：

《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即表现出杨绛对于人性的深刻认识。杨绛写钱钟书，主要是以弥漫在他身上的一股“痴气”的内在发展为线索的。“痴气”也者，无非是生命直觉之冲动也。这实际上已包含着属于“魔界”的东西了。而杨绛对此知之甚稔，也自然反映出她文化人格的另一方面。

她以钱钟书小时候的种种“混沌”表现写起。由这“混沌”中生出的“痴气”一开始便带有生命本能自我觉醒的意味。比如杨绛极有趣地描述了钱钟书兄弟俩童年时代戏刺女裁缝女儿宝宝的细节并论曰：“兄弟俩觉得这番胜利当立碑纪念，就在隔扇上刻了‘刺宝宝处’四个字。……这个大概是顽童刚开始‘知慕少艾’的典型表现。”“知慕少艾”便点出了钱钟书的“痴气”之真正属性。到了钱钟书读书的时候，这股“痴气”便大大地旺盛起来。杨绛写道：“许君上课时注意一女同学，钟书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系列的《许眼变化图》.”这时钱钟书的“痴气”已经具备了体验力，开始窥探别人眼神中变化着的“感情流”了。杨绛实在是参透了钱钟书感情世界的流程。她从不正面写钱钟书的感情历史，而只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嗔他的“痴气”。然而在这些“痴”的零星表现下，却很深微地展示了钱钟书生命内力积累、孕育成熟的过程。

钱钟书曾戏称自己是个幸福的已婚的男人，可见他与杨绛琴瑟之好，情笃深至。然而杨绛在传记文字中却并不正面提及他们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只是在笑吟吟地描述钱钟书的“痴气”时，才偶尔透出一些信息来。比如她写到在牛津读书时候的一段轶事，有一次钱钟书趁杨绛午睡未醒之际，在她脸上画了一个大花脸。“他没想到我脸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其中“他不再恶作剧”一句，用中国传统命学的术语说可谓是“云甲空亡泄天机”。在钱钟书的痴气短暂“空亡”的当口，他对杨绛的一片真情便泄露出来。

老子曰：“言者不信，信者不言”，确是千古不易的名理。杨绛的文章言情的笔墨极为简约，而她对世界的体认功夫却极其深挚。

杨绛在文章中多侧面地展示了钱钟书“痴气”盎然的各个层面，她从“书痴”说到“痴福”，自然而然地将“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一句一笔带过，使人感慨丛生：“钱家人常说钟书‘痴人有痴福’。他作为书痴，倒真有点痴福。供他阅读的书，好比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除了下放期间，他只好‘反刍’似的读读自己的笔记和携带的字典。）新书总会从意外的途径到他的手里。他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这又是家人所谓‘痴气’的另一表现。”钱钟书从少年开始，读书“食肠很大”，所谓“博览群书”，毫不夸张。几乎没有他不读的书，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贯彻到学术研究当中，就成为他打通学术壁障的不懈努力。有人考证，百万言的《管锥编》，先引证西方作者就不下千人，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如果把《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书援引的参考书目统计一下，总数估计恐怕数以万计。然而，读者通过杨绛的笔下了解到：钱钟书是活人，而不是木偶；他固属“书痴”，却不是没有生人气味的“蠹鱼”，他不是书的奴隶，而是书的主人。

杨绛从她的亲身体验，为人们勾勒了一个立体的活灵活现的钱钟书，这正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这些正是钱钟书丰富个性的多个侧面。

自从一九八○年钱钟书的《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以来，读者如云，许多人都想了解作者的情况。在胡乔木等人的建议和催促下，她终于写下了《记钱钟书与〈围城〉》（最初收入朱正主编的《骆驼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向世人展示了“文化昆仑”的风采。杨绛在其文中申明“我所记的全是事实”、“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七日，杨绛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以钱钟书之名发表了《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

这篇文章（引者按：指《记钱钟书与〈围城〉》）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快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连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

钱钟书识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杨绛的“附识”是：

我写完《记钱钟书与〈围城〉》，给钟书过目。他提笔蘸上他惯用的淡墨，在我稿子后面一页纸上，写了几句话。我以为是赞美，单给我一人看的，我收了藏好，藏了十五年。如今我又看到这一页“钱钟书识”，恍然明白这几句是写给别人看的。我当时怎么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真是“谦虚”得糊涂了，不过，这几句附识如果是一九八六年和本文一起刊出，也许有吹捧之嫌。读者现在读到，会明白这不是称赞我，只不过说明我所记都是实事。

据此，人们可以相信，《记钱钟书与〈围城〉》，是一篇真实的、可贵的评传，虽然全书一万六千来字，但这丝毫不掩其对钱钟书及其《围城》研究的巨大价值。

杨绛于八十年代中期还创作了长篇纪实散文《丙午丁未纪事——乌云与金边》，这是反映她在“文革”初期经历的力作。一九八七年，杨绛将它与《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合编为《将饮茶》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她还写了《孟婆茶（胡思乱想）》，和《隐身衣（废话）》，作为《将饮茶》的代序与代后记，分别刊于书前书后。

杨绛的《孟婆茶》虽是平淡，但却使人清醒。杨绛在这里，引入了孟婆这一神秘人物。据《佛学大辞典》“孟婆神”条载：“相传孟婆神生于汉代。幼读儒书，壮诵佛经，惟劝世人戒杀吃素。年八十一岁，犹是处女。因姓孟，故称曰‘孟婆阿奶’。时有能知前因者，妄认前生眷属，泄露阴机。上帝教令孟氏女为幽冥之神，又探取世俗药物合成似酒非酒之汤，分为甘、苦、酸、辛、咸五味，孟婆神掌之。使鬼魂饮之，以忘前生。”故杨绛要说，“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虽然语言不平与无奈，其实也是实话。任是何人，到头来总不免要饮一杯孟婆茶。只是，杨绛想推迟喝此茶，这世界山晏河清，她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过她觉得老之将至，不免浮想联翩：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没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位牌。他要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里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站；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可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杨绛历经风风雨雨，道路坎坷，但她并不想立刻就上孟婆店，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她说：“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从八十年代起，她清理自己脑子里多年的生活往事和经历，写下了诸多美文。

杨绛在《将饮茶》一书的代后记中表达自己善良的愿望：夫妇两人“都要一件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并且“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杨绛在新时期出版的另一部散文集是《杂忆与杂写》，由花城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这部集子的缘由和内容，杨绛在《自序》中有所交代：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

第一部分是怀人忆旧之作。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之深到漠不关心。……

第二部分从遗弃的旧稿里拾取。……杨必是杨绛的小妹妹，《记杨必》就是杨绛为怀念已去世二十二年的杨必而作。据杨绛记载，杨必排行第八，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阿必是她们父母的“心肝宝贝”，她性情平和，安静。可是自从她刚刚学会走路，就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看管不住了。

阿必喜爱猫，常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的楼上去看小猫。一次，妈妈看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忙问她怎么了，才两岁多的阿必还不大会说话，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这么小的孩子从楼梯上滚下来，还说着如此幽默的话，一家人既心疼又想笑。杨绛上学回来，专管阿必睡觉，并给她讲故事，两人很亲密。后来，阿必长大，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时，钱钟书正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建国后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业余还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后因急性心脏衰竭遽然去世。对此，杨绛非常痛心她的早逝：“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她还写道：

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阿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不过，杨必幸运的是，她毕竟是没有病苦，“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从字里行间中，分明能够感受到浓郁的亲情。

《纪念温德先生》写的是杨绛与钱钟书在清华求学的老师温德。“他是一个丧失了美国国籍的人，而他又不是一个中国人。”他早年来到中国任大学教授，“他爱中国，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人民。”他最早在中国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放前夕，他保护过进步学生和吴晗等人。杨绛追忆道：“我们夫妇是他的老学生，他和钟书两人又一同负责研究生指导工作，我们该多去关心他，了解他。我们并不推辞。不久，钟书调往城里工作，温先生就由我常去看望。”到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温德被扣上了背了“进步包袱”有“问题”的罪名，钱氏夫妇不得不和他划清界限，“偶尔相逢，也不再交谈，我们只向他点个头，还没做‘站稳立场’，连招呼也不打”。“文革”前夕，杨绛在王府井大街遇见他，“他见了我喜出望外，回身陪我过街，关切地询问种种琐事。我们夫妇的近况他好像都知道。”从那时到一九八六年，又过去了二十年，杨绛再去看望温德时，“他对我看了又看，却怎么也记不起我了。”不久温德去世，杨绛撰写此文，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杨绛还善于写她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人淳朴善良，与她和家人相处友善。《赵佩荣与强英雄》和《阿福和阿灵》回忆的是建国前她家里的几个佣人和门房，“大概浪漫故事总根据民间实习，而最平凡的人也含有不平凡的胸襟。”阿福是有些畸形的男孩，是门房赵佩荣的同乡，阿灵也是个苦命的女人，杨绛母亲可怜他们，收留在家里做佣人，让他们攒钱。后来“阿灵回乡很风光，不再挨打。她简直像旧时代的‘衣锦还乡’或近代的留学回国！”《老王》、《林奶奶》、《顺姐的“自由恋爱”》所写的三人均为杨绛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结识的小人物。一位是热心无私的车夫，另两位则是到了新社会家里仍旧很穷的佣人保姆。然而他们与杨绛都相处得很好。在杨绛眼里，老王非常乐于助人，且为人大方：“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代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相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林奶奶也是一位可怜的老人，诉诸杨绛笔端的是：

因为她穿得太破烂肮脏，像个叫化婆子。我猜想她年轻的时候相貌身材都不错呢。老来倒眉塌眼，有一副可怜相，可是笑起来还是和善可爱。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不肯再直，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虚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也系一条红裤带，六七寸高的裤腰有几层，有的往左歪，有的往右歪，有的往下倒。一重重的衣服就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别。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二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外掉。”

林奶奶白天黑夜的干，省吃俭用，总算积攒些钱在城里买了一间小房子。恰逢“文革”，她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我成了地主资本家！”她还到处受人欺侮，东西被人偷走。杨绛帮她存下的“防老钱”，被儿女骗去。最后，病困而死。

杨绛家里的另一位保姆顺姐也是一位可怜的妇人。她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在解放后仍然遭受夫家的欺凌。总在干活，没有享受。她和林奶奶一样，把杨绛当成自家人，心里有什么话，总要对杨绛倾诉。杨绛对她们倾注了深深的同情。

石华父是陈麟瑞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是杨绛夫妇的老朋友。陈麟瑞不幸于“文革”中“暴病”去世。杨绛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柳无非，得知陈麟瑞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只得自吟“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杨绛记得他生前常对她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而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

杨绛每念及此，就有无穷的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杨绛的《怀念石华父》写于一九八五年。她追忆道：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谦谦君子的可敬形象。

《读〈柯灵选集〉》一文，是杨绛应约为《现代作家选集》里的《柯灵选集》所作的序言。杨绛以柯灵选集所收的散文、杂文、小说、论文为例，称赞他的为人为文，她说：“和柯灵同志略有交往的人，都会感到他和善诚挚。如果无缘和他深交熟识，读了他的文章，就能看出他的和善诚挚不同一般。他和善，因为处处把自己融和在人民群众之间。他诚挚，因为抱有坚定的信念，指引他为国为民，忠贞不渝。用他自己的话说，‘人民有不可违拗的意志’，所以他的和善会变成勇猛。而他对自己信念的诚挚，使他在艰苦中也不灰心丧志，能变方换法，为他信奉的理想奋斗。这样的人，聪明不外露而含蕴在内，他并不光芒射人，却能照见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杨绛认为，柯灵的写景散文，“情景交融，很有诗意”。“可是作者并不像杜少陵那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或陆放翁那样‘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露出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他的忆旧散文“带些惆怅迷惘之感，可是并非流连过去，而是要冲破陈旧，另开新局。逗留在他记忆里的是那些碌碌终身、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或筵前卖笑的妓女，戏院里卖糖的孩子”。他的悼念之文“充满了作者坚守不渝的信念”；他的杂文是“忧时愤世之作”，他的小说“似散文”，写得亲切自然，“好像随笔记下些身经目击的事”；他的评论文章“不作随声附和的判断，而有独到的见地，并流露出他从不卖弄的丰富学识”。杨绛的评论，有据有实，客观自然，不愧为一篇文情并茂的序文。

傅雷也是杨绛夫妇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文革”风云骤起，傅雷夫妇双双饮恨而亡。但是，杨绛与钱钟书时常怀念傅雷夫妇，常“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特别是杨绛，她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为世人留下傅雷特有的性格和形象，读了为之击节：

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在杨绛的记忆中，傅雷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他们一起交往，一起品文谈艺，一起探索……然而，这极有价值、极富意义的交往，随着翻译家的含冤去世而中止。

杨绛八十年代以来在文学创作上蔚为大观。特别是散文创作较之四十年代有着很大的突破。四十年代她的散文创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浑然一体，竟无矫揉造作，一切似乎都在不经意中完成，正应了一句古诗：“庾信文章老更成。”读杨绛的散文，恰如品味一壶明前龙井，清雅、醇和、隽永，令人难忘，回味无穷。

杨绛的散文，开创了新时期散文美学的新天地，文章表现出的静观的态度，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的“静穆”，可有一比。

首先，杨绛具有对于人生、历史和社会的深刻理解，没有这种理解，就不可能有这种静观的态度。

其次，从根本上讲作者深入地把握人生、社会和历史，她从容地写出命运的事情，表现人类的痛苦，她的散文作品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激荡的历史。

第三，杨绛这种静观的态度使她能够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所介绍的内容是有关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行文都含蓄、简约，其思想、情感，不予以特别强调，宁肯少说一点儿，给人多些可以回味的东西。所以杨绛的散文处处散发着大气的美，成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