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夏天，外文所的“牛鬼蛇神”陆续得到“解放”。被解放的从“牛棚”出来叫“下楼”。杨绛是所里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

当然，从“牛棚”“下楼”，还得作一番检讨。杨绛“认真”作完检讨，满以为革命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她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杨绛呆了半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她的笔记本打开，放在她眼前，叫她自己看。

杨绛看了半天，才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之讹，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她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在她的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这可能是杨绛开会时，由于连日疲劳战术，眼目惺忪，一不小心走神将“大跃进”写成了“大妖精”。对此，严肃的革命群众是不能容忍的。

这时，杨绛即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她下意识蔑视作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她蔑视的是“大跃进”，也许就把她吓倒了。可是作报告的首长正是杨绛敬佩而爱戴的，从她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杨绛的“下意识”，她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杨绛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令她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杨绛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

“你应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

杨绛抗议道：

“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

“头头”不搭理。杨绛也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于是自己解放了自己。事后，杨绛说：“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听来使人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在杨绛的晚年，她痛陈“四个妖精”与“堂吉诃德”的渊源关系：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功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下楼”后，杨绛想试探自己的身份，恰巧那时正在发放《毛泽东选集》和他老人家的像章，她居然也得了一份，据此，她自认为自己已经归属于革命群众之列了。

杨绛下了楼，心里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堂吉诃德》翻译稿。她曾想尽办法，试图把“堂吉诃德”救出来。她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她的“黑稿子”，让她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她，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她的那一份找不到了。

杨绛每天收拾女厕所，费不了多少时间，其他人往往还没扫完院子。她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从堂吉诃德“被俘”后，她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她的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她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也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杨绛他们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她忽然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那包《堂吉诃德》译稿。她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别人：

“我的稿子在这里呢！”

杨绛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所虽然不是她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所，她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再抱回家去。当然会有重重险阻，她且走一步是一步。当时监视他们的是个老干部。杨绛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同是“牛鬼蛇神”的一个人指着她大喝一声：

“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杨绛。

杨绛生气说：

“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她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

“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杨绛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

看管者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杨绛放在哪里都行。杨绛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她又把稿子取出，小心地放在书柜顶上，叹了口气，硬硬心肠，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这时，杨绛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她的译稿，因为她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

学习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

对方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嘴里答应却不发还。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学习组长。杨绛在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情况，立即找来，交给了杨绛。

杨绛好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女，连忙抱在怀里，藏回家去。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杨绛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本所的“黑”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陈旧破败。他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

杨绛出于“共济”的精神，大胆献计说：

“别撤帘子！”

他们问：“为什么？”

杨绛回答：“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做准备。”

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杨绛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大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有撤下。

杨绛的这番话，体现了中国式的“政治智慧”。不过，这样的知识分子一多，像鲁迅所说的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局面，仍将维持下去。要打破这种局面，就必须把“帘子”撤下来！

杨绛呆的那间屋子里没有暖气片，所以给他们装了一只大火炉。他们自己去拾木柴，拣树枝。她和文学所的木工老李较熟；她到他的木工房去借得一把锯子，大家轮着学锯木头。他们做小煤饼子，又搬运煤块，轮流着生火和封火；封灭了第二天重生，检查之类的草稿正可用来生火。学部的暖气并不全天供暖，他们的炉子却整日熊熊旺盛。两位领导都回家吃饭，他们几个“老先生”各带一盒饭，先后在炉子上烤热了吃，比饭堂里排队买饭方便得多。他们饭后各据一隅，拼上几只椅子权当卧榻，叠几本书权当枕头，胡乱休息一会儿。起来了大家一起说说闲话，讲讲家常，虽然不深谈，也发点议论，谈些问题。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学……

杨绛事后感叹：“我们既是文人，又是同行，居然能融融洽洽，共有帘子的蔽护和炉子的温暖，实在是难而又难的难友啊！”

以群众动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把群众鼓动起来了，他们对各类问题上的分歧，衍化成派别对立。当时学部各派群众为了表示组织的纯洁，不断地被对方指摘的人保起来，抛出去，唇枪舌剑，无休无止，一片混乱。

这时，人们已不再有兴趣去理会那些已被打成死老虎的“反动学术权威”，杨绛和钱钟书等人暂时得以“喘息”，当了一会儿“逍遥派”。

好景不长，不久军宣队、工宣队便进驻学部。到了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还在接受军宣队、工宣队的“再教育”。杨绛夫妇和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至十人一间，过上了类似“集中营”的生活。他们每天清晨练操，上午、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杨绛和钱钟书作为年老体弱者，搬回家住，学习时间减为上下午两个单位。

他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军宣队、工宣队后来管束稍懈，他们就经常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