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会开后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消息，还点了杨绛的名，说什么：“×××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杨绛自认为，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三十多年后回首往事，她说：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被称作“洗澡”的运动中，都像杨绛那样富有韧劲，夯实了与命运搏击的基础，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落了。在杨绛记忆的荧屏里，便留下若干影子。

杨绛一九八八年撰写的《忆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例。高崇熙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大家都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却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杨绛、钱钟书夫妇尽管不善于交际，也和高家有些来往。他们发现高崇熙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一九五一年秋季的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杨绛夫妇一时兴起，想出去走走。杨绛还记得高夫人送过鲜花来，还未去道谢。他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杨绛和钱钟书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高太太进城去了，家里只有高崇熙一人。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钱氏夫妇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他请两人坐下，拿了两只玻璃杯，为他们斟了两杯水。高崇熙笑得很勉强，与他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

钱钟书乘机问起他们厂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杨绛凭着女性的敏感，觉得高氏“心情不好”，自忖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是路过，顺道看看，还要到别处去。说完便起身告辞了。

高崇熙并未挽留，却殷勤送他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夫妇俩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杨绛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杨绛他们往远处去。

在回家的路上，杨绛和钱钟书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些纳闷——高崇熙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真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杨绛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钱钟书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杨绛道。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哦，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他们俩怎么也没有想到，高崇熙正在打自寻短见的主意！

只过了一天，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化工厂的高崇熙昨天自杀了。据说星期一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高夫人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回隔壁卧房看见高崇熙倒在床上，脸已变黑，他服了氰酸。

听到噩耗，杨绛既后悔又心酸：“只恨我们糊涂，没有及时了解。”杨绛在回忆这件事时，最后还不忘捎带一句：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

还有一位人物，也使杨绛难以忘怀。那时，杨绛常常带女儿去燕京东门外买水果的果园名叫虞园，园主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家，杨绛和他很熟。

虞先生约莫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和蔼可亲，富有教养，有一次杨绛和女儿进园，就看见虞先生坐在树阴里看一本线装书。杨绛很愿和他聊聊天。

当小孩子进园买果子时，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杨绛还常看见他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这称呼的口气里带着拥护爱戴的意思。

杨绛和女儿去买果子，有时是工人掌秤，有时虞先生亲自掌秤。桃子熟了，虞先生给个篮子让他们自己挑好的从树上摘。他还带杨绛下地窖看里面储藏的大筐大筐苹果。

“三反”运动刚开始，杨绛发现虞园气氛反常。一小部分工人——有些工人的气势好像比虞先生高出一头。有一天杨绛去果园，开门的工人对她说：

“这园子归公了。”

“虞先生呢？”杨绛问道。

“和我们一样了。”

杨绛这才知道，虞先生同其他工人一样，成了果园的雇员，拿同样的工资，但他并不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一次杨绛看见虞先生仍在果园里晒太阳，不过离果子摊儿远远的。他说，得离得远远的，免得怀疑他偷果子。还说，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杨绛总是劝他把事情看开些，得随着时世变通，反正他照样为自己培植的果树服务，不就完了吗？果园毕竟是身外之物呀。

但是虞先生想不通，他自己学的园林学，也从事体力劳动，为何说他剥削人家，他受不了日常难免的腌臜气。他闷了一程，病了一程，终于死于非命——自己触电去世。杨绛为这一位朋友的不幸遭遇动容、伤心。因而在事隔三十年后，她写下了沉痛的《“吾先生”——旧事拾零》一文。

“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后，知识分子的心境如何呢？杨绛的《洗澡》中的丁宝桂和朱千里两人的对话，正可佐证——

丁　反正咱们都过了关了。从此以后，坐稳冷板凳，三从四德就行。他多一百斤二百斤，咱们不计较。

朱　不是计较不计较，洗了半天澡，还是他最香吗！

丁　反正不再洗了，就完了。

朱　没那么便宜！

丁　难道还要洗？我听说是从此不洗了。洗伤了元气了！洗螃蟹似的，捉过来，硬刷子刷，掰开肚脐挤屎。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朱　这是一种说法。可是我的消息更可靠。不但还要洗，还要经常洗，和每天洗脸一样。只是以后要“和风细雨”。

丁　怎么“和风细雨”？让泥母猪自己在泥浆里打滚吗？

以后的形势诚如书里的人物所言，学术文化界的“左祸”愈演愈烈，知识分子的祭坛慢慢地开始“升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