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钟书与傅雷一家的交往。对此，请看杨绛如下的回忆：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做“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傅雷（1908～1966年），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与杨绛、钱钟书可以说是先后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当时家住上海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杨绛、钱钟书一家先住在辣斐德路，后搬至蒲石路（今长乐路），均在霞飞路附近，因此杨绛在上述引文中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

一九四六年起，钱钟书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杨绛则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夫妇双双育英才。四十年代，杨绛还写过不少散文，其理趣、文笔十分见好，我们打开一篇《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目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像。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像。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像丁尼生诗里的“夏洛特女郎”，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又如《喝茶》，广征博引，充满了书卷气息：

曾听人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吃了咋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杨绛作于这时的散文作品还有《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显得纯真自然，雅俗共赏。她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当中虚夸、浮躁、雕饰等种种流弊的影响，而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义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在晚年，杨绛对自己这段生活，有过追忆，她告诉我们：“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制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