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杨绛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

杨绛和圆圆在钱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钱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糙。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椅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椅子，就交给了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钱钟书很窝囊地笑说：

“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女儿的话一字字记住了。钱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钟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钱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并不重要，反正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从此钱钟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钱瑗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她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她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在写东西，其中有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可以读一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撅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撅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钱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传的。所以钱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他像“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而清华方面却杳无音讯。一直到这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钱钟书再想离开也出不去了，只好与夫人厮守在一起，苦度上海的沦陷生活。

刚开始钱钟书没有工作，后来，杨绛父亲杨荫杭就将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女婿，使他有了一份工作，这样生活才有些着落。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一九四二年春，钱钟书被该校聘为教授，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杨绛的小妹妹杨必（1922～1968年，翻译家）正在这所学校读书，钱钟书教过她。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陈麟瑞（1905～1969年，笔名石华父），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他到震旦任教，就是钱钟书介绍的。陈麟瑞夫妇与杨绛夫妇是挚友，杨绛说过，“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陈麟瑞在杨绛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忠厚长者，他教学认真，创作严谨。“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的要求更加认真。”陈麟瑞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海葬》等多部话剧。他对杨绛帮助颇多，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他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在他藏书中有半架子英文法文的《笑的心理学》之类的著作，杨绛曾向他借阅过。

在杨绛夫妇的记忆里，陈麟瑞是一位最随和、最宽容的朋友，他曾笑呵呵地指着钱钟书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在杨绛夫妇的朋友当中，李健吾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健吾（1906～1982年），山西运城人，他是钱钟书与杨绛在清华的先后校友。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文系，次年接受朱自清的建议，转外文系学习法语。一九三○年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赴法国巴黎语言专修学校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同时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从事剧本创作。除改编外国戏剧外，还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李健吾不仅是剧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杨绛的喜剧就由他执导过。

“孤岛”期间，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得以出版，陈麟瑞、李健吾作为审阅人，帮助不少。对此，钱钟书夫妇为了表示谢意，曾一起小聚一次。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谈起了戏剧，陈麟瑞、李健吾竭力鼓动杨绛写写剧本。杨绛正是在他们帮助鼓励下步入剧坛的。

杨绛说过，上海全部沦陷后，她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她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这里先回顾一下她的教学生涯，特别是其中堪称“惊险”的遭遇。

杨绛上课的小学起初还未被日军管辖，这所学校是半日制的小学，只在下午上半天，虽然课程多、路远，但因生活所迫，她也只好接受做了代课老师。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为了糊口，她“乐此不疲”。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道：“……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法租界与位于公共租界的上课的学校，相距颇远。她每天都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然后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那时电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鬼子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便低着头过去了。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去。不过日本兵上车时，全体乘客都要起立，听候他们的检查。

有一次，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被日本兵觉察到了，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吐着一字字大声道：“岂有此理？！”

车上原本就十分安静，杨绛的怒骂发作，更使车上的静默立即上升到最高度，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只见日本兵与杨绛对视，杨绛也毫不示弱，啊唷！圆睁地瞪着前面的车窗……国难家仇使她愤怒异常。两人相持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才转过身去，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地走出去。

电车这时又开动了，同车厢的乘客吓得惊魂失措，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才缓过神来，恰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有人喘了口气说：

“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杨绛没有搭理，一肚子没好气。车开过了好一段路，她才庆幸自己没闯大祸，躲过灾难。为了不受此罪，杨绛从第二天起，情愿步行，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

直到那所半日制的小学也被日寇接管，杨绛才不再当“孩子王”。

其时，钱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见面以后，校方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酬金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钱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

“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