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的野蛮行径，罄竹难书。杨绛家里的遭遇，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切片。

苏州沦陷，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被迫关闭。杨绛回到上海不久，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就找上门来，与杨绛商量在租界开办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事宜。此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王季玉认为校长之职非杨绛莫属，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杨绛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

说干便干，学校的牌子很快就挂上了。不久又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位热心教育的女教育家任命自己的学生杨绛为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只能勉为其难，自谓好比“狗耕田”，当了校长。

在那段时间里，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校长杨绛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只好靠鱼雁传递信息，倾诉思念之情。

一九三九年初伏，钱钟书自昆明先发电报给杨绛，然后由西南联大回到上海家中，探望妻儿和母亲、叔父等人。这时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杨绛的爸爸叫她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岳父这边也很开心。

杨绛表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她大姐听到吵架，就命令他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钱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齿伶俐，应对敏捷。钱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岳父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钱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但他每天早晨第一事就是去辣斐德路钱家向长辈请安。当时，杨绛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开学前很忙，杨绛不能陪钱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钱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他的爹爹来信，叫他到湖南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又可以侍奉父亲。原来早些时候，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应他的老友廖世承（1892～1970年，著名的教育家）的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钱钟书来沪探亲期间，他父亲频发函电，称自己老病，要儿子也去蓝田教书，以便照料自己。恰好师院院长廖世承来上海，他反复劝说钱钟书去当英文系主任，一边伺候父亲，一边授课，公私兼顾。

杨绛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钱钟书并不愿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杨绛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应该向家人讲讲不去的道理。

杨绛和钱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她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杨绛也尽力伤他。然后她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夫人说杨绛对、钱钟书错。杨绛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

常言道：“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他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他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他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杨绛。他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杨绛却觉得应该争执。

杨绛等钱钟书到了钱家去，就一一告诉了自己爸爸，指望听爸爸怎么说。可是她爸爸听了脸上漠无表情，一言不发。杨绛是个乖女儿。爸爸的沉默启她深思。她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别人只能陈说别人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她记起他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定，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于是，杨绛抽空陪钱钟书同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边，她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钱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杨绛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可是她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她对丈夫只有同情的份儿了。她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他增加苦恼。

钱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也就是按照他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杨绛曾陪过他一两次。钱钟书在九月中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写了信，叶氏未有回答。十月初，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钱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杨绛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钱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而杨绛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杨绛曾说过，“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钱钟书刚刚离开上海，杨绛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贻琦校长的电报。可是他们夫妇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

钱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杨绛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这份回电现在还存放在清华的档案中）。后来杨绛回忆说，钱钟书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她寄的信和转的电报。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实在是万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杨绛晚年在其回忆录《我们仨》还披露，“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陈未有一语挽留。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他就像我朋友蒋恩钿带我看清华图书馆一样地自幸又自豪。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籍华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杨绛与钱钟书告别以后，继续她的“狗耕田”工作，当她的校长。关于她在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经历的资料不多，兹有杨绛的一篇短文，谨摭取之，从中可见当时办学之艰难：

我们的事务主任告诉我，凡是挂牌子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区地痞流氓的头儿送节赏。当时我年纪未满三十，对未曾经历的事兴趣甚浓。地痞流氓，平时逃避都来不及，从不敢正面相看，所以很想见识见识他们的嘴脸。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我的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我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行？”他笑说：“你看看去吧。”

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

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

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

他说：“××啊？伊是‘瘪三’！”

“前天还有个××呢？”

他说：“伊是‘告化甲头’。”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

他翘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相人啦！”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侧，四个浓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里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对付。

我把这枚稀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儿们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么把名片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

这所振华分校，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告停办。杨绛又告失业了，当然这样她也可以避免地痞流氓的骚扰打秋风了。

杨绛除在振华分校谋事外，同时她还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她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杨绛爸爸的家，则由其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她的女儿圆圆长得惹人喜爱。她的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外祖父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杨绛认为，圆圆得人怜，是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出过痧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疾病，病后肠胃虚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妈妈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杨绛四楼上的三姨和她们很亲，她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杨绛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她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她“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拿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她外公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这时，圆圆已能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钱钟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杨绛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外公对圆圆头特别宠爱。杨绛姊妹兄弟，没一个和爸爸一床睡过，而以前爸爸的床还大得很呢。逃难上海期间，外公的床只比小床略宽。午睡时圆圆总和外公睡一床。外公珍藏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那是外婆独出心裁特为外公做的，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外公把宝贝枕头给圆圆枕着睡在脚头。

杨绛觉得圆圆看书识字，与她父亲翻书一个式样。她什么时候学来的呀？钱钟书在来德坊度假没时间翻书，也无书可翻，只好读读字典。圆圆翻书像她爸爸，使母亲很惊奇也觉得很有趣。

一九四○年秋末，杨绛弟弟从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杨绛的女儿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她爸爸屋里。而此前钱钟书曾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钱基博原先说，一年后和钱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钱钟书是和徐燕谋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杨绛知道自己的弟弟即将回家，家里挤，钱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

圆圆将随杨绛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

“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的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杨绛不在场，据圆圆的大姨说，不易落泪的外公被圆圆哭得也落泪了。

钱钟书回家不成，母女俩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又把房子退了，重返来德坊。她们母女在外公身边又过了一年。

这时，圆圆已识了许多字，杨绛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母亲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她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杨绛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任母亲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硬币那么大。

圆圆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母亲还要改大叠课卷，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杨绛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杨绛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她只好把书藏起来，为女儿另买新书。

杨绛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而丈夫钱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她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颇像爸爸。许多年过去了，钱瑗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母亲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