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治学兴趣，着重点还是在法国文学上。因此，在牛津大学最后一年，钱氏夫妇就请友人为他俩在巴黎大学注了册。这样，他们便结伴来到巴黎。

他们大概是在女儿圆圆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时候，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进入法国国境，然后乘火车到巴黎，住入朋友为他们在巴黎近郊租下的公寓。

在杨绛的记忆中，他们的圆圆穿了长过半身的婴儿服，已是个蛮漂亮的娃娃。一位伦敦上车的中年乘客把熟睡的圆圆细细端详了一番，用双关语恭维说，“a China baby”（一个中国娃娃），也可解作“a china baby”（一个瓷娃娃），因为中国娃娃肌理细腻，像瓷。这番话惹得杨绛颇为得意。

杨绛因钱钟书不会抱孩子，把应该手提的打字机之类都塞在大箱子里。他两手提两只小提箱，杨绛抱不动娃娃的时候可和他换换手。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她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请出来，让她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

杨绛第一个到海关，很悠闲地认出自己的一件件行李。钱钟书随后也到了。海关人员都争看他们的“中国娃娃”，行李一件也没查。他们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没打开一只箱子，笑嘻嘻地一一画上“通过”的记号。对此，杨绛顿生好感：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巴黎大学的历史悠久，创办的时间比牛津大学还早一个世纪，但是它的学风却比牛津宽松自由。杨绛体会到了两所大学的不同风格，不敢也不愿稍加松懈。

杨绛他们客居的公寓的主人名叫咖淑夫人，她是一名退休的邮务员。她用退休金买下一幢房子出租，兼供部分房客的一日三餐。伙食很便宜，却又非常丰盛。她是个好厨师，做菜有一手。她丈夫买菜不知计较，买了鱼肉，又买鸡鸭。饭摆在她家饭间里，一大桌，可坐十数人，男女都是单身房客。杨绛他们租的房间有厨房，可是他们最初也包饭。替他们找到这所公寓的是留学巴黎大学的盛澄华。他到火车站来接，又送他们到公寓。公寓近车站，上车五分钟就到巴黎市中心了。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学生为数众多，过境观光的旅客不算，留学欧美而来巴黎度假的就很多。杨绛每出门，总会碰到同学或相识。当时寄宿巴黎大学宿舍“大学城”的学生，有一位H小姐住美国馆，一位T小姐住英国馆，盛澄华住瑞士馆。其他散居巴黎各区。

与杨绛经常来往的是林黎光、李伟夫妇。李伟是清华同学，中文系的，能做诗填词，毛笔字写得很老练。而林黎光专攻梵文，他治学严谨，正在读博士。他们有一个儿子和杨绛的女儿同年同月生。

杨绛听李伟说，某某等同学的孩子送入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按规定的时间。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这等训练，钱钟书当然也舍不得。

杨绛对门的邻居是公务员太太，丈夫早出晚归。她没有孩子，常来抱圆圆过去玩。她想把孩子带到乡间去养，就对杨绛说：

“乡间空气好，牛奶好，菜蔬也好。”她试图说服杨绛把孩子交托给她带到乡间去。她又说，你们去探望也很方便。

如果这话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杨绛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她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天亮，没哭一声。

杨绛夫妇两人却通宵未眠，他们牵心挂肠。好在对门太太也未便回乡，她丈夫在巴黎上班呢。她随时可把孩子抱过去玩。他们夫妇需一同出门的时候，就托她照看。当然，他们也送她报酬。

杨绛夫妇在巴黎的生活比较自由自在——因为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如释重负。他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他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因此他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他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这种想法逐渐影响到杨绛，因此他们虽然继续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但只按各自定的课程读书。

这样，杨绛和钱钟书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坐一会儿咖啡馆，注意从社会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愤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那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多，有勤工俭学的，有来访问的等等。他们当中有吕叔湘、王礼锡、向达、徐、罗大冈、王辛笛、盛澄华等人。钱氏夫妇与他们时有过往，对此，诗人王辛笛为我们留下了点滴回忆，他说：“一九三六年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华窗友盛澄华（1913～1970年）寓处。适巧钟书偕其夫人杨绛也由牛津来巴黎，同住在拉丁区，与盛处相去不远。澄华专攻纪德作品，并常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在抗战期间译出《伪币制造者》等问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惟学位头衔是务，钟书对此颇有好感。大家在街头朝夕不期而遇，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杨绛记忆所及，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人物禇慎明即取材于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相识。她说：禇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禇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在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其实，禇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钟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钟书把禇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这无疑是杨绛他们在巴黎生活的一段插曲，当然在钱钟书的小说里便演绎成十分有趣的情节了。

其实，继在牛津的两年之后，杨绛夫妇在法国巴黎的这一年也很重要，这不仅能使杨绛更深入地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以及语言特点，而且更给她所掌握的多种欧洲语言提供了实地考察、运用和体味的良机。

诚如杨绛所云，钱钟书在巴黎的这一年，自己下工夫扎扎实实地读书。法文自十五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到十八十九世纪，一家家读将来。德文也如此。他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这是爱书如命的钱钟书恣意读书的一年。他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杨绛的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她。

杨绛夫妇的交游不广，但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他们经常接触到一个小圈子的人，生活也挺热闹。向达也到了巴黎，他仍是钱家的常客。林黎光好客，李伟能烹调，他们家经常请客吃饭。就这几个人，就够热闹的。

杨绛他们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杨绛自认为两人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也真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他们爱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他们就自己做饭了。

杨绛的女儿长得越来越乖，大人为她买了一只高凳，买一本大书——丁尼生的全集，字小书大，因没人要，很便宜。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学父母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钟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钟书的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杨绛如是说。

在留学英法期间，作为作家的杨绛仍在闲暇之时，进行文学创作，散文《阴》是其中的代表作，文质素淡，意蕴久远；落笔虽淡，动情却真：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的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天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霉，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望空撒了一匹轻纱，荡爬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思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遮着阳光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回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了所有的阴。由景及人，丝丝入扣，似写意，又似工笔。

杨绛出手不凡，她的文学成就，已然起步，且起点不低，她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杨绛回忆道：“我在牛津产院时，还和父母通信，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我们迁居法国后，大姐姐来过几次信。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

杨绛与钱钟书是喜欢巴黎的，他们原本也是可以多待一些时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美好的河山，国难当头，祖国在召唤，他们摒弃一切，准备马上回国。这时候，杨绛夫妇与许多侨居法国的华人一样，非常关心时事。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篇社论，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其中《我们的主张》社论，在他们眼里，尤为激动人心：“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声声召唤，字字惊醒。

杨绛与钱钟书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的征程。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过，“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