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的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有时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于是杨绛请他一起吃饭。

司徒亚是杨家另一位常客，他是钱钟书同一学院同读B•Litt学位的同学，他和钱钟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门是古文书学，一门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

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杨绛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她是女人，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她向他们指出正好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这才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她一同学古文书学。她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

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钱钟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

这一学年，是杨绛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和房东达蕾女士约定，假后还要回来，届时住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为另一家租户将要搬走了。于是他们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轻装出去度假，到伦敦、巴黎“探险”去。

杨绛他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韩带他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钱钟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只会和夫人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同时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在巴黎，杨绛他们遇到的同学更多。晚年的杨绛已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钱钟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钱钟书和其他二人不熟。他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他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杨绛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对此，杨绛很得意。她和钱钟书同到瑞士去，有她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钱钟书和她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他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

杨绛夫妇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杨绛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她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杨绛夫妇这两位大会代表遇到可以溜走的机会，一概逃会。日内瓦风光旖旎，素有“万国之都”的美誉。他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企图”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钱钟书作诗吟诵，分外浪漫多情：

莱蒙湖边即目

瀑边淅沥风头湿，

雪外嶙峋石骨斑。

夜半不须持挟去，

神州自有好湖山。

但是对重要的会，杨绛夫妇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他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而英文的讲稿，则是由钱钟书撰写的，发言的反响还不错。

杨绛夫妇从瑞士回巴黎，就在巴黎游览了一两星期。

当时他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杨绛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他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他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他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钮先铭在《记钱钟书夫妇》一文中追述了他们在巴黎相遇的过程，从中我们略知钱氏夫妇的行踪：

一九三六年，我和程思进——程天放先生的令侄，同住在巴黎多纳福街的小公寓里，位置在巴黎大学的后方，是学生的聚散地，五区又名拉丁区，本是法国的文化中心。

有一天我与思进刚将走出公寓的门堂，看见一对夫妇也走进来，正用着英语在商量着想租一间公寓。都是东方人的面孔，男的留着一小撮希特拉式的胡子，女的梳的是马桶盖的娃娃头。二十多岁的一对青年，这种打扮，人在法国，而说英语，真是不伦不类！因之引起了我和思进的注意，认为是日本人，我和思进都曾留学过日本。

这就是钱钟书和杨季康一对夫妇。从此我们四人就做了好朋友。但时间不长，因为钟书夫妇是从英伦来度假，藉以搜集一点法国文学的资料。

我们的友谊进展很快。思进学理科，我学军事，钱氏夫妇学文学，各人的知识有相互交流的新鲜，地域跨越欧亚和日本、法国、英伦的国界，有摆不完的龙门阵！有一点是我们这四人帮所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

记得正逢七夕，我们一同到罗衡、张帮贞两位女同学所住的地点罗帮森森林去赏月；钟书从他厚厚的近视眼镜仰望着满天星斗，高兴地说：

“月亮不仅外国圆，星星也比中国亮；你们看，牛郎正吹着横笛，是CharlesCamille Saint-Saens所作的曲子……”

“珊珊斯是谁？”我问着。

“是法国的作曲家，所作曲子，最有名的是《死的舞蹈》。”这回是杨季康的答复。

钟书不理会他太太的插嘴，反过来对我说：

“老钮，你谱《鹊桥仙》的调子写一首词，让老程来画张画，我来写题词。”

“好！我填词！”我说着，同时我就念了两句《鹊桥仙》的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胡扯，那是秦少游写的，我要你作。”钟书还是盯着我。

我对词根本没有修养，只好岔开说：“季康，我们三个大男人都有任务，你呢？这不公平！”

“我呀！只要和钟书朝朝暮暮相会就够了！”季康拉着钟书的手，圆圆的脸，笑起来像个洋娃娃。

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对文学有一股奔放的思想，对于东西双方的文化都有极深的造诣，季康也不赖，真是一对天上的仙侣、人间的鸳鸯，而却是只羡鸳鸯不羡仙！

……

三个月的暑假过得很快！钟书夫妇终将回英伦去，临别他送我一首五律，是借用程思进的毛笔写的，可以说是写作俱佳，文情并茂。本来他早想露一手的，所以才在七夕文会上要拉程钮两氏来陪衬。可惜我和老程都想藏拙，根本没有答理这回事。

这里提及的钱钟书所写的五律，不知是否还存世。不过我们今天在《槐聚诗存》中倒可以读到以下两阕诗作。

巴黎咖啡馆有见

评泊包弹一任人，

明灯围里坐愔愔。

绝怜浅笑轻颦态，

难忖残羹冷炙心。

开镜凝装劳屡整，

停觞薄酒惜余斟。

角张今夜星辰是，

且道宵深怨与深。

清音河上小桥晚眺

万点灯光夺月光，

一弓云畔挂昏黄。

不消露洗风磨皎，

免我低头念故乡。

电光撩眼烂生寒，

撒米攒星有是观。

但得灯浓任月淡，

中天尽好付谁看？

从这些诗作里，我们或许能看到杨绛与钱钟书在巴黎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作为海外学子，他们的心始终向往着祖国母亲。

回到伦敦，杨绛发现达蕾女士这次租给他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更好。他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他们方知电费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杨绛还继续承担照顾钱钟书生活的重担，她围上围裙，卷起袖口，每天都要准备张罗两人的饭菜。她把做午饭作为自己的专职，钱钟书只当助手。她有时想，假如我们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钱钟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

不过，钱钟书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很担心爱人容貌受损，便幻想着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能给一副“辟谷方”，可以不用吃饭而长命百岁，他做诗说“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读来情意浓郁，趣味盎然。

其实，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谷。他在另一首诗里则说“鹅求四足鳖双裙”，他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钱钟书笑她死心眼儿，做诗不过只是做诗而已。

钱钟书几次对夫人说，我教你做诗。杨绛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

杨绛后来说，她做学生时期，课卷上做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她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丈夫一起谈诗论诗。他们也常常一同背诗。他们发现，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新性，忘不了。

返回牛津后，杨绛怀孕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杨绛夫妇也不例外。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他们的女儿确实像钱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钱钟书在这年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夫人：“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并笑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玩笑归玩笑，钱钟书还是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

钱钟书回答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他们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杨家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杨绛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5月12日）。但他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

杨绛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死”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杨绛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杨绛：“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

护士眼看她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杨绛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一位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杨绛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当时杨绛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钱钟书这天来看了夫人四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她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杨绛得知丈夫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

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钱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

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杨绛乘电梯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统房间，三十二个妈妈，三十三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她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了又还给妈妈。娃娃都躺在睡篮里，挂在妈妈床尾。她很羡慕娃娃挂在床尾，因为她只能听见阿圆的哭声，看不到孩子。护士教她怎样给娃娃洗澡穿衣。她学会了，只是没她们快。

钱钟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原来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

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她说：

“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正由于杨绛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杨绛说的“不要紧”这句话。他们在伦敦“探险”时，钱钟书额骨上生了一个疔。杨绛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杨绛做热敷。

杨绛安慰钱钟书说：

“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杨绛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不出几天，就把粘在纱布上的最后的东西连根拔去，他的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杨绛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杨绛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不听。放眼社会现实，他们没有生第二个孩子，毕竟与这个大灾大难的时代大有关系。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杨绛介绍说，“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不久，钱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同届一位留学牛津的庚款生，口试后很得意地告诉钱钟书说，“考官们只提了一个问题，以后就没有谁提问了。”不料他的论文还需重写。钱钟书同学院的英国朋友，论文口试没能通过，就没得学位。钱钟书领到一张文学学士文凭。他告别牛津友好，摒挡行李，一家三口就前往法国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