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任教已满两年，完成了国内服务期。他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早在一九三○年九月，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协定，英方归还中方庚子赔款。翌年四月，设立专门管理这批款项的董事会。管理方法是，先以基金借充兴办铁路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然后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主要以举办留英公费生考试、资助国内优秀人才到英国学习为主要内容。

这一留英考试先后举行过八次，钱钟书参加的是第三次，考试时间在一九三五年的四月。当时报名人数总共290人，应考人数有262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钟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达到87.95分。

钱钟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其时，杨绛即将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当时该院各部毕业生都送出留学，惟独外语部例外，毕业也不得出国，欲出国必须自费。

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钟书结婚，再一同出国。那时，她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于是和老师商量后用论文代替，未取得文凭便提前一个月回家。

匆忙之中，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马上收拾好行李就动身。

这天，杨绛所乘的火车到达苏州已过午时，她领取行李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她十分思念父母，回家把行李搬在门口，如飞似的直奔父亲屋里，连声喊道：

“爸爸！妈妈！”

父亲像是在等候，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欣喜地说：

“可不是来了！”

原来，杨荫杭午睡刚合眼，忽然觉得杨绛已到家了。他爬起来听听却没有声息，他以为人在夫人房里呢，跑去一看，阒然空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在母亲房里去了，忙跑到那里，只见母亲一人在做活。杨荫杭问道：

“阿季呢？”

“哪来阿季？”母亲说。

“她不是回来了吗？”父亲说。

母亲回答：“这会子怎么会回来？”

父亲只好又回房午睡，但左睡右睡还是睡不着。

这不看见杨绛回来，父亲高兴地说：

“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

大概杨绛在火车上想念父母，与父亲的“第六感觉”相呼应了吧。

杨绛笑道，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

父亲还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真是父女俩心心相印。

与杨绛心心相印的，当然还有钱钟书这位大才子，秀外慧中的杨绛与才高八斗的钱钟书的结合，又相濡以沫六十多个春秋，确实令人感叹。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夏天举行婚礼。

他们的婚礼是在无锡七尺场进行的。这天到场的有很多客人，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唐文治也前来祝贺。清华的同学当中有陈梦家、赵萝蕤夫妇。

有一位女士，因不会打扮，“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这便是赋闲在家的杨绛三姑母杨荫榆。

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杨绛与钱钟书结为伉俪，恰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正如胡河清所说的：“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可视作钱杨两人爱情的真实写照。他们从大学相识相恋，到成为终身伴侣，再到共赴患难，一直到钱钟书只身先归道山，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旅途上，不管惊涛骇浪，不管命运如何摆布，他们始终休戚相关，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