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夏，杨绛准备报考大学。这时清华大学刚开始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她只好就近考入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

这年秋天，杨绛进入东吴大学读书。其时，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女生也不多，所以住在一所小洋楼里，这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它的住宿条件在当时来看，是相当优越的，杨绛介绍说：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

这间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房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只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只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墙，这是我的床。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或是门歪了，关不上，得用力抬抬，才能关上。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不过门既关不上，当然也锁不上，得先把门抬起关严，才能转动钥匙。因此，杨绛她们晚上睡觉从不锁门，只把门带上，就不怕门被吹开。

当时的东吴大学除了注重知识灌输之外，还比较重视体育锻炼。一向文静的杨绛也参加体育活动，她刚进学校时，女生不多，在女子排球队里她得充当一员。课余练球有所长进后，杨绛参加了比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仍记得：“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她还说，“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别小看这“一分”，这是关键的一分，靠这一分，杨绛所在的球队赢了。所以杨绛忍不住要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因为杨绛有点像她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不偏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并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然后可以写小说。杨荫杭虽说任女儿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帮他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上课之余读了大量的书籍，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她差不多都看了。从此渐渐了解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她父亲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卷曲或破损的书角补好，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有时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有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来找她的“差”，杨绛半世纪后捉笔回忆：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根据章程，除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两倍于学费的钱，作为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她，用不了那么多。杨绛父母对她说，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她自己出于以下的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的负担；二是她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杨绛告诉父母亲自己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她父母亲当然都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