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出其与《我们仨》一脉相承的委婉的叙述风格——

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那是一九二○年的二月间。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大姐姐也愿意带我。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一九二○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

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

我的新世界什么都新奇，用的语言更是奇怪。刚开学，老学生回校了，只听得一片声的“望望姆姆”。这就等于说：“姆姆，您好！”（修女称“姆姆”）管教我们的都是修女。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我们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各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这叫做“跑路”。学绘画得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由受过专门教育的姆姆教。而绘画叫做“描花”。弹钢琴也土里土气地叫做“掐琴”。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做“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做“没志气”，淘气的小孩称“小鬼”或“小魔鬼”。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我们才许出去。但监守的姆姆往往是外国姆姆，她自己在看书呢，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我有时“问准许”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那“小间去”或“去一去”，往往是溜出去玩的借口。只要避免几个人同时“问准许”，互相错开些，几个小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此时，杨荫杭应邀在上海申报馆当主笔，在启明女校上学的杨绛曾去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看望父亲。

按启明女校的规矩，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称“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放假回家。到了“月头礼拜”，住本市的学生都由家人接回家去。她们都换上好看的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留校的小鬼没几个。留校的杨绛她们真是有说不出的难受。管饭堂的姆姆知道她们不好过，把饭堂里吃点心剩余的半蒲包“乌龟糖”（一种水果糖）送给她们解闷。可是糖也安慰不了她们心上的苦，直吃得舌头厚了，嘴里也发酸了。直到回家的同学一批批又回学校，她们才恢复正常。

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头礼拜”，杨绛的大姐姐有一天忽然对她说，要带她和三姐到一个地方去。她把杨绛的衣袖、裤腿拉得特整齐。

杨绛跟着两个姐姐第一次走出长廊，走出校门，乘电车到了一个地方，又走了一段路。

大姐姐说：“这里是申报馆，我们是去看爸爸！”

到了申报馆，杨荫杭招呼女儿坐下。杨绛坐在挨爸爸最近的藤椅里，听姐姐和爸爸说话。

后来杨荫杭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

杨绛只知道“吃大菜”就是挨剋，不是真的吃菜，真的大菜杨绛从没吃过，她生怕用不好刀叉。杨荫杭看出她的心事，安慰她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父女以步行到附近青年会去，一路上杨绛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走在两个姐姐后面。她爸爸穿的是哔叽长衫，她的小手盖在他的袖管里。他们走不多远就到青年会了。爸爸带她们进了西餐室，找了靠窗的桌子，杨绛背窗坐在爸爸对面，两个姐姐打横。杨绛生平第一次用刀叉吃饭，像猴儿似的学着爸爸吃。不过她还是吃错了。她不知道吃汤是一口气吃完的。她吃吃停停。伺候的人想撤她的汤，她又吃汤了。他几次想撤又缩住手。

杨荫杭轻声对杨绛说，“吃不下的汤，可以剩下。”

回家路上，爸爸和姐姐都笑杨绛吃汤。爸爸问她什么最好吃。杨绛太专心用刀叉，没心思品尝，只觉得味道都有点怪，只有冰激凌好吃。她们回到申报馆，爸爸带她们上楼到屋顶花园去歇了会儿，杨绛就跟着两个姐姐回校了。

杨荫杭当时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

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面对黑暗的社会，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谈何容易。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到苏州定居。

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所以杨家急需房子，此时有一所名为“安徐堂”的大房子待出售，于是便买下了。

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都快倒塌了，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当地人称之“一文厅”。

这“一文厅”颇有来历：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之一。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一文厅”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徐大老爷”而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有志气”，树立大志，杨绛在中学的时候，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据杨绛后来回忆，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荌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惟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荌对这帮“惟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家里孩子多，她的母亲唐须荌整天忙里忙外，好像从没有空暇的时候，而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对此，唐须荌从不计较。遇到好东西吃，也尽人家先吃，自己只象征性吃一点。比如有一次，他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她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小孩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把一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对做家务，杨绛的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因此家里的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杨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杨绛的母亲制造了麻烦。

杨绛对母爱的体验特别深：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即杨绛）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我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的‘别是一般滋味’。”所有孩子，都很疼爱，和颜悦色，从不横言厉色。

终日忙忙碌碌的唐须荌毕竟也是一位很有知识素养的女性，她难得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回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得以消遣一会儿。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她也看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道：“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

杨绛告诉母亲：“她就是苏梅呀。”她很佩服母亲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出“苏梅的调儿”。

杨绛上小学回家后，做完功课，就依偎在父母的身边，她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父亲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杨绛则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

每天清晨早饭后，杨绛给父亲泡上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专司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她专司剥壳。中午饭后，吃点儿点心，完毕，孩子们作“鸟兽散”，让父亲歇午。

杨荫杭叫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所以，她常陪在父亲旁边看书。冬天时只有她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杨绛到时候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不出声……一幅其乐融融的和睦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