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唐须荌夫妇对新租的沙巷寓所并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照现代医学分析，很可能是河水里有问题。

不久，杨荫杭就病倒了。他因为几度留洋，所以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个外国人。唐须荌请这位外国医生来治疗，他每次就抽一点血，取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但是，如此这般地检查了两次，也没有查出什么眉目来。这样，杨绛的父亲的病势益发严重，连续几个星期发高烧不退，神志也有点不清了。无奈之下，唐须荌自作主张，延请无锡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中医一把脉就说，杨荫杭得的是伤寒病，而西医则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出来。唐须荌流着泪求这位名中医给杨荫杭开处方，他却摇头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开处方就是病人没指望了。

这一天，真是非常紧急，杨绛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无锡方言中“要紧人”就是养家人的意思。）因为杨绛全家大小，包括婶婶、堂妹，人口众多，都依赖杨荫杭过活。这时，杨荫杭已经高烧发得只讲昏话了。唐须荌只得另请既是杨荫杭的老友，又是有名的中医的华实甫先生，他答应唐氏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开了一个药方。

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居然挣扎过来。全家人把华实甫先生当作救命恩人，而西医却认为杨荫杭自己的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

不过，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杨荫杭病愈后，想另换房子租住。有一位亲友为他介绍了一处，杨绛父母去看房子，也带了杨绛同去。那所房子正是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那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不过，没有遇见钱钟书。

后来，杨绛向钱钟书谈起：“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