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12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需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1948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径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是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12月25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应，1949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1927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他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1927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1月5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看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因美大使馆的情报远比我灵通。傅氏言之凿凿，使我十分诧异。

1月8日蒋先生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引退的事。蒋先生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白崇禧得悉蒋先生决定引退，由我出来与中共谋和，遂包一专机，请黄绍竑飞港邀请李济深入京，作国共之间的调人。李任潮反蒋历史深长，而与我辈私交殊笃，亦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来京助我，则第三方面人士将不会受中共利用。不过这全是白崇禧个人的看法，并未与我商议。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再者，当时新闻界讹传，说我也急于要蒋先生下野，尤为荒谬的揣测之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想做蒋先生的继承人，还在竭力设法摆脱之中呢。

当这项消息已传国内外之时，中共终于在1月14日对蒋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条答复。这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这种答复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奇。不过蒋先生还在观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蒋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显然还在希望美国的态度会悬崖勒马，重订援华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传出之后，仍一再观望，迟迟不作决定。但是他表面却故意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1949年1月中旬，共军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CC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缓和这一紧张的局面。

二

1月21日上午10时许，蒋先生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1926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1月21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1月21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意，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已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重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做“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1月24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