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8月15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国民党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能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20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焉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力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像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闾阎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

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1929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濬、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踞。滋长茁大，卒成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长、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共军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苏、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尽。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1941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在所难免，尚需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濬，再利用何成濬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中央政府的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四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侵略的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绝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落入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本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之战一般。这一想法显然也是错误的。

敌人来势汹汹，不打到武汉不会轻易言和。要和，也必然是城下之盟，我们除亡国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再者，西方列强此时已弱点毕露，欧洲局势岌岌可危，英法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东顾？当“九一八”之时，希特勒还未上台，国联尚且无力制裁日本，何况此时呢？

死守南京，又铸下第二大错。沪上兵败之后，我后方尚有数师精锐部队未参与战斗。此时如索性把大兵向大江南北一撤，将南京正面让开，敌人深入之后，再相机自南北两方夹击，京、沪敌人亦难安枕。我元气未丧尽，则敌人此后北上徐州，西窥武汉，顾虑皆多。当时白崇禧和我以及德国顾问都反对守南京。无奈委员长认为南京系国府及国父陵寝所在，不守在面子上过不去，更兼唐生智别有用心，随声附和，乃决定死守南京这战略上的死地。孰知我军新败之余，士气已沮。敌军迫近我首都，争夺首功，士气正盛，相形之下，优劣悬殊。不数日，南京便为敌军所夺。我大军十余万简直被无故糟蹋掉了，岂不可惜！

南京失守后，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使它无法西窥武汉，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

1938年武汉保卫战时，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鄂东时，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循六安、舒城、怀宁一线，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主动出击，以攻为守，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构筑工事，以逸待劳。这“挨打战略”实是一项错误。因为鄂东地形复杂，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陈重兵于此，实无用武之地。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一坦平原，无险可守，此路有失，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侵占信阳。至此，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促撤退，一切如我所料。以上是我所亲自参与，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至于其他的错误，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

到抗战末期，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抽调四五十个师集中滇、缅边境，声言打通滇缅路，夺取仰光海口，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当时我曾建议，舍近求远，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不如集重兵于南宁、贵县一带（广西当时已无敌军）向广州湾进攻，开辟一个出海口，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我的理由很简单，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直到缅甸，正如一条长蛇，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力拼，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愈缩则兵力愈集中，抵抗力愈强，而我方困难也愈多。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空军相呼应。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日本投降时，我国如有个出海口，则四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投降的船舶迅速开往东北与华北，则战后问题便简单多了。

但是我的战略主张也未被重视。我们足足有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被困于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地带。日本突然投降后，这些部队才慢慢开回昆明，等到开到北方，已是三四个月之后，华北、东北已局势全非。我们不特未能抢先一步，等到共产党已打下基础，我们再去逐步打通交通线，则为时已晚了。殊不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中央即密令杜聿明围攻昆明五华山，龙云被迫应战，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先生之所谓打通滇缅路，其用意实在此不在彼。

整个战略之外，抗战时我方指挥系统的毛病亦多。最重大的一个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前已一再提及，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凡是中央系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却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像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跄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呢！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1937年10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