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41年2月豫南、鄂北会战结束之后，直至1943年秋季我离开五战区，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止，前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均未敢再犯五战区，使我能彻底整顿本战区的部队，预备反攻。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机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事，美国和英法同时对日宣战，欧亚两洲战火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四年，至此骤得强大盟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必胜信心于焉确立，军心民心的振奋，实前所未有。

1942年春初，蒋委员长为应付国际新局势与调整各战区的部署，又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赴陪都开会。这次会议，仍与欧战爆发后的会议相同，各将领许久未见，大家乘机在重庆互相对国内战局作一番检讨罢了。

会毕，我又向委员长请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亲。此次返桂林，各界欢迎热烈如前，唯老母年高体弱，已十分衰迈。我在两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预备飞渝返防。孰知重庆派来的专机，或系因天气关系，迟迟未到。我因自思与其在桂林闲住候机，不若再返𣕎头承欢数日。不意刚回至村中，桂林便来电话报告，飞机已到。然此时我忽发觉老母病况突然转剧，遂不敢离开，终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11时，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岁。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曷极。乃急电中央续假十天，在家守灵开吊，遵旧制成服，亲视含殓。中央自林主席、蒋委员长以下均有唁电，地方各界均派专人前来祭奠，备极哀荣。

家母丧事之后，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单人飞机径飞重庆。当飞机飞至湖南芷江机场，预备着陆加油时，自天空俯瞰，机场上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静。我下机后，始知敌侦察机三架曾来芷江机场上空侦察，许久始去。我机着陆离敌机飞去时，相去尚不足三分钟。真是“失之交臂”！否则我们一定被打得机毁人亡了。实是侥幸之至。

回到老河口，立刻便又恢复到日常的紧张中。前章已略说过，五战区自迁到老河口，我为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有机会互相观摩和认识起见，曾向中央建议在老河口郊外一小镇曰杨林铺，创设“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我自兼班主任，副主任一席则由集团军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轮流担任，队长、副队长则由各军军长或副军长充任。调各军中校官以上官佐前来受训。我们训练的科目都是部队中所急切需要的，不像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只着重繁文缛节。白天由专才教官讲授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晚间则举行小组会议，由各级部队官佐互相检讨战地经验，以及切身需要改善的各项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供长官部参考施行。至于我，白天上课讲解做人之道和将兵、将将方法以及指挥作战经验，每晚我并亲往各小组旁听。与会学员均能尽所欲言，使我于察言观色之中，充分了解各将校的品性，而对各军的情形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受训学员因我能虚心而诚恳地和他们接近，所以对我也能竭诚拥护，足使本战区之内上下关系直如水乳交融，毫无隔阂。然我身为司令长官的，却因此日无暇晷，黎明即起，深夜始睡，忙迫不堪。不过眼见各方进步，成绩斐然，亦殊不以为苦。如此紧张生活一直继续到1943年秋冬之交，我奉命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时，才告一段落。

二

我自从抗战初起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起，至1943年解职时止，凡六年之久。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这些部队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是我亲手训练的部队，指挥起来比较方便之外，其他部队的系统极为复杂，指挥殊属不易。其中尤以所谓“嫡系”“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郭忏等部为甚。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其实所谓“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各级军官均自恃是“天子门生”，有直接“通天”的本领，大家效忠于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但是大家又共同蒙混委员长，使最高统帅对部队的实际情形毫无所知。这种部队能不能作战，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战区中，除我直接训练的广西部队和所谓“中央军”之外，半数以上都是一向被中央当局歧视的所谓“杂牌”部队，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如张自忠、庞炳勋、孙连仲、刘汝明、孙桐萱等部原属西北军系统，为冯玉祥所一手训练，底子并不差。不过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系统瓦解，部队零星流散。虽经中央收编，然因蒋先生一心一意要借对内对外的战争，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所以平时扣发军饷，战时不予补充，待该部在战争中消灭殆尽时，中央便借口将其番号取消。但是中央这种作风，各部队长官皆洞若观火，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如此，自然无法表现其战斗力，同时军纪亦易废弛。于是，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灭。演变的结果，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雠，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

我早已看出症结的所在，认为各部队指挥官中，不乏血性汉子，都有与敌寇一拼的决心。如用之得当，都是生龙活虎的劲旅，所以自始至终，我对“杂牌”部队都推心置腹。我同情他们的困难，也了解他们的战斗力量。作战时，量才器使，断不责其所不能。平时待遇和补充，各部队完全平等。同是保国卫民的将士，在本战区内断无轩轾之分。因此这些久经忧患和歧视的部队，一旦入我指挥系统之下，都感到无限的温暖与安全。人非木石，坏人究属少数，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玖，所以我指挥下的“杂牌”部队，人人皆有效死之心。然后我再视其作战能力的强弱而善用之。故而这数十万残破不堪，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在我指挥之下，均能如臂使指，各尽所长，与最优势的敌人在黄河以南，大江之北，纠缠数年，且迭获胜利，自信殊非偶然。忆徐州战后，委员长检讨战绩，曾惊讶地向我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杂牌”部队中，除西北军旧部之外，尚有“川军”邓锡侯、王缵绪、杨森等集团军约十余万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我身为司令长官，处处设法弥缝，并以大义相责，要他们先国难而后私仇。所以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

此外如旧东北军于学忠、缪澂流两军，及旧直鲁军徐源泉部，前章皆曾加以叙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俱将永垂史册。

这些部队中，有几件小事，值得特别一提：第一便是1938年韩复榘被处决之后，他的卫队旅旅长吴化文忽率部投敌。吴旅为韩部配备最佳的一旅，后受北平伪组织收编为伪军。抗战胜利后，吴部向中央投降，为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所收容，驻于兖州。后吴部为共军所围，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氏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技，不予援助，吴化文愤而投共。嗣后，吴化文竟为共军的先遣部队，进入南京。

另一事便是抗战中期，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率部驻于豫东黄汛区，因久受中央歧视，并对抗战前途悲观，乃暗中派员与日军联系。事为中央侦知，乃密令副军长高树勋诱友三而杀之，并升高为军长。树勋恐军心动摇致为敌所乘，乃自黄汛区西撤，进驻汤恩伯防地。恩伯竟秘密设一陷阱，拟将高部包围缴械。孰知高树勋十分机警，仓皇逃至五战区。然中央仍蓄意消灭他，故意扣发军饷，树勋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中央调高军沿平汉路北上，归孙连仲指挥，与共军作战。高部乃不战投共，我方也就永远无法打通平汉路了。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三十一、六十八两个军），在抗战末期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孙部原驻防豫西南阳。1943年夏，中央忽令孙氏率领三十一军移防第六战区，在长江南岸驻防。然而孙部将士都是北方人，其主食品是面食，对江南的气候亦不甚能适应。且鄂西多山，原驻军足够御敌，三十一军殊无增防该区的必要。再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杂牌”部队久仰大名的、主张消灭杂牌军的人。故此令一出，第二集团军上下哗然。他们都知道中央此举不是为战局着想，而是别有用心。

连仲是个老实人，奉命之后，心虽不愿，还是预备率部前去。可是三十一军将士都不愿移动，纷纷来我处请愿。我当然深知中央用心，更未便代为申请收回成命，只好劝孙部将士服从命令。好在胜利在望，不久大家皆可解甲还乡。三十一军不得已，只有遵命开往鄂西。

但是中央对孙部仍未尽放心。抗战胜利后，中央发表孙连仲为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但却要连仲将所部第三十一军交胡宗南指挥，连仲本人则奉命带高树勋一军沿平汉路北上接收。不料高部突然“叛变”投共，孙连仲只身脱险，到了北平，一筹莫展，只得坐看华北陷入共军手中。

凡此均可看出当时中央当局的一群人器量是何等的狭隘，防范自家袍泽直如防贼。

三

五战区各种部队中，尚有一部颇值得一提者，便是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抗战期中，亦建有奇勋。

据说自民元鼎革以来，豫西的内乡、镇平等七县即以多匪著称。官兵不时来剿，亦属无效。1921年前后，西北军张之江部有秘书长某，系豫西人。因感于故乡糜烂，盗匪如毛，乃愤然辞职，还镇平县故乡，办理民团防匪。此人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原系一文人，但是他当了七县民团总指挥之后，却一本“治乱国，用重典”之义，大开杀戒。凡查出一家有匪，则阖户皆诛，因此杀人如麻，而地方匪患赖以肃清。此人头脑新颖，对地方革新建设颇为注意。如开水利、兴教育、放缠足等，百废俱兴。所以他杀人虽多而豫西人士对他却称颂备至。不幸他结怨太多，终为仇人刺死。此人死后，代之而起者便是别廷芳。

别廷芳为河南内乡人，原在民团内当班长，目不识丁。因其为人忠实能干，逐步升迁，其上司死后遂为地方商民推戴为总指挥。嗣后势力日盛，别氏随时可征调数万人上阵作战，俨然是该地区的土皇帝。

廷芳虽一字不识，但是为人廉洁正直，凡事以身作则，对地方建设极为努力。办学校、筑水坝、修电厂、护道路，俱有成效。所辖七县之内真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不特盗匪绝迹，即不法官兵亦不敢骚扰。据说，某次有河南驻军樊钟秀所部一团在豫西扰民，被民团包围缴械。所缴械则悉数送还樊氏司令部。自此以后，再没有官兵敢在该区胡为。

别廷芳既有此种势力与胸襟，因而他留下来的故事也特别多。据说，在他治区之内向无盗窃情事。过路客商如有被窃的，廷芳必查出原物归还。一次，有一过路布商被偷掉一匹布。此商人贪小利，向别氏报告说有布二匹被窃。别乃下令严查，最后只查出一匹，再严诘此布商，卒发现他多报一匹图骗。别氏乃将布商与窃贼一并枪毙示儆，嗣后再无人敢作谎报。

豫西盛产西瓜，往年因偷瓜者多，瓜农损失甚大，廷芳乃布告四方“偷瓜者死”。一日，他的女婿途中口渴，就在附近瓜田内取一西瓜吃了。事为别廷芳所知，竟即刻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其独生女儿在旁见状大恐，抱住父亲，嚎啕大哭，为乃夫求情，并诉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廷芳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卒将女婿枪决。

还有，在豫西烟、赌、香烟皆在严禁之列。当时在河南各县，鸦片几公开买卖。但是廷芳规定，他的区域内鸦片与香烟过境则可，买卖则不可。抗战之初，物价波动甚巨。某次廷芳忽发现他的儿子囤积了一批鸦片，便立刻责令烧毁。他儿子辩说：“政府还许可公开买卖呢！你不许在境内买卖，也该让我运出境去！”

廷芳说：“政府许可，咱家不许可！”

他儿子不敢再辩，便当众把鸦片全部烧毁了。

不过廷芳对政府合理的政令却遵奉唯谨。凡省、县两级政府征兵纳粮等事，廷芳皆率先奉行，从不稍违。他对境内的公路保护尤无微不至，并通令路旁乡民“下雨后补路，下雪后扫雪”，故豫西公路的保养为全省之冠。

像别廷芳这样私定法律，随意杀人，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的人看来，或嫌过分。殊不知在举世扰攘、政治不上轨道的中国，人民也是被迫而自卫自治，实情不得已。像别廷芳这样的人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无奈抗战前河南省省主席刘峙对别氏便蓄念诛锄，屡召廷芳往开封，廷芳皆不敢去。徐州会战后，我方主要战略是发动全盘游击战，像别廷芳这种人正是政府所应当鼓励的。蒋先生在汉曾电召别氏一晤。廷芳因知许多中央大员不满意他，不敢贸然前往。因为按战斗序列，他的游击队属五战区指挥，所以他特地到宋埠来看我。我劝他速去武汉晋谒蒋先生，并担保其无事，别氏才欣然就道。

后来豫南会战时，我到南阳，别氏再度来谒。我命令他率精锐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廷芳竟动员民兵七千余人与国军并肩作战，颇有战果。我亦曾明令奖勖。

此后不久，别廷芳忽得脑充血症而死，年不过五十七八岁。廷芳一生廉洁，幼时家中仅有三亩地，死后遗产仍是三亩地，也可说很难得的了。

我在老河口前后住了五年，虽然戎马倥偬，军事指挥之外无暇兼及他事，然所见所闻，对我国的贫弱又多了一番了解。老河口和随、枣一带为鄂北最贫瘠之区。据说民国以来，省级官吏中尚无厅长级的官吏曾到此地区视察过。

1941年宜枣会战后，民间已一片糜烂。不幸大兵之后又继之以凶年。我生于贫瘠的广西，然生平尚未见过此种情况，真是骇人听闻，真所谓饿殍载道，人民连树皮草根都吃尽，甚至易子而食，言之悚然。

1942年夏季，老河口酷热难当，白昼树叶被晒得卷了起来，夜间也不能入睡。当地居民便建议说，离老河口约六十里地的海山为避暑胜地，战前外国教士在此建有洋房十数幢，专为避暑之用，劝我前往避暑数周。我本人初无此意，因为半生劳碌，尚不知什么叫作“避暑”。此次在众人力劝之下，老河口实在太热，战局也比较稳定，因此忙里偷闲，前往海山小住。我们一行数人自老河口乘车出发，至海山山脚乘滑竿上山。行才半途已觉清风徐来，暑气全消。山上果有洋房十数幢，主人都避战回国，我们遂权充游客，择屋住下。山上林荫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

老河口附近除海山外，还有武当山一名胜。据说明朝皇帝曾封武当为五岳之王。为便利权贵来朝拜，朝廷曾耗了七省钱粮，以十三年的时间，自均县至武当山沿途造了一系列的宫殿。这些宫殿画栋雕梁，外饰以琉璃瓦，美轮美奂。四五百年来历经沧桑，诸多损毁，然大体上都还完整。当时凡自重庆来五战区视察的大员都要前往游览。我本人如有空总陪他们同去，所以五年之内曾数游武当山。见那层峦叠翠之中，宫阙如云，确实很壮观美丽。这也可算是炮火丛中的一点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