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得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慨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于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愤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开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绝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支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借，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啧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掌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支。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崇禧苦劝无效，终于8月通电息兵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愿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愤，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9月底发动，由白崇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旭初军长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10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踞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退，终于1931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撤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汇合。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源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1931年2月28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锴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1918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