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中央北迁问题”实系由蒋总司令坚持要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所引起的。先是，我军肃清鄂赣之敌后，广州国民政府便决定北迁，以配合北向进展的军事。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

蒋总司令之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因那时中央方面防蒋军事独裁的空气正日见浓厚，武汉方面的四、八两军，在蒋看来，又非其嫡系。万一国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蒋必然失去控制力，所以他坚持中央应设在南昌。但是蒋氏的理由却十分薄弱，他无法否定武汉在地形上的重要性。他反对迁武汉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但是总司令部为何不迁往武汉，反要中央政府移樽就教呢？蒋的理由是总司令部应设在前方，以便亲自督师。但是，总司令部如设在武汉，不是更接近前方吗？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东下可指挥长江下游，南昌反无此方便。因此蒋的理由实不成其为理由，说出来真是辞穷理屈。但是蒋氏个性倔强，硬干到底，绝不表示让步。

我们克复南昌后不久，一部分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苏联顾问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抵达南昌，由总司令亲自招待。12月7日乃在庐山开会。我因系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且未在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中担任职位，所以只是列席旁听而已。会议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来，各委员便下山径往武汉去了。他们这一去，显然是对蒋氏留中央于南昌的计划的一大打击。不过，此时分任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谭延闿、张人杰两氏尚滞留广东，蒋拟继续请谭、张二主席留在南昌。

然去汉各委员也不示弱。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所谓“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委员，计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也列席。公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反蒋的阵营遂具雏形。在汉军人，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等，都表示服从“联席会议”，武汉、南昌遂隐然对立。

此时总司令部在南昌正在拟定东征计划，蒋总司令急于打下江浙，我为此事也时去南昌参加会议，见蒋氏态度非常坚决，对武汉绝不让步。我唯恐事态扩大，影响军事进展，乃力劝蒋氏不必和武汉各走极端，应听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我说：“中央迁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归。你既无法阻止国府委员去武汉，不如干脆让他迁去算了，但军队调遣，继续北伐，则应绝对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蒋说：“你看他们肯听我的命令吗？”我说：“大敌当前，不听指挥即等于自杀，此事我愿负责斡旋疏通。”蒋才无话。其后果然，反蒋甚烈的二、六两军仍听调度东下，终于克复南京，可见他们也还顾全大局，并非不可理喻。12月底，谭延闿、张人杰抵南昌，住了几个星期，谭往武汉，张却去上海。

我在南昌总司令部见到新客极多。最引我注意的是黄郛、张群二人，都是政学系重要人物。张已做了总司令部里的总参议。渠何时就职，从何而来，我都不知道。黄郛是初从上海来的。黄也是浙江人，蒋的同乡，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往日本振武学堂留学。1913年，二次革命倒袁之役，进攻上海，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和蒋也曾“换帖”。黄氏后来迭任北洋政府要职，1924年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这次在南昌，我是第一次和他见面，但见其风度翩翩，能说会讲，而举止从容，一望而知为一十分干练的官僚。他来赣何事，我们也不得而知。唯当时汉、浔一带党报对黄氏攻击不遗余力，骂他是政学系北洋旧官僚，军阀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我们革命阵营之内。蒋总司令为此曾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是他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但是黄郛究为何事来南昌访蒋，我们终不知其底蕴。

二

就在浔、汉对立的情形逐日恶化之际，我们东征军的部署也逐渐就绪，计划迅速肃清长江下游之敌，然后挥军北上，统一全国。当时我军整个北伐计划的部署是对北面（河南）采取守势，对东面（东南）采取攻势。部队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而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江左军，向我附义的敌军周凤岐、刘佐龙等部也都编入战斗序列，参加作战。当时指挥系统如下：

各路部署即定，东路军遂于1927年1月中旬，自闽、赣两省分途入浙。因何应钦已先期被任命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遂另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师由赣东进入浙境。中央军的江右军沿长江南岸地区东进，我的江左军则自鄂东沿长江北岸区域东进，以安庆为目标。

我军奉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全军乃在鄂东一带布防，待命东征，军部则迁往汉口。我回到武汉，发现武汉三镇已面目全非。群众运动简直如火如荼。1月初旬，汉口群众和英水兵冲突，乘势冲入英租界，英人见革命群众的声势太大，不得已，答应将英租界交还中国。不久，九江英租界也收回，军心民心均大为振奋。

不过，武汉的群众运动，已发生越轨现象。工会组织遍地皆是，罢工日有所闻，但是这种罢工多数为不合理的聚众要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已致资方完全不能负担的程度。然各工会的要求仍是有加无已，以致武汉工厂、商铺很多被迫歇业。连挑水、卖菜的都有工会组织，时时罢工以图增加收入。武汉三镇克复不到数月，竟至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不易买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呈现出一种狂热奔放，但是却十分不合理的怪现象。农村的群众运动尤为幼稚。大地主不消说了，就是小地主、自耕农的财产，也被籍没充公，本人甚或被枪杀。乡村农会的权力，大得吓人。谭延闿告诉我说，他茶陵家里的佃农，也难逃此劫运。当时两湖的工农运动的幼稚和过火，确是实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当时武汉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秩序，被国共两党内幼稚的党务人员，闹得乌烟瘴气。政府和党部，初未加以丝毫约束，也是事实。我回抵武汉，便认为这是极大的隐忧。

此时党政军高级人员的反蒋空气也已逐渐明朗化。“联席会议”中人，为了迁都问题和蒋氏已短兵相接自不消说，军人之中也酝酿反蒋甚烈。唐生智、张发奎等都已公开表明态度，只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表示袒蒋，然陈氏仅有一个军，实力究属有限。1927年1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观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蒋去后，亲蒋的陈铭枢旋即被排挤去职，所遗武汉卫戍司令一职由唐生智自兼；第十一军军长一职，则由张发奎兼代。武汉方面至此，除我一人之外，已全是蒋的政敌了。

三

在武汉当时的环境下，我的态度却十分持重，我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国民党断不能蹈洪杨太平军的覆辙而同室操戈，致功败垂成。党内纠纷，应以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各方都应顾全大局，尽量忍让。正因我这种顾全大局、不偏不倚的态度，我的处境遂十分困难与痛苦。武汉反蒋人士，认为我的态度有点中间偏蒋，足以维持蒋的地位于不坠，乃纷起包围我，企图以说服和利诱的方式来争取我参加他们的反蒋运动。此时，跨党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避免嫌疑，反而十分缄默，并未来我处游说，只在一旁坐观虎斗。

常来我处喋喋不休的，都是党政军三界的重要领袖人物，如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乃至向以温和圆滑见称的老政客谭延闿。他们反蒋的理由不外数端：一是说，蒋在制造军事独裁。他在广东已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如今北伐期中，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已成为一新军阀，本党如不及早加以抑制，袁世凯必将重见于中国。再则说，蒋氏个性偏私狭隘，北伐各军待遇悬殊。蒋氏一意培植其私人势力，于德于法，均不足以为全军主帅。还有就是说，蒋氏想以军力挟持党和政府于南昌，破坏党纪和政府威信。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即是蒋脱离群众，走向反革命途径，和旧军阀、旧官僚相勾结等。总之，蒋氏必须打倒或撤换。至少“总司令部组织法”应大加修改，以减少蒋的权力，防止其独裁的倾向。

在他们苦苦纠缠之下，我实在疲于应付，有时也觉无辞以对，因为他们对蒋的指责和批评都极中肯，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不过，我所申述的理由，也是句句有力，使他们无法辩驳。我一再引太平天国为例，洪杨同室操戈，以致功败垂成，殷鉴不远。蒋的缺点是大家所明白的，公认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长处，党以前也加意扶植过他，今天我们也可以善意地去帮助他，纠正他。断不可闹到决裂的程度，非打倒他不可。临阵易帅，原是兵家的大忌，在今天的情况，尤其会动摇军心民心，乃至影响国际地位，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我更郑重地说，蒋总司令固有缺点，我们党政军各界也有严重的错误。试看我们幼稚和过火的群众运动，如今闹得市面萧条，人民居处不安；军队里的政工人员则处处挑拨士兵和官长的感情，以图渔利。凡此种种都于革命有损无益，而我政府和党部却充耳不闻。我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作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终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我说：“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同时，我也告诉唐生智说，目前党政内部过火的运动是“纸包火”。因为此时唐的中下级军官已经啧有烦言，对所谓“群众运动”感到十分不满，唐固知之甚详。我说：“你如不及早设法排解，消弭于无形，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唐则一再地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见到张发奎时，我也以同样理由，向他解说。我说：“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我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思想激进，一切都以共产党员的准则要求自己。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他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大家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旧交的共产党。

大致就在1月中旬蒋氏离汉之后，反蒋的说客到我第七军军部来访的络绎不绝。我们互相驳难的内容大体如上所述。其中最具体的，要算是鲍罗廷约我“酒叙”的一次了。

在蒋氏离汉后约一星期，鲍罗廷忽然专柬来约我小叙，我应约而往。我们首先寒暄一番，鲍氏也着实夸奖我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地引入正题，鲍说：“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我说，“相反，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吧！”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我说：“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接着，我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洪杨内讧导致覆灭的故事。对他们所发动的反蒋运动，期期以为不可。

鲍说：“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他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氏说着，露出很诚挚的面色来等待我的回答。

我心想鲍罗廷今番竟欲置我于炉火之上，以总司令的位置来诱惑我。我因而正色地告诉他说：“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我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我一番大道理说得张口结舌，一声不响。其实，他可能确是一番诚意。他们一心一意要打倒蒋介石，但是蒋介石打倒了，就必然要有另一人来当总司令呀！以当时军功、资望来说，他们考虑到我，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我反对临阵易帅，并且认为鲍氏是以名位诱惑我加入反蒋阵营的，所以我就未免唐突西施了。如今事隔数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沧桑几变，蒋氏及其左右每每认为我要取他而代之。其实，要推翻他，在1927年2月应该是最好的机会了。那时我拒绝了鲍罗廷的诱惑，丝毫未为名利所动摇，而后来等到蒋氏羽毛丰满，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反而要来推倒他，也未免太笨拙了吧！

当时鲍氏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接着又说：“鲍顾问，我们国民革命至今日已是为山九仞，然而现在却发生了困难。你是我们的顾问，你要负重大责任啊……”我便一项一项地数给他听，例如：群众运动的越轨，闹得人人恐慌，社会啧有烦言，妨碍革命进展等等。

“鲍顾问，”我说，“这种幼稚行动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来和我们革命军为难呢？……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该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们想不想生儿女？”鲍说时颇有得意之色。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我说，“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鲍说。

“岂但痛苦，”我说，“有时还有生命危险！”

“这就是你们的革命了。”鲍笑着说，“妇女知道生产痛苦，还是想生产，正如你们知道革命困难，还是要革命一样。你们今日革命，由于幼稚病所引起的困难，也就是妇女生产时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

鲍罗廷本是一个有高度辩才的人，往往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他这次回答我的问难，例子也举得颇为切当。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回答他说：“顾问先生，你是相信科学的啦！今日的产科医生和各种医药设备，无不尽量减少产妇的痛苦和保障生命的安全，绝没有产科医生任由产妇受苦，甚至听凭她死亡之理。今日我们的国民革命，正如医生对产妇一样，不独不设法减轻革命过程中的痛苦和损害，反而有意无意地任由他挫败覆亡，这种道理说得通吗？”

鲍氏闻言大笑，举起酒杯说：“李将军，你会说话，你会说话……哈哈！……咱们喝酒！”他把酒杯向我的酒杯丁当一碰，一饮而尽，结束了我们的一场小辩论。

鲍罗廷是有名的口若悬河的人，而我则一向不长于辞令。这一次不知哪里来了一股灵感，居然把鲍罗廷说得无辞以对。这或者是“理直气壮”的缘故吧！

事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一班“左派”先生们和鲍罗廷的智能、眼光是比我高出一筹的。他们深知蒋总司令军事独裁一旦得逞，是无法制服的，必将贻患于无穷。而我只是个存心忠厚，富于妥协性、忍让性，具有妇人之仁的人，何补于国民革命。不过当时我也有两个现实大问题横梗在脑海中：其一就是大敌当前，孙传芳败回南京之后，即刻北上，投入张作霖的怀抱，张立刻补充他的军实；奉军并已沿京汉、津浦两路源源南下，声势赫赫，实不容轻视。我军万一挫败，退回两广，岂非前功尽弃？其次，即使蒋倒之后，仍能支撑现有局面，占有湘鄂赣地区，党政责任谁来负责领导？当时共产党领导工、农、学生团体组织，国民党则早已分崩离析，绝非共产党的敌手，处此震撼环境之中，故愈益增加我的妥协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