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1926年11月初旬，我军肃清江西之敌以后，革命军的声威可以说震撼全国，中外侧目。此时实际归于国民政府统辖之下的地区，计有：粤、桂、湘、赣、鄂、闽、黔七省，西北的冯、阎都已声明加入革命；川、滇地方政要也纷纷派员来通款曲；安徽的陈调元早已暗中接洽反正；中国最跋扈强横的两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已被彻底击破。革命军扫荡东南和中原，直指顾间事耳。国民政府的统一全国，简直有传檄而定的趋势。

谁知正当革命势力如日中天，“三民主义”建设前程似锦之时，我革命阵营内的弱点也逐渐暴露，胜利浪潮中所潜伏的各种暗礁，现在都要露出水面了。

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身上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黠傲，猜忌嫉妒，无不具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例如江西肃清后，严霜如雪，岭南子弟不惯于寒冷气候，多已瑟缩难耐，然后方军毯运到时，蒋总司令即面谕兵站总监俞飞鹏，就第一军伤兵医院优先发给，此外赏赐慰劳银元也照此办理。俞谓：“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说：“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的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官兵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

又如马口之役，白参谋长将所获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总司令和我们各军长都曾亲往视察，欣慰无比。时白崇禧因为一、二、三、六各军损失很大，故面请蒋总司令将该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分给各该军补充。蒋氏未置可否，白氏误以为总司令已默许，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而身为主帅的蒋氏却反露出满面不愉之色，大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但是总司令的原意何在，三军将士均非孩提，焉有不知。是以军中偶语，啧有烦言，皆以蒋总司令的作风，不特不足以服人之心，且亦不足以钳人之口。所以就这点说来，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之尊，其智能、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甚。

抑有进者，在北伐各战役中，蒋氏所认为嫡系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微不足道。何应钦的东路军入闽虽节节胜利，然浙、闽地区固非敌人主力所在，福建周荫人部原不堪一击，而北路作战，自第二师在武昌围城参战之后，亦无赫赫之功。嗣后南昌一役，第一师弃甲曳兵而逃，第一军代军长王柏龄竟于9月21日“失踪”，不知去向。所以在北伐期中，就战功言，第一军不特较之四、七两军瞠乎其后，即与二、三、六、八各军亦难相等。然蒋氏仍故意将第一军特殊化，岂能服人之心？

再者，当时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干部和见习官习气极坏。王家铺战后，总司令部曾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一百五十余人到第七军随军见习。我军当即遵奉总司令部训令，将该批学生分发到营、连内任见习官。谁知这批学生十分骄纵，不听营长、连长的约束。每届行军或宿营时，均任意脱离队伍，不听命令。忽而争先恐后前进，忽而自由停止休息。并觅取舒适民房居住，不受纪律的约束。诸如此类的行为，不一而足，颇有不屑与所属部队的营、连官长共同生活的模样。也许他们自以为在校时朝夕与共的将级教官，尚且所在多有，对这些中下级军官何能放在眼内。何况蒋校长今已位居最高统帅，这批学生以天子门生自居，自然更目空一切了。

我当时目击这种情形，便引为隐忧。因为他们在校时期太短，所受的教育已极肤浅，而在见习期中，又未能养成恪守军纪、吃苦耐劳的习惯，将来如何能与士卒共甘苦，而为国家的干城？

北伐军既底定江西，驻节南昌的蒋总司令也已深知此辈“天子门生”的种种劣迹，因曾一度集合驻地的黄埔学生，痛加训斥。所言至为沉痛而切要。事后并将该项训词油印分发在各军中见习的黄埔毕业生。我见这训词，曾大为赞赏。因黄埔学生的骄纵，如不加抑制，小则将贻害此辈青年本身，大则足以祸国殃民，实在不可不预为之计。

1926年12月我和蒋氏在九江牯岭闲谈时，曾言及革命军中的缺点，彼此均有同感。蒋提及上项训话，我说我已拜读。他问我意见如何，我便乘机向他建议，略谓今日总司令的地位，实际上已负荷了党政军的领导重任，日理万机。他听了这两句话后，立刻现出怡然自得的神情。我又继续陈述道：“总司令责任重大，远在前方，对黄埔军校一切事务，自然鞭长莫及、难于兼顾，倒不如另物色一位品学兼优、热心致力军事教育的人才，担任黄埔校长的职位，假以事权，责以成效，必可训练出脚踏实地的优秀干部为国家服务。中央如决心以身作则，必能扫除中国军队传统以个人为中心的恶习，使全国军队一元化，使革命军成为单纯的党的军队，庶几将来可蜕变为国家的军队，为三民主义建国而奋斗。”我力劝他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免学生有“天子门生”的观念，自我特殊化。我说，革命军中一有部队特殊化，它必然自外于人，故步自封，因而引起与其他部队对立的现象。如是，革命阵营便无法兼容并包，将致后患无穷。蒋氏倾听之下，默不作声，态度也顿时变为严肃。我当然也只有言尽而退了。

后来总司令部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我和邓演达、陈公博、陈铭枢三人某次闲谈，我便说我曾劝总司令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我说：“当然说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说的，而且是应该说的。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练兵减少困难的。

邓笑着说：“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二人知蒋也较深，他们也认为我为蒋氏谋，却偏与蒋氏原意相反。我们检讨之下，都有不胜欷歔之感。

由于蒋总司令的私心自用，革命军上行下效的结果，唐生智首先便发生问题了。唐的第八军，先于武长路缴获由岳州一带溃退敌军的大批武器，后自嘉鱼渡江，汉阳、汉口之敌，因刘佐龙反正而仓皇撤退，所遗械弹又为该军所得。唐生智更于汉阳取得规模极大的汉阳兵工厂的管理权，所获尤丰。唐氏乃乘机招兵买马，扩充所部实力。在我军破武昌后，唐氏遂囊括武汉三镇，声威不可一世。

我军肃清了江西，总司令部移驻南昌。不久，遂接唐生智来电，呈请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军，由唐部原有师长李品仙、叶琪、何键、刘兴升任军长。时我适在总司令部，见到唐氏电报，我便力陈我国民革命军的扩充编制，应由总司令部统筹办理，绝不可由各军长恣意自为。我对蒋总司令说：“此风绝不可长，唐生智的电报应予批驳，以儆效尤。”无奈此时第一军也在扩编之中，因广州新到一批苏械，蒋总司令以之悉数拨归第一军，该军已在湘粤两地扩编，故总司令部实无辞以驳唐氏。再者，此时粤汉两地正在酝酿反蒋，武汉方面的党政首脑皆非蒋的心腹，蒋氏深恐激唐成变，使唐氏为该批政客所利用，所以就准了唐的请求。因此，唐生智一军转瞬间竟变成了四军，顿成尾大不掉之势，革命军的制度和体系遂被破坏无遗。嗣后，唐生智来南昌开军事会议，我郑重地告诉他说：“孟潇，你是始作俑者啊！我们国民革命军怎么可以任意要求扩充部队，这还成什么体统呢？”

唐生智苦笑说：“德邻兄，我没有办法啊！部下都有战功，大家都应该升一升才好啊！”

我说：“若论战功，我们四、七两军远在八军之上。假若论功行赏，我们都要升起官来，哪有许多官可升呢？”唐氏闻言语塞，支吾其词了事。

第八军既开其端，接着第四军也依样画葫芦，要求扩编，经该军自行协议，呈请总司令批准。第十二师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师长晋升军长，辖第十二、第二十五两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晋升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朱晖日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原第十师则扩编为第十一军，由师长陈铭枢晋升军长，蒋光鼐为副军长，辖第十、第二十四及第二十六三师，由蔡廷锴、戴戟、杨其昌分任师长。其留守广东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所辖的陈济棠、徐景唐两师，则改称为第八路军，由李济深任总指挥。于是，武汉方面的驻军顿时由一个半军扩充至七个军。而江西方面的二、三、六各军因待遇不公，内心愤懑，反蒋情绪正在逐渐酝酿中。凡此种种的发展，都伏下了日后宁汉分裂的祸苗。

此时各军除任意扩充外，各军首长复纷纷涉足政财两界以扩充其个人的影响力。湖南攻势发动之初，唐生智即受任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八军到武汉，唐氏的势力也随之向外延伸。江西肃清后的首任主席为李烈钧，但旋即改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担任，隐然以江西主人自命。此外，各军长、师长复纷纷荐举心腹股肱出任收复地区的县长和税局局长等职。中央领导人物既已徇私，影响所及，下级政治遂“治丝益棼”，无法收拾了。

际此军政扰攘争夺之际，我第七军奉命陈师鄂东，却丝毫未改旧观。论战功，无论在湘、在赣均首屈一指，论将士伤亡的比率，也是各军中最高的，但是我们绝没有乘机要挟扩编。自衡阳而后，我军累克名城要隘，然既克之后，我军便迅速推进，将地方行政交予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我军不参与丝毫。自湘而鄂而赣，我军终未推荐一人出任县长，更未保举一人助征税捐，凡此史籍均有可考，未可虚构。虽当时我们颇为清议所嘉许，而官方别无奖勖之辞。然我军终能于北伐史上长留清白的一页，今日回想，也很觉自慰。

二

军事之外，当时政治上所潜伏的暗礁尤为严重。此种暗礁所来有自，初非一朝一夕所形成。其根基早伏于国民党左右两派的内讧，再加以共产党的活动，而蒋先生本人于1924年本党改组后，或左或右，纵横捭阖，以培植其个人地位权力的作风，更如火上加油，必至自焚而后已。

本党于1924年改组之初，党内领袖即因对容共意见的不同，隐然形成左右两派。此时如中央领导分子目光远大、气度宽宏，此种意见的分歧未始不可逐渐化除，使全党同志和衷共济，为“三民主义”革命而奋斗。无奈总理死后，汪、蒋二人一味“左倾”，借重共产国际的援助，逐渐夺取党政军的领导权，致迫使党内一部分领袖脱离中央。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的史实。汪氏既除，蒋氏重表示“左倾”，与共产党、苏联顾问携手以打击正在为其反共政变喝彩的“西山派”，斥之为反革命。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其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的目的。当时本党左右派的领袖都不直其所为，只因其权势炙手可热，对渠无可奈何而已。然蒋氏独裁的迹象已现，故左右两派一有机缘，都想对蒋加以抑制。

至于共产党则自始至终与蒋氏即系互相利用。中山舰事变时，蒋氏几已公开反共，而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却一再忍让。因他们那时如公开反蒋，则共产国际在中国便无可利用的人，而蒋反可挟“右派”以自重，顿时成为中国的反共英雄。在共产党看来，蒋氏四面皆敌，到共产党发展至相当程度，不愁蒋不就范。共产党之所以公开反对北伐，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而蒋则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持，虚与委蛇，以取得国民党内的实际党权和军权。故蒋共双方自中山舰事变后，斗法已久。今番北伐军进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之势已成，一旦天下大定，蒋氏军权在握，其个人独裁，将为必然的后果。因此在我军击溃吴、孙主力，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此种顾虑，遂泛滥于国共两党之内。国民党方面领袖想在革命军事尚未完成胜利之前，从速提高党权，以免蒋氏独裁。而共产党方面，却利用国民党领袖原有的反蒋情绪，推波助澜，发动一大规模反蒋运动，以收渔利。以故11月中旬，广州乃有所谓“海内外党部联席会议”的产生。一面发动迎汪之议，想使汪重立党政而抑蒋，另一面则想修改“总司令部组织法”，以削减总司令兼管革命军克复地区民财两政的大权。

由于军事和党政上这两大暗礁的逐渐暴露，到1926年底，反蒋运动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至所谓“迁都”问题发生，这一运动便正式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