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军自汨罗江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曾檄请“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来湘鄂应援，以便夹击我军。孰知孙氏此时却作坐山观虎斗的打算。意图等待我军和吴军两败俱伤后，一石二鸟，取吴氏而代为华中之主。至于我军，因素为孙氏所轻视，渠如能取吴而代之，则区区华南便不难定了。

不意我军长驱北进，直如疾风扫落叶，一举而囊括武汉。孙传芳到此才知革命军不可侮，急谋应敌之策。那时我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家蒋百里适在孙氏幕中，据说，蒋氏于我军转战汨罗之初，即向孙氏献援吴三策。

蒋氏的第一策是趁革命军北进和吴军鏖战时，孙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我军，占领长沙，以断我军归路。

第二策是待我军进围武汉时，孙氏挥海陆大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吴我两军相持于武汉以南，相互消耗战斗力，然后孙军待机而动。然此二策都未被孙氏采纳。

其第三策则系将孙氏五省联军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劳，以俟我军。此策或系蒋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吴氏既失武汉，革命军底定湘鄂，声威大震，孙传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将原驻苏、浙、皖各军集中江西，以待我军来袭。因此当我军方合围武昌，右翼我军担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军已和孙军前锋发生遭遇战。武昌既经合围，孙军大部也已入赣，敌我江西之战便迫在眉睫了。

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无不及。现将孙军实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驻地，列于下：

上列各部队中以卢香亭的第二师、谢鸿勋的第四师、郑俊彦的第十师战斗力最强，为孙军的中坚部队。

孙传芳既决定对我军作战，乃将所部二十余万人分为五方面军。除在闽的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外，余均在赣（此项部署系我军于箬溪大破孙军后，自虏获的敌人秘密文件中所获悉的）。

孙军第一方面军以原驻江西部队编成，任邓如琢为总司令。所部第一军为唐福山、张凤岐部，在樟树。第二军为蒋镇臣、谢文炳部，在新淦。第三军为邓部第一师，在南昌。第四军为原滇军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在永丰。

第二方面军以郑俊彦为总司令。自南浔路南段集中，向湘赣边境萍乡一带前进。

第三方面军为卢香亭部，在南浔路中段。其主力数万人在德安、涂家铺、武宁一带。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为陈调元。所部有王普、刘凤图等旅，在武穴、富池口、石灰窑等处。全军号令森严，声威殊盛，各军战斗力也都不在吴佩孚各军之下。

二

我方进攻江西的战略部署分三路东进。以第一、二、三各军为右翼，由蒋总司令亲自指挥。第二军由赣南的吉安循赣江北进，第三军由萍乡出高安，第一军的第二师由铜鼓经奉新东进，均以南昌为目标。赣南之敌杨池生、杨如轩所部，因实力较弱，故由新近附义的赣军赖世璜部加以解决。

我军中路由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担任，由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捣德安，以截断南浔铁路。

我第七军则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沿长江南岸东进，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的总司令部，并向左警戒长江江面和北岸敌军陈调元所部。

我军入赣部署既定，蒋总司令乃于9月10日前后，亲至南湖七军军部告诉我，并颁发命令调第七军克日入赣，将武昌围城任务交第四军接替。但此时我军饷糈、被服等接济俱由广西征发而来，现已届秋末冬初，后方接济尚未送到，行军殊有困难。我遂将此情况报告蒋氏，蒋说：“我叫俞飞鹏立刻送十万元‘五省通用券’给你暂时使用。”俞飞鹏是北伐军的兵站总监。不久，他果然送来数大箱“五省通用券”。这是我七军在北伐途中第一次收到的中央方面的接济。不过我当时尚不知“五省通用券”为何物，中央财政部也未明令通用。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也只得暂时收下。到我军进入江西后开箱使用时，才发现全是五十元和百元大票。我们既未使用过，人民也闻所未闻。当时物价很低，纵使人民愿意，也无法接受此百元大票。所幸沿途人民箪食壶浆，十分合作，各地商民团体都自动集合为我军兑换使用，粮饷才不虞匮乏。

我军在南湖接到命令后，遂立刻向大冶集中，兼程入赣。9月13日全军抵达大冶。过此东进便是江西边界。大冶城东郊便系一大湖沼，大军东去须乘渡船，如自湖边绕道东进，势非三五日不为功。我们不得已，乃征调船只东渡，经一昼夜不停摆渡，两万大军才抵达湖东，进驻阳新。后方兵站则驻于鄂城、黄石港和石灰窑一带长江南岸的小市镇。

自阳新东进，又有小河两道不能徒涉；大军通过，势须架设浮桥。工程也相当浩大，势非三五日不能竣工，我便命令全军在阳新暂息。同时派出“差遣”三组，化装成平民，偕土人向武宁方面侦探，以便和第六军取得联络。因我在大冶时已接得总司令部“通报”，知程潜的中路军已占领修水、铜鼓，现计时应已占领武宁了。

三组联络员派出不久，便有两组相继回报说，武宁有敌人盘踞城内，他们不敢入城；至于第六军却“不知所终”。我得报至为诧异。然那时我们的无线电又失灵，普通电话更是鞭长莫及，各方联络全失。友军何往，以及全盘战况若何，直使我如坠五里雾中。

就在此时，我忽然接到武汉方面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和武汉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三人的联衔急电。大意是说：据报敌海军已溯江而上，将在黄石港登陆占领大冶，企图解武昌之围，情况紧急之至；要我克日回师大冶，以对付该地之敌，而减少武汉的危险。当军部尚在研究这电报时，我军留驻黄石港的兵站分监曾其新忽打紧急电话来报告说，敌人已在黄石港登陆，显系陈调元军的王普、马登瀛两部。这时电话内已微闻枪炮声。曾其新说：“……我们将向鄂城撤退！”话未说完，电话便断了。敌人显然已在黄石港登陆，向大冶进攻；我军后路已断。

我乃在阳新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应付之策。我计算全军绕湖回援大冶非四五日不能到达。有此四五日时间，已足够进抵九江。虽然是孤军深入，所幸士气极旺，不难一鼓而下九江。我军如攻占九江，则敌人不但不敢攻武汉，赣局也必急转直下。兵贵神速，事不宜迟；自古出奇兵制胜，未有不冒险而能克敌致果的。当时夏、胡两指挥官均表赞成，各级将士也表示听命。当夜浮桥搭成，全军遂于拂晓渡河，向九江挺进。当天便进抵横港，更夤夜前进。不久，前锋钟祖培旅便与敌军约千余人发生遭遇战，敌人稍战即溃，我军乃继续前进。

是夜10时，我在阳新所派的第三组探报人员也自武宁回来报告说，武宁城内确有敌军一两千人；程潜第六军不知去向。如是则我右后方已受敌人威胁，后方归路已断，欲退不能。我再查阅九江附近的地图，知该地全属湖沼区。我军三面受敌，北阻长江，且江边也有敌人，我们如进入该区为敌人重重包围，正如鱼入笮笼、虎落深阱，终必弹尽援绝为敌人所消灭。在此进退维谷之时，将如何是好？

熟思片刻，我自觉要改变战略，舍弃九江，全军向右靠拢，翻越羊肠山，以寻找第六军。如第六军被围，我正可前往解救。主意既定，便立刻请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和参谋长王应榆前来商议。

马迈耶夫听说我要改变战略，便立刻咆哮起来。他说：“舍九江不攻是违背既定战略和统帅部的命令。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在苏联便要枪毙，在你们中国就是要杀头的！”

“马顾问，”我说，“在通常情况下擅改作战计划是犯罪的，但是目前情形不同。我们右翼的友军不知去向，后路又被敌人截断，我们弹械、粮草已极其有限，一旦进入死地，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再者，我们在阳新时，武汉有电报要我向大冶撤退（其实蒋总司令于9月17日有一电报给我，要我暂驻大冶，监视武穴、富池口一带之敌，不过我未能收到该电报）。向大冶撤退尚且不犯军令，何况是向右靠拢以支援友军呢？”

但是马迈耶夫仍不以我言为然，喋喋不休。这时我军已有一团正向九江前进，胡、夏二指挥官也在前进中。我顾不得马氏的抗议，当即派人追向前去，命令他务必于拂晓前找到胡、夏，嘱其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马顾问仍期期以为不可，竟和我大闹起来。但是他终究是顾问，无权命令我主官。他见奈何我不得，不觉性气大发，叽叽咕咕似乎骂了起来。那俄文译员也不敢再译，想必马氏把不堪入耳的秽词都骂了出来。我也管不得许多了。

拂晓时，胡、夏二指挥和我会于中途。我便将我的新决定告诉他们，他们也绝口称颂我判断的正确。一声号令，大军两万余人便舍东而南，改途向羊肠山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