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们在广西将陆荣廷残部解决时，混乱的北方政局，也起了新的变化。1924年直奉战后，曹、吴势力在华北瓦解。一向主张联张制吴的孙中山先生也于1924年11月北上入京。行前曾有电约我和黄绍竑赴广州一行。同时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委我为督办，黄绍竑为会办。下辖两军，第一军军长由我自兼，第二军军长由黄绍竑兼任，白崇禧则任督办公署参谋长。两军的编制略如下：

此时西南局势也极为不稳。在中山离粤之前，广州已岌岌可危。陈炯明部虎踞东江，有随时回师粤垣的可能。盘踞羊城附郭一带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则把持税收，恣意搜刮，对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其他拥护中山的湘军、粤军也都离理想甚远。粤南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和申葆藩早已垂涎广州。即距离稍远的军阀如沈鸿英、唐继尧也莫不有志于广东。这些人都持中山革命大旗而舞之，时叛时服。而最为腹心之患的，便是驻在广州的滇、桂两军及商团。所以中山虽名为大元帅，而号令却不出大元帅府所在的士敏土厂。

滇军将领范石生曾经告诉我当时广州的情形。范说，杨、刘税收到手，向来不发给士兵。有时官兵闹饷，他们便说：“你们有枪还怕没有饷？”那时滇军将领都有烟癖。范石生说：“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上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他说得津津有味，我听到却无限心酸。

范石生所说的，也系实情。大元帅府全部工作人员，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那时蒋先生在黄埔做军官学校校长，艰难的情形也相同。因此中山一度有意放弃广州，移大元帅府于韶关，以免受制于这些假革命的军阀。所以我和黄绍竑的名义虽由大元帅所给予，但我们始终未获一枪一弹或一分一毫的接济。事实上，我们的督办公署的实力和场面也非空虚的大元帅府所能比拟。

1924年冬中山离粤后，广东情形更糟。因中山北上后不久即患癌症，消息传来，西南各野心家都蠢蠢思动。原来中山先生虽无实力，然究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声威所及，犹足以慑服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尚为若干地方军阀所拥戴。如果中山一旦溘然长逝，则群龙无首，野心家势必竞争中山的衣钵，谋为南中国的首领。

先是，中山决定北上时，曾指派大元帅府秘书长胡汉民为“代帅”。然汉民先生一介书生，无拳无勇，声望又不足以服众，其处境的困难自不待述。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有资望有实力、足以承继中山的名位的，便是云南的唐继尧。唐继尧为云南东川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袁氏当国时，唐继尧继蔡锷为云南都督，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钦仰。嗣任军务院抚军长，代行总统职权，俨然是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唐氏素来自命不凡，自刻图章曰“东亚大陆主人”，志大言夸，雄心勃勃。护法之役，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继尧被选为元帅，名位仅次于中山。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继尧竟和中山并驾齐驱同为总裁。1923年春间，陈炯明被逐出穗，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时，曾请唐氏为副元帅，继尧居然不就。在他想来，论名位渠原与中山并肩，论实力则渠远在中山之上。他那时名义上拥有滇、黔、川三省地盘（实际只有滇、黔两省），有精兵十余万，所以不愿屈居中山之下。

如今中山病危，南中国一时无主，唐继尧不禁食指大动。盖中山如死，南方便无人再足以驾凌唐氏。论资望，论实力，孙死唐继，实是天经地义。

所以正当中山病笃之时，唐氏忽然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拟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

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氏都表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往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桂林的沈鸿英，东江的陈炯明，盘踞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申葆藩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不过唐氏大军入粤，广西的西江水路实为必经之途。然这条咽喉孔道则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如果和他人一样输诚拥唐，则号称十万的滇军，不出一月便可越境抵达广州。我们若和唐氏龃龉，则必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如为个人利害着想，盱衡全局，似应和唐氏妥协。但我一再考虑，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实感深恶痛绝。因唐氏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每逢唐氏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他的“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唐氏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于大厅正中的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恐亦不过如是。

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工农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和鲍罗廷、加伦等势必被一锅煮去；什么革命、民众运动、北伐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氏障碍的便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氏比真是螳臂当车。所以唐氏也料定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我们平易就范，唐继尧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1924年冬，唐氏即派一代表文俊逸前来南宁和我们接洽，可见唐氏的东来，早有预定计划。文君为保定军校毕业，和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我们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文君到南宁后，住在最华贵的“南宁酒店”，挥金如土，竟摆出令人作呕的钦差大臣的气派。并携有大批名贵礼物，分赠熟识将领，与我方高级军政人员酬应无虚夕，气势颇有咄咄逼人之概。

文君来拜访我时，即传述“联帅”意旨。文君说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任副元帅之职。联帅抵穗后，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已缮具委任状交其带来，委我和黄绍竑各任军长之职。倘若同意，唐氏允送云南鸦片烟土四百万两（约值七百万元）以为酬庸。一俟烟土运到南宁，希望我们便通电就职，以昭信守。联帅并表示此次大军取道广西入粤，因为广西是一贫瘠省份，渠无意干预省政；沈鸿英虽派使节表示竭诚拥护，但沈究系绿林出身，难当大任，故广西省政设施，一切照旧等语。文君更以“四校同学”之谊劝我说，联帅东来，势在必行，我们如踌躇不决，或妄图反抗，均属无益。言下大有“有平西王的典例在，唯执事实利图之”之概。

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觉得唐氏十分可鄙。唐平时的生活方式和封建作风，我早已有所闻，其滇军以往在川黔横征暴敛的情形，路谤犹在。况且昔日中山先生委他为副席，居然不就，今趁中山抱病北上之际，忽然就职。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遂，为祸之烈，将不知伊于胡底！因此我便告诉文君说：“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径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又何必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则北伐未成，内讧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盼为复电，代达鄙意。”

文某见我辞色俱厉，不敢多言，只唯唯诺诺说：“当遵督办之意，拍电联帅，俟有回音，再来谒见。”遂索然告辞。

文某去后，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乃飞电梧州黄绍竑速来南宁会商大计，并先召集在南宁的高级干部密议。会上，我首先痛斥唐继尧的封建与腐化；继述其趁中山北上，图谋攫夺本党领导权的不仁不义，我们断难听任其野心得逞。说了遂分请到会各人各抒己见，不必隐讳。

我首请参谋长白崇禧发表意见。白参谋长对我批评唐氏的话完全同意，至于如何应付唐氏，他感觉兹事体大，不愿轻做主张。以下将官发言最多的是俞作柏。俞作柏主张纵令我们不受唐氏委任，可否先取得他的四百万两烟土后，然后决裂。因为本军饷糈支绌，七八百万元的巨款，对我军实有莫大的裨益。其他将领有赞同俞的意见的，也有反对的，莫衷一是，会议无结果而散。所幸黄绍竑已在来邕途中，我拟俟黄氏到后，再开会决定我们或迎或拒的大计。

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毋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做无谓的牺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趁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请督办饶恕我吧。”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几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而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特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犒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做“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之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熏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拼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及。嗣后事隔多年，回想当年情状，也觉不寒而栗。

后来在1949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自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歔之感。

在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才由梧州赶到。他一见到我便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我便说明拘押文某的必要，以及骗其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黄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当晚我们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部署的问题。我们的判断是纵使唐继尧倾巢东犯，各项作战准备和行军所需时间至少尚有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南宁和柳州。趁这空隙，我们应当全力讨伐沈鸿英，必要时，不妨将左右江地区和省会南宁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

孰知事有巧合，在文某被拘一星期之内，沈鸿英忽然自桂林用“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向各县政府暨各法团发出通电，大意是“本总司令不日出巡视察各地民情，仰各知照，不得误会”等语。事实上，他就是以出巡为借口，指挥大军出发，向我们进攻。

沈氏固早与唐继尧有联络，伺机谋我，但是他何以未等滇军到达，便先期单独向我用兵呢？其主因是在于他的轻敌。沈军向称剽悍，纵横数省，未尝铩羽，自然对我们有轻视之心。再者，他希望在滇军入境之前，将我军击破，“先入关者为王”，以免滇军入境时反客为主，觊觎广西的地盘。殊不知他倾巢而出，也正符合我们各个击破的原则，我们实求之不得。

双方即都已准备用兵，黄绍竑、白崇禧遂立即回梧，和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取得联络，计划分进合击沈军。南宁方面，我令伍廷飏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敌进我退，敌停我扰，勿与敌正面作战，待我军消灭了沈鸿英，再回师拒唐。

部署既定，我便将桂西可用的部队悉数东调，我本人也于1925年1月中旬自南宁移驻桂平。

二

我移驻桂平不久，黄绍竑、白崇禧已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决定进攻沈鸿英的计划。1月29日，黄、白二人遂乘轮来到桂平向我报告他们的全部战略计划。

他们所决定的计划，大致是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据他们的判断，沈的老巢是在贺县、八步一带。沈于该地设有大规模的修械厂和炼锡厂。沈军精锐的一部，由其子沈荣光统率，也驻于该处。在他们三人的估计，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因此我方的对策，当以梧州为轴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旅长陈济棠所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和郭凤岗的第一独立团，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他们的计划是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黄、白二人报告完后，我立即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计划。我的看法是，沈氏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梧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得梧州，也无力进攻广东，况梧州四面受敌，得了不易守。故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腰斩我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不意绍竑性急，无心多听我的辩论。他说他们三人已一致同意，只等我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此时不能顾虑太多，且师行在途，若重行部署，殊非易事。他和白氏都要克日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

我因此一计划为他们三人所共同决定，如我坚持不可，可能引起分歧，反使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然如照他们的计划而行，则败亡立至。所以当日下午黄、白决定回航之时，我乃强留白氏多住一刻。因黄返梧州，航程较远，白去平南，数小时可达。我们会议完毕已是晚上9时，白君返抵平南，将是半夜，所以我请他多盘桓几小时，待午夜开船，在船上睡眠一宵，翌晨抵平南，便可挥师出发。因此，黄氏先行，白崇禧遂留下和我再谈。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便平心静气地将目前敌我态势分析一番，并指出他们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在我看来，沈氏趁我们和滇唐决裂时，对我先行用兵，其理由不外有二端：第一，沈氏断定我有滇唐大敌当前，军心必已动摇，不堪一击。第二，沈氏深恐滇军削平我军之后，盘踞不去，则为患更大，故借滇军的声势作呼应，一举而灭我军，唐继尧遂失其盘踞广西的借口，而沈鸿英则可囊括全省，南面称孤。

因此据我的判断，其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渠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特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仅以捣沈氏的老巢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我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致前功尽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用兵而如盲人骑瞎马，未有不偾事的。谈到这里，我主张立即将作战计划重新修正，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我军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部署，更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氏静听我分析之后，即鼓掌赞成我的计划，并主张立即照此计划重新部署，他悟性的敏捷和果决的气魄，实非常人所能及。白氏并问我说：“季宽在这里时，你为何不详细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们三人决定的计划，究系多数的意见，我未便以一己之意来否决。再者，季宽那时自信力很强，事又繁忙，心情已极烦躁，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听我对事理作客观的分析，我多说了必易引起辩论，愈辩论则其主观愈强，而事理愈不明。所以我等宵深夜静，和你煮茗而谈，头脑清醒，才可事半而功倍。”

白氏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即遵照你的计划，全盘重行部署。季宽、任潮那面，由我负责去电说明。江口、平南方面各纵队，即用电话改调至武宣集中……”因此，我们的一夕之谈，竟把我们讨沈的战略全部变更。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禧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

当我们的命令发出之后，立将以平乐为目标的第二路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前敌指挥官则兼第三路指挥以柳州为目标。部署既定，白氏即率卫士三四十人，和纵队司令官钟祖培率士兵一连，乘轮船循柳河上驶，于午夜向武宣进发。我也于翌日（30日）率独立营乘轮跟进。

白崇禧、钟祖培一行官兵二百余人于30日正午到达武宣。此地有我部游击统领朱为鉁率部四百人驻防，朱部为收编地方军组成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毫无作战能力。白崇禧等到武宣后，深恐大战即将爆发，便往四郊侦察地形，拟凭险设防。

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我前夕向白崇禧说敌人主力在柳州一带，也仅是个人臆断，并无情报作根据，故白氏到武宣后，初亦不知是否真有大股敌人取此路南下。

孰知正当他们在察看地形时，忽然发现敌军漫山遍野而来，人数有数千之众。白氏知是沈军进犯，乃急令士兵就原地卧下，并放列两挺重机关枪向敌人射击。沈军也蜂拥而来，顿时展开一场血战。双方正坚持间，不料另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从柳江的左岸利用河边荫蔽地形，绕到白氏等的左侧背，向我军包围，情势危急达于极点。白氏乃命士兵边打边退，一挺重机枪座的三脚架在仓促中竟至不能带走，为敌掳获，狼狈情形，可见一斑。白氏因左脚不良于行，几至被俘，幸官兵虽伤亡十余名，尚能勇敢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闭门坚守，以待援军。此种危险情况，完全由于朱为鉁疏忽不负责任所致，当时我们如有正规部队驻在武宣，当不致有此危急场面出现。

这时进犯敌军为沈军师长邓瑞征、邓佑文两师，共一万人左右。其作战目标系奉沈鸿英之命，南下袭击桂平。当他们发现白崇禧竟被围于武宣城内，随从不过一两百人，原驻防部队又不堪作战，大喜过望，乃立刻将武宣城合围。这时候敌军如趁守军立脚未稳，蚁附爬城，则白崇禧必被生擒无疑。然沈军原既缺乏训练，行军竟日，疲惫不堪，同时认为白氏已成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遂在城郊息下，埋锅造饭。想候三军饱餐后，一鼓作气，爬城活捉白崇禧。

这时白崇禧正在城上率众布置防务，忽闻城外鸡鸣犬吠猪叫的声音，乱作一团。白氏知道这是敌人正在捕捉牲畜，预备午餐的信号，因悬重赏，挑选敢死队百余人，待沈军饭菜正熟、举箸用膳时，突将东西两门敞开，敢死队鸣枪呐喊，分两路奋勇冲出。沈军丢下饭碗，慌忙应战，混乱不堪，大军数千人，竟被百余名敢死队冲得七零八落，后退了十里，才能立足。我军俘获敌人五十余名，枪百余支，遂又退入城内固守待援。敌人受此挫折，当夜不敢反攻，白氏提心吊胆地渡过一夜难关。

当白氏在武宣城郊和敌接仗时，我正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是日下午5时，才到离武宣约三十里、位于柳江右岸的拦马村，有村民数十人招手呼喊，我船乃靠向岸边。这时我忽于岸上人丛中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乃招呼李君上船，询问上游军事情况。李澜柱说，今天中午，武宣北门外五六里曾发生战事。我军旋即回城中固守，不久枪声又大作，似曾发生巷战。据传沈军已被击退，这是乡民的报告等语。我根据这一情报，判断沈军的行动，果如所料。其主力企图沿柳江两岸东进，攻我桂平，截断大河交通的目的已甚显明。幸而我军已改变作战计划，否则全局不堪设想了。这时我预料武宣城兵力虽微不足道，然城垣必仍在我军掌握之中。因武宣如果失陷，至少也有败兵乘船顺流东下。武宣既有白氏镇守，我大可放心，此时前去也无多大作用。目下当务之急，莫过于迅速掌握西进的我军，以便部署向敌人反击。我估计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各纵队的先头部队，明日中午以前定可到达由东乡通武宣的大道上，乃决心上岸向东乡、武宣间的新墟进发（新墟离武宣城约四十里）。翌日拂晓前，我所率独立营便抵达新墟。天亮后，由江口西进的钟祖培等纵队，果然如期陆续到达，此时并得探报，敌人已自武宣退至二塘，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我军鏖战。我遂和白崇禧取得联络，决定是日下午2时，向二塘之敌展开总攻击。我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以将敌人压迫至柳江的左岸而歼灭之。此时我军已有六千之众，乃全线展开，向敌施行总攻击。敌人也不甘示弱，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冲锋肉搏，杀声震天，战斗的激烈为前所未有。我和白崇禧都亲冒炮火，在最前线指挥督战，全军见了，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和敌人搏斗。双方屡进屡退，形成拉锯战。正值难解难分之际，幸我军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敌人的右翼，并隔河吹号呐喊射击助战。敌人见我有援军赶到，恐被截断归路，顿时心虚，阵线开始动摇，彼怯我勇，全军乘势猛攻，敌人遂全线崩溃，自二塘窜往黄茅。我军尾追不舍，敌人乃渡江退入石龙。我军也追入石龙，敌人主力遂退守柳州。然两邓所部已溃不成军，柳州旦夕可下。我因和白崇禧在黄茅商议，不如趁此时声东击西，使李石愚纵队衔尾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全军携带数日干粮，由我和白氏亲自统率，自象县、修仁瑶山边缘，越三排、四排，循崎岖山路，直奔桂林的南乡。这时沈军正为我第一路军陈济棠部所败，贺县已为我军占领。第二路俞作柏所部也攻占蒙山。沈军前线失利，惊耗频传。不数日，忽闻我军已迫近桂林，直似从天而降。沈氏初闻，尚不信我军进攻有这样迅速，乃着人“再探”，其情形恰似“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三探”之后，消息证实我军已越过良丰墟，离桂林仅三十里地。今非昔比，我人非但不像司马懿被空城吓退，反而挥军向桂林急进，沈鸿英大惧，乃匆忙北遁。行前曾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沈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言下大有“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气概。

沈氏既遁，我军乃于2月23日夜克复桂林。

那时滇军范石生部已自广东抵桂平增援拒唐，我和白崇禧乃联袂南旋，准备和石生晤面，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并以侯砺霜为桂林善后办事处处长。侯系我陆小同学，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孰知我们去后不久，二邓竟收拾残部三四千人，逆袭桂林，侯、吕两人疏于防范，桂林再行沦陷。我闻报即派白崇禧到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进行兜剿以固根本。沈军不敢恋战，我军乃于4月10日再度收复桂林，唯此时沈军残部仍有三四千人，退守西乡的金竹坳（临桂县、古化县交界处的山区。古化后改称百寿），伺机和入境的滇军相呼应，再行出扰。

白崇禧跟踪追击，见金竹坳为一系列的大山，道路崎岖，进兵扫荡不易，乃散布谣言，谓一俟滇军入境，大军即行南撤，并将我军从山口墟前线向两江墟方面撤退，而潜伏于两翼间的丘陵地带，以诱沈军出击。沈军果然中计，下山渡河进驻两江墟，正图跟踪追击。而白崇禧已兵分三路向两江墟突击，围而歼之。沈军指挥官知已中计，仓皇撤退。适值山洪暴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被击毙二百余人，溺毙更多，被俘凡七百余人。时为4月24日。自此役以后，这一路沈军残部一蹶不振。沈鸿英至是一败涂地，个人四处藏匿，我军画影图形，悬赏缉捉。然沈氏究系土匪出身的地头蛇，躲藏甚密，我们遂也舍之不问。

事隔一年，正当我们准备北伐期间，西江有一客轮下驶，刚过三水，直航香港之时，船上人丛中，忽有一彪形大汉站起来，把胸脯一拍，大声说道：“老子就是沈鸿英，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哼！不怕你李宗仁、黄绍竑如何凶狠，还有白崇禧会用计谋，画影图形捕捉老子，老子还是跑了！哈哈！”的确，全船数百乘客，哪个不知道这位绿林大盗出身的沈总司令。全船哄然，一时传为趣事。

后来我们猜测，沈鸿英大概藏匿在贺县姑婆山，化装从怀集经四会到三水，溜上轮船，躲入舱底，船过三水之后，便不再靠岸，直航香港。沈氏躲藏了一年，一旦重获自由好不高兴，情不自禁地显出其绿林好汉的本色来。沈氏后来在香港置产甚丰，并建一巨宅，号曰“将军第”，因北京政府曾给以“将军”头衔之故。1929年我在武汉失败后，寓居香港，沈氏曾有意来拜会，我为避免时人误会，婉辞却之，所以我和沈氏终未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