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绍竑既据有梧州，广州大元帅府并畀予名义，我留在郁林五属的部队，也已久经整训，可以随时出动作战。于是我和黄绍竑、白崇禧便开始计划次一步的行动。这时盘踞大河一带四五百里之地的陆云高就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陆荣廷返桂时，陆云高不愿重受其节制，乃自南宁移驻于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嗣又向我索去贵县，因有地盘约六七县。渠有基本部队三团和若干游击队，并有山炮十余尊及铁皮船“大鹏号炮舰”一艘，总共兵力约六千人，配备甚佳，故战斗力颇不弱。

1923年秋季，我遂与黄绍竑约定，自梧州、郁林出动，夹击陆云高。我军出发在抵达桥墟前夕，宣布改称“定桂军”。11月23日，未遭剧烈抵抗即占领贵县。25日复东进围攻桂平，守将营长黄飞虎旋即接受改编为我军营长。这时黄绍竑的讨贼军已自梧州、榕潭、藤县、大安克平南、江口，与我军会师于平南的鹏化。两军都未经剧烈战斗，历时仅两旬，陆云高部便全部瓦解，陆本人率残部千人，自鹏化窜入瑶山，往依桂林沈鸿英。从此，整条西江，自贵县直至广州，完全操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革命政府声势为之一振。

当我们打通西江之时，在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俄顾问鲍罗廷于是年10月初抵广州，协助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包括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履行入党手续。我在桂平时，广州中央和革命军驻梧州将领李济深都派人来约我去梧州会议，并办理入党手续。我当时不明底细，因说我原是同盟会会员，何须再入党呢？后经李济深解释，始知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会员也须重新介绍登记入党。我因此便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二人的介绍，重新登记，加入正在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在梧州之行后，我遂迁司令部于桂平。这时黄绍竑和我虽已统有整个西江上游，然我们的实力仍甚单薄，质虽优良，量究有限。而这时广州大本营本身复受制于滇、桂诸军，竟至号令不出士敏土厂。黄绍竑虽曾两度去广州，并谒见总理，陈诉我们孤军作战的艰苦，然大本营方面也无力支持我们。这时广西的地方实力是陆荣廷、沈鸿英以及我和黄绍竑，俨然成鼎足之势。然陆、沈二人各有一两万人枪，远非我们的实力所能比拟。所以在羽毛未丰之前，我们只有虚与委蛇，以免遭受压迫。唯绍竑既已旗帜鲜明，号称“讨贼军”，公然与陆、沈为敌；我地据大河上流（桂人俗称浔江曰“大河”），便有缓冲的作用与义务。因此在陆云高部被解决之后，我仍旧须掩护黄绍竑免其遭受陆荣廷的威胁。

陆荣廷虽然找不到攻击我的借口，但是对黄绍竑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因为梧州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复为富庶之区，陆氏如能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三则可报答北京政府殷切的期望。有此三利，使陆氏向黄绍竑用兵的计划如箭在弦，势所必发，陆氏遂想利用我做前驱，俾渠本人能坐收渔翁之利。

到1924年春初，陆氏果然派代表陈毅伯来桂平和我谈判，要我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此时我应付陆氏的代表殊为不易。我如顿加拒绝，则陆氏可能以此为理由向我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向我们夹击。而广州方面，外有东江陈炯明的牵制，内部的滇、桂军又离心离德，自无力助我。我忖度陆氏的策略，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与我先去其一。他见我力量较小，因选择我和黄绍竑为第一个对象。我如与他决裂，陆氏必联沈以制我，这正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所以我当前的抉择，是不到必要时不与陆氏正式决裂。应付的方法，当以政略、战略各项利害说服陆氏，转移目标，以渡此难关。

主意既定，我便告诉陆的代表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本人认为有缜密考虑的必要，并非有所爱于黄某，只是在战略上分析，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且能直捣广州，则应向下游用兵。如老帅志不及此，仅欲收复梧州，则衅端殊未可轻开。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之局。中山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者，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广东交兵失利，则北京政府纵欲援助，也问津无由！老帅若有志于恢复旧日规模，则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未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是则老帅本身实力尚不能充分利用，与北方的通路也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窃以为不可，愿老帅三思之。”

陆氏的代表将我的意见拍电给陆氏。不久陆氏便回电，仍坚持原议，力促我勉为其难，担任前驱。他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拨给我指挥，辞意非常坚决。我知其不可以利害动，也只好表示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要他的代表按我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仍志在必行，则我宁愿撤返郁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简贤能东征。然老帅兵非义动，计从下策，我不忍桑梓遭劫，且为老帅惋惜。此电去后，孰知回电立至。他电文中说，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不久，陆氏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陆晤面，而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氏入城后，加意绥抚商民，声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即率部回桂林。这消息一出，沈氏极感不安。马济原为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渠将无容身之地，乃挥军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竭力猛攻。陆氏部众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氏情急，只得檄调后方各军前来桂林解围，并乞援于湘军赵恒惕。然沈鸿英向称剽悍，陆氏自南宁、柳州一带所调援军，如陆福祥等又各为保存实力，不愿力战，都不能迫近桂林城区。赵恒惕所派的湘军叶琪、李品仙两旅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被围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沈军曾一度将城墙炸裂，然为守将韩彩凤击退，不得入城。直至5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乃开始媾和息兵。沈氏答应解围，陆氏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沈鸿英。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媾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趁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定不应先讨沈，而是先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备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拾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二

先陆后沈的决策既定，便部署进行定桂讨贼。两军兵力合计约有一万人，粮饷来源的根据地共有十五县。在我治下的有郁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九县。绍竑分治的则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旗号则沿用旧军方式，以主帅姓字书于旗帜之中。定桂军用黑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李”字；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黄”字。

经黄、白和我三人详细讨论后，我们决定分两路出兵讨陆。这时陆氏部队尚有一万多人，分据数十县，所幸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个别击破。部署既定，我们乃于1924年5月间将两军主力集中于桂平、贵县附近，分两路前进。一路由我亲自指挥，包括定桂军李石愚部和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所部，乘船溯江而上，直迫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包括定桂军何武、钟祖培和讨贼军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则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

部署已定，师行在即，黄绍竑乃开始在梧州封船，以供军运。南宁方面已有所闻。这时陆荣廷的南宁留守是林俊廷督办。林氏得报后，即拍电来问我说，风闻大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但他本人不相信此事，因为他一向认为我是好人，绝不会乘人之危，进攻南宁。所以他想来贵县和我一谈，以息谣诼。我接电后颇觉为难。最后我还是复他一电，欢迎他来一叙。同时去电梧州，通知黄绍竑。电出不久，林氏即率兵一连，乘轮至贵县晤我。

林氏到后，我便招待他在县署内住下。这是我初次和林氏见面。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竟夕谈，颇为投机。这时黄绍竑的复电亦到，他要我把林俊廷看管起来。我看过了，便塞进衣袋中，因为我觉得把这位老先生拘押起来是徒招恶名而于事无补的。我决定仍以礼待他，并于翌日送他上船回邕。

行前，林俊廷告诉我说：“外面人都说你们要攻打南宁，但我知道你是个忠厚人，绝不会与陆老帅为难的。你看，我来了不是证明了谣言全是不可信的吗？”他诚恳地说出这样天真的话来，使我颇觉难过。

林氏去后，我们各路大军随即出动。我并于5月23日领衔发出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原电如下：

（衔略）我省人心厌乱，而陆、沈又起交哄，桂林一带被兵之地，死亡枕藉，饿殍载道，重以河道梗塞，商业停滞，相持愈久，受祸愈深。以我省残碎之余，宁堪一摘再摘？刻柳州、平乐业为沈军占据，田南各属亦曾相继失陷，桂局已成瓦解之势。窃思陆公干卿以胜国遗将之资，丁辛亥光复之会，因绵旧绩，遂掌我省军权，以此把持民政。民五以还，武力外张，地位益固，乃干公治桂十稔，成绩毫无。以言军政，则不事练兵；以言民政，则任用私人；以言财政，则滥发纸币；余如教育、实业诸政，无一不呈退化之象。日图武力侵略，开罪邻省，召客军之凭陵，贻桑梓以浩劫。迨客军已退，赧颜复出，谬膺善后督办之职，既纵容部属虐杀议员故吏，复攘夺政柄迫走林公莆田；倒行逆施，罔图晚盖。夫自民一至民十，实干公全盛时期，尚不能有所展布，乃欲于丧败之后，收拾余烬，借整边营私，恢复其前此之势力，虽爱者亦知其不济矣。自大妄为，于个人则有身败名裂之虞，于省民则益水深火热之痛，干公何心而忍出此？宗仁对于干公夙抱崇敬老成之见，然不敢姑息爱人以误干公，尤不敢阿好徇私以负大局。除电恳干公克日下野外，特联合友军倡议出师，以扫除省政革新之障碍，奠定桂局。关于善后事宜及建设问题，当尊重全省人民之意志。谨电布臆，幸垂明教。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叩。漾。

通电发出之后，联军遂分水陆两路向邕宁所属地区分进合击。6月25日，我亲自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于扫荡宾阳、迁江、上林之敌后，即向左回旋向武鸣进击，也未遭遇激烈抵抗，遂会师南宁。此时桂林战事在湘军赵恒惕调解之下，沈军已撤围，陆氏见大势已去，乃只身入湘。直至9月间，左右两江残部和由桂林窜回柳、庆的谭浩明、韩彩凤等残部约五六千人也先后被我军消灭，陆氏乃通电下野赴沪，结束了他在广西十余年的统治。

三

我军会师南宁后，困难问题也接着发生，因广西全省经历兵燹，百废待举。掌握省政，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此外军事方面也险象毕露，陆氏残部的零星抵抗仍随处皆是，雄踞东北半省的沈鸿英尤虎视眈眈，而我军因胜利过速，难免骄纵，内部组织的弱点顿现。因为黄绍竑的部队自脱离我自树一帜之后，发展极速，此时已羽毛丰满，不期然自成一系统。他的部曲都野心勃勃，大有使绍竑黄袍加身之概。传说俞作柏曾向黄、白秘密建议将“定桂军”缴械，庶几“讨贼军”能完全独立。此讯一出，定桂军各将领大愤，第二纵队司令何武甚至主张和讨贼军火并。但我竭力掌握所部，不使有越轨行动，同时向来陈诉的部下解释，绝无此事。我说：“我绝不相信黄、白两人会贸然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觉得有我在，他们不易做事，我可立刻引退，让他们两人完全负责，成功不必在我。为广西以及整个国族的前途着想，纵我不干，我仍希望你们完全服从黄、白二人的指挥，也如服从我一样，以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我虽然苦口婆心地解说，而两军嫌隙已见，相互戒备，情势颇为严重，黄氏那时尚在梧州，我遂发电催他克日来邕，共商善后之策。

绍竑来后，也觉情势严重，值此敌人环伺之时，我们稍有不慎，必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的覆辙。我因和黄氏议定统一军令、政令的全盘计划，各事粗有眉目，黄氏乃在其指挥部内设宴，招待两军官长。席间，黄氏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并说明他原是我的部将，前次自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乃是有计划的一时权宜之策，今番组织联军司令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我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我为联军总指挥，他任副指挥，绝对服从我的命令。说毕，他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全体起立向我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毕，绍竑仍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的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二意的，当如此杯！”说毕，他便将酒杯摔于地上，跌得粉碎。全场肃静无哗，空气颇为肃穆。

绍竑坐下后，我遂起立致简短训词。以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拯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现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言毕，阖座均极感动而兴奋。大家酒酣耳热，尽欢而散。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遂在南宁旧督军署正式成立。当时的编制如下：

军事得到适当安排之后，我们一面派队分途赴左右江的龙州、百色绥抚陆荣廷的旧部，同时筹划政治的建设。当我军进占南宁时，北京政府所委的省长张其锽（1923年6月22日到任）自然无形解职。张氏是我桂林小同乡，进士出身。他们张府更是世代显宦，在乡间筑有高楼大厦。我年幼时，看他们张家真是高高在上，显赫之至。此时他见到我，便说：“你们来了也好。”不久，他就离开南宁回北京去报命。我前去送行，张说他希望沿途无事，我担保他平安通过。张说：“马省长不是半途被劫，几乎丧命？”我说：“马省长是匹夫怀璧，他遇到危险是因为他带了一营卫队。你现在出境，只一仆一担，不会有人注意你的。”张氏始觉释然，取道龙州、安南而去。

我们既占有省会，即有统一全省政令的必要。广西，也可说是全国，在1912年以后，便在军人统治之下。我们既是革命军人，作风应有异于往昔。我因决定以广西为全国倡，力行军民分治。乃和黄绍竑、白崇禧会商军民分治的办法。我说：“省长一职，我绝不自兼，我并希望你们两位也不作此想。庶几广西可为全国首倡，军民分治，使政治纳入常轨。我们革命军人，应有革命军人的新作风。”

黄、白两人也深以我言为然。但是随即发生省长人选的问题。那时我曾想从广西的国会议员中推举一人来担任，但黄、白二人都反对。因为他们以前在保定读书，对广西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详。他们对这批政客极其反感，此议遂寝。几经磋商之后，我们乃决定推举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氏来担任省长。我们尚在求学时代，即常从报上看到省议会和陆荣廷争省预算的消息。陆氏当时是炙手可热，而省议会居然能在张一气领导之下为广西人民争取减轻负担，实属难能。所以我们觉得张氏众望允孚，足以表率全省。

张氏这时正避居香港，我们因去电请其驾返南宁一叙。张氏旋即返抵邕宁。当我们说明请他回桂的用意后，张氏大为惊讶。他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认为此事简直不可思议。江山既是我们打的，哪有拱手让他做省长之理？后来他见我们三人俱十分诚恳，才勉强答应下来。为使他安心整理省政起见，我们且担保他从省级到县级有全部人事任免之权，我们不荐任何人充当任何职位。

这一项新设施和新作风，不特为当时全国所未有，便是中国历史上也少见。我们之所以能毅然做到，实是青年人的一股向善之心和革命的热忱使然。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一般人所向往的政治大道理，说来甚易，施行起来则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前在郁林实行民选县长时，已深深体验到此，而张氏所遇困难，又为一例。按常理来说，张氏有我们全力支持，应可大胆从事兴革，然他竟至一筹莫展。

原来张氏所委的县长多为渠昔日省议会内的同事和教育界的朋友。这些人在县长任内，有时因个人渎职，须撤职查办。有时因地方士绅与其为难，致政令无法推行，须调省另有任用。不意他们往往不听调度，有的已经撤职，仍抗不交代，并指摘张氏不念过去同事之谊。此种情形，一月之内竟有数起，使得张氏捉襟见肘。到了1925年春，滇唐军队入桂，进驻南宁，张省长便杳然离去，广西遂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南宁收复后，9月间，才由黄绍竑组成民政公署恢复省政机构。

四

在军政双方的整理稍有头绪之后，我们遂决定下一步统一广西的战略。这时陆系健将韩彩凤仍屯兵柳、庆一带，意图伺机规复。右江方面，只自治军刘日福部有人枪三千已接受收编，仍令驻于百色。蒙仁潜、陆福祥各有人枪两千，盘踞都安、那马一带，窥伺南宁。龙州方面有李绍英、谭浩清、谭浩澄三部，各有人枪千余。都有待肃清。

为对付这些残余势力，我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头进剿。右路由我和白崇禧亲自指挥夏威、伍廷飏、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并约沈鸿英军夹击韩彩凤。中路令俞作柏和蔡振云向武鸣进发，肃清那马、都安的敌军。左路令胡宗铎总参议指挥吕焕炎、刘权中等，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

当我军进围柳州时，我们便得到沈军方面复电，派参谋长邓瑞征前来离柳州九十里的大塘会晤，时在8月11日或12日。当我和白崇禧乘肩舆至大塘时，邓氏已率卫士百余人先到数小时，视察该地形势。双方会谈数小时，白崇禧长于辞令，我遂让白君和邓君详谈，我则未多发言。最后，邓君表示韩彩凤是彼我的共同敌人，愿派兵前来会剿。

会后，邓氏返桂林沈军防地，我和白氏即向柳州进发。柳州城垣虽坚，据以待援则可，孤军死守则不可；韩彩凤知不可守，早于8月11日退出柳州。我军即于同日进驻城垣，向北追击。然韩军主力谭占荣、黄日高、邓定邦等有人枪三千余，配备和训练俱佳；加以韩氏又系本地人，所部都是他的子弟兵，地利人和，两得其便。韩军退出柳州后，据守上雷一带，与我决战。我军乃由白崇禧指挥，于柳城上雷之间正面进攻韩军，我本人则率两营，由柳州出发攻其侧背。

韩彩凤是当时广西能战之将，十分剽悍。我军则因白崇禧初次指挥，部将不服调度，几致发生意外。因我军第二纵队司令何武，原系学兵营出身，初充炮兵排长，以射击准确，骁勇善战，积功累迁至营长，曾随我避入六万大山。当我军改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时，他受任为第二支队司令，直至此时。何君为人正直爽快，忠诚可靠，然毕竟学识有限，加以骄傲性成，有时难免不识大体。此次讨韩之役，我调他受白崇禧指挥时，他便不大愿意。因当时我国军中风气轻视参谋人员。何武以其本人身经百战，功劳赫赫，自以为可独当一面，今反受白崇禧指挥，便觉心有不甘。在部队出发之前，何武来问我：“总指挥要我受白崇禧指挥吗？”言下颇有愤愤不平之意。我正色告诉他说：“白崇禧是当今一位初露头角的军事家，你必须服从他的指挥，这是军令！”

此次上雷之役，韩彩凤亲握大旗，号令全军冲锋肉搏，两军呼声震天，战况空前惨烈。我军阵地几次被其突破。白乃亲赴前线督战。当军情紧急之时，白氏调总预备队增援，但一部分由何武掌握的部队却不听调遣。

幸而这时我所率的两营正威胁敌人的侧背，另有沈军两营前来观战。韩军见腹背受敌，遂开始溃退，我军乘势追击，敌人遂全线崩溃，我军乃克复上雷、大浦、沙浦一带。韩军残部分途退往庆远、融县，我军跟踪击破，克庆远城，守将韩彩凤之兄韩彩龙巷战时被击毙。韩彩凤率残部数百人逃入湘黔边境，我军遂班师凯旋。

其后我们在柳州检讨此次战役的得失，发现何武不听调遣的事。我特地郑重询问白崇禧关于此事的始末。白以何武随我有年，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不愿使我为难，故不肯明言。经我一再追问，白君见我态度坚定，方吞吞吐吐说出。并说，毕竟我们已打了胜仗，此事也不算严重，不必追究了。我说：“在我看来，此事甚为严重。军令如山，焉有大敌当前，而敢违令之理。何武不听你的命令，就等于不听我的命令。我如知而不办，以后命令将无法贯彻，我一定要彻查重办！”同时我也认为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其人思想落伍，爱好享受，仍是旧式军人的一套作风，不能长进，将来难免不再偾事，故决心将其撤职，以肃军纪。

我因而着人将何武找来，告诉他说：“这次作战，我已查出你不听命令。按照军法，这种重大情节的过失是犯死罪的。现在我要撤你的职，希望你准备交代。”何武说：“总指挥，事情有这样严重吗？”他的意思是怪我不念他相从多年，遽忍出此！我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当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的私交是私交，军令是军令。我如徇私不办，将来无法维系军令。你这次必须撤职。”何武说：“那我就回家种田去！”我说：“我们革命军人解甲归农也是很正当的归宿。以后仍希望你常常和我通讯。”

我随即将何武明令撤职。何武办了交代，便回昭平乡间务农去了。此事传出之后，全军震动，上下将士均服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的态度。

当韩彩凤被击溃之时，中路我军进展也很迅速。除陆福祥在那马附近一度顽抗之外，右江一带旋即削平。刘日福所部两团早已归我军收编，其本人则受委为定桂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林俊廷率所部三千人也已退入广东钦州。陆福祥负伤逃入安南，所部两团亦表示愿意受编。蒙仁潜逃入黔桂边境。我右、中两路军遂均班师回防。而将柳州地盘让予沈鸿英，以免其向我捣乱。

左路我军也于8月初进入龙州，二谭未作抵抗便遁往安南，左路战事遂告结束。溯自我军5月兴师，未及半载，以区区八千子弟，竟将陆荣廷所部两万余人悉数消灭。陆氏在桂十余年的经营，至是遂连根拔去，广西境内乃形成我军与沈鸿英两雄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