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长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产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产时共有田地六十多亩。祖父母保留十余亩为养老之资，我父与春华叔各得二十余亩。我们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费便全靠这二十余亩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赖我母克勤克俭，抚养我兄妹八人至于成立，劬劳之情，有笔难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强、任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师李小甫先生，与我们同姓不同宗，也是当时的奇士。他是我乡的一位名举人，然自中举后，即无意科场，隐居故乡，终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荐他做知县，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问其故，他说他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清廷作鹰犬，更不愿与捐班出身的贪婪官吏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强。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风亮节闻名乡里。先父慕其名而义其行，遂拜小甫先生为师，就读门下。其一生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范；淡泊名利，无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响。

小甫先生不但无心功名，其思想也极为新颖。在家乡竭力破除迷信，主张兴学堂，办实业，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因深知科举制度当废，乃亲自将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进教会学堂。其后行三的德晋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和中国最早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后同学。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师的儿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后，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对中国盲婚的习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写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岁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下的未婚妻解约。女家父母却认为无故退婚，有辱门楣，乃严词拒绝。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乡民不知真相，传说纷纭。有的甚至说李君在美国已被彼邦巫医，为取睾丸配制药丸，将其阉割，致失去性机能，不得已而要求退亲云云。辗转相传，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见当时新旧习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众排外情绪的炽烈了。李举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极勤勉好学，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后丁忧六年，因守制下场，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

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已，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那种主张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原极迷信，更加以统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于就范。于是人民不但认为富贵荣华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于魑魅从中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都习以为常。若逢祈雨驱鬼等大事，且由专业此道的道士主持。这种道士，有事相召时即来设坛作求神、驱鬼等各种法事，无事时彼等也另有职业。为首的虽或以道士为专业，但其门徒却都系普通农民。

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象。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象。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脩”）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脩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父亲私塾内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读的。农忙时节私塾便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帮父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村上几个成年人上远处的山中打柴，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当夕阳西下准备回家时，看他们都装满一大担，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非常好胜，觉得一担柴百把斤重，他们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么？所以我也装上一大担，和成年人几乎一样多。最初挑来似乎不甚重，谁知“长路无轻担”，愈挑愈重，渐渐我就落伍了。最后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实在挑不动了。而这时和众人相去已远，且时近黄昏，四顾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强挑着柴担蹒跚前走。幸而母亲预料我挑不动，远道来接，才结束了我这场悲壮的场面。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后一名的叫作“坐红椅子”。而这次校里的一年两学期期终考试，“坐红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乡下初来，体质尚称结实，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行，都带几分乡土气，因此城里的同学们都讥笑我是“乡下的傻瓜”。现在考试又坐两次“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在这小学里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不去了。这便结束了我在文科学堂的教育。

我离开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父母无力使我继续升学，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又不多，我这个壮健的孩子，也到了觅取一项正当谋生职业的时候了。读书上进，就我们那时家中的环境说来，可说已经绝望。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此时父亲方自南洋回来，也觉得这项新兴的行业很有前途，因此送我进习艺厂做学徒，希望我在半年肄业期满后，回家改良我乡的织布手工业。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烜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深叹任何行业从业的不易。我在姑丈家这次认真地读了一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