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京，住进神田区神保町由马伯援先生主办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宿舍内。这是一座二层楼房，楼上有十几间宿舍，专供中国留学生住宿；楼下有食堂，供应中国饭菜。还有一个大会场，能容纳好几百人，经常举行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待人亲切，收费公道。凡是新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先住在这里，等考上学校以后，另行搬迁。即便不是住在这里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出，或用餐，或看报，简直就是一个“留学生之家”。

这里是东京的文化区，交通方便，书店特多。除了明治大学和法政大学之外，宿舍的附近，就是有名的“东亚日语学校”。这也是专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设备与师资都不错，开的班次很多，上午、下午、晚上任凭选择。池步洲虽然在福州学了一年日语，但离精通，还差很远。因此安置了住处，立刻就去报名补习日语。直到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才迁到大学附近去租屋居住。

最初租的一间房间，为了省钱，先后曾和好几个福州同乡合住。房东夫妇已届中年，膝下犹虚，对待房客，就像自己孩子一样，照顾得很周到。他家晚上经常来一些日本姑娘，混熟了以后，也常常到池步洲的房间里来说说笑笑，醉翁之意，似乎另有所图。但是池步洲当时年纪尚小，再者出国求学，十分不易，只知一心扑在学业上，无心谈情说爱，姑娘们见他是“木瓜”一个，油盐不进，时间一长，也就不大到他的房间里来了。

后来，池步洲搬到一所大型的“下宿屋”（即公寓）里，一共有几十间房间，都是一个人住一间。房东雇了一个下女，专门给房客们打扫房间。她年纪不大，体态风流，常以整理房间为名，这个门进，那个门出的，跟这些孤身在外的单身汉们混得很熟，在他们的房间里一呆就是半天。

有一天，池步洲早起正叠被子，那个下女笑嘻嘻地推门进来，一边问“池先生家里有夫人吗？一个人在日本，不孤单寂寞吗？”一边就往他身边靠，池步洲连连往后退，退到没有地方可退了，终于被那下女拦腰抱住，不但脸蛋儿贴了过来，还肆无忌惮地上下乱摸。池步洲是个书呆子，向来目不斜视，心无旁务，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他一把推开那个下女，就慌慌张张地逃到隔壁同乡人的房间里去。

同乡人见他面红耳赤，举止失态，问他怎么回事儿。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的一幕，还觉得极不好意思，那同乡人听了，哈哈大笑地告诉他：房东之所以要在公寓里安排一个下女，名义上是打扫房间，实际上就是为解决单身房客的孤单寂寞，并以此为招徕房客的手段，只要花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春风一度的。他笑池步洲是只大傻猫，连送上门来的鲜鱼都不知道吃。池步洲听了这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连连摇头咋舌。生怕那个下女再来缠他，急急忙忙找了个地方，很快就搬走了。房东用以招徕房客的手段，在他面前不但无效，还适得其反。

池步洲后来才知道，中国留学生跟下女有暧昧关系的事情，在日本那是司空见惯的。比较有钱的人，干脆一个人租用一套“贷家”（即租用一套房子），再雇一个年轻漂亮的下女，俩人是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公开的秘密。池步洲是乡下来的土包子，道德观念很深，没见过这种世面，再说，他一心求学，不但从来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连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很少参与。

天下的事情，往往你不去找它，它却会来找你。池步洲一心读书，上学期间，根本不想搞对象，更从来没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做老婆，却偏偏阴差阳错地在上学期间就谈上了恋爱，搞上了对象，没等毕业就结了婚，而且妻子竟是个日本姑娘！

这事儿说来话长，其实也很简单。

前面说过，神田区神保町的那个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有个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小会场，旅日华人常在这里举办一些茶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类，每逢周末、假期，池步洲也与朋友们一起去参加。那时候，留学生中间的政治倾向很复杂，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公开的国民党东京支部，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之类，因此集会上的演说，往往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拥护的拼命鼓掌，反对的就跺脚、吹口哨，会场上有时候会乱得一塌糊涂。池步洲是从来不问政治的，对这些活动不太感兴趣，倒是有一些与文学、历史、社会有关的报告会，常去听听，有一些以小同乡为范围的茶话会、联谊会之类，也去参加。

一九三三年的暑假期间，有一次，他到基督教青年会去参加一个茶话会，在会上认识了一个日本姑娘白滨英子。她出身神户望族，美丽而娴静，刚从高等女子中学毕业，跟同学到东京来观光游玩。她读过一些中国作家的小说、散文，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恰巧她的同学有个中国留学生男朋友请她参加茶话会，把她一起拉来了。她不懂中国话，也没有熟人，尽管别人说得云苫雾罩，天花乱坠，她却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只能干坐着。池步洲的座位正好就在她旁边，见她枯坐无聊，就用日本话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聊着聊着，池步洲发现英子姑娘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于是就越聊越起劲儿，越聊越热乎起来。

茶话会以后，英子姑娘到池步洲的“下宿屋”来礼节性地拜访过他一次。她见池步洲读书很用功，人品特别老实，产生了爱慕之心，互相谈了谈身世，话也更加投机起来。她比池步洲小五岁，当时只有十九岁。她很羡慕池步洲能够出国来上大学，为自己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遗憾。

此后，她借口“顺路路过”，又到池步洲的小房间里来过两三次。对于英子小姐来说，明明已经是一见钟情了；但对于池步洲这个书呆子来说，还认为英子小姐的来访，只是礼节性的或友谊性的，没有丝毫男女私情在内。

当时池步洲和一个福州同乡叫郑谋平的合住一间房。郑谋平学徒出身，比池步洲大五六岁，为人非常忠厚老实，与池步洲情同手足。他只有初中程度，不甘心一辈子经商站柜台，立志出国求学，但日语一句不会，等于从零开始。所以和池步洲同住一屋，处处“借光”。英子小姐几次来访，言谈话语中，连郑谋平那半瓶子醋的日语水平都已经听出点儿苗头来了，池步洲自己竟还不相信，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暑假还没结束，英子小姐就回神户去了。到家以后的第二天，就给池步洲写来一封报告平安到达的信。字写得很娟秀，文字也很通顺。从此两人保持通信关系。信当然也很普通，不会谈到爱情什么的。只有一次英子小姐的信中末尾加了一句：“池サンガ大好キ”（我大大喜欢池君），颇令池步洲受宠若惊，似乎也意识到爱神并没有忘记他这个书呆子，如今果然光临了。

当时，池步洲已经是早稻田大学机电工程系的三年级学生，还有半年多就要毕业了。他五哥不但关心弟弟的学业，也关心弟弟的婚事，曾经给他寄来过好几张福建姑娘的照片，要他选择一个中意的，以便说媒撮合。池步洲看来看去，一个也不中意，再说，自己还在读书阶段，谈婚事未免过早，就回信说这几个姑娘都有点儿“寡妇相”。家里人最忌讳的就是“兆头”不好，见池步洲这样说，也就暂时不提。现在，居然出来一个日本姑娘向他表示好感，怎么办是好？想来想去，第一他根本就不想在大学毕业以前谈恋爱，第二更没有想过要娶个日本姑娘为妻，可是又不便于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好在英子小姐的话说得很含蓄，并没有火辣辣地直言“我爱你”，池步洲就学一个从命人装糊涂：照常写信，但信中根本不提这件事儿。

事有凑巧：有个姓俞的同乡，夫人要回国，已经买好了船票。当时往来于中日两国的航班，一共有两艘船：一艘叫长崎丸，一艘叫上海丸，停泊的口岸是中国的上海和日本的神户。偏偏开船的那一天，那个同乡人有重要的事情不能脱身，急切中听说池步洲有个女友在神户，就来求他，请他代送。郑谋平在一旁极力撺掇，连说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池步洲本来就是个热心人，二者也想趁此机会见见英子小姐，就慨然应允了。

到了那一天，池步洲和俞夫人坐火车到了神户，一看表，离开船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就一起先去拜访英子小姐。白滨家人热情款待，聚谈了一个多小时，开船的时间快要到了，池步洲辞别了白滨家人，送俞夫人上船。英子小姐坚持要一起送行，于是就三个人就一起到了轮船码头。

把俞夫人送上了船，英子小姐又依依不舍地送池步洲到火车站，这才握手告别。整个过程，前后不过三个小时，说的话也极平常，根本就没有提到“爱情”两个字儿。

池步洲回到东京不久，收到了英子小姐的一封信，说是那天她回家以后，家里人就问她：登门拜访的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她的男朋友。英子小姐坦诚地承认了，不料为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父母长辈们几乎全都反对她嫁给中国人。为此她已经与家里人闹翻，并促使她提前做出愿与池步洲白头偕老的决定，要求池步洲支持她，她不久即将到东京来。回信的地址，就是带她到东京来的那个女同学家。

接到这样的来信，池步洲可真傻了眼了。所说的“支持”和“到东京来”意味着什么，当然清楚不过，可是自己从来没在英子小姐面前表过态，连一个“爱”字都没有说过，怎么突然就谈到婚娶问题上来了？

他自己左思右想，一时间决断不下，先与同房间的郑谋平商量。郑谋平一听，立刻鼓掌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他认为英子小姐具有日本女性的一切优点而没有日本女性的任何缺点，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如今主动表示原意“下嫁”，应该说是池步洲前世修来的福气。再说，一个姑娘已经下了这样大的决心，如果池步洲说出一个“不”字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就很难估量了。

一席话，说得池步洲频频点头。他对英子小姐本来就颇具好感，经郑谋平一点破，越想越觉得英子小姐的可爱非比一般。再与其他同乡、同学们商量，凡是见过英子小姐的，几乎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表示赞同。大家的支持，坚定了池步洲的信心与决心，当即给英子小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一方面表示感谢她的青睐以及自己喜获知音的欢欣心情，同时也如实说明自己目前的处境和经济力量，希望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再举行婚礼。

没有想到的是，池步洲的信发出不久，即收到英子小姐的来信：她已经跟家庭决裂，现在住在女同学家里。既然池步洲答应娶她，她打算立即到东京来成婚，仪式不妨一切从简。

这又将了池步洲一军。没有想到这个温顺的姑娘，在自己的婚事上如此坚决，反抗的决心如此坚强。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一步，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变故，他是怎么说也不能在读书阶段而且是即将毕业的关键时刻结婚的。

既然要结婚，再怎么“从简”，“家”总是要有的，总不能把郑谋平轰出去就在这“贷间”里成家吧？于是就跟郑谋平商量怎么租房子的事。郑谋平虽然极力赞成他娶英子，第一没想到会这么快，第二他还真离不开池步洲。因为他刚来日本不久，不但日本话还说不好，一切生活上、学业上的事情，都还要池步洲照顾。听说池步洲要搬走，他不好意思地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要求池步洲结婚之后，依旧与他同住。

真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让池步洲给赶上了。他不加思索，微笑着点点头，表示不把郑谋平赶出家门。于是两人乐呵呵地一起出去寻找“贷家”。当时东京的房子还不紧张，招租的空房子到处都有，不久就说定了一处：三间房间，一间榻榻米六叠（榻榻米是一种用稻草做的铺地厚席垫，一叠就是一块席垫，日本人的习惯，就用“叠”计算房间的大小）做新房，一间四叠半的给郑谋平住，另一间三叠的共用。煤气、水电、厨房俱全，还有一个挺大的院子，四周环境颇为清静，租金本来就不算高，由两家分摊，更节省了。

接下来，粉刷房屋、添置被褥家具、购置炊具等等，把一个单身汉所能想到、所能做到的“家”尽可能好地布置起来。幸亏有郑谋平的全力帮助，俩人忙活了一阵子，不久就算初具规模。反正所有的一切都要等女主人来了以后重新设计过、布置过，目前只要说得过去就可以了。搬进新房以后，雇了一个中年女佣，又跑了一趟横滨，与当时担任横滨领事馆副领事的福建同乡张振汉先生联系，请他来当主婚人。安排妥当以后，这才写信告诉英子小姐。很快英子小姐的回信到来，说定了来东京的火车车次，届时要池步洲到车站去接。

池步洲接到了这封信，就决定以英子小姐到达的日子为举行婚礼的日子。他再次到横滨去通知张副领事，并在横滨中华街一家中国餐馆定了酒席，所有邀请参加婚礼的朋友也都一一通知到。池步洲满心喜悦，就等着做新郎官了。

到了那一天，时届初冬，气候还不太寒冷，池步洲兴冲冲地提前到火车站去迎候。好不容易等到说定的那一次车到达，但却不知道是第几节车厢，人流如潮中，池步洲从车头找到车尾，又从车尾找到车头，直到所有下车的旅客全都散尽，还是不见英子小姐，心想一定是她家阻挠，又出了变故了。月台上已经车去人空，再等也无益，只好怏怏而回。

一进家门，却见英子小姐已经坐在屋里，正与郑谋平及女佣说话。这一刹那，真是喜出望外。英子小姐经过修饰，更加容光焕发。原来，她下车以后，左找右找不见池步洲的影子，以为看错了时间，就按地址找到新居来了。

这一下皆大欢喜，立刻驱车赶到横滨，进入酒家，宾客们也先后来到。入席以后，由张副领事讲了一番勉励的吉祥话，婚礼就算完成。既没有相互鞠躬之类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证书，更没有到日本有关官署去登记。当时日本姑娘嫁中国人完全自由，不需要什么手续。池步洲是中国人，有代表政府的张副领事主婚，婚礼虽然简单，却是隆重的，合法的，也是充满着传奇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