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决定当教师，因此要参加教职资格考试。大学主管部门同意给他一笔4500法郎的贷款，使他能够免于一文不名的贫困，其余的开销将由他帮人补习授课的收入以及关心他的岳母索格勒夫人的资助来填补。

取得学士学位后，想要获得教职资格的人必须撰写一篇100至200页，类似于小型博士论文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加缪打算沿着马尔罗的足迹到亚洲任教，或者是去法国本土，但最希望的还是留在阿尔及利亚。22岁的他想当一名公务员性质的教师，虽然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名中学教师在等级制的执教生涯中到达顶峰时能获得专任教职资格，地位在其他教师之上，相当于军队中的上校军衔。作为具有专任资格的教师，他必须每周为国家执教14个小时，此外还有备课及批改作文的时间。一名敬业的哲学课教师批改一篇论文就可能花上半个小时。不过格勒尼耶强调说，怀有文学抱负的教师可以利用学校假期从事自己的创作，暑假有三个月时间，圣诞节和复活节各有15天。格勒尼耶已经获得中学专任教职资格，现在希望能成为大学教师。在大学的执教初期，每周需要完成的教学量是6个小时。

加缪为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选择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与圣奥古斯丁》。这种只需指导教师同意就能通过的自由选题方式构成了攻读高等教育文凭的独特魅力。阿尔及尔大学哲学专业的负责人勒内·普瓦利耶同意了加缪论文的选题与具体标题。他的朋友让·吉通曾经出版过一部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书，而格勒尼耶侧重研究的则是印度教。由于几位评审者对该题目都知之不多，因此对于加缪非常有利。较之格勒尼耶，普瓦利耶的研究领域与普罗提诺离得更远。

加缪投入到按部就班的论文撰写之中。做这样的工作不可能表现出什么革命性，他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结构严谨，论述极为详尽：导论、章、节、分节一、二、三，分段1、2、3……，注释旁征博引。贯穿这位大学生论文思路的是这样几个疑问：古希腊思想与后来更具悲剧意味的基督教思想是对立的，如何将古希腊精神与福音书中的基督教思想统一起来？普罗提诺的贡献是什么？如何使思维既具有智性又具有感性？信仰与怀疑论、理性与肉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加缪表现出对一种摆脱了上帝的基督教的好感。他赞颂入世精神，对基督教的拯救主义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思想通向一种与古希腊的自由之光相对立的历史哲学。潜在的批判：基督教通向的是个体原罪论和普遍有罪论。读了加缪的这篇论文，我们就不会怀疑这位论述者在撰写论文的同一年也会参与共产党的斗争：加缪将不同的事情区分开来，就像他将不同的朋友区分开来一样。

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哲学家、毕业于高师并获得教职资格的保尔·尼赞发表了《警犬》一文，意在反对法国的学院式哲学。尼赞在书中言词激烈古怪，论辩欠缺公允，断言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是压迫者的，另一种是被压迫者的。加缪知道尼赞的这篇论战文章，但他绝对不会表达类似的观点。当加缪提交一篇不带革命色彩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时，他是否在以“渗透”的方式打入大学内部呢？他没有尼赞的那种狂暴，后者宣称：“没有任何人愿意被欺骗，并非所有的人都天真地相信一个哲学教职资格获得者因为他的职务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或者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在阿尔及尔的上等居住区，人们在提到“专任资格教师”时都心怀敬意。加缪欣赏教过自己的老师：热尔曼、格勒尼耶、厄尔贡；尽管如此，文凭对于他来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与弗雷曼维尔的通信中，他表现出对索邦大学的明显不满，但是对布伦什维克、拉朗德、巴罗迪、布格雷或普瓦利耶等人的研究工作，他显得要比尼赞更为尊重。他那篇构思严谨的研究论文无需从马克思、恩格斯谈到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前者的著作他并没有读过多少。表面上看，他所接受的是一种道德化的正式的法国哲学。

在阿尔及尔，即使有天赋的大学生也不会去质疑大学的教育方法及其正当性。在笛卡尔与阿尔及利亚人的工资之间，或者康德与人民阵线的活动计划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尼赞也许会说，大学里的、国家的那套哲学与加缪及其朋友们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憧憬之间，相距甚远。

因此从表面上看，加缪在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与历史强加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可以结合加缪学术研究背后的宗教观和无神论观，对他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的思想作出如下词汇学的解读：上帝＝马克思主义（加缪既不思考上帝也不思考马克思主义）；救世主＝马克思（其著作有待深入阅读）；得救的人民＝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上帝的选民＝无产者（加缪对他们了解与感受的比大多数大学生更多）；堕入地狱者＝资产阶级（加缪现在对其略有了解，但并不批判它）；教会＝共产党；获得上帝的恩宠＝加入共产党；耶稣复活＝革命（这种复活被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提到，加缪也对其抱有希望）；地狱＝资本家们所遭到的惩罚；千年至福将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在加缪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将意味着那些走出香烟工厂散发着难闻烟草气味的工人们、那些薪水微薄的职员们在自由和平等中获得博爱。面对有待实现的社会主义，马克斯-波尔·富歇会站在方济各会立场，而加缪则更可能持（不带上帝观念的）多明我会立场。在撰写这篇论文的同时，他还润色了一些文学性随笔，写这类作品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为自由。

加缪没有学过希腊语，而且只接受过粗浅的宗教教育，为何要选择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论文题目？原因在于，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都是北非人。加缪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阿尔及尔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还梦想自己是一个地中海人，奇异地觉得自己是个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希腊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外乡人、一个的外国佬。他寻思自己为何会有这种不带信仰的宗教气质，为何希望共产主义能够造就一种没有神灵的宗教。他把很多想法都告诉了弗雷曼维尔，跟格勒尼耶谈得不多，对普瓦利耶则完全不提。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笔下的人物吸引着他，因为比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来，他们要更加接近他的心灵、肉体和头脑。在希腊人和基督徒之间承前启后的普罗提诺所沉思的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这种研究与绝对之物的神秘诱惑划清了界线。对于基督徒而言，绝对之物意味着彼岸世界、天国；而加缪则希望这个彼岸世界能在人间实现。普罗提诺代表着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对于柏拉图主义者而言，真实的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加缪想要将现实与表象、经验感性之物与智性统一起来。与格勒尼耶一样，普罗提诺追求“心醉神迷”的体验，但是不像格勒尼耶那样小心谨慎。他常常觉得自己神游物外、进入到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之中。在神灵的启示下，我们应该能够看见“我们”与“太一”的融合。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与加缪所梦想的美并不对立，那种美在他游历阿尔及尔周边地区时是一种真切的存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价值并不完全存在于它所揭示的真理之中，它自身便具有一种美。普罗提诺思想中的美学也让加缪为之着迷。

在奥古斯丁看来，柏拉图在普罗提诺身上获得了新生，而加缪喜欢看到他们的彼此共存。奥古斯丁身上既有人也有哲学家，他是论述超验性与唯一的上帝之不可穿透性的神学家。对于加缪而言，上帝是难以理解的。奥古斯丁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思想家，而是一个讨论欲念的严厉道德家。他既天真又严肃地恳求上帝：“请让我贞洁禁欲，但不要马上。”加缪在寻求感官的满足以及对感官满足的超越。他喜欢奥古斯丁的激情和对正义的探求，但奥古斯丁有关罪恶的意识让他感到困惑。他怀着赞叹心情读过的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都表现出一种热烈的忏悔愿望。每个有天赋的大学生都会对善与恶产生兴趣，如果他进行哲学思考，就会去研究自由的种种问题，并且思考如何能够获得自由。对于奥古斯丁而言，人在获得神的恩典时就能得到自由，而加缪寻找的是人的恩典。

上帝与共产主义二者，究竟谁掌握并理解了历史？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曾经吸引着奥古斯丁。1936年的加缪就正处在摩尼教观念，即某种简单化和慷慨的共产主义学说之中。他在奥古斯丁思想里还发现了一种美学观。这个哲学专业的学生首先是一个作家，形式对于他而言与内容同等重要。通过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他在审视普遍性悲观主义各种论据的同时寻找着乐观主义的理由，并且作为附带收获发现了一种悲剧感以及活着的幸福。

他对自己的论文进行修改润色，这是他完成的第一部长篇文字手稿，比此前发表的文章更令他满意。他仔细阅读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那是加尔尼耶出版社1925年出的两卷本，每页下方排有拉丁原文对照。很多段落他都做了重点记号：“主啊，我是否能有理解您的能力？”加缪从来不去理解上帝，因为他首先想要理解的是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我的心炽热、沸腾，泛起不知羞耻的泡沫，没完没了地翻腾、泛滥，融化着……”

这篇高等教育文凭论文的风格常常显得滞重，而且几乎总是接近文学随笔的边缘，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学术论文中少见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这种基督教的异端学说闪耀着何种斑驳陆离的光芒，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乡村节日。”加缪在论文中关注的基本方面已经超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思考范围。当时的文学院在各种思想观念中摇摆，远离社会现实。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教师与政府当局及阿尔及利亚的头面人物保持着联系，但哲学专业的教师则很少与外界交流。加缪像个出色的神学院学生一样探讨了基督教、怀疑论、影响智性的心灵、灵与肉体的交融、圣言、信仰和理性。为了加强自己论述的分量——他想到了隐居在树林角落里的格勒尼耶——，他还捎带提到了印度的各派宗教。无论就大学传统最好或最坏的意义而言，这篇论文都是一个绝妙的混合体，充满着对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大全的影射。加缪显得既富于魅力又严肃而天真，在论文中对拉丁文的引语旁征博引。

他多少带有痕迹地改写和抄袭专家的观点，就像许多大学生在学士论文中，以及很多后来成为教师的人在博士论文中所做的一样。为了充实自己的论述，他“抄袭”J·蒂克塞龙、L·格朗乔治、P·阿尔法里克、E·吉尔森等专家的著作，有时对被引用者表示谢意，但经常忘记注明引文出处。在保罗·阿尔尚博看来，他的分析“非常笼统模糊”。略微超出高等教育文凭论文通常做法的是，加缪不动声色地借用了那些令人敬畏的奥古斯丁评论者的观点。

从加缪阐发的大段神学论述看，他既不像是普罗提诺主义者，也不像是奥古斯丁主义者，而更像是贝拉基派信徒：贝拉基派教义主张只有人本身才是自己精神命运和世俗命运的制造者。在《婚礼集》的第一篇随笔中，加缪发现了《传道书》中的节奏：“一段时间用于生活，一段时间用于证明生活。此外还有一段时间用于创造，但这不太自然。对于我来说，以全部身体去生活、以整个心灵去证明就已足够。”

在一只猫的陪伴下加缪完成了论文的结尾。1936年4月16日他在给玛格丽特·多布莱纳的信中说：“白猫穆尼乌昨晚死了，早晨我发现它身体僵硬地躺在自己的一滩尿中。有人对我说它是被人毒死的，不过每次死了动物都会有人这么说。”加缪希望能够跟一些朋友，尤其是玛格丽特和让娜，在阿尔及尔附近、意大利或法国租一个农场，建立一个有内部规章制度的共同生活的团体：“我新增了一条规定。第A．22条：山羊的名字应该叫作塞基娜。”他在信中附了一幅自己饰有光轮的小画像，旁边注道：“将来我被封圣时的样子。”

作为具有普罗提诺思想倾向的共产党员，这位加缪在手记中还写道：“但是，就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如何将共产主义与对人生的厌倦统一起来呢？如果我尝试极端的形式是因为它们达到了荒诞与无益的程度，那我就会否定共产主义。此外还有宗教关怀的问题……”他同时思考着当前的共产主义和昔日的基督教。

就在他将以上有所醒悟的思绪写进笔记本之前不久，人民阵线的各党派于1936年4月26日赢得了立法选举。左翼在国会获得了378个席位，右翼与温和派得到222个席位。206614名阿尔及利亚选民参加了这次使人民阵线赢得胜利的选举，他们中略多于16％的人没有投票：比法国的比例略高一点。在阿尔及利亚选出的十名国会议员中，有三名社会党人或接近社会党的议员、五名激进党人、一名左翼独立人士和一名唯一的右翼党人。激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充满热情（这在加缪当时的个人文字中未留下任何记载），他们要求增加工会的权利、解散各类联盟、保护世俗学校、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设立失业保障基金。5月，库尔伯瓦、勒阿弗尔、图卢兹爆发了罢工。法共支持由“工人国际法国分部”领导人兼精神领袖雷翁·布卢姆组建的人民阵线政府，尽管法共本身没有参与其中。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终于觉得自己自由了。

在其题为《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的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加缪构建了一个两层的论述框架。第一层：规范的学术论文；第二层：加缪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涉及到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我们让引文和论据材料像海潮一样退去，那么岩石般大量露出的则是加缪作为一个人的种种关注。他不断谈论着自己，在对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论述中找寻自我。“普罗提诺的哲学是一种艺术家的观点，事物因为自身的美而得到解释。不过，这种在艺术家面对世界之美时占据其心灵的强烈情感，普罗提诺将其转换到了智性的世界中。……普罗提诺是以肉体的方式来描写智慧的。”加缪固然永远不会像济慈一样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但是对于他而言，生命与自然之美体现了一种根本的价值。他觉得福音书将死亡放在了新人类关注的中心，对此他表示反对。在他看来，人的王国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尘世。古希腊人是光明和纯洁的。在思考的终点，他选择了自己所能想象的希腊世界而放弃了基督教：“基督教所要做的只是赋予一个其实并不具有多少希腊意味的观念以具体形式，这个观念就是：对于人而言，问题不在于完善自己的天性，而在于逃避它。”正在同时写作《婚礼集》部分篇章的加缪不希望人逃避自己的天性，而是相反。圣奥古斯丁曾言：“爱的尺度就是没有尺度地去爱。”加缪补充道：在这个世界中去爱。由于深受一种他所摒弃的基督教的影响，他并不排斥人会犯错误的观念，但是拒绝基督教中的罪恶观。奥古斯丁所宣扬的禁欲与苦行在令他着迷的同时，总是让他感到厌恶。他思考着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将其既当作意味，又当作方向。每个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具有文化修养，都相信世俗的天堂会在革命之后到来。加缪是在讨论诺斯替教派信徒而非马克思时触及到了历史的问题。他认为在某些信仰者看来，灵魂“就是对上帝的渴望、对失去的家园的怀念。”对于自己充其量作为泛神论者在蒂巴萨走过的那条心醉神迷之路，他怀念但并不渴望。他不想皈依宗教：“寻找自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全神贯注。光有美是不够的。”在论文的最后，这个年轻人向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基督教表示了敬意：“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是人们唯一共同的希望、防御西方世界之恶的唯一有效的盾牌。”现在的共产主义是一面盾牌吗？是唯一的盾牌吗？

1936年5月8日加缪提交了自己的论文，然后等待结果。此前，他曾与从诊所出来后再度躲到母亲家中的西蒙娜又一次分居，并且又有过一回争吵。摆脱了撰写论文的苦役之后，他有两个星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在一篇手记中他写道：“5月16日。散了很久的步。山岗的远处是大海。阳光和煦。灌木丛中都开着白色的野蔷薇花，花朵大而稠密，花瓣呈淡紫色。重新感受到的还有女性友情的温柔。姑娘们端庄微笑的脸庞，……没有虚情假意。”他在这里插入了一段描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小说或随笔的片断：“奇迹般的一天，树木都清晰如画。信任与友情，阳光与白色的房屋，细微的色调变化。啊！我那完好如初的幸福已经偏离了方向，它在傍晚的忧郁中只带给我一个姑娘的微笑，或是一个会心友好的聪慧眼神。”忧郁是因为西蒙娜，聪慧的眼神是指让娜，微笑是指玛格丽特。一个人在私下手记中要比在一篇高等教育文凭论文中袒露更多的心曲：“基督教问题。如果完全按照比例，信仰者会因为福音书与教会偏激行为之间的矛盾而感到难堪吗？信仰是否就意味着相信诺亚方舟的存在？是否意味着替宗教裁判所或审判伽利略的法庭辩护？”

5月25日，加缪获得了他的大学毕业文凭。占2学分的笔试他得了40分中的28分；占1学分的论文口头答辩得了14分；对规定文本（西塞罗的《学院派哲学》第二章第30小节）的阐释也得了14分，因此总分为56分。评语：良好。能力证明由勒内·普瓦利耶、让·格勒尼耶和文学院院长、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路易·热尔内签署。普瓦利耶采用了他的老师安德烈·拉朗德奉行的一个原则：在大学里给学生的评分永远都不要高于15分。加缪不仅配得上自己的成绩，而且可能不止于此，因为他的论文撰写条理非常细致。有了这个评语，他就可以成为参加教职资格考试的出色人选，即使普瓦利耶认为他的论文表现的主要是文学才华。

论文答辩两天以后，5月27日法国爆发了罢工运动，工厂企业被占领，工人们有时会越过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宣布工厂与机器是属于他们的。1789年的革命者们所保证的私有制被一举击中！这种思想传到了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不过已经变得非常微弱。阿尔及尔的港口没有像马赛港那样陷入瘫痪。在印刷业、旅店业、大型商场，工人们组织起由手风琴拉出节奏的舞会，乱作一团的警察们监视着很少有过激行为的罢工工人。

雷翁·布卢姆和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雷翁·儒沃一道，要求工人们重新开工。工人们对此充耳不闻。6月8日开始举行三方谈判：布卢姆、代表资方的法国制造总联盟、代表劳方的劳动总联盟，最后达成了总理府协议。每个有10人以上雇员的企业将从员工中选出代表，集体劳动合同将被普遍实施，工资将上调7％～15％。这是一个受到经济学家，甚至左翼经济学家质疑的决定。经过了数周的热烈讨论与炎热天气之后，“理性的火山口轰鸣喷发”，最终敲定的两项措施冲击着人们的想象力：每年15天不减薪休假制、每周40小时工作制获得了通过。艾蒂安·桑德斯舅舅不用等到受了工伤才能休息几天了。这些决定激怒了很多欧洲移民，甚至那些社会主义激进分子：难道这些措施可以一视同仁地用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身上吗？简直疯了！

1936年春末，加缪正式获得了毕业证书，同时手头正在进行一些作品的创作。他未来的职业似乎已经勾勒清楚：通过教职资格考试，成为一名教师。为何不像格勒尼耶那样也拿一个博士学位呢？是继续待在阿尔及利亚，还是上巴黎去？格勒尼耶反复说过，在那儿出名更容易。是继续跟无法预料未来的西蒙娜在一起还是分开？他的计划太多，必须再次制定一个时间表：“时光之所以流逝得那么快，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其预定标记，故而青春岁月由于其充实而显得漫长，暮年时光由于大局已定而显得短促。”

加缪摆脱了上帝的问题，但没有摆脱为自己确立一个行为准则的需要。可如果上帝不存在话，如何确立这个准则呢？并非一切都是被许可的。通过共产主义设想一种社会性道德容易，建立个体道德却更为困难。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如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生活呢？加缪为自己给出了三重答案：生活，行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