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得在床的内侧冲着墙睡觉，因为上中学的阿尔贝5点半就要起床，这样就不用从哥哥身上跨过去。他跟皮埃尔·法西纳一起从里昂街乘有轨电车，车上挤满了欧洲裔和阿尔及利亚的工人。他乘车经常是站在踏板上，对自己有张月票很为得意，朝司机回答“月票！”司机要么是个戴一顶硬皮舌帽子的欧洲人，要么是个戴圆柱帽的阿拉伯人。在贝尔古上车的人如果是去市中心，会特别说“去阿尔及尔”，就像在美国说去“down town”一样。一些乘客强迫一个长袍上有虱子的阿尔及利亚人下车，这引起了阿尔贝和皮埃尔的反感。十月份早上6点左右是街上人最多的时候，商贩和顾客都聚集在卖茶水和煎饼的摊前，有轨电车要花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阿尔贝和皮埃尔要去的车站，他们从那儿再步行到学校。

阿尔及尔的男孩们分别到两所中学念书，初中位于穆斯塔法高地的时尚街区，高中在巴伯·埃勒-乌埃德区南边，靠近马朗戈。初中的学生声称高中是一所“犹太”学校，不过从高一开始，所有的孩子都要去那里继续学业。被叫作“犀牛”的总学监等待着学生们的到来。阿尔贝7点半之前就到校，因为他的半住宿奖学金使他有权利在学校吃早餐（牛奶咖啡，有时是巧克力、面包、黄油、果酱）和午餐。桑德斯-加缪一家和法西纳一家都没有放弃这个权利。早餐每天7点15分提供给穿黑色校服的住宿生和几个半住宿生。课程有的8点开始上，有的9点开始。如果没有课阿尔贝就去学校自习。学校背对着老城区，围绕着一个大操场的教学楼建于19世纪，上下有多层走廊，两翼还各有一个院子。从某几间教室望出去，能看到令中学生们心动的大海。起风暴时，阿尔及尔海湾锚地的景色极美。阿尔及尔人就出生在水上。课堂上，中学生们幻想自己置身于为下层民众开放的巴多瓦尼、马塔莱斯海滨浴场，或者更贵更漂亮一些的尼尔森浴场。

老师发给他们表格填写：父母的姓名、职业。阿尔贝填写说父亲已经死于战争。母亲一栏填什么呢？家庭妇女？这不能表明她是替人帮佣的。他咨询了皮埃尔，法西纳认为应该填“家政”。这个字眼在里昂街从来不用。阿尔贝觉得母亲不应该是为别人做事，应该是为自己的孩子们做事，于是就填了“家政”。他懂得什么叫“羞耻和因为羞耻而羞耻”。

交表格的时候，阿尔贝的那一张是空白，老师问家里就没有人能填写吗？他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老师又问他是否要上宗教教理课。尽管是天主教徒，但他不准备听那些课。“那个不苟言笑的辅导老师说，总的来说，你是一个不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他被看作是一个固执任性的学生。

初一第一学期，阿尔贝开始学习拉丁文，但学起来很吃力。家里人不太明白拉丁文甚至英语是什么。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数学等其他课程他学起来都毫不费劲，因为热尔曼已经为他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阿尔贝和皮埃尔在学校接触到了阿尔及尔那些领导者、发号施令者、雇主、当权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对我来说贫穷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一样普遍而自然。而在学校，我知道了有与我不同的人存在。”法西纳和加缪穿的是绳底帆布鞋，别人将皮埃尔看作是“身上有虱子的贝尔古小流氓”。来自法国的那些孩子属于文职或军职公务员家庭，最让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的是一批军官的孩子，即使其中一个叫乔治·迪迪耶的待人挺和气。军官们都聚居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身边围绕着仆人和勤务兵，住的是带浴室的单栋房子或者楼房套间，油画、小雕像、地毯、盘子、小摆设装点着他们的别墅。穷人住的则是没有自来水的房子。阿尔贝家只有一个铜制的阿拉伯烟灰缸和一本墙上挂着的邮电局日历。他明白有些人的生活要比里昂街的更好，因为他见过米什莱街附近阿库姨父家的那套房子。

穿着还算好看的罩衫，学生们看上去彼此都差不多。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阿拉伯人，这些都是“阔太太”和当地显贵的儿子。从初一到高一，阿尔贝偶尔参加玩回力球，更多时候是在中餐之后、下午4点到晚自习开始前的课余时间参加踢足球。这项运动让同学之间变得比较融洽。阿尔贝赢得了守门员的名声。他头戴一顶大号运动帽，把自己的位置也当作中锋来踢。在守门员的位置上，他一直只是业余参赛，即使从学校操场踢进蒙庞西耶体育联赛，再进入阿尔及尔大学体协（le RUA）的青年队。他扑倒在对方球员的裆下救球，和其他人一样，下身时不时地会被对方的膝盖顶上一下。有一次在用胸脯抵挡射门时，他昏倒在球门前。加缪很喜欢一个名叫雷蒙·古阿尔、人称“大个儿”的后卫，但不太喜欢侯赛因-岱奥林匹克队的一个胖中锋。他也欣赏一个名叫法布里克·巴斯代克的球员。

1930年10月举行了一场青年队的比赛。在一份体育简报中，编辑赞扬加缪所在的球队，说尽管以零比一失利，但是“整个球队的表现应该得到无保留的祝贺。它的阵容由以下队员组成：加缪、查塔拉、本·布阿里、法格兰、雅塔热纳、卡鲁比、加雷斯、本·加纳、昂鲁斯、杜瓦庸、弗洛莱斯。其中最出色的是加缪，他曾有过绝佳表现，只是在混乱中才失掉一球。”这位门将虽败犹荣，他的球队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评论员都将失败归咎于那个难以扑住的进球。球门前的阿尔贝·加缪一时间成了一个明星。对方用了假动作迷惑，球射进门框的位置永远不是你所等候的位置。

联赛队伍越来越壮大，奥兰市有40个俱乐部，阿尔及尔有36个，还有一些穆斯林足球俱乐部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省成立。如果法国人自己不接受体育的考验，又如何运用体育来同化土著人呢？君士坦丁省有23个俱乐部。球场上涌现出的明星首先是一些奥兰人：转会到马赛奥林匹克俱乐部的佩比托·阿尔卡萨，以及被塞特FC俱乐部招聘的杜比斯。与文坛一样，体育生涯中的更上层楼也要到法国去实现。作为继基督教之后传入北非的另一种宗教，足球给政府部门提出了政治上的难题。与基督教一样，它首先应该是欧洲移民的运动。必须避免“土著”球队和“欧洲人”球队同场对垒，如果阿拉伯人获胜，就会让人产生某些颠覆性的想法。

作为对拿破仑（公立中学创始人）时代的一种继承，学校球场上的比赛以一阵鼓声宣告结束。在学监们既严厉又心不在焉的目光下，学生们重新开始上课。加缪的语文学得很出色，数学也挺像样。在很长时间里，他提到自己的老师时总是称呼他们“先生”，这是一个比“老师”、“教师”更具敬意和感情色彩的称谓。他在学校里爱起哄、桀骜不驯，因此并不总能得到表扬、鼓励或上光荣榜。老师经常罚他课后留在学校好几个小时。每逢星期四或星期天，被罚留校的他只能眼巴巴望着学校附近马朗戈花园中的香蕉树，或者校长那撇拿破仑三世式样的胡须。这位一身黑衣的索瓦日先生具有物理教师的职衔，获得过荣誉勋章、十字军功章、一级教育勋章，此刻正在校园中巡视。这个校长可能是个共济会会员。他的副手克雷里安先生是学校的督导主任，爱教训学生、检查成绩、到教室里巡视，手下管着三名学监。他那张噘起的嘴为他赢得了“萨克斯管”的绰号。高中的校纪比起初中来要宽松一些，那边的教师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就会罚学生课后留校。

高中教师的水平可以和巴黎、里昂的教师媲美。阿尔及利亚的气候对他们有吸引力，而且还可以领到一份可观的殖民地津贴。在阿尔及尔教书并不会断送他们的前程，因为当地的中学声誉很好。据说，当地的高中毕业会考与斯特拉斯堡的一样难，许多学生都能得到良好评语，没有通过考试的会转到普瓦捷、图卢兹或马赛重考，那些地方的考试相对没有那么严格。与法国一样，阿尔及尔的中学生拥有一些敬业的教师，每两个星期就要批改一次论说文。一些爱恶作剧或头脑古怪爱挑剔的教师，例如那位出色的阿尔及利亚地理专家莱普斯，会对偷懒的学生发出警告：“要是你们什么都不干，就把你们送进耶稣会学校去，你们就去当个可怜的小耶稣会士吧。”还有个教师是保皇党人兼“法兰西行动党”成员，在同事们中间很不协调，有一回他站到椅子上吼叫：“他们居然杀死了国王！”

中学教育强化了小学教育的观点与偏见，即A·马莱的历史教材观认可的一种法国化的标准阿尔及利亚历史。这种观点开宗明义就强调：“法国在北非拥有一个宏伟的殖民帝国，由地图册上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构成”，这个帝国是经过27年的斗争之后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当地土著（游牧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定居的卡比尔人）都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曾经抵抗过，尽管1871年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暴动，但阿尔及利亚“几乎”一直处于安定状态。中学生们不能将被征服前的阿尔及利亚描述成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该地当时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共和国历史学家所核准的官方真相是：当时有许多部落，尤其是山区部落，“拥有市镇一级的民主管理”，但不要忘记“那些著名的北非海盗”。说到底，殖民是由阿拉伯人间接造成的：“是当地土著人自己迫使法国将其征服”，他们不断发起的攻击促使法国人“扩展自己的领域以便自卫”。马莱版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没有提到法国人在当地的暴行、对妇女儿童的蹂躏以及实施的屠杀，而是只提到了对“土著”土地的没收或购买。在法国本土，人们接受了这一切，不知道应该称之为同化、归并还是叫作地方分权。法国使当地开化，因为它把当地建成了殖民地。法国人修建了公路、铁路、港口、桥梁。教科书还提到法国人开采煤矿、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开办卫生和教育机构。书中对农业、贸易、工业方面的殖民开发语焉不详。无论在阿尔及尔市还是在乡下，中学生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是对殖民者的归顺。来学校念书的那些阿拉伯和卡比尔显贵的儿子们对法国是救赎帮助者的说法并不表示抗议，他们中许多人还就是那么想的。为什么法国家庭的学生反倒要质疑教科书中对既存制度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

除了教师们推荐的教材和书籍之外，加缪还能读到市立图书馆的藏书。外祖母替他办了阅览证。他远离了《卡芒贝尔工兵》、《费努雅尔一家》、《勇敢者》、《了不起的人》、《懒虫》这类书籍，每个星期四都流连在书架之间，浸淫在图书之中。他翻阅了米歇尔·泽瓦科、于勒·凡尔纳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还读了可以搬上舞台的大仲马的作品。当然，他从大仲马一直读到了巴尔扎克。在家里最大那个房间的桌旁他越是读书，就越是远离了家人。

母亲和外祖母到学校参加颁奖仪式。身处那个陌生的地方，跟其他那些穿着节日服装的家长在一起，她们显得与众不同，一个戴了顶装饰着栗色网眼纱的帽子，另一个披了条西班牙式的黑色头巾。阿尔贝曾试图劝阻她们不要那样穿戴。头巾能够保暖，她们中的一个回答，再说她也没有钱。男孩再次羞得无地自容。其实他不知道，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会为自己家长以及他们的穿着而感到羞愧。

阿尔贝的同学大多没有到过他家里，而他则跟着去过他们住的别墅。对于家人来说，他变得既让人钦佩又让人陌生，因为他所知道的世界上的事，比家里任何人都多，而他甚至无法与吕西安分享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一首法语诗歌对于桑德斯-加缪一家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家的孩子上学意味着要献身于三重生活：与大多数为文盲的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与老师和同学在一起的生活，与自己独处的生活。他们还要说三种语言，一是学校的、刻板的、俗套的、主要为书面而非口头的语言；二是贝尔古使用的语言，艾蒂安有时就用嘟嘟囔囔和象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意思；最后是孩子们自创的一些青少年隐语。在贝尔古和巴伯·埃勒-乌埃德之间，在外祖母放肆随便的语言和教师们考究的表达方式之间，加缪发现了不同的世界。他从识字开始就想要写作，但并不是明确地想要成为作家。家里人希望他当一名小学教师。

外祖母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放假不工作。她常说：“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假期。”卡特林娜·桑德斯四处找来小广告，阿尔贝先是在一家五金店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工钱150法郎，这比吕西安在李科姆商行的薪水要多一些。读书是一种投资。后来他又在一个从事海上运输的经纪人那里做事，帮助整理文件发票、核对营业额、翻译英文的货物清单、跑海关办事。开始时他喜欢做这些事，后来就厌倦了。第一次领到薪水后，外祖母留给了他20法郎。艾蒂安舅舅低沉地咕哝道：“好啊好啊，你现在是个大人了……”

阿尔贝·加缪再次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同学们假期里是不工作的，有的还去法国度假。五金店开在市中心，海运经纪人则在港口附近的海滨大道办公。不同的街区，不同的世界。阿尔贝声称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绝不能对老板说9月15号开学他就要辞职。结果对他是双重的屈辱：他向老板承认自己说要干满一年是撒谎，而他之所以工作乃是因为家里穷。

阿尔贝了解自己所干的脑力工作与行政杂务的性质，我们看不出他在干这些事情时卖过什么力：“这份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带给人任何有益的东西。卖出买进，一切都围绕着这些平庸和微不足道的事务在转。”相比之下，艾蒂安的箍桶手艺都要求更多的灵巧，做不做得好直接关系到一个新桶合格还是报废。在阿尔贝眼里，劳动者就是制作一件物品的手艺人。

在五金店老板那儿，一个女雇员将一盒大头钉掉在了地上，阿尔贝蹲下身去帮她拣拾。他抬起头来。女人裙下分开的那双腿，比他朋友皮埃尔的姨妈嘴上的唇膏香味，以及拥挤的电车上女人们轻轻掠过的手，更令他心动。他和一些伙伴成为了朋友。阿尔贝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中有些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其中包括皮埃尔·法西纳、克洛德·普瓦·德·弗雷曼维尔、安德烈·贝拉米克；另外一些来自法国，例如乔治·迪迪耶。这些少年人学到了文学、形而上学，有的人还了解了宗教。乔治厌恶讲粗话，要求阿尔贝停止亵渎宗教。他激昂地对阿尔贝说：“你父亲是为祖国而死的！”乔治一直在记日记：“1931年4月27日　星期三，今天的内容很容易概括：和每天早晨一样，我在心中迎接了仁慈的上帝。不过这次灵魂的交流没有给今天留下多少痕迹。在祈祷时，我所祈祷的是一个似乎与我迎接过的上帝不同的基督。”哲学课上，乔治决定加入耶稣会，他所选择的这一人生使命让不信宗教的阿尔贝为之着迷。他在乔治身上看到了一个“醉心于绝对”的年轻人，“全身心都沉浸在光明正大的激情之中”。这种宗教热情需要人出生在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的家庭，家里得有堆放着箱子、书信和照片的阁楼。这样的家世、背景是阿尔贝和皮埃尔·法西纳所缺少的。

教师们给16至18岁的学生讲授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以及社会学的基础知识，这些课程既可以激起学生对思想史的兴趣，也可能因为内容太多而导致消化不良。阿尔及尔的教师们使用的是由阿尔芒·居维里耶编写的上下两册教材，这样广博的内容令人钦佩但却有些过头。作者解释说，哲学最初是一门囊括了所有学科的普遍知识，但是现在它不再寻求去认识世界：“它将这项任务留给了科学，从某种角度而言，科学要完成得更好。哲学不再是关于世界的认识，而是关于世界认识的思考。认识本身，尤其是科学认识本身成为了它的思考材料。”居维里耶的论述迷住了乔治·迪迪耶：“毫无疑问，……宗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之一。”在居维里耶看来，哲学的真正使命是寻求通向道德观念、人类行为准则以及正义行动先决条件的那种“智慧”。这就是加缪最初接触到的哲学观。

在欧洲，两种强大的哲学传统以绝妙的对等方式互不理睬、互相轻视，由此造成的精神断裂直到20世纪都未能缩小。一方是居维里耶这些哲学家代表的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所认同的理性主义传统；另一方是受维也纳学派和鲁道夫·卡尔纳普影响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传统。总体而言，前者的思想大师包括笛卡尔、黑格尔、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后者的思想大师是霍布斯、洛克、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

在加缪学习哲学之前，维特根斯坦就于1922年在哲学的门外或者说内部竖立起了语言的栅栏。英国哲学家关心的是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多标榜的是思想阐述，他们在形而上学和哲学中看到了一种综合知识。

加缪青年时代遇到的问题变得复杂了，因为文学对他比哲学更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