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农庄的葡萄今天上午10点收获完毕。”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用紫色墨水写道。收获葡萄好似一场战斗。吕西安·加缪打量着他的战场：“我想收成会超过一千公斤……．-．．-．．-．．-．．”：他用标点符号来修饰自己的句子。

这封信写于1913年9月22日——他两次强调是深夜12点半——，地点是君士坦丁地区（le Constantinois）孟多维（Mondovi）附近占地304公顷的圣保罗农庄。收信人克拉西奥先生是于勒·李科姆父子商行的葡萄酒批发商兼出口商，该商行与阿尔及尔的鲁恩公司共同构成的葡萄酒帝国，规模相当于波尔多的夏尔特龙公司。阿尔及尔位于孟多维西面420公里。吕西安·加缪在信中提到，那一天的凌晨两点钟他还在记账。他的笔迹为斜体，大写字母写得又宽又大。这位酿酒工的书信内容铺陈在一张信笺上，上方标有“圣保罗农庄，伊夫·肖巴尔·德·贝兰基耶，农庄主”字样。

圣保罗农庄的酒库、酿酒桶、榨汁机、抽汁泵和成品葡萄酒与附近的“宪兵帽农庄”遥遥相望。两家农庄之间，国家公路穿过一片平原将孟多维镇与圣奥古斯丁曾经生活过的波纳市连接起来。在法国人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工兵部队在一个叫作德莱昂的地方建立了孟多维兵营，往东40来公里就是法国保护地突尼斯的边境线。

在被当地人叫作“鲁阿玛”的法国人到来之前，波纳的旧称是阿纳巴。根据当时的官方文件，作为法国化政策的一部分，当地的居民区都改成了法国名称，或者至少以某次法国人获胜的战役命名，例如孟多维。这种对地名施行的行政洗礼，使低价收购、征用或盗窃当地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公共土地的行为神圣化了。孟多维与波纳之间，有一条单线铁路与公路平行。圣保罗农庄与宪兵帽农庄属于孟多维区，但与杜泽维尔小村庄的房屋毗邻。

在另外一封信里，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解释自己对宪兵帽农庄主管贝拉尔先生说过的话，后者因为觉得地位受到威胁而不安：“他问我到宪兵帽农庄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来是为了负责肖巴尔酒窖的事，借这个机会，也要帮一把宪兵帽农庄。”吕西安·加缪被派到圣保罗农庄和宪兵帽农庄工作，它们是“阿尔及利亚暨突尼斯法国农场公司”的下属分公司，为经销商李科姆公司供应葡萄酒。他住在圣保罗一所低矮的房子里，地面是夯实的泥土，背靠着酒窖的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厨房。

乌埃德·赛布兹河在几百米外蜿蜒流过。吕西安没有时间去钓鳗鱼和鲃鱼。绿色、橙黄色或者裸露的葡萄园起伏延伸，直至埃杜高地以及那里的橡树-软木林。《蓝色旅游指南》告诉游客，在君士坦丁地区，好客的“土著居民大量繁殖”。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包括三个法国海外省和一个由总督管理的移民地，1911年人口统计在册的有752043名“非穆斯林”和4740526名“穆斯林”：“土著居民”比祖籍欧洲的侨民多出了6倍。

吕西安·加缪1885年出生在阿尔及尔省的乌莱德-法耶，是最早一批法国移民的后代。他既非佃农亦非农场主，而是一个领工资的雇员，类似于法国的工头。宪兵帽分公司的6万股份他一份也没有。此前他曾经帮人干过送货和押运的差事。

在葡萄酒农庄，位居顶层的是农庄主，然后是主管、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葡萄收获之后负责酿造的酿酒工。剪除赘芽、修枝和酿造环节是下层白人的特权工种。有人向朗东总督提到曾经有过一个“土著”酿酒工。葡萄园的工人居住在农场附近，帐篷与木板搭成的简陋房屋挤挨在一起。打短工的大多来自当地体面的部族，例如贝撒拉、德里德、乌阿拉萨。被拘押的犯人劳工晚上要返回监狱。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一起工作，但彼此很少来往，除了在波纳的妓院里。一个例外是在孟多维有个叫马尔切恰的制造马车的铁匠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女人为妻。侨民们称呼当地人要么是土著，要么是穆斯林，有时候也叫阿拉伯人，很少称呼卡比尔人。

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推荐一个想从圣保罗转到宪兵帽农庄做工的穆斯林雇员：“那个叫拉巴·乌斯塔尼的每晚在我这儿干滤酒的活儿，几天前他离开农场想转到公司里做事，临走时他问我要了公司的地址。我觉得不应该拒绝给他地址，尤其考虑到整个农忙期间他为我干活儿很卖力。依我看他是一个很棒的工人，如果您能试用一下，他会好好干的。”随即又加了一句：“请相信尽管他是一个土著，但比起那个唆使他夜里胡乱应付滤酒的卑鄙家伙来，他要能干得多。正是因为拒绝了那个家伙的唆使他才被迫离开。”

荫凉处气温都高达38度，1913年的夏天很难熬。“鸟儿们都不出声了，”吕西安·加缪漂亮地写了一句，“天那么热，葡萄酒都带了一股热烘烘的水塘味儿。”他要跟西罗科热风，以及“鸽子蛋大小的冰雹”搏斗。葡萄收获前，他担心酿酒桶不干净；收葡萄时，担心发酵出问题；收获后又担心储存库不干净。他的红酒度数可能会是12度，今年的紫葡萄品种酿不出玫瑰红酒。自打几个月前来到孟多维，吕西安·加缪就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酿红酒的桑松品种或酿浅红葡萄酒的蒂布西品种都很有名。他在圣保罗农庄也生产供食用的葡萄，其中夏斯拉葡萄要比麝香葡萄更早成熟。

1913年9月，28岁的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等待着怀孕的妻子为他生下后来取名吕西安·让·艾蒂安的儿子。这个即将做父亲的人有一双蓝眼睛，头发与眉毛是褐色的，前额裸露，嘴巴中等大小，蓄着胡子。此前军医曾量过他的身高为1米68，这在那个时代的男人已经是个不错的身高。作为二等兵，1907至1908年他曾随朱阿夫军团第一团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带艰苦跋涉，军籍簿上称他是“马车夫”。刚满周岁他就成了孤儿，被兄长姐姐们送进一家孤儿院。他的祖父或外祖父中有一方大概来自波尔多莱，曾祖父一辈祖籍可能是阿尔代什，穷苦人是不大清楚自己家谱的。加缪一家人相信自己祖籍阿尔萨斯，因为一个来自阿尔萨斯或洛林的不幸的政治流亡者，要比一个来自布列塔尼或波尔多莱地区的穷苦人更体面一些。1910年11月13日，吕西安·奥古斯特娶了比他大三岁的卡特林娜·埃莱娜·桑德斯为妻，三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吕西安·让·艾蒂安出生。在下层欧洲人中间，未婚先孕引起的反感不像在穆斯林中那么大。

波纳是君士坦丁省下辖的一个专区，有四个方面的特点：港口运输、葡萄酒贸易、一座墓穴为意大利豪华式样的墓地以及当地人对神明的不敬。他们用“凭着你死去亲人的骨头”这样的话来起誓，礼貌一点的则说“凭着你的尸骨起誓”。如果谁“家里刚死了人”，则不会有人向他提起私人的话题。

1913年的这个秋天，卡特林娜·埃莱娜带着儿子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从阿尔及尔来到波纳，又挤在一辆堆满行李和家具的马车上到了圣保罗。此后不久，吕西安·加缪向克拉西奥透露说：“家里情况不太好，小家伙和他母亲都得了本地的疟疾，我真是倒霉，不过最近两天情况略有好转。”污浊的风加上蚊子，将疾病从腐臭的沼泽和费特泽拉湖带了过来。一些人因为患上疟疾而死去。有人建议用奎宁硫酸盐来对付疟疾。孟多维的居民回忆起50年前的霍乱和鼠疫曾经夺走了当地一半欧洲移民的性命。

吕西安·加缪与他手下工人的关系不太好。他曾“两次被那个土著司机威胁”，尽管如此，他相信自己从未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当地的欧洲人也令他不安，他必须让他们接纳自己。“说真的，这些波纳人尽管看上去都温顺得像羔羊，但骨子里却像狐狸一样阴险狡猾。”

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了一趟孟多维。那里的小孩们紧紧抓着他的马车。他让他们松开手，“嗨！让开！”吕西安·加缪用马鞭轻轻打了一下。11月8日，他在两名证人的陪同下到市政府申报了此前一天他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单名：阿尔贝。每40个法国男子中就有一个名叫阿尔贝。在出生登记册上，阿尔贝·加缪的名字位于两名哈迪贾（天竺葵）部落的穆斯林女孩之间。第一个证人叫皮罗·让，出生在撒丁岛，自称是商人，实际应该是一名菜农。第二个证人叫弗朗多·萨尔瓦多，出生在孟多维，自称是雇员，帮食品杂货商查马代外送粗面粉和面团。而吕西安·加缪本人，登记册上注明是“祖籍法国”。

当年工兵部队的工程师制定了孟多维的规划图，将城市分为20个住宅区，每个区12栋房子。这座小城如同一张长方形的床，四个角上矗立着以法国将军名字命名的堡垒：克罗泽尔、比若、内格利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此设立了市政府、邮局、税收站、民事监狱和宪兵署。为法国裔小孩开办的学校是男女分开的。蒙多维人建起了咖啡馆、滚球场，组织了两家狩猎协会，打山鹬、猞猁，有时还会打到一头豹子。服兵役时就是优秀射手的吕西安·加缪很想打猎。人口统计记载孟多维区有938名欧洲居民和4869名穆斯林。这些“土著”常常不申报他们孩子的出生。法国公民中包括几个犹太人，其中有马口铁工匠盖·塔伊卜·达乌伯。君士坦丁地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蔓延到孟多维。

1913年11月，省里办的共和派日报《波纳的觉醒》正在连载大仲马的小说《萨尔瓦多》，市剧院上演的是《风流寡妇》，而伊甸影院则张贴海报放映喜剧片《破碎的指环》。加缪一家没有利用农庄的汽车去外出消遣。当时一个铁匠每天挣6个法郎，一个监管葡萄园种植的工头或者一个像吕西安·加缪这样经验丰富的酿酒工每天挣10到20法郎，四缸的雷诺112HP型轿车要卖4900法郎。

该省非“土著”的居民要选举出管理公共基金的财务代表。内政部长从巴黎下达选举指示，填写选票时，“人们习惯于用铅笔”，部长要求用蘸水钢笔取代，在秘密写票室填写选票并用吸墨水粉吸干。

1913年11月11日，《觉醒报》刊登社论怒斥“新任德国副领事住处的旗杆上……那面硕大崭新的德国国旗。……为什么要如此炫耀？要知道我们可怜的阿尔萨斯-洛林兄弟稍微挂出法国国旗的一角都会遭到攻击、殴打和惩处。”

农场主和酿酒工都与跑运输的以及波纳的海运公司商谈生意。吕西安·加缪预计宪兵帽农庄能出产300万升葡萄酒，圣保罗能出产100万升。酒桶装满后，他很警惕运价的浮动，委托一个拥有马耳他式翻斗马车的“阿拉伯人”帮他运送，估计运到杜泽维尔火车站每桶的费用是20生丁。从事政治的上层殖民者贝尔塔格纳家族此前已经修建了铁路。

在通向波纳的铁路两侧，成排的芦苇挡住了西罗科热风，使番茄、豌豆和芸豆得以免遭侵袭。晚上10点左右从孟多维出发的牛车，次日凌晨4点能到达波纳。汽车是殖民地特有的高底盘车，后排两侧都装有双轮胎，在扬起的尘土中超到了牲口车队的前面。吕西安·加缪也跟那些跑运输的汽船主谈价，他们的船都起了动听的名字：茜尔维亚号、奥古斯特议会号、花神号、卡比利亚号。他在写给克拉西奥的信中说：“大西洋轮船公司办事处的头头求我转告您，如果您有货物要运到阿尔及尔，他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替您办好，因为他们公司在这条线上没有加入运输工会。”吕西安·加缪有时要“反复打上四次电话”，他没有时间欣赏和阿尔及尔港湾一样美的波纳港湾。波纳人有这么几句民谣：

每天早上

风骚的波纳港

都要打扮梳妆

波纳是美丽的。阿尔及利亚的城市都飘荡着本民族小说家们所讴歌的茉莉花和桃树的香气，但这些小说家笔锋一转又写到了各种难闻的气味：在波纳和其他城市的许多街区都能闻到小便味。印度美轮美奂，可是散发着粪便气味；波纳景色优美，可是散发着尿骚臭。吕西安·加缪在波纳逗留期间一直在旅店、码头、栈桥和飘着轮船烟雾的港湾之间来回奔忙，没有心思去观赏那些带锻铁栅栏的房子、那座丑陋教堂的台阶、建筑的拱廊以及阅兵场。据波纳人说，民族林荫大道上一棵角豆树的根一直深扎到地下上千米。东方旅馆或冈布里努斯啤酒馆里，有人正在做着大笔买卖。

回到农场和农庄，吕西安·加缪又重新面对冲突：“圣保罗的主管冲我一脸的不高兴，因为李科姆公司只要了他131桶葡萄酒的货。”可敬的克拉西奥训斥了那个主管一顿。吕西安·加缪埋怨克拉西奥：“您上次去巴黎时对他有些严厉。……我请求您什么都不要流露出来，就是说不要像上次那些威胁蔑视他，要知道这个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吕西安·加缪每天有16到18个小时要花在装桶、过滤和计算柠檬酸的含量上，他监督着一个令人不放心的主管和一帮雇工，他们中部分人干活认真、部分人则偷懒。

1913年的11和12月，巴黎的国民议会正在讨论一部新的殖民地土著管理法案。这部法案的上一稿颁布于1904年。《阿尔及尔回声报》刊载了法学院教授埃米尔·沙文的大量文章。沙文断言，跟“土著人”打交道，“我们面对的是一帮自行其是、坚持自己的传统和特殊民事法律的群体”，他们的司法体制有时听凭行政官员武断判案，应该将其改为由治安法官审理案件。当时一个称职的工人每天约挣1个法郎，而一些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所受的处罚从1至15个法郎不等，其中包括“土著人”拒绝提供被征用的运输工具、不向民政部门申报家里的孩子、收容流浪汉、砍伐树木、拒绝履行看管义务等等。如果“土著人”密谋危害国家安全，则处罚金额还要更高。

并非所有的法国人都赞同对土著的粗暴惩处。一年之前，当时的总督在157号通报中曾反省有关强迫土著人巡逻的法令：“强迫一个土著人……夜里撇下自己的帐篷或茅屋不管去为一个生活舒适的法国移民守护住所或财产是不公平的，……况且也许没有任何人去帮这个土著守护他的亲属或财产。”阿尔及利亚一批为数不多的法国人对该巡逻法令表示抗议。当地社会并非像有人误解的那样简单地分为欧洲移民和“土著人”。1913年12月，人权同盟与盖勒马专区区长进行论战，后者针对人权同盟发起一项有关土著人数量的调查。一家名为《阿尔及利亚呼声》的报纸发出了战争呼喊：“下层移民的利益与土著无产者的利益绝非无法调和。……必须使他们团结起来，反对由议会殖民政策、银行家以及大农场主推行的可耻垄断。”《阿尔及尔回声报》刊登的一封信反映出某种倾向于家长式统治的自由主义。先是积极表态：“我肯定不属于将土著人视为低等种族的那类人”，随即话锋一转：“不过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我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未成年人。”沙文教授赞成现任总督吕多签署的一份通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目的，是“用文明和理性取代野蛮与宗教狂热，也就是各种族的同化、统一与法国化。”英国人在其帝国内坚持他们不明言的优越性以及种族差别政策，部分法国人则相信从长远看土著应该成为平等的公民，但那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沙文宣称，法国“要强有力地维护法兰西的至高无上，不让那些未加入法国籍的土著议员参加市长选举。……对于那些已经加入法国籍的土著人，赋予其仍然顽固坚持在我们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之外行事的政治权利，这样的想法法国不能接受。”这些激烈的观点发表于1913年12月17日，阿尔贝·加缪当时刚出生一个月。此前一天，国会议员在巴黎表示他们“关于阿尔及利亚事务所能得知的情况非常之少”。

冬季里，吕西安·加缪又在继续他的计算：“我现在有1543个空酒桶，而发货时将会有满满1553个。”作为公司的模范雇员，他会自己想办法弄到缺少的那10个酒桶。他向当地宪兵及火车站站长免费提供葡萄酒，他们中会有人帮他偷到那些酒桶。他又算了一遍。当手下有人干活马虎时他会当面指出。“我担心全部活儿干完之前会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我）不得不在整个白天以及夜晚的一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警惕。”

1914年开年不顺，吕西安在1月4日写道：“我打算趁天气好转的时候搬家，几天来这里下着倾盆大雨，……酒窖四周全是泥泞，连酒桶都没法洗。”他的手受了伤，马上给公司交上去一张医生证明。由于被征召服一个兵役期，他请求李科姆公司向指挥朱阿夫第一团的上校说情，把服役期推迟到农闲季节。

疟疾威胁着母亲与两个儿子，吕西安·让·艾蒂安3岁，阿尔贝只有8个月。7月14日吕西安通知克拉西奥：“我谨告诉您，鉴于我家人的健康状况，我准备让他们月底搬回阿尔及尔。”

再次被朱阿夫第一团征召之后，吕西安·加缪回到了驻扎在君士坦丁省的部队。德国已经向法国宣战。8月4日，两艘在地中海游弋的德国巡洋舰炮轰了波纳。有谣传说德国人要夺取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将会重新得到原有的土地……军政负责人因为害怕发生暴动而禁止了各种集会。

身着军装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法国有意外发现。一个名叫梅萨利·哈吉的被法国本土“彬彬有礼与亲切的”人际关系所感动。“我们在城市里有时需要打听一些事情，被问到的男女老少都会热情地给我们帮忙，……他们称呼我们‘您’和‘先生’。对这样的尊重我们感到不习惯。”

吕西安·加缪穿着朱阿夫军团的制服，上身坎肩，下面是红色灯笼裤，头戴小圆帽，看上去很精神。报纸在一片好战声中描写了快乐的出征场面。打到柏林去！要割掉的不仅仅是威廉二世的胡子！敌恶我善、妖魔化德国的论调充斥着宣传机器，连知识分子也都一片狂热。雅克·里维埃尔写道：“德国人心灵的麻木……导致了他们价值观念的削弱。”在德国，托马斯·曼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地报纸社论预言，法国军队在几周内就会战败。一个名叫奥古斯特·罗比内，又名缪塞特的记者，描写了1914年8月军队从阿尔及尔码头登船的情景。“好家伙！码头上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码头大道就像一个大剧场，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我们乘坐的轮船是‘东方号’，那些人不是把它停泊在便于更快上船的趸船旁边，而是老远地泡在军港里。”缪塞特没有加入好战的陈词滥调大合唱，而是写道：“妇女们和女孩子在哭泣，其中一个已经哭得死去活来。”那些与军籍编号为17.632的吕西安·加缪一样的普通士兵，待在船舱最底部，以芸豆和牛肉作为口粮。在海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后，士兵们呕吐了一地，厕所也堵了。

吕西安·加缪所属朱阿夫第一团的士兵乘坐“拉马萨号”轮船抵达塞特，又在纳博讷转乘火车，到马西-巴莱佐下了车，穿过巴黎，然后，按照“朱阿夫第一团行军与行动日志”的记载，投入到“追踪德国军队”的行动中。朱阿夫军团的红灯笼裤士兵给德国的马克沁机枪手提供了很容易瞄准的靶子，二等兵吕西安·加缪是首批伤员中的一个，这在军官们的文件中有记载。士兵加缪一直是个抽象的名字、一个军籍编号而已。他隶属第10军团第33军第45步兵师第1朱阿夫团第1营。指挥第54连的阿莫尼耶上尉率领部下攻克了一个有利地形，并“在敌人的恐怖火力下以最小的伤亡将队伍安顿下来”。

吕西安·加缪从蒙特伊-苏-布瓦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妻子，她已经于8月30日回到了阿尔及尔。明信片上是诺瓦西·勒塞克的一处喷泉。“深情地吻你和孩子们。代问朋友们好。告诉我你的近况。我的身体和近况都很好，不用担心。”吕西安善意地撒了个谎，以免妻子担忧。几天之后，又一张明信片从圣-布里厄寄出，图片上一群孩子站在圣心学校的一栋楼前，此刻这所学校已经成了107临时医院。明信片正面的一扇窗户上画了一个叉，背面写着：“我亲爱的埃莱娜，寄给你一张医院的图片，我就在画叉处正上方的房间里接受治疗。”信中要她代吻孩子们，署名“你的丈夫”。写这张明信片的人不是吕西安·加缪，他已经于1914年10月11日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将在未来的4年里“履行自己的义务”，“土著人”也紧随其后，在征召的173000人中，有87000人参了军，大部分人是为了那份军饷。他们的“效忠”让巴黎惊喜不已，也让阿尔及利亚各省的省长们松了一口气。战争造成了1357000法国人死亡，孟多维作为区首府，为法国贡献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50名牺牲者，其中12人是“土著”。阿尔及利亚当局后来统计出数千名伤员和受到毒气伤害的士兵，“土著”共死亡22000人，法国人死亡25000人。在提到这些参战的海外士兵时巴黎的报纸大喊说，他们有权向我们提出抚恤要求。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也认为他们有权向法国本土提出要求。

军事当局没有将士兵加缪的遗体运回家。官僚机构把他的军籍簿寄给了他的妻子，上面记录他“1914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期间参加了一次对德战役”，这两个日期一个是他在香槟省外围投入前线作战的时间，一个是他在布列塔尼死去的时间。由于确认他参加了那次对德战役，行政当局向其遗孀提供了一项照顾：无论参加了全部战役还是部分战役的牺牲者，都能获得抚恤金。

吕西安一生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宪兵署的征兵广告总在向人们宣传：参军吧，重新服役吧，投入军旅生涯吧。吕西安·加缪到过摩洛哥，还在法国待过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儿子们生命中的第一人，却又是他们了解得最少的一个人。撇开一些难以辨认的材料不说，他留下了几份户籍证明、一些褪色的模糊照片、一枚十字军功章、一枚死后追授的奖章以及几块弹片：107临时医院将这些弹片寄给了他的遗孀。儿子阿尔贝和父亲吕西安共同生活了8个月。

此前一年，1913年，理查德·尼克松和本杰明·布里顿出生；马塞尔·普鲁斯特自费出版了《在斯万家那边》；埃德蒙德·胡塞尔发表了《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伍德罗·威尔逊时任美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任法国总统。尽管有战争，那个时代的面貌还不算太坏。阿尔及利亚的女人们在1914年唱道：

哎呀呀多么凄凉的一年

所有的男人都上了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