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1989

正如同他在1975年以《族长的秋天》证明《百年孤独》并不是侥幸的成功，世界文学界应该明白他会长远地存在；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霍乱时期的爱情》证明，他并不是那种会因为得到诺贝尔奖的压力而结束写作生涯的作家。就在他的写作题材转移到爱情的同时，他也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开始强调和平、民主、共存。很清楚的是，里根政权并没有打算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容忍任何革命政权的胜利；而启发大多数革命运动的古巴人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他们的阵线由于对南非的投入而被异常辛苦地拉长，无法再承受更多来自美国和加勒比海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发展似乎显示其对于世界革命发展的投入已无法持续太久。同时，里根在起诉尼加拉瓜革命战犯上遇到困难，连他都有可能接受和平谈判。（1986年年中，海牙国际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同年稍晚，美国本身爆发“伊朗门事件”，撼动整个里根政府。）

就算在哥伦比亚，贝当古1982年掌权之后就开始推动和平进程，但如今大部分的观察家都已经认为他不会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对于国家的走势则是越来越悲观。1986年7月底，他警告哥伦比亚“处于大屠杀的边缘”，1985年年末，司法大厦的恐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肇因于不顾后果的游击队、压制的政府军、玩忽职守、暴力这些败坏元素的结合。如果这个声明出现在贝当古在职的最后一周，中立的观察家也许会对此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国际特赦组织严厉批评贝当古以军队侵犯人权之后；然而，这个警告的对象实际上是继任的维希里欧·巴尔可自由派政府，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保守党朋友贝当古。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如今开始接受社会民主路线和纯粹反殖民的论述，以配合他和平与爱的信息，此举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使得亲痛仇快，他们要见到他和菲德尔都中箭下马才会满意。除了别的封号之外，巴尔加斯·略萨再度称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走狗”、“政治投机分子”。对于一个因为支持古巴而使自己面临巨大政治困境的男人而言，后者是奇妙的绰号；而且，他还准备花大钱支持自己在政治上投入的对象，如同他在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和《抉择》所展现的，如同他正要在古巴再次展现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83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于诺贝尔奖之旅后，第一次在卡尤皮耶特拉斯和菲德尔见面时，他们开始梦想在哈瓦那开设一所拉丁美洲电影学校。菲德尔对于宣传略知一二，无疑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后的世界地位与影响力印象深刻，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意识冲击，虽然也许有点为时已晚。如今，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讨论电影时，他开始思考电影的力量是否比书籍来得强烈，质疑近来拉丁美洲电影不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伟大电影一般具有实质的意义，而这些年代的电影在拉丁美洲各地，包括古巴，正是由他的革命胜利所启发的。他们一起坐在加勒比海海边认真地讨论时，不可避免地，菲德尔有自己好战的理解方式：“我们真的需要让电影起飞……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奋斗，我认为这些电影就像对内外发射的大炮一样。我们的电影在这方面多么丰富啊 ! 当然书对人也有影响力，但读一本书需要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两天，看一部纪录片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卡斯特罗是否由于好莱坞影星进军美国白宫的意外冲击而受到影响，这一点只能猜测，然而，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讨论在哈瓦那创立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的可能性，以此增加拉丁美洲大陆的电影生产、改善水平、鼓励拉丁美洲团结，当然，还有宣传革命价值的工具作用。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完成《霍乱时期的爱情》之后就开始投入这项新的计划。从1974年到1979年，他专注在政治新闻上；从大约1980年到1990年之间，他那股对于电影的着迷又回来了，他在1980年到1984年之间所写的文章常常都和电影有关，特别是他自己的计划。这一项对于电影最具野心的冒险，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哈瓦那的新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包括设立一所新的国际电影电视学校，就位于市郊的圣安东尼奥·巴纽斯。在这里，他比以往更甚地把自己资本主义的金钱投注在革命的刀口上。他的箴言可能是：既然政治已经行不通，就转向文化。这个电影基金会协助结合拉丁美洲的电影制作和学习，学校教授电影理论和实务，不但欢迎年轻的拉丁美洲人，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到了1986年，这两个新机构的计划已经有所进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极端派的电影制作人密切讨论未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年的开始，他所投入的工作却不是电影，而是关于拍摄电影的一本书。他的朋友米格尔·立丁是流亡的智利电影人，在1985年5月和6月偷偷回到智利，带着十万英尺关于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影片安全逃离。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觉得自己在这位独裁者下台之前就回到文学，是象征性地被皮诺切特打败；他看到报仇的机会，在1986年年初和立丁在马德里碰面，讨论该选择哪些部分。在那里，他一星期内进行了十八个小时的采访，接着回到墨西哥，把六百页的叙述浓缩成一百五十页。他注记：“我比较希望把立丁的故事维持在第一人称，好保留个人的、有时候较亲密的语调，除去戏剧性的附加或历史的做作。当然，最后文稿是我的风格，因为一个作家的声音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同样地，我也试图保留所有原始的智利语词组，以尊敬叙事手法的思维，并没有与我自己的风格相吻合。”这本书《米格尔·立丁：智利秘密行动》 于1986年出版。黑羊出版社印了二十五万本，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1月时一定有特别的满足感，因为其中的一万五千本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被烧毁。皮诺切特政府如果沉默以对，反而会是更有力的回应，虽然，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政府已经距离倒台不远。

虽然短暂地偏离正轨政治，进行挑衅，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己和平使者的新使命是如此投入，那年夏天的8月6日，他成功地在墨西哥伊斯塔帕市第二次“六国团体”会议上发表一次演讲，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避免核战争。广岛核爆四十一周年纪念时，这六个国家（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坦桑尼亚）强烈要求全面停止核武测试。这个会议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演讲《达摩克利斯的灾难》（The Cataclysm of Damocles）开场，他警告虽然如今全世界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金钱却是花在武器上，这完全不理性，因为正如他所言，“核战争之后，唯一剩下的只有蟑螂。”在某种层面而言，这场演讲是关于地球的未来，应和他关于拉丁美洲命运的诺贝尔奖演讲一起解读。

那一年秋天，随着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新电影基金会的准备工作，罗德里戈在洛杉矶美国电影学院注册——和他父亲在哈瓦那的活动成为鲜明的对比。他在那里读了四年；同时，贡萨罗和他的女友帕·埃利桑多一起搬回墨西哥，开始投入自己的计划，与荷米·加西亚·阿斯考特、玛丽亚·路易莎·埃利欧的儿子迪亚哥·加西亚·埃利欧一起成立一家高水平的出版社“走钢索的人”。他们的第一个企划案是在10月出版《雪地上的血迹》的精装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有兴趣的，是鼓励拉丁美洲导演拍独立电影，但其他制片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1979年，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剧本，墨西哥导演海梅·艾墨西优拍摄了一部电影《我心中的玛丽亚》。1980年初，巴西导演卢伊·葛拉拍摄了电影《艾伦狄拉》，这个故事几乎完全没有修饰地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位少女在哥伦比亚的瓜希拉被迫成为一位能力过人的妓女，每天服侍数十名男子——以补偿她意外地烧掉无情祖母的房子。最后，艾伦狄拉为了她的自由抛弃、逃离了尤利西斯，遇见一位爱上她且帮助她杀死残忍祖母的年轻人——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地以女性主义观点改写灰姑娘、巫婆和英俊王子的欧洲童话。1984年7月，利普斯坦首度改编《大限难逃》将近二十年之后，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重拍的新版，于8月7日在哥伦比亚电视上播映。这次是在哥伦比亚制作，而不是墨西哥，并且是彩色影片，不是黑白，再一次地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杀死梅达多的事件做出无声的辩白。如同从前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如钟摆一般精准的“索福克勒斯”情节引人入胜，不过这个版本再度把说教警语放在现实对话中，却不幸地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1985年12月，《卓越》宣布法兰西斯柯·罗西、亚伦与安东尼·狄伦已在孟波克斯开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拍摄前的制作工作（亚伦后来退出），由艾琳·帕帕斯、欧梅拉·穆堤、鲁伯特·艾佛瑞特主演。《世界报》的米榭尔·布宏多在1986年9月写到这部电影时，描述拍摄这部电影的努力——在观光胜地卡塔赫纳以及孟波克斯——几乎像史诗一般的过程，正如故事情节本身。

1986年12月4日，基金会在第八届哈瓦那电影节成立，由基金会主席加西亚·马尔克斯演讲、播放一段广为传播的卡斯特罗采访——先前并不知道他常看电影——并由正在采访哈瓦那的葛瑞格利·佩克发言。在演讲中，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到1952年至1955年之间，胡利奥·加西亚·艾斯琵诺沙、费南多·比利、托马斯·古堤耶瑞兹和他自己都在罗马的“意大利电影学院电影实习中心”。当时启发他们的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就像是“我们的电影必须走的路，是资源最少的电影，却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有人性的电影”。英格玛·伯格曼、法弗朗西斯科·罗西、阿涅斯·瓦尔达、彼得·布鲁克、黑泽明等人都送上祝福。12月15日，国际电影电视学校也相继开办，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朋友费南多·比利担任校长。就在一个星期后，报道说基金会要拍摄七部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所写的剧本，也许就内线交易的速度而言是世界纪录。接下来的几年间，他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是电影基金会的古巴导演阿基米亚·潘纳，以及古巴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艾利西欧·迪亚哥的儿子艾利西欧·阿尔贝托·迪亚哥，大家都叫他“利奇”。利奇和新主席合作，不但在研讨会和“工作室”讲课，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坚持使用的名称，也参与一整沓电影剧本的制作和推敲。加西亚·马尔克斯全心投入这些工作，他的精力、热诚、坚定，使合作对象和接下来数年间拜访这新机构的访客都印象深刻。

在这些喜事之中，哥伦比亚传来一件令人心碎的消息，为这新事业蒙上一层阴影：《观察家报》的新社长基耶尔莫·卡诺于12月17日离开波哥大的办公室时遭人谋杀。梅德茵毒品大王帕布罗·埃斯科瓦和哥伦比亚司法体系之间的战争，如今到了最高潮的阶段。埃斯科瓦已经是世界第七大富豪，以“贿赂或子弹”策略企图收买或铲除挡住去路的人，在哥伦比亚陈年的操控体系和暴力之上，又添加了第二层的腐败和无能。他的政治野心已经受到挫折，《观察家报》英勇地对抗他，也支持把运毒疑犯引渡到美国。如今，卡诺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国家警力首长都已经受到暗杀，但如此受到尊敬的记者遇害，强烈地打击了国内的士气。《观察家报》的记者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告诉我：“1986年12月电影基金会开办之时，我在古巴再次见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天后他来找我，最后用电话找到我。‘他们杀了基耶尔莫·卡诺，’他说，‘刚刚发生。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回哥伦比亚，他们杀了我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谁。’我去他家，完全处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打招呼的时候，贾布说基耶尔莫·卡诺是唯一一个真正捍卫过他的朋友。卡斯特罗来了，我在哭泣。贾布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卡斯特罗说了很多。贾布又告诉我他不会回去，他非常痛苦。我对他说：‘你知道，你真的应该说出哥伦比亚的状况。’但他不肯。我的结论是，他在1981年的图尔瓦伊事件后真的吓坏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针对这起谋杀做公开声明，也没有写信给卡诺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巴斯奎特斯。

虽然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坏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兴致勃勃地继续他在哈瓦那的新任务。他在古巴待了几个月，同时身兼多职，决定大小事务、参与每一件事。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报纸上经常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电影相关的活动、他的小说可能改编的报道，才比较像样！电影不像文学，创作的人注定孤独。电影像宴会一样，聚集众人、主动出击、年轻；电影是性感的，电影很有趣，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时乐在其中。他身边围绕着漂亮的年轻女性，还有充满活力、抱负但谦逊的年轻男子。他完全得心应手，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他苦笑说，虽然梅塞德斯不赞成，他还是继续自己昂贵的兴趣：“我们穷的时候，把所有的钱都花在电影上；如今我们有钱了，我还是把钱花在电影上，而且我还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有些人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年自己掏腰包给了学校五十万美元，还有他大部分无可估价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向欧洲或美国采访者收取一节两万或三万美元的采访费，为电影基金会募款。令人惊讶的是，采访者都付了费用。

他开始在新学校里特别就说故事和写剧本开课——他教授如何写故事，如何把这些故事变成电影剧本。接下来的几年间，访客和老师包括法兰西斯·福特·柯波拉、吉罗·庞特科沃、费南多·索拉纳斯、罗伯特·雷德福。和罗伯特·雷德福的关系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重要，他后来亲自前往罗伯特·雷德福在犹他州的日舞电影学校，并在1989年8月的电影节中教授课程，以回报人情给这位英俊的美国激进派。一般而言，他说自己的原则，是把作品高价卖给非拉丁美洲的制片，卖给拉丁美洲则是很便宜的价格甚至免费。有些书，特别是《百年孤独》，他永远不允许改编成电影，这样的立场使他在几年前和安东尼·奎恩有所冲突。（据说安东尼·奎恩愿意付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百万美元买改编版权，安东尼·奎恩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之后又食言，但这位哥伦比亚人总是否认有这回事。）其他的书如《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会考虑出售电影版权——但当时他说只会给拉丁美洲的导演。最后在2007年，他终于允许另一位好莱坞电影制片，这次是英国人迈克·内威尔，在卡塔赫纳拍摄这部电影，由哈维尔·巴登担任主角。当时，传言报道梅塞德斯终于对她先生不屈不挠的慈善失去耐性，希望为子孙留一点儿钱。毕竟，这是“她的”书。

既然他的文学主题从权力转向爱情，爱情在他的电影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很合理。古巴人对于这项发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几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探索电影的新闻盖过了电影基金会，这些探索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导演，以人际关系中的“爱情”为主题，主要工具是总计六部的电影计划，全部统称“艰难的爱”，伊塔洛·卡尔维诺一本鲜为人知的短篇小说集的标题。（电影出现在美国公视频道时用的是《危险的爱》。）所有的电影都比广告所宣传的晦暗，而且都探索爱情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六年后的199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制作一部完全“索福克勒斯”情节的电影《市长俄狄浦斯》（对照俄狄浦斯国王），再度和豪尔斯·阿里·特丽安娜合作（剧本则再度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哈瓦那电影学院的前任学生史黛拉·玛拉贡合写），电影中的市长，不但面对着20世纪末期哥伦比亚所有的暴行和恐怖——运毒、军事组织、游击队、国家军队——还有俄狄浦斯杀了父亲、与母亲同房的老旧悲剧，此处母亲由风韵犹存的西班牙演员安赫菈·莫利纳扮演。许多影评无情地批评这部电影，但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也许可以更公平而恰当地被当成是英雄般的失败；这部电影传达了哥伦比亚困境的复杂性和其中某些恐怖之处，而特丽安娜也成功地阻止神话色彩伤害政治的故事。他本来也想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也许也会做得不错，不过令人意外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把这项企划案交给了阿杜罗·利普斯坦，其实，他和利普斯坦之间的关系总是很棘手（据说利普斯坦对于特丽安娜重拍《大限难逃》一事非常愤怒），1999年，这本小说终于搬上银幕，虽然利普斯坦享有国际盛名，演员包括国际明星费德里哥·鲁汉、玛利莎·帕瑞迪斯、莎玛·海耶克，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改编作品中最没有说服力的。

这混杂的体验确认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说的：他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某种不快乐的婚姻。他和电影合不来，可是他们又不能没有彼此。也许更残酷的是，他的爱或许是没有回报的（单面镜，引述他墨西哥电视电影的其中一个标题）：他没有电影活不下去，但电影没有他其实也可以进行得很好。然而事实是，他常常因为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受到责怪，但其实他只是原始作者，对于最后的成果并没有最终的责任。梅尔·古索在《纽约时报》写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需要一个才华自成一格的电影人，也许需要布纽尔这种具有特殊才华的导演，才能拍出作品的精华所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才华远远不及布纽尔的艾墨西优却比其他人成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罗德里戈告诉我，他的父亲对于对白“不堪造就”，就算是在他的小说里也一样；然而，《大限难逃》的结构无疑是一部杰作，除了对白之外，电影构想也非常有力。可惜的是，费里尼没有尝试过，黑泽明那几年很期待能拍摄《族长的秋天》，却未能成功地开始这个计划。

虽然他在古巴的活动成功而令人兴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这其实是异常辛苦的几年，就连他自己也必须体认或许承担了太多，以至于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因而稀释。他发现自己被右派的敌人攻击，介入当时并无意参与的辩论和争端，更不用说一连串丑闻甚或配上恶毒的八卦，并不完全适合一个接近六十岁的男人。1988年3月，他在墨西哥城和库埃纳瓦卡庆祝六十岁生日，以及他和梅塞德斯结婚三十周年纪念（4月21日）。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十位朋友都在场。哥伦比亚媒体兴致勃勃地猜测这到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六十岁生日还是六十一岁生日——当然是六十一岁。他们使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二次的六十岁”为标题，指出他不可能再继续这样欺瞒的闹剧。不过老实说，2002年出版《活着为了讲述生活》之前，包括帮他推广的出版人在内，大部分的人都一直沿用1928年这个出生年份，有些甚至在自传出版之后也沿用错误的日期。

也是在这一个月，他出版转载过多次、诙谐、充满感情，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终极版本《文字游戏》，书中强调的是卡斯特罗的口才而非军事特质。他提到朋友“铁一般的纪律”及“可怕的魅力”。他说“无法想象任何人会比他更沉迷于谈话的习惯”，卡斯特罗对谈话疲乏时“以说话休息”；他也是个“饥不择食的读者”。他揭露菲德尔是少数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古巴人，承认“我不认为这世上还有更糟糕的领袖”。但这位古巴领袖也是“一名对自我严格要求的男子，有着贪得无厌的幻想、旧式的古板教育、谨言慎行……我认为他是我们的时代里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这一点也许是他最伟大的美德，但却也是他最危险之处”。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某次问他，他最想做什么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袖回答：“在街角闲晃。”

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注意力暂时转到剧场。1988年1月，阿根廷演员葛拉谢拉·杜福主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部短篇改编作品《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这部戏是“乏味的重复”、反复、碎碎念、大放厥词，暗示碎碎念的人——当然通常是女性——没有从她的对象得到回应，也不期待得到回应。在他的成年生涯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说和女人争论一点儿用也没有。这样的主题、这样的形式，使加西亚·马尔克斯着迷许多年，在早期的《族长的秋天》里，独裁者人生中一位主要的女性便对着独裁者大放厥词。

该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塞万提斯戏院的首演，后来延迟到1988年8月17日至20日。最后，焦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自己说“紧张得像个初次登台的女明星”）无法面对作品现场演出的压力，选择留在哈瓦那，派梅塞德斯、卡门·巴尔塞斯、她二十四岁的摄影师儿子米格尔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批评，他们是拉丁美洲要求最高、最可怕的一群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个“政治和文化界”都出席，包括许多政府首长。值得注意的是，总统阿方辛和杰出剧作家本人的缺席。令人难过的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伟大剧院，并没有重复先前1967年的经历。这出戏剧只得到礼貌的掌声，没有起立喝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戏剧评论褒贬不一，但大部分是负面评价。典型的反应来自《民族报》重量级的欧斯瓦尔多·奇若嘉：“很难在这一位厌倦没有爱情而快乐的女性冗长的独白中认出《百年孤独》的作者……这显示他对于戏剧语言完全无知。无法否认，《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一部肤浅、重复、单调沉闷的夸张通俗剧。”

如同《霍乱时期的爱情》一般，这部只有一幕独白戏的背景是一座匿名城市，可以肯定就是美洲卡塔赫纳。葛拉谢拉一开始的几句话，稍微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引述：“世界上最像地狱的，就是快乐的婚姻！”小说有内含于文本的叙述讽刺，但戏剧仰赖的是剧情讽刺，需要不同的创作直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没有太多这样的直觉。不过比缺乏戏剧动作更糟的是，这出戏剧最具伤害性的瑕疵，显然是缺乏严肃的省思和分析。部分与《霍乱时期的爱情》类似的是，《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也如同三十多年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其中心主张认为传统婚姻并不适合大多数女性，这一点显然很重要，虽然这位六十岁的作者，如今也许已经不够现代得能以根本或甚至有意义的方式探索。可惜的是，《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部单一面向的作品，比不上《霍乱时期的爱情》，无法名列爱情的伟大经典。不久前，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表示他永远不想当电影导演，因为“我不喜欢输的感觉”。剧院这个事业的风险更大，在这里失败了一次之后，他不会再尝试。

《霍乱时期的爱情》大获成功之后，他虽然享有不朽的名声，却时有一股恼人、烦闷的虚弱感不断出现；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却表现得好像精力无穷，有无止境的能力面对一连串不同的活动，可维持高超的工作能力。只是，他此时的表现无疑已有磨损的迹象。《智利秘密行动》明显带有仓促的痕迹，《对冷漠男子的爱情咒骂》是在他不熟悉的环境中实验，对任何人而言，同时进行六部电影剧本都算沉重的负担，加上他已经开始下一部重要的作品的创作，也就是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英雄人物——西蒙·玻利瓦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投入新的电影基金会和电影学校的政治和行政工作，但最近这几个月里，他投入在国际政治和斡旋协调的时间比较少。虽然中美洲的情势险峻，古巴似乎处于最安逸与自信的时刻之一，但情况也开始改变。随着乌云开始集结于古巴和哥伦比亚上方，直到世纪末都不会散去，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发现自己短暂离开政治和外交的时期很快就会结束。

1987年7月，他担任莫斯科影展的荣誉贵宾。7月11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接见，苦劝这位极端改革派的苏维埃领袖前往拉丁美洲。此时，戈尔巴乔夫是全世界受到最多讨论的政治人物。他们两人讨论的主题如下（至少这是官方公告的说法）：“苏联重建工作的国际含义、当今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人道主义价值的超越性。”戈尔巴乔夫表示，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可以看到里面没有阴谋，是由人性的爱所启发。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表示，公开性和经济或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强烈的字眼，暗示巨大的历史改变——也许！他表示，有些人——无疑是指菲德尔·卡斯特罗——抱持怀疑的态度。他自己抱持怀疑的态度吗？他对于结果的三心二意出现在稍后的评语中，在其中他揭露自己告诉戈尔巴乔夫，他很忧心有些政治人物——应该是指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许想利用他的诚意，因此眼前充满危机。他表示在他自己看来，戈尔巴乔夫显然很有诚意，对他而言，这次的会面是他最近最重要的事件。有这么一次，他也许没有夸大其词。

到了第二年年底，他终于接近墨西哥的权力中心，这个他目前为止已经住了二十几年的国家。1988年12月，卡洛斯·萨利纳斯·高塔利成为总统，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就和新领袖建立密切的关系。往后的几年间，他们在国际政治上密切合作。他从墨西哥出发前往加拉加斯，出席委内瑞拉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的第二任就职典礼——为了实现他曾经做过的承诺，当时，只有他认为狡诈的人民党会再度重振雄风。

他几乎一完成《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开始进行玻利瓦尔的小说。虽然所有的小说都是来自对于拉丁美洲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虽然他为了写《族长的秋天》对独裁者和独裁政权阅读甚广，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研究方法和书写历史本身。如今，由于他的中心主角是历史的演员，而且是最知名的一位，他觉得需要查证小说里的每一桩事件及其历史真实性，书中玻利瓦尔的每一个想法、声明或缺点，都必须经过适当的研究和背景查证。这不只需要阅读数十本关于玻利瓦尔的书籍、明白他的时代背景、梳理上千封玻利瓦尔的信件，还要咨询各类专家，包括多位了解这位伟大解放家的生平和时代的重要专家。20世纪70年代创作他的独裁者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随时自由地选择他所想要的面向、他所挑选的独裁者，以创造出一个综合体，在他综合的设计中带有意义。虽然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发现或发明玻利瓦尔不同的角色，但不可避免地，他的基本资料是比较既定、难以加工处理的；他很快地学到就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每一个诠释的主张背后都必须有一个以上的证据，且大多数的情况下需要多方证据，最后出现在作品中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他必须一方面设法处理这巨大的数据库。但另一方面仍然维持自己的创作性，使玻利瓦尔从资料中焕然一新地出现，而不是埋藏在一堆枯竭的事实之下。

虽然这位解放者写过或口述过一万封信，他自己以及见过他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加起来数也数不清；然而，对于他一生中某段时间参与过的事件，仍然所言甚少；还有他的私人生活——特别是他的感情生活——还是没有什么答案。由于私人和文学的理由，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兴趣的一部分是玻利瓦尔到马格达莱纳河的最后旅程——信件或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及，在历史真实性的限制内，这位小说家得以自由地“发明”自己的故事。

后来，他把小说献给了阿尔瓦罗·穆蒂斯，因这本书原是他的想法，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墨西哥的监狱时，他甚至写了初版的简短片段《最后的脸庞》。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他勉强承认自己永远无法完成这项计划，因而得以自己着手。几乎早在一开始进行背景研究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已经决定了“迷宫中的将军”这个标题。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克里奥尔贵族的一员。当时，将近三个世纪以来，如今所知的拉丁美洲全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控制下，而英国和法国则各自控制加勒比海诸岛屿。奴隶制度存在于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也存在于刚独立的美国。玻利瓦尔1830年去世时，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已经独立于外在势力之外，奴隶制度正式受到谴责，有些地区甚至废除。玻利瓦尔对这一切的付出胜过任何一个人。

玻利瓦尔的父亲是一位地主，在他两岁半时就去世，母亲则在他不到九岁时去世。十二岁时，他反抗收养他的叔叔，搬到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家里；游历过欧洲之后，他在十九岁那一年结婚，但年轻妻子在不到八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似乎认定自己在世上注定孤独一人。（他没有再婚，不过后来仍和十几名女性扯上关系，最知名的是他坚强的厄瓜多尔情妇蔓努耶丽塔·萨恩兹，她传奇般地不止一次救过他的命。）回到欧洲时，他出席1804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的加冕典礼；他受到拿破仑身为欧洲解放者的启发，但厌恶拿破仑让自己成为皇帝的决定。回到拉丁美洲的他，已经誓言献身解放西班牙殖民地运动，他开始了军事事业，最后在拉丁美洲各地成就非凡，得到“解放者”这个荣誉头衔。所有其他领袖，即使是伟大的将军如圣马丁、苏克雷、桑坦德、乌达内塔、帕耶兹，不管愿不愿意，无不一个个处于玻利瓦尔的阴影下。

除了战役的输赢之外，玻利瓦尔还在拉丁美洲四处行军，越过安第斯山脉，在处女之地沿着大河行走，更遑论战役之输赢，但这二十年间出征的事实和数据却相当惊人、可观，他居然从未在战役中严重受过伤。他第一次沿着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河出任务时二十九岁；三十岁时成为委内瑞拉解放者；三十八岁被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当时领土还包括现今的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些关于拉丁美洲主体性的关键文件，最重要的是1815年的《牙买加信件》，其中，他争论所有拉丁美洲地区特点同多于异，应该接受、拥抱拉丁美洲的种族混杂认同。

然而，一旦西班牙人被击败之后，地方领袖开始维护他们在地方和区域的利益，如今解放的地区开始分裂、呈现无政府状态，独裁和幻灭如悲剧魅影般出现在地平线，而玻利瓦尔企图团结拉丁美洲这高于一切的梦想开始幻灭。他成为挡路石、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之声；其他人也许永远无法成就玻利瓦尔几乎不可能的本领，然而，他们如今认为在这解放后的情况至少比他力求的还现实许多。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哥伦比亚的法兰西斯科·保罗·桑坦德，他是玻利瓦尔难以对付的敌手，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是典型的卡恰克人。小说从玻利瓦尔了解到自己在哥伦比亚没有未来开始，他虽然有所成就、持续享有崇高的地位，却开始从波哥大撤退，也等于是从自己宏大的视野中撤退。在四十六岁的年纪，体弱、幻想破灭的伟大解放者出发前往马格达莱纳河，前往放逐的路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暗示玻利瓦尔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希望，如果可能的话，仍然打算安排另一次的解放远征运动。

小说共有八章，再次分成两半。前半段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描述大河之旅，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一个世纪后前往学校的路上也走过这段路程。在玻利瓦尔这边，这趟旅程发生于1830年5月8日到23日。下半段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描述玻利瓦尔最后六个月的生命，从1830年5月24日到12月17日，他这六个月的时间在海岸区的海边，后来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期的场景。西班牙最受喜爱的诗之一是乔克·曼里克的《悼亡父诗》，写于中世纪末期，以最重要的一行闻名：“人生是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终点是死亡。”另一行写到死亡是我们所陷入的“陷阱”、“埋伏”；或者，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说的，追随玻利瓦尔本人时我们所坠入的“迷宫”。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提到曼里克，他的小说使用与曼里克伟大诗句同样的逻辑。

标题的主词“将军”代表权力，但“迷宫”的概念在作品开始之前，便暗示就算是掌权者也无法控制命运和定数。当然，如此的无能也可能暗示对于掌权者的开脱，甚至同情；幼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他唯一认识的“掌权者”——保护众人、有影响力、受尊重的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 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在整部作品中，他在某些层面反映了不可能死守老人。若有这么一位年老且脆弱的“父亲”，那么，身为小孩儿可以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唯一的安全感、亲爱的外公“很快”就可能 / 必须死去；而这样的一课所传授的是否是所有的权力都受到渴望或有其必要，但同时它也脆弱、虚假、短暂、引起错觉？加西亚·马尔克斯着迷于有权力的男人，并寄予同情，这在当代世界文学上几乎无人出其右。他虽然一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这贵族身份的永恒标记，不论如何由讽刺（甚至道德谴责）所缓和，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书有着一股显然无法说明的力量：无疑地，当主人公因为权力、孤立、孤独，还有尤其是他们对于千百万人生活及历史本身的影响所受吹捧时，这样的悲剧更伟大、更深远、更辽阔。

写《迷宫中的将军》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熟稔已久，他无疑很有希望继玻利瓦尔之后成为第二位拉丁美洲的伟人。光就政治寿命而言，难以否定掌权将近半世纪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纪录。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告诉我，菲德尔是“国王”。相比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坚持他既没有那样的天分、才能，更没有能力忍受如此的孤独。严肃作家的孤独是非常巨大的，他总是如此断言；然而，伟大政治领袖的孤独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就算如此，在这本小说里，虽然玻利瓦尔的角色无疑来自解放者的生平事实，他的许多小缺点则综合了玻利瓦尔、卡斯特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弱点。

因此，中心主题是权力，而不是暴政。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有时候被认为是站在掌权者的这一边，有时候站在无权力的那一边，但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激发对于暴君或“统治阶级”的仇恨，并不像拉丁美洲文学主流叙述手法中数以百计的抗议小说。他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不断错综交织的是历史的讽刺（特别是由权力转为无能、生转成死）、命运、天数、机会、运气、预知、预感、巧合、同步性、梦境、理想、抱负、怀旧、渴望、生理、意志、人类主观的谜。他的标题经常提到权力（上校、独裁者、将军、格兰德大妈），其权力通常以某种方式受到挑战（“没人写信”、“孤独”、“秋天”、“葬礼”、“迷宫”、“预知死亡”、“绑架”），以不同形式的现实为代表，连接到不同的表达方法，把时间安排进历史或叙事之中（“没人写信”、“百年”、“之时”、“纪事”、“新闻”、“回忆”）。他的作品几乎总是包括“等待”这个主题，当然只是权力的另一面、无能者的经验。比如在这整本小说之中，玻利瓦尔宣布自己的离去，首先离开波哥大，接着离开哥伦比亚，但当然他其实是离开权力，然而，他假装自己并没有要离开什么，尤其是这一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够延迟这不可避免地离开。因此再一次地，“等待”是重要的主题，但“延迟”（有权力者如卡斯特罗能做到、乐此不疲的）在此是更重要的主题（玻利瓦尔延迟离开哥伦比亚、延迟离开权力与荣耀、延迟接受现实、延迟死亡……）。

这本书有些动力必是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奖致词里所投入的心思，如同前人一般，他觉得有义务不只是代表一个国家发言；而是代表整个拉丁美洲。在这个场合里，他的所言许多是心照不宣的“玻利瓦尔式”语言，许多理想再度出现于小说之中；的确，他在诺贝尔奖的致词内容对于阅读、诠释这本书提供不可或缺的背景。如我们所见，讽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觉醒的形成上非常缓慢，就算他在欧洲的时候也一样。只有在造访过资本主义的中心及共产主义的中心之后，他才了解到自己虽然受到社会主义道德和理论的吸引，但这两个体系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因为实际上，两个体系主要运作的利益都在于所提倡的国家。而拉丁美洲必须照顾自身，因此必须团结。小说中的玻利瓦尔对于不同的欧洲民族有犀利的见解，由于当时大英帝国对南美解放运动多加协助，他当然偏好英国人，法国人则非常不行，以玻利瓦尔自己的话来说，“对我们而言”，美国“拥有无上权力、令人惊骇且自由的故事会以悲惨的瘟疫结束”。

书中包含的主题以及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如此。然而，不论加西亚·马尔克斯投入多少心血研究，不论小说在意识形态的设计上多么一致，并以文学结构支撑，若是没有一个描绘生动的中心角色，这小说必定会完全失败。然而，主人公的确栩栩如生。加西亚·马尔克斯挑战拉丁美洲最有名、最熟悉的人物，以令人屏息的大胆程度、令人震惊的自然手法提供自己的版本。这当然不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但可以说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因为这个挑战所具有的难度可受公评。只要是熟悉玻利瓦尔传记的读者，读完这本书之后很有可能下此结论：在这部近三百页的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玻利瓦尔在最后六个月的生命中所完成的旅程，包含他的一生，从今以后，玻利瓦尔给后代子孙的任何形象都离不开此书。

小说的第一页，已经重病在身的玻利瓦尔还活着，裸身躺在——有人可能说是埋在——早晨的洗浴之中。他的裸体使许多读者惊讶——就像他们发现他呕吐、放屁、性交、诅咒、打牌作弊或闹脾气时一样震惊，他性格幼稚的一面，和拉丁美洲语言和礼仪中普遍的圣徒形象相去甚远。然而，他也在描绘中注入了感人的勇敢言行，当然，他因为自己的不幸而不快乐、受到拒绝、接近死亡，然而，就算在最黑暗、最没有希望之时，他也未曾被打败。无法否认地，玻利瓦尔在此书中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一个角色；然而，这位作家部分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他开始写玻利瓦尔之前，这位“拉丁美洲角色”就已经是如他所描绘并永垂不朽；此处揭露的伟大解放者是拉丁美洲无数受苦者的典范，在这个世界险峻的王国中力求挣扎，有时也屈服。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虚荣、偶尔自大，但只有少数作家能够想象他所承受的压力，他转而以优雅及少数作家能够达到的勇敢行为，回应这美学和历史的挑战。因而才有此书对于大多数读者所产生的感人影响。

小说在出版的几星期前就已经受到瞩目。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夸耀自己从来不参加新书发布会，经常暗示他的想法，他觉得把作品当作商品一般兜售，是非常贬低自己的行为，而书写就原始的动力而言是艺术创作，和最后在资本主义书市中不论以什么价值交换都不尽相同。然而实际上，就连《百年孤独》都在出版前许久就已经开始宣传，随着每周时间逼近而越来越令人兴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年后，有些人开始叫他“加西亚营销人”。

2月19日，小说的第一手回应，来自阅读打字版的哥伦比亚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他在信中回应道：“我一字不漏地读了您最新的小说。”此信发表于《时代报》，为了宣传这部即将出版的小说。洛佩斯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现出惊人的多面性：他本该是个魔幻现实作家，却写出一部左拉才可能写出的自然主义作品。洛佩斯无法放下此书，他表示，虽然拉丁美洲人对玻利瓦尔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此书像侦探故事一般地吸引读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创的新论点认为，玻利瓦尔临终时仍然希望在政治上重新再起，这一点是可信的，因为“我们这些失去权力的人都是如此”。后来才知道前总统贝当古也读了这本书（他没有那么谄媚，对他这位保守党而言，他当然无法如洛佩斯一般地接受其中对于“自由”的诠释），现任自由党总统维希里欧·巴尔可熬夜读完。就连推崇古巴、自认为是解放者何塞·马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也都读过这本小说，据说他宣布此书给了玻利瓦尔“异教徒的形象”。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地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褒是贬。

西班牙语世界的报章杂志上有无数的评论。这不只是最伟大的西班牙语文学家最新的小说，所描绘的也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角色和形象受到数千万人的敬爱，尤其是玻利瓦尔光芒的守护者，不论他们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或煽动者。大部分的评论都非常正面，不过，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不寻常但也不意外的是，也有一些打定主意企图破坏的人。少部分评论争辩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自我荣耀的自负，影响、阻碍了他所呈现的玻利瓦尔——据称他所呈现的玻利瓦尔故事充满语言效果，由恭贺自己的烟火所形成，并不符合玻利瓦尔自己可能的主观沟通，加上一连串陈词滥调、偶尔出现的结构，其真正的功用，是使注意力集中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商标身上，这本小说其实是作者本身的陵墓，而不是给他的主人公。

也许可以预测的是，最负面的反应来自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过去所厌恶的《时代报》，而且是刊在其中的社论版，报道认为这部作品反哥伦比亚：

然而，此书有其政治背景。在两百八十四页中，作者无法掩饰他的哲学，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他毫无压抑地发泄自己对于桑坦德的仇恨，发自内心地厌恶波哥大及其典型产物卡恰克人，一面指出将军的个人特性，归因于他加勒比海的血统，其大部分的动力使他登上荣耀顶峰。他以十足的巧妙和技巧，强调玻利瓦尔的独裁性格及其混血血统、踏实的性格，创造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无法比较的差异。

这令人不安的恶评显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玻利瓦尔拿来私用，这点有多么冒犯到守护哥伦比亚国家认同的人。他触及每一个痛处，社论作者显然也失去了冷静。加西亚·马尔克斯无疑感受到战士的满足感，逼迫他的敌人现身，他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以前就说过《时代报》是疯狂的报纸，受到十分不寻常的豁免权保护……可以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爱对付谁就对付谁，不需要考虑后果或思考可能对政治、社会、个人造成的伤害。大多数人因为恐惧巨大的力量、很少有人敢抗辩。”“我们需要发现自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语说，“我们不希望哥伦布一直当我们的发现者。”不可避免地，《时代报》在4月5日回应了这席话，标题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脾气”，宣告“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接受赞美”，称他为“马孔多男爵”。

很明显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和他的声誉有了变化。他和权贵的关系仍然保持稳定——卡斯特罗、萨利纳斯、佩雷斯等政治领袖显然认为他们比较需要他，而不是相反——然而，世界其他部分的人，开始注意到他在某些地方没有以前那么放任。而且，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突然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由于他与卡斯特罗和古巴的关系、捕风捉影的性丑闻媒体报道、衰老的中年、对自己受欢迎度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消退的恐惧——因而更容易对他人的攻击或批评反应过度。他似乎首次轻微丧失了自己的本领。的确，有哥伦比亚的文章写到，他的名声和影响力绝对把他冲昏了头，他只是以虚荣、自恋、超级敏感的傲慢做出反应。

不过，当然事实比此更为复杂。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冷战游戏比任何人都要拿手，但冷战已近结束——虽然少数观察家预测1989年11月就会结束——政治氛围的改变已难以衡量。比起一些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时事上着墨的手法，比较没有那么自信、放松、凭直觉就能获知，即使他们无法如他一般清楚地预知未来，也不可避免地回应这改变的氛围。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完这本有关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玻利瓦尔的书之后，必定预测到自己也会卷入一连串在不同地方展开的不同层次的政治辩论。同时，他从前的朋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事务；的确，他以新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与秘鲁总统的选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秘鲁事务有极端不同的看法，如同大部分拉丁美洲左派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条件地支持改革派军事政权胡安·委拉斯科将军，巴尔加斯·略萨则反对他；的确，讨厌军队一直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特质，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都是现实主义者，虽然并不赞成暴力，但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或政权有办法在没有军队的状况下生存，因此，必须给予军队某种形式的尊重。3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语带保留地祝福他的前朋友：“在拉丁美洲，只要有相当观众的人最后就会投身政治，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没有人像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此深入地投入。我希望他不是被环境拖下水，但相信他真的可以解决秘鲁的情况。即使我们之间有这么多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我只能祝福他，为了秘鲁的利益，如果他选上的话，祝福他任期顺利。”他又补充说，一个人有名的时候“不应该天真，才不会遭人利用”。结果，令大多数文学旁观者失望的情况出现了，巴尔加斯·略萨被几乎不知名的人民党参选人藤森谦也打败，而后者却成为拉丁美洲世纪末最恶名昭彰的统治者。

3月，盛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预测好几个月的事终于发生了。西班牙通过欧盟条例，拉丁美洲人不再自动得到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签证。在一阵负气与偏执地回忆他在皮诺切特事件里出的丑事后，他宣布：“我永远不会回西班牙。”不用说，他的语调必须改变，但他是真的毅然对抗。他嗤之以鼻地说，西班牙人在1492年来到拉丁美洲时也没有签证。而且，就连佛朗哥也允许拉丁美洲人成为西班牙公民。他告诉媒体自己警告菲利普·冈萨雷斯，西班牙一进入欧洲共同体，“你们就会拒绝帮助拉丁美洲”，此话果然一语成谶。事实是，他和冈萨雷斯的关系虽然很亲密，但持续受到两件无法挽回的刺激所困扰。冈萨雷斯从秘密颠覆佛朗哥政权一路走来，不只让西班牙成为欧盟成员，甚至进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此，西班牙的利益已经不再如西班牙人所声称的，是和拉丁美洲“互补”，而是互不兼容：如今，西班牙在现代历史上首次真正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如同冈萨雷斯很快地会在1991年宣布西班牙派兵前往波斯湾对抗伊拉克。其次，冈萨雷斯非常希望满足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持续的要求，协助古巴慢慢地回到国际社会；然而，冈萨雷斯认为他现在的世界无法接受，也不方便接受卡斯特罗的独裁做法，并持续对卡斯特罗感到恼怒，因为他认为卡斯特罗的固执已无可救药，而且又缺乏适应世界新局的能力。（不用说，卡斯特罗越来越深信冈萨雷斯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

同时，古巴正经历自己的转折。1988年年底，所谓“百人委员会”发出一封信给卡斯特罗，谴责他在人权方面的国家政策，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1989年1月1日你就掌权三十年了，至今都没有举办选举，决定古巴人是否希望你继续当共和国的总统、内阁总理、国务会议主席、三军统帅。最近，经历十五年的独裁政权之后，智利人民得以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国家政治未来的看法，我们以此信要求公民投票，让古巴以自由秘密的投票方式，简单地表达他们是否同意你继续掌权。”

此事发生之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描绘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作品已经出版九个月，把他写成既可爱又健谈、爱屋及乌的好朋友。此信由巴黎各界名人与知识分子联合署名，不过基本上还是以《自由》杂志团体成员（胡安·哥蒂索罗、普利尼奥·门多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为中心的行动，再度结合主要的法国盟友。这是他们在帕迪拉事件后首次强烈出击，使得共产主义在欧洲更加摇摇欲坠。除了苏珊·桑塔格之外，联合署名名单中的美国人名，并不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拉丁美洲联合署名名单也一样（少了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古斯都·罗阿·巴斯托斯等），但仍形成强而有力的挑战。

事实上，这是1971年以来对于卡斯特罗和古巴最严厉的一次语言攻击，而且确实也是其中较有效的，因为他们并非针对单一事件或单一问题，而是针对古巴的整个政治体制。而且，联合署名名单中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怎么也说不上是“右翼”。教皇支持里根和撒切尔恶毒地反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无止境的屈服表现更助长其声势，这很快地改变国际气候，也很快地会改变世界。菲德尔的古巴将是受害最惨重的一方。1989年是伤亡惨重的一年。几乎令人无法相信的是，正当这些乌云正在聚集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哈瓦那写一本关于另一位拉丁美洲英雄末日的小说。

古巴这些令人幻灭的事件，必定加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回到哥伦比亚的欲望。正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开始以堂吉诃德的方式竞选秘鲁总统时，古巴政府逮捕（6月9日）、审判阿尔纳尔多·奥乔亚将军，他是非洲远征中最伟大的英雄，由于报道这起冒险行动，才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接近菲德尔、劳尔及古巴革命。同时受审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位好友，堪称是古巴詹姆士·邦德的托尼·瓜地亚上校，以及他的双胞胎兄弟帕特里西奥。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影学校授课。被告被判走私麻醉毒品罪名成立，也等于背叛古巴革命，奥乔亚、托尼·瓜地亚与其他两人于1989年7月13日遭到处决。帕特里西奥·瓜地亚被判三十年监禁。

《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接近尾声之处，在雨中迷路的玻利瓦尔不耐等候，不知道为什么心情跌落谷底，在睡梦中哭泣。第二天，他逃离自己最糟的回忆，也就是十三年前在安古斯图拉处决马努耶·皮阿尔将军。皮阿尔是来自库拉索的黑白混血儿，不断地代表黑人和白人印第安混血对抗白人政府，包括玻利瓦尔本人。玻利瓦尔不顾最亲近朋友的建议，以抗命判他死刑。然而，他却努力挣扎着不掉泪，也无法目睹处决。叙事者说明：“这是他一生中使用权力最粗暴的一次，但也是最适切的一次，他因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团结下属，清除前往荣耀的障碍。”许多年后，玻利瓦尔对着他的随从何塞·帕拉西欧斯说：“要是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做。”（据说，马尔克斯上校在巴兰卡斯杀了梅达多·帕伽科之后就是这么说的。）不管怎么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没有必要把这桩以政治正当性为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最残忍的例子放在倒数第二章，在此无可弥补地成为最后的主要情节、小说最后的叙事（不过此事发生在玻利瓦尔生命结束的十三年前，因此是以回顾的方式叙述）。然而，他却这么做了。因此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准确预测主要事件非比寻常的能力令人毛骨悚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参与判决奥乔亚命运的几周前，一定读到过这一章。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还记得吗？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处决了他另一位亲近的朋友。（自然地，卡斯特罗宣告决定权并不在他。）这项处决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很烦恼，而且造成诸多政治上的难题。托尼·瓜地亚的家人不止一次亲自恳求他，他也保证会代为向菲德尔求情。如果他照做了，那说明结果并没有成功。

他在处决前离开古巴，行刑的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尼欧在巴黎，和洁西·诺曼及法国文化部部长雅克·朗见面，他们正在为另一场革命的两百周年庆做最后准备，这场革命最后的结果，是吞噬了自己的子民。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攻陷巴士底监狱两百周年纪念晚宴。他本来担心可能要坐在撒切尔夫人身边〔根据他们的主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说法，她拥有“卡利古拉（恺撒）之眼，玛丽莲·梦露的香唇”〕。不过，他幸运地坐在亮丽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身边，撒切尔宣布法国革命“预示了共产党立场”，如同一家英国报纸所述，仿佛“庆典上的鬼魂”。第二天，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马德里，说自己“上星期”见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菲德尔他“不但反对死刑，而且反对死亡本身”。他表示处决四名革命士兵是“非常痛苦的事，我们都得承受的痛楚”。他说自己有“很准的情报”，死者受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的原因是叛国，不是运毒。“全世界的叛国罪都是处以死刑”。

他颇具野心的新策略之一是回到哥伦比亚——他是已经断念，还是如法国人所说的以退为进？然而，如今哥伦比亚进入另一个梦魇，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路易斯·卡洛斯·贾朗是正式的自由党参选人，也许是哥伦比亚自凯坦以来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却遭逢与前任同样的命运，于1989年8月18日在波哥大郊外的一场政治集会上，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杀手暗杀。即使在对恐怖行动已经司空见惯的哥伦比亚，这起事件都引起一片茫然与绝望之声。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给其遗孀葛罗丽雅·帕夏任何问候，她是他1966年回到哥伦比亚时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不过，他在第二天宣布这个国家“应该支持巴尔可总统”。接着他公开请求毒贩“不要把哥伦比亚变成一个丑恶的国家，让他们及其后代子孙能够生活”。

政治上，这是非比寻常的一年。然而，最重大的事件才正要发生：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如同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宣示，也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预测的，西方历史的两百年已然结束，如今距离苏联的崩毁也不远。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确实没有转达他和卡斯特罗之间真正的谈话内容，他向世界吐露，“菲德尔害怕苏联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第三世界会被遗弃”。他说，世界仍然非常需要苏联作为制衡美国的力量，收回对古巴的财政援助是革命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发生会像是“第二次禁运”。他承认古巴需要彻底的改变，有些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前就开始了。但古巴的敌人持续反对她进入“她的自然世界”，也就是拉丁美洲，因为人们会把它视为菲德尔的胜利。菲利普·冈萨雷斯和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在10月29日胜选连任，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定庆幸是如此，这是一片环顾四周、令人沮丧的景象中唯一少数的好消息。

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角度而言，世界上一整个板块的革新主义思维和政治行动正在消失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的改变；过去，经历改变的重要时刻时，不论如何迷失方向，至少都伴随着受到阐明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今，驱动一切的是经济改革本身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同时，所有的意义看似都被科技和生物进步吞噬得不见踪影，随之而来的焦虑、恐惧甚至绝望，因而使人回归宗教基本教义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这样的思索，但没对外界多说什么。不论外面的拜金世界发生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寻找另一个乐观的方式面对。这是他过去回应所有黑暗时刻的方式；如今，他视为自己对世界的责任。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劳勃·瑞福（美国著名演员），1988年摄于哈瓦那。

1989年11月，东西德的历史性时刻，庆祝柏林墙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