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5

第二天早上，在卡门·巴尔塞斯的陪同下，贾布和梅塞德斯飞往巴塞罗那，住进索菲娅公主饭店，充分休憩直到新年；不过，他们还是抽空拜访了当时西班牙的新任首相。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每周一次的专栏里，忠实记录过去两个星期拜访了蒙科洛亚宫两次，不受一切干扰与年轻的“菲利普”相谈甚欢，“他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而不是总理”。梅塞德斯与贡萨罗则陪伴他的夫人卡门。很明显地，这位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越来越高调，也越来越不谨言慎行。在他的下一篇文章里，他提道，“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认为自己是最不拘泥形式的人……我始终无法习惯自己的朋友成为总理，也无法克服对于总统府倒胃口的感觉”。见多识广的他，深信菲利普对拉丁美洲的了解远甚于“所有非拉丁美洲人”，对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力”。菲利普是否有同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清楚地希望菲利普支持他长久以来对古巴、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策略，他也毫不在乎地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与媒体的非正式交流中，冈萨雷斯首先提到的却是“古巴在区域内的形势，以及全面安全协议的必要”，这不见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如意算盘。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一的问题，也表示希望能赶快动笔写他以此为主题的新小说——他真希望自己是隔年才得奖，让他得以先完成这本书。

12月29日，这位新科得奖人前往哈瓦那，宣称自己还是希望能成立报社，好让他得以再享受“古老而有尊严的新闻报道”，这也许听起来实在不像中间人的直觉，西班牙文有一个没那么好听的字眼：“皮条”——报马仔。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德里—哈瓦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关心的重点，然而他并无法调解卡斯特罗和冈萨雷斯之间的不同意见。

诺贝尔文学奖有两件为人传诵的事实，其一是这个奖通常颁给江郎才尽的作家；其二是就算获奖的是年轻作家，他们也因为这个奖所占去的时间、注意力以及欲望而无法再写出佳作。第一个说法显然无法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得到印证：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同时也是最受欢迎、最有名气的。预测第二个说法的人要不是憎恨他的成功，要不就是嫉妒他的名气，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早就过着其他诺贝尔得主鲜少享有的名流生活，并不会因为得奖而停歇，因为，他早在《百年孤独》出版的几年后就经历过这样的名气：就像赢得第一座诺贝尔奖一样。或者，也许大家期待他受到更多的刺激：写下更多作品，多旅行、多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结果也是如此，他对于这个新增的地位不只是得心应手。然而……

然而，他早在1980年就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以符合他新得的威信与尊敬。他已经是众多总统的朋友，除了和菲德尔的关系外，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提尤、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密特朗、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如今，他的名人地位已经提升到如总统一般。（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说：“对，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元首一样。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告诉自己他是在休息，但很清楚地，他是希望利用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在他这些新的总统朋友之间调解。有人也许会说，他公开的政治时期是从1959年到1979年，而1971年到1979年之间则是最密集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更有“外交手腕”的时期。问题在于，他在这“外交”时期是否只是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扮演善意的旅伴角色，就像1950年到1979年之间；或者，在他调解、秘密谈判、文化事业的背后，其实是在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

衣锦还乡地回到大西洋的另一边时，不论有意或无意，就算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很难不察觉名气的负担以及他肩上的重责大任。他已经得其所愿，但如同玛丽莲·梦露所唱的歌一般，得其所愿之后反而不再想要。他被迫适应不同程度的阿谀奉承已经有一段时间，除非亲眼目睹，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无法想象：这真的是“名人现象”。加西亚如今的生活成了必须小心安排的光景。

认识他大半辈子的人说，他在得奖之后变得更加谨慎。有些朋友对他还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受宠若惊，有些因察觉到他的冷淡而不满。有些人认为他的虚荣心不断膨胀，也有人说他平凡一如往昔；他的侄子高格说，他本来就活得像个“诺贝尔奖新科得主”。看过无数文学界名人的卡门·巴尔塞斯则说，没有人能模仿、复制他功成名就的过程。（如果你有一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的客户，你可以组个政党、办个宗教团体或筹备革命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自己努力让一切“维持原状”，但自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之后，没有人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他说“名气”就像一盏“永远不熄灭的灯”，人们只说你想听的话；得了诺贝尔奖后就得自持庄重，你再也无法叫别人“滚远一点儿”；你必须随时维持自己的幽默与才智。就算只是在派对上和老朋友聊天，其他人也会停下来听你说话。讽刺的是，“周遭围着越多人，你就感觉自己越渺小”。没多久，他开始打网球，因为他再也无法把在街上散步当成运动。只要他一进到餐厅里，所有的服务生都急忙跑到附近的书局买一本他的书让他签名。机场是最糟糕的，因为他无处可逃。他总是第一个登机，但仍逃不过空服人员要求他在书本、航空杂志、餐巾纸上签名。然而，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非常害羞、胆怯，很多时候都非常焦虑的人。“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自己，但真的很难。你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把你压垮，但那是我自找的。”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然而，他再也无法像创作《族长的秋天》时那样地抱怨。

1982年12月30日清晨五点钟，加西亚· 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飞抵哈瓦那长住，寄宿的礼宾别馆六号，在几年后成为他们在古巴的家。卡斯特罗刚去过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丧礼，与英迪拉·甘地讨论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参加1983年3月于德里举办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她提到诺贝尔奖宣布时自己正好在读《百年孤独》。）卡斯特罗在莫斯科买了许多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爱的鱼子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为卡斯特罗带来菲利普·冈萨雷斯与奥罗夫·帕尔梅的口信、费度其的鳕鱼干、卡门·巴尔塞斯的白兰地。

那一个星期，格雷厄姆·格林和他的巴拿马朋友乔乔·马丁内斯路过哈瓦那，马丁内斯是托里霍斯最亲密的盟友之一。1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关于这位英国小说家的文章《格雷厄姆·格林在哈瓦那的二十小时》。他与格林从1977年之后就没有见过面，加西亚·马尔克斯透露，格林和马丁内斯的来访是最高机密，一切以高层人士的程序处理，搭乘政府的奔驰车。格林和卡斯特罗讨论他们十九岁时玩儿的著名俄罗斯轮盘实验。这篇专栏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们一个个离开时，我想到这段会面早晚会写进我们其中一人或所有人的回忆录里，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谈话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谈话内容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就登上国际媒体——有些人质疑诺贝尔奖得主以新闻人的身份采访其他名人是否得宜。

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基耶尔莫·卡布列拉·因凡特对于这篇写到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非常不满，以一篇《哈瓦那的显要》攻击：

我知道南美洲（与西班牙）的读者（及作家）每星期都会因拜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栏而哈哈大笑，以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谈论着市井小民，就像观察着粗鄙人之间的谈话或是非希腊人的动作……这篇文章究竟是荒谬至极还是只是陈词滥调？对某些见多识广的读者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国家报》的每周专栏无疑带来新的撼动，我则有不同的看法。我非常认真看待小说，这篇文章就是证明。也许有些人为了反驳我的意见捏造专有的借口：拜托，不值得，别花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但是我相信，我和高多尼都相信，唯有谦卑的人能击败权威。

可以理解的是，拉丁美洲右派，特别是古巴流亡者对这座诺贝尔奖始终抱持不予苟同的心态，这一点开始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到焦虑。这些人也许以为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他偏“红”，在他们的眼里差不多就等于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应该没有机会得奖。或者，如今他的声望已经到达顶点，公开攻击他一点儿损失也没有，还有可能得益。也有可能这些人就是无法忍受他的成功、他毫不掩饰的上流生活、他的广大人气。毫无疑问地，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弃军事记者的身份之后，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不断强调自己和卡斯特罗之间的私谊。如今非常明显地，卡斯特罗需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多过于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卡斯特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因为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具影响力，却也引发右派对其持续二十年的敌意（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即使在提倡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有了诺贝尔奖的支持，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可免于所有的批评—— 除了最激烈、最坚定的批评。

就在他与贝当古、密特朗、冈萨雷斯、卡斯特罗交好之际，为了不让墨西哥感觉受到冷落，他写了一篇名为“重返墨西哥”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强调墨西哥对他的重要性，于1月23日刊登。不过，他对墨西哥的感情并没有阻止他称这个城市是比曼谷还丑陋的“魔鬼城市”。除了委内瑞拉，如今他手上有五张深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王牌，代表他生命中重要的五个集团（哥伦比亚、古巴、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刚好对他梦想中自己所扮演的国际政治角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他手上这五张王牌能拿多久、能否换到更好的牌、能否成功地换牌，都非常吸引大众的目光。

1月30日，握着手上这五张总统牌，加西亚·马尔克斯针对里根总统发表一篇文章：《是的，狼真的来了》。这篇文章写下自“猪湾事件”以来，他自己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体验。当时的苏联已在强弩之末，这掩盖不住的反美主张，多少让那五个国家团结起来。可惜的是，虽然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受欢迎的时期，国际上的政治情势却与他的意愿背道而驰。尽管后来称为孔塔多拉集团（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部长才刚与他会面，他仍深信打破美国稳定的努力，将在那年开花结果。当然，他所信成真。

总统任期一开始，贝利萨里欧·贝当古就表示哥伦比亚将寻求加入“不结盟国家组织”，当时由卡斯特罗担任主席。1983年3月上旬，古巴代表团出发前往德里，成员包括卡斯特罗、加西亚·马尔克斯、努聂兹、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赫苏·斯蒙塔内、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领袖莫利斯主教（他于六个月之后遭到处决，接着美国占领格林纳达），以及恶毒的苏利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戴希瑞·狄拉诺·布特斯。卡斯特罗虽然佯装无事，但他整个主席的任期受到苏联侵略阿富汗失败的影响，如今，能够交接给较不亲苏联的人，他感到如释重负。在官方仪式之后，所有古巴人前往大会安排的住宿地点阿修克饭店；为了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喜来登饭店订了一间特别套房。第二天早上，努聂兹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为了找到合适的衣服参加开幕仪式，他的衣服四散在房间里，因为通常是梅塞德斯为他打理衣着。他告诉努聂兹：“如果让男人知道婚姻的好处，世界上的女人可能会不够，这将会造成大灾难。”他与梅塞德斯于3月21日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好不容易，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11日总算“返回”哥伦比亚，他上次回到这里是近六个月前宣布诺贝尔奖时。关于这次的造访，媒体诸多揣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的私人保镖却只字不提。不过，贝当古坚持哥伦比亚政府应该派出一组保镖。抵达的几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重回番石榴”的文章。不用说，波哥大的读者非常清楚“番石榴”这个字眼就像密码一般，代表他不是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回到他最爱的“海岸区”。如今从文章里难以得知他当时的所在地，（这些文章越来越不像日记，反倒有点像是连载的回忆录及记载他的一些怪癖。）事实是，他“休年假”的那一年时间大多在波哥大度过，无疑地，诺贝尔奖让他在拉丁美洲独裁者之间取得优势，如今他们只好对他大加赞扬，或至少尊敬他。不过，许多媒体仍抱持存疑的态度，部分媒体甚至开始攻击他。

5月底，他飞往古老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此地很快成为他在哥伦比亚最常停留的城市，也成为他往后作品的背景地点。自从1982年港边建造了会议中心之后，许多重要的国际性会议都选在这个古老的城市举行。此时卡塔赫纳正要庆祝建城四百五十周年，卡塔赫纳电影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外宾当属安达卢西亚人菲利普·冈萨雷斯；穿着他著名的“利奇利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位西班牙领袖一起漫步穿过嘉年华会的人群，偶尔和一些幸运的仰慕者共舞，完全沉醉在这个“神奇”又“混乱”的家乡城市之中。正如即将前往美国与之对谈的贝当古，冈萨雷斯全心投入、积极支援“孔塔多拉和平过程”，希望为中美洲带来和平；在卡塔赫纳时，他也和四国外长对谈，保证对话的决心。

7月下旬，身为哥伦比亚官方代表团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加拉加斯，庆祝玻利瓦尔两百年诞辰纪念。他已经五年没有去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他和梅塞德斯再度与流亡的阿根廷作家 / 记者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会面，希望一起创办新的日报《其他》。为了不让人认出如今太过出名的他，他们选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旁专门提供卡车司机休息的咖啡座讨论，马丁内斯回忆道：

我们碰面的时间大约是凌晨三点，梅塞德斯当晚参加晚宴，坐在委内瑞拉总统和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之间，此时她还穿着同一套美丽的晚礼服，不过，咖啡座里那些昏昏欲睡的卡车司机完全没注意到。懒洋洋的服务生端来一些啤酒，聊着聊着，我们突然聊起往事……但梅塞德斯把我们拉回现实。“这个地方烂透了，”她说，“你们就不能找个好一点儿的地方吗？”“要怪就怪你先生太有名。”我说。“要是在加拉加斯的酒吧，我们会一直受到打扰，”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应该去‘做爱的角落’，就像第一次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纠正他，“是‘爱的巷弄’，不过恐怕已经不在了。”梅塞德斯狡诈地眨眨眼，“你以前能想象贾布会变得这么有名吗？”“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晚，在戏院里，我就看到名气从天上掉到他的身上。像他这样的走红方式，绝对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你错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更早之前我就红了。”“是吗，是在巴黎，你写完《上校》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在加拉加斯，你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白色飞机离开，庇隆的黑色飞机那时？还是更早之前，”我挖苦地说，“在罗马，索菲亚·罗兰经过你身边对你微笑的时候？”“比那更早，”他非常正经地解释。外面山头上天色渐明，“我从锡帕基拉的学校毕业时就已经很红了，又或者是在更早之前，我的外公外婆把我从阿拉卡塔卡带到巴兰基亚时。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只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10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再一次突如其来地尝试在波哥大长住，他一面郁闷地思考诺贝尔文学奖为何颁给“无聊的”英国作家威廉·高汀，和平奖颁给领导波兰团结工会的自由斗士列赫·瓦文萨；一面又接到坏消息：莫利斯主教遭到推翻，于10月19日在格林纳达遭到处决。五天后，美国便占领格林纳达，此举证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向来对于美国加勒比海政策的忧心。联合国于10月28日谴责美国的做法无效，作风强悍的撒切尔夫人抗议美国此举占领大英国协属地也无效。10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专栏里发布一则讣闻，悼念这位被谋杀的领袖，追忆他们在新德里“不结盟组织”会议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的几星期中，贝当古在古巴与美国之间调停斡旋，希望美国释放格林纳达的古巴囚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保持联系，后者于11月初媒体采访时告知全国人民。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尽了全力，他在波哥大就是不快乐。媒体每周锲而不舍地臆测他是否无法融入哥伦比亚的社会；但问题不在哥伦比亚，而是波哥大。小说家萝拉·雷斯特雷波告诉我那个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个月前协助波哥大记者菲利普·洛佩斯得到特殊渠道近身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今他又志愿指导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儿子洛佩斯所领导的《星期》杂志旗下的记者。他们讨论到头条新闻，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如果他一走出杂志社就在街上被枪杀，他们会怎么做标题。“‘岸边人’遇害。”菲利普·洛佩斯很快地反应，带着一抹微笑。在波哥大，诺贝尔奖并无法保护他不受到来自寡头政治及其代表的人身危害。

那一年年底，加西亚·马尔克斯休息一段时间以实现一个承诺，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返乡：回到阿拉卡塔卡。他上次回阿拉卡塔卡是十六年前的事，这趟旅程实际上也结束了他的“年假”。一星期后，他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名为“回到源头”，不言而喻地呼应阿莱霍·卡彭铁尔一篇著名的故事。他承认没想到自己在当地受到这么温暖的欢迎（罪恶感的征兆？他总是被批评没有把阿拉卡塔卡从低度开发地区中“解救”出来）。他说自己记得一切，处于众多来自过去的面孔中不知所措，就像马戏团来到时他自己的面孔一般。但他也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把阿拉卡塔卡当成神话或是充满乡愁（似乎暗示其他人是如此）。阿拉卡塔卡—马孔多之间的关系遭到过多的渲染；如今他回来了，这两个地方似乎一点儿相似之处也没有。“很难想象一个比此处更加被遗忘与遗弃、更远离神的道路之处。人的灵魂如何不因反抗的欲望而感到两难？”

在年假的尾声，他一如往昔地来到哈瓦那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次他邀请雷吉斯·德布雷和他一起来到里维耶拉饭店，同行的还有他的老友麦斯·马兰比欧，他曾负责阿连德的人身安全，如今在古巴的贸易组织中担任重要的中间人。德布雷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跟以前一样分裂，一半充满感情（为了和他的拉丁同胞同仇敌忾），一半则老是嘲讽与挖苦（为了太法国的法国人，傲慢而谨慎），谈起电影，喝着凯歌香槟，对布拉松歌曲的歌词倒背如流，又使我惊叹无比”。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1984年是较为顺利的一年，对哥伦比亚则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新年庆祝活动一结束，他连古巴不间断的外交要求都摆脱掉，开始了一连串的转变：从年假状态回到写小说的本行；从每周一次的专栏回到他在诺贝尔奖宣布之前的夏天就开始的这本关于“爱情”的重要小说；也从他始终无法适应的波哥大转换到卡塔赫纳和海岸区。

这趟阿拉卡塔卡返乡之旅一如预期地充满矛盾。一方面，他回到自己最受欢迎的书里那名为马孔多的地方，启发他写第一本书《枯枝败叶》与《百年孤独》之处。另一方面，该趟旅程也让他确定自己已抹去那段经历：他已经成功地抹杀了他与阿拉卡塔卡之间的关系，一如他在许多方面抹杀了《百年孤独》本身一般。

如今，他准备重新改写自己的生命——再度改写他已经改写过的部分——然后填补一些错过的空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持续被童年的创伤纠缠，特别是和父亲、外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恋母情结，无疑地并不体面。目前为止，他仅仅忽略了某些本质上的事实、掩盖了一些问题，让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满足，并在文学层面上进行巨幅的调整。如今，他要把那风流成性的父亲重新写回自己的故事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自己一年前曾经在诺贝尔奖庆祝时回到阿拉卡塔卡，也一如往常把自己当成重要的角色。（要说儿子遗传了他哪一点，那一定是他的活力。）但他也真心地为贾布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喜悦，并首度公开他对于这过往的荣耀感到温暖。

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记者宣布，他希望在卡塔赫纳建造自己的梦想家园，这正是传统卡塔赫纳人最不愿接受的一件事，因为重要的是保存已经存在的房子。而且，许多人对他的返乡有着复杂的情绪，更别说负面情绪。他已经决定摆脱波哥大带来的阴霾，营造全新的形象；又或许回到加勒比海让他感觉好多了，又或许是因为他决定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所带来的影响。总之，朋友与记者发现加西亚·马尔克斯变成一个全新的人——穿着他现在独特的加勒比海全白服装，瘦了五公斤，剪了清爽的头发，留着整齐的指甲，擦上昂贵的古龙水，悠闲地漫步在卡塔赫纳古老的街道、“大口区”的海滩、曼哈的大道上——要不就是开着他的红色野马汽车奔驰于大街小巷之中。

他早上六点起床、看报纸、坐下来准备九点到十一点儿的写作时间，慢慢地进入状态（正如他在书里与电影《来自公园的信》中发明的气球一般）。他说最棒的是自己总算“重回哥伦比亚的怀抱”。中午时分，梅塞德斯前往海滩与朋友碰面，等他出现。接着，他们以虾子或龙虾饱餐一顿，睡个午觉。傍晚他和父母聊天，每天晚上都在城里散步，找朋友聊天，“隔天把这些事全写进小说里”。

由于外形的关系，他住的房子被称为“打字机”，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另一项突破性、科技性的转变。也许幸运的是，当时他已经写好了新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前几章，让他在这本书与诺贝尔奖的体验之间有了文学性的连接。此时，他决定改用计算机写作，请打字员把所有已完成的手稿输入计算机里。对于一个坚持丢掉每一张带有错字稿纸的作家而言，他因而得以更有效率地工作，也有助他克服多年来困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写作障碍。评论家争辩这项新科技所可能带来的风格转变究竟是福还是祸。

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最大的转变，至少在精神层面而言，在于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六十年的时光里他们鲜少交谈，如今，身为儿子的他与父亲和解的程度，足以使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开车前往曼加，几乎总是分别与他和路易莎·圣蒂雅嘉谈天——他们的年少时光、他们的恋爱过程。当然，表面上看起来他的动机是为了写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准备好改变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以这本书作为借口让他得以保留自尊心，同时消除他对父亲的罪恶感。三年前，他笔下《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的角色突然了解了她的母亲：“自从出生以来，安赫拉·维卡里欧第一次在那个笑容里看见她真正的模样：一个贫苦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接纳崇拜着自己的缺陷。”无疑地，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总算能冷静地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做出冷静，但也许较不那样严苛的评断。

这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从他身边带走，多年后又回来把他从最爱的外公、贾布心目中绝对高人一等的上校身边带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虽然不是个口出恶言的父亲，却总是以暴力威胁维持自己经常前后矛盾、任性的威权；他以严格、独裁的方式，把长久以来饱受折磨的妻子锁在家里，自己却任意离家，数次不是背着妻子偷腥就是闹出丑事；整体而言，虽然他让这个大家庭衣食无虞，大部分的孩子都受教育，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在他长子的眼中，他的善变、疯狂而动辄更改的计划、愚蠢却不得不附和的笑话、顽固而保守的政治立场、自我感觉良好与现实成就之间的鸿沟——加上贾布原即有所怨怼的恋母情愫，使他难以忍受。

在这样的关系里，几乎一切都变得更难处理，甚至雪上加霜。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最常受到引述的话也许是，不管他有多么成功，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只是一位阿拉卡塔卡报务员所生的十六个小孩儿其中之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忍不住大发雷霆——他只当了一阵子的报务员，如今是个专业医生、诗人，也是个小说家。上校如何影响他的儿子、启发他写出书中众多令人难忘的角色，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身为父亲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却从来不曾被提及，似乎也刻意把他排除在外，这不但让他觉得受到冷落，也觉得备受侮辱。

1984年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已经写好三章，共两百多页，这本预计有六部分的小说已逐渐成形。他有计划地和父母聊天，据称是为了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在很难称之为个案研究的模糊谈话中讨论他们的交往过程。他告诉《国家报》这本书的故事只要一语就可以道尽：“一对男女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仅有二十岁太年轻而不能结婚；等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沧桑，却因为八十岁太老而不能结婚。”他表示这本书非常冒险，因为书中充满流行文化的元素：集连续剧、肥皂剧、波丽露的粗俗于一身。这本小说同样受到法国19世纪传统的影响，故事从一场葬礼开始，幸福地以船上的场景结尾。也许，这是他决定把故事的时空背景设在过去的原因；也许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认为自己有办法成功地写出一个发生在20世纪末期、有幸福结局的爱情故事，还能受到严肃的看待。

最后，就在这本书完成一半之际，他在那年夏末离开了卡塔赫纳，并留了一份手稿给玛歌，指示她暂时保存这份手稿，等他平安抵达墨西哥后再销毁。“于是，我在腿上放一个空饼干盒，一张一张地把手稿撕碎，再把所有的碎片烧掉。”那年秋天，他不情愿地为公事前往欧洲后不久，得知一则震惊的消息。1984年12月13日，刚过完八十三岁生日没多久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在生病十天之后，于卡塔赫纳的大口医院过世。伊尤（埃利希奥·加夫列尔）是家族里公认最容易紧张的人，他回想当时：“父亲的过世让我们乱了手脚。我在他去世的那天回家，家里一片混乱，没有人可以做主。我记得当时是下午五点钟，海梅和贾布都尚未现身，我得发号施令，把他们从‘泥沼’中拉出来，让事情运作。第二天，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安排事宜，一切都糟透了，我们完全没有共识。”

总算有这么一次，贾布终于参加了一场葬礼。在一连串的转机、十小时的飞行之后，他赶在葬礼当天抵达，就在仪式刚结束，正准备从曼加教区大礼堂移棺时。（古斯塔沃从委内瑞拉赶来，没有赶上葬礼。）贾布与玻利瓦尔省的省长阿杜罗·麦特森·费格罗阿一同抵达，一起帮忙抬棺。省长穿了黑色西装，贾布穿着千鸟格纹夹克、黑色开襟衬衫与长裤。海梅回忆道：“那场葬礼是场灾难，我们这些男人双腿发软，像一群小孩儿一样哭成一团，完全派不上用场。幸好有女人在场安排事宜。”（就算双腿发软，也没有阻止这些兄弟依照惯例前往妓院缅怀过去——只喝酒——还有一点儿老式的联系感情。）

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才改善没多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却突然永远失去了父亲。事实上，他与家人的关系正开始变得亲近，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死却改变了一切。伊尤回想：“父亲过世之后几天，母亲像个正统瓜希拉女性一样对贾布说：‘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了。’他不安地来回踱步：‘我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让我陷入这样的处境？’麻烦的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都不受掌控。”这个闻名世界的作家如今得掌管一大家子。他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弟妹——帮他们找工作，付医药费、学费、贷款——但如今他也必须奉养自己的母亲。就在他逐渐回归哥伦比亚之际，又正好在写一本小说，其中的情节创作出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核心家庭，可以说，这些凑巧发生的事情，时机再恰当也不过。

父亲的过世及母亲丧偶的痛苦，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思考爱与性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并且更加深切地思考年老与死亡。虽然他总是说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过程中充满喜悦，但周遭的一切没有他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随着诺贝尔奖而来的责任已经让他难以承受。经历父亲过世、眼见母亲因此受到折磨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当然，这位小说家把这些感受写进他的书里，特别是最开始和最后的章节。他总是把手稿以及创作过程的蛛丝马迹销毁的习惯，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生命历程如何影响他的创作。无论如何，计算机不只改变他整个写作的过程，也让我们更难追溯他的写作架构。

对于这本小说，他一开始的构想就不只是关于爱情的省思，老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爱情这个题材在诺贝尔奖后先行浮现。1982年夏末，他发表一篇文章《路易斯·布纽尔年轻的老年时光》，可以看出他不仅细细琢磨这些议题，包括老年人坠入爱河、有性生活是否得体，也显示他读了西蒙娜·波伏娃的经典之作《成年》。1985年2月，回到墨西哥城，他告诉马利斯·西蒙斯，读过两名老人被船员谋杀的故事后，他对这本小说的第一个意象就是两名老人搭船逃逸。他表示，自己以前以老人为题材是因为外公外婆是他最了解的人，如今，他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川端康成的《睡美人》里有一段描写，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年老的人拥有死亡，年轻人拥有爱情。爱情可以拥有很多次，死亡只有一回。”通过这段话，我们得以洞察他所有后期的作品。

1985年春天，他在墨西哥城接受哥伦比亚记者玛丽亚·艾尔维拉·桑佩尔探访自己的近况（《星期杂志》声称“他已经两年没有好好地和媒体深谈”），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是感觉变老，只是发现老化带来的征兆，并面对现实。他发现，随着年龄渐长，更多的灵感涌现，只不过他如今了解到那并不是灵感，而是处在一种放松、写作的状态，暂时有“漂浮的感觉”。现在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动笔之前就已经知道书的最后一个句子怎么写。坐下来写的时候，整本书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我已经读过一样，因为我已经思考了很多年”。他觉得自己“没有归宿”，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感受都一样，因而感觉自己“无依无靠、愤怒”。接着，他说了一段很棒的话：“我所有的幻想都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成真。我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知道这些事会发生。自然地，我尽力让自己更坚强。”他认为自己“非常强悍”，即使像切·格瓦拉一样，他相信必须保有“温柔”的一面。举凡男人都有脆弱的一面，但女性“冷酷”的一面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他仍然爱女人，女人让他觉得“安全”、“受到照顾”。他继续说，如今，他对于和陌生人聊天感到索然无趣，很难让自己专心聆听。“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是脾气最坏、最暴躁的，但我也因而是最自制的人。”

当然，他也谈到爱与性。不过，很多人注意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里很少出现“性”这个字。他使用同样的字眼取代，像是“仰慕”、“爱”，这种混杂的用法，让爱与性在他的书里几乎没有分别，也因此解释了他书写这个题材时所带来一种特别的味道，一种或许受到诱惑的感觉。

这本关于爱情最重要的作品问世时，书里的题字是“当然，献给梅塞德斯”，然而法文译本推出时，书里的题字却变成“献给塔奇雅”……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故事发生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城市，很容易认出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洲卡塔赫纳。这本书的主题是爱与性、婚姻与自由、年轻与年老。故事内容描述一段三角恋情：主角是来自上流社会，气派十足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毫不起眼的船务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美丽的新贵费尔米娜·达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拥有的特质，胡维纳尔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不过，其实他最主要的角色灵感，还是知名的当地医师安立奎·维加，他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医师（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去世时由他照顾，但不到五个月后他自己也去世）；主角弗洛伦蒂诺的个性融合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与贾布自己，是非常有趣且令人神往的融合；费尔米娜的角色则结合了梅塞德斯（最主要）、塔奇雅的魅影、年轻时受追求的路易莎·圣蒂雅嘉。这本书共分成六部，第一部和最后一部描述老年及故事结构，第二部与第三部描述年轻时期，第四与第五部写的是中年。这六部又分成两半，每一半各有三章，二与三这两个数字也代表了这部小说的象征，代表着三角恋情总是有崩毁的威胁，终究变成两人一对。总之，这本小说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逐渐年迈之际与他生命中四段过往的和解：与法国巴黎（胡维纳尔与费尔米娜在此特别快乐）；与塔奇雅，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的爱；与卡塔赫纳，这个保守的殖民城市；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与他一直渴望被卡塔赫纳的父亲接纳。

故事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天，睽违政权半世纪的自由党再度掌权之后没多久。八十几岁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从梯子上摔死，当时他站在梯子上想抓回家里的鹦鹉，同一天，他也刚参加了一位老友的葬礼，并发现一则惊人的事实。在乌尔比诺的葬礼上，妻子费尔米娜的旧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重燃半世纪前青少年时期的爱苗。小说的其他部分小心地嵌入许多回溯，从他们一开始的爱情，胡维纳尔如何介入，费尔米娜嫁给胡维纳尔，和他一起前往巴黎，胡维纳尔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卡塔赫纳的医界享有名气，也是治疗霍乱的权威。同时，带有黑人血统的私生子弗洛伦蒂诺这边也有一段较不正统的奋斗故事：他决定自己也必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在叔叔的船务公司逐渐受到重用；同时，他决定无论多久都要等到费尔米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等到她的先生过世；他与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大多是妓女与寡妇，更别提他十四岁的侄女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故事最后，弗洛伦蒂诺为了新寡的费尔米娜抛弃阿美利加，她也因而自杀。相比之下，胡维纳尔只有一段绯闻，是与他美艳的黑人牙买加病人，但差点儿毁了他的婚姻。

故事进行到一半时，第三章的结尾描述费尔米娜这位来自中下阶层的哥伦比亚人，如何为了上流社会的“法国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而拒绝了同为哥伦比亚人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跟着胡维纳尔因而熟悉了欧洲，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卡塔赫纳，也没有意愿离开。在某种层面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代表卡塔赫纳的上流阶级，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此书写作的对象。因此，他在故事中段描绘哥伦比亚下层阶级落后的克里欧人，或拉丁裔混血私生子被欧洲与现代作风完全击败。但这些叙事小说的后半部完全逆转，着墨在弗洛伦蒂诺力争上游，终于赢得女主角的“芳心”。

虽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个“医生”角色，融合了安立奎·维加、马尔克斯上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但他其实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忌妒、羡慕、憎恨、厌恶的上流社会，亦即过去二十五年来相互交融的波哥大与卡塔赫纳的统治精英。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波哥大的精英拒绝接纳他，而卡塔赫纳的精英则排斥他和他的父亲。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与男人之间的冲突、竞争无关，着重的是不同男女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引言取自一位盲眼瓦伽娜多民族乐手雷安德罗·迪亚斯：“我准备表达的语言：他们本身已受到女神的加冕。”这集合引用，让人想起古老的希腊人、帝国主义西班牙皇室、哥伦比亚下层社会的选美比赛，小说聪明地融合了各种文化冲突。书名乍看之下，是他作品中最不切题的，但受到喜爱与仰慕，阐述爱情与时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爱情经常如生理状态或疾病般无法抵抗；时间不只是一段期间或历史的度量衡，更是最恐怖的一种疾病，啃蚀一切。这本书选在暂时受到挫败之际停止，不论这挫败有多么短暂。

随着这位光鲜成功的作家逼近中晚年之时，他做出许多和解，无论多么具有嘲讽、后现代意味，其中一个对象却是布尔乔亚小说本身；甚至不论多么讽刺与重要，和哥伦比亚的布尔乔亚统治阶级和解。这并不是司汤达、福楼拜或巴尔扎克（比较像是大仲马或拉尔波，虽然当然也是模仿嘲讽的对象）。但这部小说“熟知”这些作品，却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从第一行就使用味道挑逗地带我们回到过去，“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想起单恋的爱。书中许多元素和一些廉价爱情小说、连续剧甚至拉丁美洲流行音乐一样，如同作者所暗示；然而，与之对照的却又是布尔乔亚婚姻中的习惯、强烈的不满，只为了维持表象。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书拿他的文学名誉下了很大的赌注。整体而言，小说很奇妙地融合平庸和平淡无奇，加上无情的现实和寓意深远。敢于在报纸上解惑专栏的信件里，探索这最熟悉的陈词滥调，回复的真理也是绝望的老生常谈：你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一个人。你其实也无法评断他人。有些人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性格；其他人则随着时间的流逝依然故我。你永远无法预知生命的下一步。只不过真正领悟生命时总是太晚——即使发生了，如果活得更久大约也会改变你的看法。爱与性很难赋予道德意义，爱与性也很难分开。大部分的人搞不清楚爱一个人究竟是出自习惯、感激，还是为了自己。你有可能同时爱上好几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种爱，也有很多种爱人的方法。你永远无从得知哪种生活比较好：单身与结婚、自由与规范；同样地，也无从得知安定与冒险何者为佳，但全都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你只能活一次、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永远不迟。还有，不用羡慕别人的人生。这些论调充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里，然后混杂在接下来的情节中。

在《百年孤独》中，读者发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本身就是个充满文学的空间，梅尔基亚德斯在故事发生的一百年前就已经写下。《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的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信给费尔米娜·达萨，此举有类似“镜中镜”的效果：表面上这并不是一封情书，而是他“基于对男女关系的理想与体验而衍生的思考”，对她而言，则是“关于生命、爱情、年老与死亡的自我观想”。他所企图触及的领域，加上这么一个平易近人的故事，都让这本小说在某些程度反倒比《族长的秋天》更像《百年孤独》的续集。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永远”两字为这本书收尾，接着寄给巴兰基亚的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以及赫尔曼·巴尔加斯。卡门·巴尔塞斯在伦敦收到手稿，据说边看边哭了两天。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跟她谈公事，于是决定在前往欧洲之前与她在纽约碰面。他的老朋友基耶尔莫·安古罗当时是哥伦比亚驻纽约领事，摄影师埃尔南·迪亚斯也在纽约。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非常开心地完成这本对他而言是一大突破的小说，身为早期的计算机使用者，他也经历了计算机带来的兴奋与苦恼。有没有存档、存盘，是否可靠、安全，会不会受损或遭窃？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世界知名作家中率先——也许是第一位——使用电脑完成重要著作的人。在梅塞德斯、贡萨罗与外甥女亚丽珊德拉·巴尔查的陪伴下，他把存有小说的磁盘挂在脖子上，搭飞机到纽约，完全就像找到魔法石的梅尔基亚德斯一般，无法松手。

加西亚·马尔克斯带他的小儿子来到纽约知名的史奎伯勒书店，他1961年在纽约工作时，每天上班都会经过此地。埃尔南·迪亚斯一开始非常惊讶地发现史奎伯勒书店居然没有他这位著名朋友的小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书都放在经典文学区。书店员工发现这位身穿千鸟格纹外衣的小个子的真实身份后，纷纷上前要求签名。在街上，他在摄影师的注视下，享用纽约著名的热狗，群众蜂拥而上。接着，在如同发现冰块一般的兴奋之中，他来到了一家专门店，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印好六份热腾腾的新书稿件。

1985年秋天，脖子上还挂着那三张磁盘，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巴塞罗那，亲自把磁盘交给卡门·巴尔塞斯，并投宿索菲雅公主饭店。这一次，就像他一直担心的，他的房间遭窃。但他后来告诉媒体自己并不认为那些小偷是为了偷窃《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手稿而来。

哥伦比亚的政治处于20世纪最关键的历史时刻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人还在国外。政府与M-19游击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7月3日，他们拒绝贝当古所提出的停火协议，整个国家因而陷入一连串的灾难。（许多游击队怀疑贝当古并非真心寻求长久和平，而是故意设下这个历史陷阱。）8月9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国防部部长米格尔·维加·乌里韦应该为刑囚的指控下台。8月2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海梅·贝特曼近日死后，接任M-19新领袖的伊凡·马利诺·奥斯皮纳遭到警方杀害。到了11月6日，M-19占领了司法大厦，也就是波哥大的最高法院，开始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通过电视转播，全世界的观众都惊愕不已。哥伦比亚总统倒霉的弟弟海梅才刚被绑架，这次人又在现场。在世人的目瞪口呆之下，哥伦比亚军队以坦克和重炮进攻，结束了二十七小时的包围对峙。这场冲突的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人，包括最高法院院长阿方索·雷耶斯·埃恰恩迪亚。厄伯尔托·穆利西亚法官企图逃跑时被击中腿部——于是他扔下木腿，从燃烧的天井中逃脱。除此之外，丧生的还有游击队队长安德烈·阿尔马拉雷斯。谣言盛传这场冲突是军队主导而非贝当古造成的，这个传闻至今仍充满争议。贝当古后来告诉我，他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保持沉默是“友善的举动”。一星期后，另一场灾难撼动了哥伦比亚：内瓦多·卢伊兹火山爆发，活埋了阿尔梅罗镇，至少两万五千人丧生。

最高法院这起冲突是压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在波哥大买了一间公寓，搬了许多衣服和家当过去，但始终没有搬进去住。冲突发生时，他考虑飞回波哥大，但最后选择前往巴黎。在巴黎仔细考虑后，他决定取消回哥伦比亚的计划，选择回到墨西哥城。当时的墨西哥城刚经历一场大地震，整个城市虽然四分五裂，人心却振奋不已。此时，他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本小说，一个关于玻利瓦尔的故事，并在1985年9月已和历史学家古斯塔沃·巴尔加斯见过面。

如今时序来到12月5日，哥伦比亚经历了一连串的灾难，《霍乱时期的爱情》推出了。这本小说让读者与评论家同感震惊，因为它代表一个完全不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人摸不着头脑地，他把自己变形成现代的19世纪小说家，不再写权力，而是写爱以及爱的力量。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最受喜爱的小说。《百年孤独》出版将近二十年之后，《霍乱时期的爱情》再度带给评论家与普通大众一种纯粹的阅读喜悦。这本书的成功鼓舞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使他继续专注在人类关系、私领域这些令他关注的题材上，同时也成为他重回电影事业之后的重心。他的名字不再只是代表爱情、情感、微笑、花朵、音乐、食物、朋友、家庭等，也与乡愁、回首逝去的美好年代有关：那番石榴的芬芳、充满香气的回忆。这本书大受欢迎，也让他得以用充满魔幻的笔，抚平深藏心底的那股暗流。

就连《时代报》也向他示好：12月1日，早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份报纸就预测本书将“为这不安的国家带来爱”。仅有很少的评论给了负面评价。整体而言，这本书大获全胜，英文译本推出时，汤玛斯·品琼这位总是抱持怀疑态度的小说家，也给了至高无上的赞誉，是典型的读后反应。品琼表示，在这样的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敢写爱情小说，拥有无比的勇气，但他“非常成功”：

而且——天啊——他写得真好。他的手法既热情又克制，疯狂中带着从容……我从未读过这么惊人的故事结尾，仿佛一首交响乐般，如此充满自信的力道和节奏，如同河上游轮一般地移动着；在这条我们都知道的河流上，如同船长一般，作者以他毕生的经验，精准地引领着我们远离怀疑与怜悯的迷雾，如果没有了方向领航，就没有了爱；若是逆流回头，仅仅空留下追忆的美名——所呈现的作品充其量让我们疲累的灵魂得以安歇，但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本既闪亮又令人心碎的小说。

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我说：“我最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说真的，我很惊讶。看得出我胆子真大，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办到的。其实我很引以为傲。总之我走过来了……我度过生命中某些非常黑暗的时刻。”

“什么？你是说《百年孤独》之前吗？”

“不，是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的那几年。我常常觉得自己快死掉了；有些东西一直在那里，那些黑暗、躲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1983年摄于加勒比海海边。

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妻子梅塞德斯、贝当古总统与其妻子艾伦娜·阿瓦雷兹，20世纪80年代中期摄于波哥大。

1985年11月6日（贝当古总统在任期间），火光中的波哥大司法大厦，军队保卫司法大厦击退M-19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