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82

如今安居于巴黎的索菲特饭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间分成两部分： 早上是写作时间，下午则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事务，其组织任务与当时“第三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致，亦即考量“世界信息新秩序”的可能性，跳脱由西方机构全权掌握国际新闻内容的局面。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认同这样的理念，这次的合作却代表他公开战斗生涯的结束，再也没有罗素民间法庭或麦克布莱德委员会，也没有《抉择》或《战斗新闻报道》（20世纪70年代于波哥大发行的政治论文选集），他甚至连“人身保护令”这类激进主义的努力都放弃。他下定决心停止激进的政治做法，转战幕后外交调解。既然皮诺切特近期内不太可能下台，他决定放弃等待，选择回归小说创作，同时，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宣传方式。1981年9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大言不惭地表示“身为作家的他比政治家危险多了”。

虽然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从《恶时辰》发表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其实只出版了两本小说——《百年孤独》以及《族长的秋天》，他必须写出更多作品才能成为当代伟大的作家。至于政治，他永远不会抛弃拉丁美洲或自己的政治核心价值，然而，他也下定决心把关注的焦点及政治渴望全部投注在古巴，当然还有哥伦比亚，投入的程度，足以使他对这个悲哀的国家保有乐观的前景。姑且不论古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劣势，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古巴至少代表道德上的胜利。菲德尔是拉丁美洲人，是屹立不动的象征，代表整个拉丁美洲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的尊严。马尔克斯决定停止冲撞拉丁美洲历史的这堵墙，乐观以对。

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他把自己从对拉丁美洲直接冲突的状态中微妙地抽离出来，转而开始花时间在之前所不喜欢的两个地点：巴黎和卡塔赫纳。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在这两座城市购置了公寓：蒙帕纳斯的史丹尼斯拉路上以及卡塔赫纳的“大口区”，眺望观光海岸及他深爱的加勒比海。1980年9月，他终于重新执笔写了短篇小说《雪地上的血迹》，故事起于卡塔赫纳，止于巴黎，完全反映了他的情况（甚至还放进了他与塔奇雅在巴黎的那一段过去）。同时，他典型的直觉、时机、运气融合为一，他的两位朋友——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朗获任法国公职，分别成为总理和文化部部长。另一位朋友雷吉斯·德布雷成为重要但颇具争议的政府顾问。至于卡塔赫纳，感谢航空服务的改善及卡恰克价值观的改变，此处逐渐成为波哥大权贵的度假胜地。

对于一个如今五十多岁，理所当然可以大声说自己曾经为革命尽力的人而言，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回春时期。带着短暂精通法国高级料理的经历，罗德里戈开始他的“出埃及记”——离开巴黎。如今，既然罗德里戈已在哈佛读书，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帮小儿子贡萨罗在此物色合适的音乐课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弟弟埃利希奥也在巴黎住了几年，稍后搬到伦敦。同时，年青一辈的哥伦比亚记者，如曾任《抉择》的伙伴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以及《观察家报》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等，他们都在巴黎，普利尼奥·门多萨则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高层的关系对他们都很重要。虽然梅塞德斯在巴黎的时间比贾布短，但她照顾这些年轻的哥伦比亚人，偶尔当他们的媒人，在他们爱情受挫时安慰他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则参与友人深夜冗长的讨论，也让朋友知道他虽然改变了做法，但是背后的信念依旧。

拥有自己小公寓的贡萨罗很快地对长笛失去兴趣，让父亲很失望。如今十九岁的他，于1981年开始学习绘画，并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也就是曾任《势利》杂志编辑、墨西哥前卫作家萨尔瓦多·埃利桑多的女儿——帕·埃利桑多。贡萨罗的父母不在时，塔奇雅就像姑姑一样地照顾他，她还住在观测所大道上，他们自己《恶时辰》中灰暗医院的对面。《雪地上的血迹》在1980年9月6日刊载于《观察家报》时，《主日》杂志的封面是一张滴血玫瑰的图片。

这个寓含深意的故事发表几星期后，出现了一篇有关梅塞德斯的罕见文章，出自普利尼奥的妹妹康斯薇洛·门多萨·利安诺。文中公开而婉转地评论贾布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之爱，提到他“或许曾经很爱她”，并暗示梅塞德斯对这件事，甚至其他事太过天真。姑且不论梅塞德斯是否完全理解最近出版的这篇短篇小说，但这篇毫不避讳的导读刊登，必定造成意外的难堪局面。然而，这篇文章以受访人大胆的反击收尾，康斯薇洛·门多萨写道： “她一点儿都不为那些女性书迷感到困扰。她说：‘你知道，贾布一直很崇拜女性，从书里就看得出来。到处都有他喜爱的女性朋友，而且多数都不是作家。不过，女性作家有时候也很麻烦，你不觉得吗？’”

1980年3月19日，在一次访问古巴的行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自己在没人知道他在写作的情况下，“上星期”完成了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他表示，这本小说“不算是合格的小说也不算是报道文体”。稍后他又声称此作品“其实类似美式的‘新新闻’写作手法”。他不断重复一个最喜欢的意象——写故事就像是搅拌水泥，而写小说正如砌砖块。接着他又加了一个新的比喻：“小说就像婚姻，可以每天不断修正；但故事就像外遇，即使行不通也没法修正。”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接受这崭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他试图为最近涌进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古巴政治难民潮辩护时，意见不同的古巴作家雷纳多·阿瑞纳斯写了一篇文章，仿佛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容易受骗，其中难以翻译的双关语标题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驴蛋还是混蛋？”（an Ass or an Asshole?）文中特别提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越南船民及古巴政治难民的评论。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作家，之前一直在西方生活、写作，在那里他的作品被广泛地接受，并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让他在当地有了生活上的保障，并且拥有了较高的声望。让这个作者得以得到世界给予他的自由和机会，而他应该为此向共产主义道歉，他将知识分子变成了警察和世界警察（没有其他的存在可能），从而成为所谓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肆无忌惮的宣传者，他们自由的生存在共产主义的担保和设施的庇护下，并且渐渐地破坏着它。

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纽约时报》亚伦·莱丁的专访。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美国与古巴调解难民问题之际去过哈瓦那”，他在专访中向莱丁解释自己已经成立“人身保护令”，可以“在特殊情况下联系左派以及当权者，协助释放游击队绑架的受害者”。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某人两边都想讨好，并且明显已受到“当权者”的引诱，不论当权的是谁。至于期盼已久的关于古巴的书，“有许多门为我敞开，但是我知道这本书备受争议，可能会让有心人士拿来批评古巴，因此，即使许多古巴人希望我出版，我还是拒绝出版”。莱丁也写道，“他虽然常常造访哈瓦那，却无法在此定居：‘因为我从没历经过所有过程，所以无法在那里定居。现阶段我也很难在那里定居或适应那边的状况。我会错过很多东西。我无法住在一个缺乏信息的地方。我渴望阅读世界各地的新闻与杂志。’然而，他也认为自己无法住在哥伦比亚。‘我在那里毫无隐私可言，’他说，‘每件事都和我有关，每件事都牵扯到我。如果总统笑了，我必须对他的笑发表意见。如果今天他没笑，我也必须对此发表意见。’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先生自1961年起就长住墨西哥城。”

一如往常，这本最终命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作品其实来自过去；小说背景来自三十年前他的好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在苏克雷遭到谋杀；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暴力，故事主轴与《恶时辰》相去不远。然而，已经投身政治七年的作者，把小说的时空背景更往前推，设定在哥伦比亚政治较为安定的时期，如此一来，他无须如《恶时辰》中一般，把故事内容归因于资本主义、遥远而残酷的保守党政府，而是年代更久远、深层、深受天主教影响的社会体系。而且，故事一开始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差异的执迷，就远不如对于道德和社会差异的执迷。即使读者及评论者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情形，但他的文学架构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

在现实世界里，1951年1月在小镇苏克雷，一位年轻人米格尔·帕伦西亚在结婚当天收到一封短笺，其中提及他的新娘玛格丽妲·奇卡·萨拉斯已非完璧之身，他因此感到受辱而把新娘退回。1月22日，在全镇镇民眼前，新娘的兄弟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在大广场杀了她的前男友卡耶塔诺·贞提尔·奇门多，据称他引诱玛格丽妲、夺去她的童贞后又遗弃她。这起谋杀案的手法相当凶残：贞提尔的尸体被大卸八块。贞提尔的母亲是路易莎·圣蒂雅嘉·马尔克斯的好友（教母），卡耶塔诺则是贾布、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大妹玛歌的好友。路易斯·安立奎前一天还与卡耶塔诺在一起，玛歌在他被杀的几分钟前才和他见过面；年仅十一岁的海梅目睹了他的死亡。从那天起，贾布就一直想写出这起惨剧背后的故事，但因为这个事件关系到他与家人的密友，他的母亲要求他必须等到事件主角的双亲亡故之后，方可写出这个故事。（这起谋杀案也是1951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离开苏克雷的原因。）1980年，贾布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时，当年关系密切的人物多已过世，他得以如《族长的秋天》一书中加入自己的角色一般，冷酷地把他所了解的事实情节与人物放入这本小说里。

在1979年全家环游世界返家的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作终于成形。他在阿尔及尔机场见到一位带着猎鹰的阿拉伯王子，灵光一现地想到该如何表现卡耶塔诺·贞提尔与奇卡氏兄弟之间的冲突。有着意大利移民血统的贞提尔，化身为阿拉伯人圣蒂亚哥·纳萨，因而较为接近梅塞德斯·巴尔查家族的血统；梅塞德斯的朋友玛格丽妲·奇卡则化身为安赫拉·维卡里欧，来格尔·帕伦西亚成为书中的巴亚多·圣罗曼。维多·马努耶和何塞·华金·奇卡·萨拉斯分别化身为双胞胎兄弟佩德罗与帕布罗·维卡里欧。书中大部分的其他细节与现实有雷同或类似之处，有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受到修正，特别是阶级的部分。自然地，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运用小说家魔幻的角度，将故事写得更戏剧化。

现代主义风格的《枯枝败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具自传意味的小说，但他避开所有直接的自述手法；在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却有着明确而鲜明的自传体元素：书中的叙事者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即使在小说里没有名字，但读者清楚地知道就是他，因为书中叙事者的妻子叫梅塞德斯（而且作者似乎预期我们知道她是谁）、母亲叫路易莎·圣蒂雅嘉、兄弟分别为路易斯·安立奎和海梅、妹妹玛歌，另一位是没有具名的修女，这甚至是他的书中第一次出现父亲一角，只是没有名字。由于书中细节与他的家人和生活有很大的相关性，但不全然真实，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这些细节玩弄读者以及现实。例如，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天，路易莎·圣蒂雅嘉、路易斯·安立奎、玛歌以及海梅的确都在苏克雷，但贾布、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艾妲和梅塞德斯并不在；还有，韦内佛列妲姑婆早已葬于阿拉卡塔卡多年，却在小说最后活生生地出现。小说中，他的家族成员不但以本名出现，连个性和说话的语气也都栩栩如生。叙事者提到他在梅塞德斯还是小女孩儿时就向她求婚，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在小说里加了一位妓女，用的名字是他在苏克雷认识的玛丽亚·阿雷罕德莉娜·塞万提斯，他在小说中多次与这位妓女共度春宵。小说里故事发生的小镇没有名字，但和苏克雷一样有河流经过；这个家族的房子就坐落在河畔、远离大广场的芒果园里，和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在苏克雷的家地点一模一样。不过，现实中的苏克雷从未如小说一般见过大型轮船或汽车；当然远处也看不到卡塔赫纳。除此之外，这个小镇的描述几乎和现实的苏克雷一模一样。

这部小说在酝酿之初便以成为文学杰作为目标。如今，作者明显地判若两人，是位截然不同的作者，散发出不同的光芒。在这本小说里，他仿佛斗牛士一般以令人难忘、兼具戏剧与美学的方式将牛一击毙命，其作品成果也如同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般受欢迎，让人不由自主、无可抗拒地接受。小说同时有自我嘲讽之处，亦是其可取之处。作者含蓄地嘲讽悬疑的概念，在小说第一章的第一行就明白地指出角色的死亡，并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提了数次，最后（或许是独特的地方）由主角像拿着玫瑰花束般地握着自己的肠子。在小说的最后一页说：“韦内佛列妲小姐，他们杀了我。”接着，这个可怜的角色倒下，故事结束。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书名中提到的“事先张扬”，指的不只是故事本身，也是他选择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整个故事的讽刺与矛盾都很技巧地隐藏在复杂的作品中，由这位经验老到的作者从容不迫地引领读者走过整个故事。

新婚之夜，巴亚多·圣罗曼发现安赫拉·维卡里欧不是处女，把她退还给她的家族，她最后承认引诱她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她的兄弟为了报复而杀掉纳萨之后把他藏身教堂里，并告诉神父：“我们是在全盘了解的情况下杀了他，但我们是无罪的。”双胞胎的律师争辩这起谋杀是合法的保卫名誉，然而，虽然他们并不认罪，却似乎尽了一切力量，警告纳萨或让自己受到他人的制止——他们选择等待他的地点是他最不可能出现之处，而且是在众人的眼前。叙事者评论道：“没有比此更预先通知的死亡。”对于小镇的其他人而言，只有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受到欺骗的新郎巴亚多·圣罗曼。一直到二十三年后，叙事者再次见到他时，他依然保持神秘，什么也没说。神奇的是，安赫拉原本不太愿意嫁给他，却在被他拒绝的那一刻起转而爱上他，为他着迷。最后，等他们两人都垂垂老矣之时，他带着两千封未拆开的信件出现，简短地说：“是的，我来了。”

如同17世纪“黄金年代”以降到20世纪罗卡的戏剧一般，许多西班牙作品的中心主题皆以这部小说中的荣誉、耻辱、男子气概为社会主轴。（从此主题选择的本身，明显可看出作者谨慎地改变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结论或许是：由于他们加诸女人的行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暴力相向完全是活该。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此书时，马尔克斯上校以及梅达多的故事必定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能负责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其实这一切由命运掌握？讽刺的意味出现在每一个层面；最荒谬的是，圣蒂亚哥·纳萨可能根本没有犯下为他招来杀机的那档子事，而双胞胎也不是真的想杀死他。真正招致死亡的，其实是命运结合了不可靠的人性，甚至是两者之间的认知混淆。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或许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标题。出现在无数的报纸头条、杂志版面上。使用的原因，当然是暗示不管什么样的宣告都可以受到阻止，人为的介入可以决定世界的方向（虽然颇具讽刺的是，小说传达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信息）。整体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倾向暗示事情多半是归因于人为介入，有别于拉丁美洲人民一般普遍倾向于相信宿命。整体而言，他后期的作品似以更存疑的态度质疑何者受到人为介入，并展现许多事并不是事在人为。矛盾的是，他早期的作品较为悲观，却出自含蓄乐观的社会主义观点，目的是改变人心与观念；他的后期作品较为活泼，却来自几近绝望的世界观。

1973年至1979年间，他活跃于政治宣传及运动，这个时期结束时，同时也是为了准备他所直觉之未来的到来，他如今拥抱先前拒绝的角色：成为名流。完成《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之后，预料到自己会回到哥伦比亚，他与媒体的朋友沟通，希望从事完全不同的新闻报道。他的新作回归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在卡塔赫纳及巴兰基亚时所写的文章，更接近文学体而非新闻。这些文章同时具有政治与文化评论，类似连载的回忆录，或是给朋友的每周一信，或是供书迷传阅、持续的公开日记。不过，这日记并非来自一个需要笔名、让自己有身份证明的专栏作家，这是“名人”日记。

他的文章同时发表于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的是波哥大的《观察家报》 和西班牙的《国家报》，还包括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其他平面媒体。从一开始，这些文章最显著的就是他出人意料的立场上的改变。虽然许多文章仍然与政治时事相关，却已经少了左派急迫的语气。为这些文章执笔的是一位“伟人”，仿佛是一位19世纪已经受到普世赞扬、肯定的小说家。他依然很亲切——的确，如此重要的人依然如此亲切显然是一种荣幸（两者含义都存在于字里行间）——但这已经不是年轻的“塞提莫斯”，以独特的疯狂写他的“长颈鹿”专栏，也不是最近《抉择》杂志记者的同志情谊。如此这般立场与语气的转变，是他最有效的宣传伎俩，以熟练的戏法进行。很明显，这冷静、谨慎的语气知道一切，但别无所求，其主人即使回到文章每周日发表的波哥大，也不会引起波澜。

这些文章从1980年9月开始发表，持续到1984年3月，这位作家在一生中最忙碌的时期居然还能每周一篇地发表，而且累积到惊人的一百七十三篇。然而回顾之下，其中最惊人的恐怕是前四篇文章都和诺贝尔奖有关。字里行间显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做了许多研究，而且非常熟悉斯德哥尔摩，更夸张的是，他不但见过重要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还去过他家拜访。他研究诺贝尔委员会的组成、遴选方式、授奖仪式的程序。他在第一篇文章提到瑞典皇家学院就像死亡一样，总是出人意料之外。但就他的情况而言却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他就让读者以为自己可以一窥“富有名流的生活”，同享“香槟、鱼子酱的生活梦想”。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只不断地提起自己目前的生活与生活方式、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还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仿佛世界各地的读者不证自明地都对此感兴趣。从1979年刊载于《抉择》的最后一篇文章，到1980年9月《观察家报》的第一篇文章之间，仿佛二十五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是发生在博尔赫斯笔下《秘密的奇迹》中的角色身上，倒是有可能发生。同时，在不背离国际自由派主流意见的情形下，他成功地以高尚的手法，持续反对里根政府在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所进行的新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他必须以声誉卓著的民主政治人物如冈萨雷斯、密特朗、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取代革命同志及联系人，如“迈向社会主义”的佩科夫、M-19的海岸人游击队队长海梅·贝特曼。

他的读者发现这位伟人和多数人一样惧怕飞行，而且，他揭露其他伟人也深受其苦：如布努埃尔、毕加索，甚至是经常旅行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纵然他如此害怕，却似乎经常在旅行，而且提供光鲜旅程中的见闻和热情的书迷分享：去了哪里，见了谁，这些人什么样子，有什么弱点（因为很明显的，每个人都有弱点）。他也很迷信，而且，他似乎相信自己因此更受人喜爱。他甚至也有迷惑、不安全感。1980年12月，他在巴黎回想遇害的约翰·列侬，怀念起披头士跨越好几个世代的音乐，难过地说：“这天下午，透过雾茫茫的窗户看着外面的大雪，想到经过了五十几年，我还是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些什么，我的印象是从我出生到有披头士的音乐前，世界都是一成不变的。”他强调列侬最重要的就是代表爱。回顾起来，他的读者或许认为他比较显著的特质是权力、孤独、缺乏爱；不过，他们即将改观。

这篇关于约翰·列侬的文章隐含寓意，但这次提供他方向的答案并不是巴黎、欧洲。尽管他此时接受一连串的采访，他需要回到最近一本小说的背景地，也就是哥伦比亚。他多年前就承诺要回去，但1980年初《抉择》关闭时，当地局势又返回混乱的困境：新的暴力势力、新的贩毒浪潮、新的游击队出现，三者结合做出惊天动地的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于1981年2月回到图尔瓦伊政权下受压制、保守的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举办了家庭聚会，最受注目的是艾尔维拉姨妈，也就是“巴姨妈”，她惊人的记忆力惊艳全场。在此之后，他开始在最近为最喜欢的妹妹玛歌在“大口区”买的公寓里工作。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后不久，哥伦比亚诗人兼评论家胡安·古斯塔沃·哥布·博尔达前往拜访，并获准带走《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手稿，他在邻近旅馆的十九楼花了两个小时读完。哥布·博尔达的报道中提到，作者每天都在玛歌的公寓工作，然后走下四楼、开车前去探视住在曼加的母亲，听“父亲说难懂的笑话”。

3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出席法国大使馆所举办的荣誉勋位晚会，他再次见到哥布·博尔达，他们同意这可称为“卑鄙的卡恰克人和下流的‘岸边人’之间的会面”。哥布·博尔达表示，他从没见过他的受访人在哥伦比亚这么快乐。这小小的满足并没有维持多久，两人谈话当天，总统宣布与古巴断交。更严重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收到情报，政府试图把他和M-19游击队扯上关系，也就是与古巴扯上关系，甚至谣传他可能遭到暗杀。他事后告诉墨西哥记者，关于哥伦比亚军方计划暗杀他的故事，他至少听过四种不同的版本。3月25日，在朋友的包围保护之下，他前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并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晚上七点十分，他在墨西哥驻哥伦比亚大使马利亚·安东尼亚·桑切兹 - 贾维托的保护下往北飞；在墨西哥机场，有另一大群朋友与更多的记者等着迎接他。墨西哥政府马上派了贴身保镖给他。

飞行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记者玛格丽妲·薇达尔长谈，她后来针对此事写了一篇深度报道。随着飞机经过加勒比海上空，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她保证，卡斯特罗或托里霍斯都没有提供武器给哥伦比亚游击队：卡斯特罗和洛佩斯·米切尔森达成协议，不提供军事协助，也谨守承诺。他预期自己会在洛佩斯·米切尔森再度成为总统时返回哥伦比亚。他表示自己坚决反对恐怖主义：不论代价为何，革命是唯一长远的解决之道，但他看不出如何能达到目标。哥伦比亚一直是一个自觉性很低的国家，就民粹主义而言时机成熟，就革命而言却不然。哥伦比亚人已经对一切失去信心，政治从未有所助益，如今人民各自为己，社会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有组织的左派，或是只有无法说服人民的左派、只会分裂的左派，这样的国家成不了事。”

对于一部名为“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小说而言，这一切是非比寻常的背景。可以想象，对于这位自以为是的左派“岸边人”即将遭遇的不愉快和讽刺的意外事件，军营里的哥伦比亚军官几天前可能还在暗自偷笑。总之，主角逃跑了，庆祝他返回哥伦比亚的礼物——他的新小说——在波哥大发表，但主角缺席。

读者觉得《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叙述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然而，这本小说本身出版后亦遭逢自己曲折的故事。首先，小说在西班牙（布鲁奎拉出版社）、哥伦比亚（黑羊出版社）、阿根廷（南美洲出版社）、墨西哥（蒂安纳出版社）同时出版时，销售成绩斐然。1981年1月23日，《卓越》报道西班牙语世界印制超过一百万本——四个国家各印二十五万本平装版、西班牙五万本精装版。据报道，黑羊出版社4月才完成印刷，是拉丁美洲历史上单一印刷最耗时的小说。4月26日，《卓越》报道光是墨西哥的广告就耗费十四万美元，此书并翻译成三十一种语言，拉丁美洲各地街角的报贩和零食摊都买得到。

小说出版不久，黑羊出版社的老板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接受采访。原来，小说印制的数量不是一百万本，而是两百万本：哥伦比亚一百万本，西班牙和阿根廷总共一百万本，不过，卡塔莱因所引用的数字并不是太可信，正如同他的公司名称“黑羊”所暗示的。在此之前，哥伦比亚最高的初版数是一万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书初版印刷量是世界文学作品之最。印制两百万本所代表的意思是，购买了两百吨的纸张、十吨的硬纸、一千六百公斤的墨水。光是把哥伦比亚的书运送出境，就需要四十五架波音七二七客机。仿佛锦上添花，加西亚·马尔克斯于4月29日宣布《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是“我最杰出的作品”。不过，5月12日，某些哥伦比亚评论声称这本书是“冒牌货”，只不过是一篇较长的短篇故事，对于作者先前的成就并无再上层楼之意。但此书跃上西班牙畅销书排行榜，并在11月4日不可避免地被拿来与西班牙1981年最畅销书——洛卜·维加的《羊泉村》作比较。伟大的小说家贾布声势浩大地复出了。

5月7日，一位波哥大的律师安立奎·阿瓦雷兹控告加西亚·马尔克斯诽谤小说中描绘的兄弟，因为他们在现实中获判“无罪”，但小说里却把他们写成杀人犯，他并且求偿五十万美元。想到三十年前倒霉而且可能无辜的卡耶塔诺·贞提尔真的被这对兄弟谋杀——就算法律上不追究——这样的行为似乎是恶意的雪上加霜。书中一些其他“主角”，包括被描绘在其中或认为自己被描绘在其中的人，以及其他的家族成员聚集在哥伦比亚——有些从世界各个角落搭飞机前来——讨论他们的不平之声。他们都无法得其所愿，他们永远无法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庞大的获利中分得一杯羹。哥伦比亚的专业人士一直有着扎实的文学素养，因此，哥伦比亚的法院判定史实与小说之间仍有差异，作者的创作自由得到完全的保障。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之一，不仅是一般大众，就连评论者一旦读过也无法忘怀。然而，这也许是他所有的作品中最悲观的一部。很显然地，这样的转变必定与1974年至1980年期间，他在政治活动上所受到的挫折，以及这段时期结束时哥伦比亚的情况有关。

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参加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总统就职典礼，一同出席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萨尔瓦多·阿连德的遗孀欧登希雅。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还会参加其他朋友的总统就职典礼，不过都没有这首次体验如此令人赞叹、派头十足，并且充满诗意，因为这富丽堂皇的典礼，由最具自觉、最具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所演出。从近乎巴黎流浪汉的日子到今天的地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已非吴下阿蒙。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他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菲德尔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他们开始每年一起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有时只有他们，有时其他宾客加入，搭乘他的快艇或游艇阿跨拉马斯号出海。梅塞德斯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因为菲德尔对女人特别有一套，总是以老派的殷勤周到的招待，让她觉得既舒服又无微不至。

如今，贾布和菲德尔之间的关系，已经自在得足以让这位哥伦比亚人扮演讨人厌的兄弟角色。贾布一点儿运动细胞也没有，一天到晚绷着脸抱怨烦人的事务、饥饿、生活中不幸的急迫任务，这些闹剧总是引来卡斯特罗一笑。当然，朋友的弱点并不总是让司令官莞尔一笑，不过如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总有破例的理由。他不只扮演兄弟的角色，总是进退合宜，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玩笑，什么时候扮演宫廷小丑，谨守分寸。一般而言，菲德尔不见得对作家就有特殊礼遇，也不见得尊重他们的自由，但对于这一行的顶尖好手，他总是乐于肯定。

比卡斯特罗更尊敬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视为较年长、较有智慧，但同样无礼的兄弟的，是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菲利普·冈萨雷斯后来告诉我，对于托里霍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一起在托里霍斯的寓所之一喝威士忌，开怀畅饮和“互相讥讽”之后，一场热带大雨倾盆而下，两人从喝着酒的露台上跑下来，像两个要好的小男孩儿般在雨中的草坪上打滚、双脚在空中踢着、放声大笑。7月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还有希望赢得隔年选举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一起探望托里霍斯，一起在美丽的孔塔多拉岛上度周末。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军人好友多待了几天之后回到墨西哥。此时，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全世界都紧盯着电视转播，观赏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斯宾塞女士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然而，7月31日发生了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而言最大的打击，政治上则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973年去世后的最大冲击： 根据报道，托里霍斯死于巴拿马山区的一场空难，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不陪他搭乘那班飞机。

对于托里霍斯是否遭到暗杀，媒体诸多揣测；接下来的四天里也臆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会出席葬礼，他的缺席令人意外和失望。他的解释马上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圆其说的经典：“我不埋葬朋友。”《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两部小说都处理殡葬事宜，并且如同《安提戈涅》一般，小说基调也认为有尊严地处置尸体是重要的道德责任，也许是我们不可靠的人性中最微小的要件；但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却对葬礼做出如此的声明，令人咋舌。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埋葬他的朋友，但继续赞扬他们，他的死者略传文章《托里霍斯》于8月9日刊登于《观察家报》，他则在西班牙的科伦尼亚出席加利西亚节。有些人认为他的行为既无情又矛盾，然而，托里霍斯之死对他的打击很大。梅塞德斯后来提到：“他和托里霍斯感情深厚，他真的很爱他，对他的死非常悲伤；而且因为悲伤过度而生病。他非常想念他，因而不愿意再回巴拿马。”后来他自己回顾：“我认为托里霍斯坐飞机的次数太频繁，有时候根本没必要：他是强迫性旅行，给了命运和敌人一样多的机会。但也有高层传出的谣言，说他的一位助手搭上公务飞机不久前，把一支无线电留在桌上，他们说等随后再去拿时，已经被换成里面有炸药的无线电。”毕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又补充：“就算不是真实故事，也是个很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

这一年，哥伦比亚举办大选，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的洛佩斯·米切尔森代表自由党，对抗保守党参选人贝利萨里欧·贝当古。3月1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警告只有洛佩斯·米切尔森才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最大的希望。两天后，他在专栏里揭露自己在右派敢死队MAS的暗杀名单上（不是委内瑞拉佩科夫的政党）。同在名单上的，还有两星期前去采访M-19游击队的马利亚·希门纳·杜赞。加西亚·马尔克斯控诉军队和政府与“MAS”共谋，说他一直希望死于“嫉妒丈夫之手”，所以当然不会死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笨拙政府”的行动之下。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洛佩斯·米切尔森，但百分之五十五现身投票的选民大多并不认同。保守党的贝利萨里欧·贝当古，以百分之四十八点八的得票率，打败洛佩斯的百分之四十一，换句话说，分裂的自由党参选人路易斯·卡洛斯·贾朗以百分之十点九的得票率帮保守党赢得选举。卸任的图尔瓦伊总统解除马孔多之地三十四年来断断续续的围城状态。贝当古的儿子迪亚哥，代表毛派的工人革命政党大肆反对自己的父亲。贝当古接任之后，随即宣布特赦游击队运动，开始当代首次严肃的和平谈判。

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介入民主政治并不顺利，如今，另一起拉丁美洲的灾难使他更加失望。4月初，阿根廷军队占领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派出军队收复。阿根廷虽然是法西斯军事执政团，但仍然是拉丁美洲政权；接下来的一年里，这起与欧洲国家的冲突，考验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能表述的政治语言到达极限，如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般，他发现自己宁愿接受拉丁美洲独裁者，也不愿意接受欧洲殖民主义。他的第一篇评论《取舍福克兰》发表于4月11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虽然阿根廷军队自取其辱的情势明朗化，但拉丁美洲灰心丧志的情绪却越发强烈。

的确，自从1979年桑地诺组织胜利以来，拉丁美洲的政治新闻似乎每况愈下。波兰有共产政权的问题，波兰“团结工联”领导的工会运动质疑政府的合法性。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世界各地的一切似乎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往返于大西洋两岸之间——也让他的读者知悉——包括一趟协和客机之旅，“身处呆滞的商人和容光焕发的高级娼妇之间”；他也飞到“可怕的曼谷”，在香港租一辆劳斯莱斯汽车（“我的朋友没人拥有这种车”），再度说服自己“一如往常”，甚至在世界的性观光之都，“最佳的做爱地点还是美国饭店，他们过滤空气，换干净的床单”。然而，在文学主题这方面，他似乎已经肠枯思竭。如今社会主义逐渐式微，如今他以孤独与权力为主的写作题材似乎已经征服全世界，他感受到寻找其他主题的需要，满足自己的乐观主义，启迪他人起而效仿。是什么？当然是爱情！贾布会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查理·卓别林：他会使大家发笑，使他们坠入爱河。

这个行动的第一个公开迹象，是一篇名为“佩姬，给我一个吻”的文章，灵感来自墨西哥他家那条街墙上的一则涂鸦。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特别是来自哥伦比亚的消息，如此纯真的恳求令他感动。不过，他怀疑爱情是否真的令人叫好地重整旗鼓。四个月前他才向读者吐露，除非桌上有一朵黄玫瑰（当然是由他亲爱的妻子所置），否则他“不敢写作”。他并不是反对性爱——他当场向全世界报告自己在早熟的十三岁就失去童贞——但加上其他元素之后的性爱比较美好，也就是完整的“爱情”。他宣告描绘爱情的小说会再度登上畅销宝座，就连年代久远的波莱罗舞曲都会再度时兴起来。

因此，他拒绝多次、但终于允诺《花花公子》杂志等待已久的采访时，也许时机上并非完全是巧合。自然地，地点选在巴黎这爱的世界之都，《花花公子》派出克劳蒂稚·德瑞福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采访者，这也是这位作家接受的采访中，研究最透彻、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他向《花花公子》的美国读者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坚持他和菲德尔之间“讨论文化多于政治”，他们真的只是朋友！接着他谈到爱与性的话题，表示我们都无法完全地了解另一个人，他和梅塞德斯也不例外；他还是不知道她到底几岁。他解释自己年轻时和妓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很单纯地为了找人做伴、逃避孤独。

我对妓女有很美好的回忆，我写她们的故事是因为念旧…… 妓院很花钱，所以是老男人才去的地方。性的启迪其实是从家里的仆人开始，然后是表姐妹，然后姑婆姨妈。但我年轻时妓女总是对我很好……那些妓女——包括那些没有和我上床的——我和她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情。我可以和她们一起睡觉，因为一个人睡觉很可怕，或者我也可以不要。我总是开玩笑地说自己结婚是为了可以不用孤单地一个人吃饭。当然，梅塞德斯说我是混蛋。

他说自己羡慕儿子活在男女平等的时代：《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描绘了他年轻时的社会形态。他终于描述自己是个拼命需要爱的男人；“我是全世界最害羞的男人，但我也是最友善的。这一点我不接受争论或辩论…… 我最大的弱点？嗯……是我的心，在情绪表露以及多愁善感这部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直说是。我需要很多的爱。我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爱，这是我写作的原因。”《花花公子》：“你把自己讲得像花痴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没错——是心灵的花痴……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我想当酒吧里的钢琴师。如此一来，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让情人更加相爱。如果身为作家我能做到这一点，让别人因为我的书而更加相爱，我想，这是我一生追求的意义。”当然，如今他用自己的爱情故事为人类做到这一点，用他的仲裁协调为国家做到这一点。

这段采访在近一年后才付印，但在这场采访之前，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有名的一本书出版了，并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大量地销售。《番石榴飘香》一书是为了帮普利尼奥·门多萨的忙，因为他遭逢困难。书中显然是坦白但精心算计过的对话——巧妙的安排——通盘回顾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及作品，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意见，再一次地从政治涵盖到女人。很难不想象这些对于性爱挑逗时而惊人的暗示，可能的婚外情，在某些方面为这位作家打开了新的市场，而他从前在爱情的文学表达上，似乎总是带有暴力和悲剧的意味。

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证实自己回到写作的决定，只要他还能写，就不会再度将之舍弃。在此之前，写作是一种使命、冲动、抱负，有时候是折磨；如今，他开始真正地乐在其中。几年前他处于文学“罢工”之时，有点憧憬地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了解到自己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最快乐。如今，他终于想到新书的灵感：一本关于爱情与和解的书。随着春天来到欧洲，他开始做笔记。

那年夏天，他、梅塞德斯、一位拥有波哥大主要古典音乐广播电台HJCK的哥伦比亚朋友阿尔瓦罗·卡斯塔兀欧，还有他的妻子，即哥伦比亚最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葛罗丽雅·瓦伦西亚，他们四人一起到欧洲各处游历。他们游览巴黎、阿姆斯特丹、希腊、罗马之后，贾布和梅塞德斯回到墨西哥。此时，他对新小说的内容已经有了较具体的想法：在所有一切的可能性之中，他选择了自己长久以来拒绝接受的，也就是他父母之间的恋情，作为新书的题材。

8月下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再度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海岸度假。罗德里戈刚从哈佛毕业，与他们同行，此时的他考虑进入电影业。他们的密友费度其夫妇、卡门·巴尔塞斯也加入他们和司令官的假期。菲德尔不只以他的游艇阿跨拉马斯号欢迎他们，并且邀请他们到十一街的公寓晚宴，自从希丽雅·桑切兹去世后便少有外国人踏足此地。卡斯特罗热衷厨艺，也热衷谈论烹饪，尤其当时他参与生产的古巴卡门贝尔奶酪和罗克福奶酪。第二天晚上，一行人在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家里用餐，这次话题从烹饪转向金钱。卡斯特罗考虑访问哥伦比亚，说“加夫列尔”（他总是坚持这么称呼他）应该同行，“除非你担心被控为古巴间谍”。

“担心这一点有点儿太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

“我听人家说卡斯特罗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梅塞德斯说，“我说那我们也该见到一点儿钱了。”

“如果你寄账单给我就太糟糕了，”卡斯特罗说，“但我有一个无法打败的理由。‘阁下，我们没办法付钱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我们付不起。’不久前，为了不要炫耀我们无法被收买，我对一些美国佬说：‘不是我们不肯出卖自己，你懂吗，其实是美国人买不起我们。’这样听起来比较谦虚，对不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让他当我们的间谍，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他太贵了。”

一直沉默的罗德里戈说：“我去一家北美大学的时候，他们问我父亲如何在政治理想和他的金钱、生活方式之间取得平衡。我尽力回答，但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哎呀，你只需对他们说，‘那是我母亲该伤脑筋的问题，不是父亲’，”卡斯特罗说，“你应该说，‘其实我父亲身无分文，花钱的都是我母亲。’”

“而且她只给我汽油钱。”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苟言笑地说。

卡斯特罗回答：“我正在为别人向你问及你的银行账户时制订一条政策。你必须告诉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运作下，每个人根据他的能力付出，依据他的工作得到酬劳，加夫列尔是社会主义者——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根据自己的工作得到酬劳。而且，共产主义的运作毫无应用之处。”

罗德里戈渐渐投入这个话题：“有一次，一个男孩子突然转身向我说道： ‘你的父亲是共产主义者。’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党员证，还是他住在共产主义国家？’”

卡斯特罗回答：“你应该告诉他，‘我父亲只有在古巴时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他；他根据自己的能力付出，他们印了一百万本他的书，他根据他的需要获取酬劳。’”

“他们一毛钱也没付给我，他们这里一毛钱的版税也没付给我。”贾布说。

在这次的古巴之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也谈到贝当古在哥伦比亚当选的寓意，乍看之下似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革命都是相当大的挫败。贝当古于8月7日宣誓就职，他虽然是保守党，曾任保守派《世纪报》（El Siglo）的编辑，但他的声誉一直都是“文明”的政治人物，不赞成派系，而且他是业余诗人，和许多诗人有私交。大选后不久，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在媒体采访时和新政权眉来眼去，不断重复强调自己有多么“思乡”。

虽然拒绝出席贝当古的就职典礼，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斯特罗提及这位新总统时，评价不差，宣告他“是我的好朋友”。贝当古的父亲是赶骡子的，他们从1954年就认识，当时贾布在《观察家报》工作，贝利萨里欧在《哥伦比亚人报》（El Colombiano）上班，他们从当时就互有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解释，“在哥伦比亚，你一出生要不就是保守党，要不就是自由党，你自己怎么想并不重要”。他说贝当古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真正的保守党，他的政府满是独立思考的人。“他非常擅长演说，他的演讲能够触动人心，真正地触动人心。而且，令人意外地，他常常征询我的意见。”

诺贝尔奖的颁奖季节即将再度来临，如同前几年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再次被提及，只是这次更加坚决。更令人意外的是，他选在诺贝尔奖宣布不到一个月的前夕，毫不留情地攻击以色列领袖梅纳西姆·贝京，直接牵扯到1978年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诺贝尔基金会。6月上旬，贝京下令入侵邻国黎巴嫩，他的陆军司令官阿里耶尔·沙龙，未曾尽责保护巴勒斯坦难民不受攻击，因而造成9月18日贝鲁特撒布拉和恰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加西亚·马尔克斯建议沙龙和贝京应该获得发诺贝尔死神奖。

然而，诸多迹象显示，他也为自己的提名施力。他的朋友阿方索·福恩马佑尔那年稍后问他是否曾经去过斯德哥尔摩，他咧嘴笑着说：“去过，我三年前帮自己安排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去过。”自然地，这可能只是他的“笑话”之一，但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去过斯德哥尔摩数次，而且特别和左派瑞典文学院院士亚图·隆德尔克斯特联系，他是位杰出的作家，对于先前的诺贝尔奖颁给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于1981年夏天和瑞典大使一起在古巴度假。

如果他在寻找得奖的预兆，那么最佳预兆莫过于1982年9月19日瑞典大选中，奥罗夫·帕勒姆的社会民主党再度执政。帕勒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的好友，一直强调他个人打开文学视野，归功于隆德尔克斯特的文学作品。同时，家族里的文学专家，也就是弟弟埃利希奥一直都深信贾布1982年会赢得此奖，并确定贾布自己也是这么想。阿尔瓦罗·穆蒂斯说，这段时间他朋友的行径“令人起疑”。10月16日星期天，埃利希奥和他通电话提到诺贝尔奖时，贾布纵声大笑，他确定如果有人会得奖的话，瑞典大使应该早在一个月前会先告诉那个人……

10月20日星期三，墨西哥报纸宣布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小说的主题是爱情。他和梅塞德斯在中午过后坐下来午餐时，一位朋友从斯德哥尔摩来电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应该十拿九稳，但他必定不可张扬，否则学院可能改变心意。挂掉电话，贾布和梅塞德斯茫然地望着对方，无言以对。终于，梅塞德斯说：“我的天，我们如今要面对的是什么啊！”他们马上起身逃到阿尔瓦罗·穆蒂斯家寻求慰藉，直到凌晨时分才回家等待证实此荣誉的通知；他至少还想得这个奖，但对他们夫妻而言，却也是无期徒刑的开始。

他们俩整夜都没有合眼。墨西哥时间翌日清晨五点五十九分，瑞典外交部副部长皮耶·休利打电话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城的家中证实这个消息。加西亚·马尔克斯放下电话，转身对梅塞德斯说：“我完了。”他们完全没有时间讨论，也没有机会对这不可避免的突袭做好心理准备，电话就开始响起。两分钟后，第一位来电的是波哥大的贝当古总统。贝当古的消息来自弗朗索瓦·密特朗，而密特朗是从奥罗夫·帕勒姆处听来的，不过，官方版本表示，贝当古是在波哥大时间早上七点零三分，从哥伦比亚新闻台的记者处听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一面穿衣服一面接电话，一面吃着女佣娜蒂听到他们在楼上活动时临时凑合出来的早餐。

除了《百年孤独》的创作过程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伟大的神话中，受到最多讨论的就是宣布他得到诺贝尔奖、接下来的混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这整个过程。如果是美国或英国的作家赢得此奖，可能还上不了新闻。（反正作家又不重要，瑞典人以为他们算什么……）然而，获得此奖的不只是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作家，而且是来自一个并不习惯国际祝贺之声的国家；原来，获奖的这位作家在一片辽阔、孤立的大陆各处受到喜爱与推崇，这大陆上的千万人民认为这位作家堪称他们的代表，并且是他们的英雄。祝贺的电话及电报从世界各地涌进墨西哥城的家里：首先是贝当古，接着是密特朗、科塔萨尔、博尔赫斯、格雷戈里·罗边萨、胡安·卡洛斯·欧内提、哥伦比亚参议院。卡斯特罗的电话打不进来，因此第二天寄了一封贺电：“正义终于得以伸张。此地从昨日便狂喜。电话无法打通。我诚心祝贺你和梅塞德斯。”格雷厄姆·格林也寄了一封贺电：“最诚挚的祝贺。可惜我们无法与奥马一起庆祝。”还有诺曼·梅勒：“你是最佳人选。”不过最重要的，拉丁美洲终于有机会表达他们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看法——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都称他为自己人——世界各地的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章，仿佛《百年孤独》才刚出版，刚出现五秒钟就有十亿人在某个奇特而魔幻的时间里同时阅读，想要一起庆祝。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墨西哥城的家里已经遭到媒体包围，警方在祝融街两头设下路障。第一批记者邀请他到街上喝杯香槟，当然还有拍照，他的邻居也出来鼓掌。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那天早上出现在老朋友家，看见这混乱的景象时只想到：“他妈的！贾布死掉了！”（欧布雷贡来墨西哥修补一幅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画，这幅自画像的眼睛被画家自己发酒疯的时候打穿了。）一大群记者蜂拥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不遗巨细地描述屋子内外的细节——特别注意到每张桌子上的黄玫瑰和番石榴，大家都争相要和当今红人做“独家”专访。

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三个星期没有和母亲通电话，因为她的电话坏了，积极的波哥大记者运用科技让他们公开连线。因此，路易莎·圣蒂雅嘉告诉全哥伦比亚，她认为这个新闻最大的好处就是“也许现在我的电话可以修好了”，事实也真是如此。她也表示自己希望贾布永远不要得这个奖，因为她相信如果一得奖他就会不久于人世。她的儿子已经习惯她这样的言行，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时会带着黄玫瑰保护自己。

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为蜂拥而至的一百多名记者安排了即兴的记者会。他宣布自己参加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时不会穿晚礼服，而是“瓜亚贝拉”薄布短衫，或是以哥伦比亚的传统服饰“利奇利奇”（好莱坞电影中拉丁美洲农民所穿的白色亚麻外衣长裤）纪念他的外公。直到典礼开始之前，这个话题一直是哥伦比亚卡恰克人的瞩目焦点，他们担心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引起什么国际丑闻，或以难堪的下流举止让国人失望。他也宣布奖金会用来在波哥大成立一家名为“其他”（El Otro）的报纸：他认为这个奖一半是对他新闻工作的肯定。他也会在卡塔赫纳建造他的梦想家园。

下午一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把记者抛在身后，逃离祝融街到蚱蜢丘统领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后开始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下午他们隐秘地只和八位朋友在一起，家里则仍然人声鼎沸。在媒体追逐新闻的期间，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巴尔查夫妇的专属司机。

同时，华盛顿在同一天证实，刚受到桂冠殊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还是无法得到入境美国的签证，他从1961年起投身古巴革命之后便被禁止入境美国。（11月7日他在《观察家报》的专栏里写到自己宁愿“门完全关上而不是只开一半”——但这并不完全真实，因为他仍然对此禁令非常苦恼——因此，他在12月1日，鲁莽地语出威胁，发誓要禁止他的作品在美国出版，既然他们拒绝核发签证给他，又何必允许他的作品入境？）这刚好碰上异议诗人阿尔曼多·瓦亚达瑞斯从古巴监狱被释放的那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斯特罗和密特朗之间协调。根据他的支持者描述，瓦亚达瑞斯被释放时由密特朗的顾问雷吉斯·德布雷陪同，本来大家以为他已经瘫痪，到达巴黎机场时他却从轮椅上站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界各地的朋友同声庆祝。在巴黎的普利尼奥·门多萨流下热泪，但也不是只有他一个。相比之下，已经在前往墨西哥途中的何塞·维森德·卡塔莱恩抵达机场时听到消息，手舞足蹈起来；报摊的女孩问他是否中了乐透。的确如此。在卡塔赫纳，他的家人也欢欣鼓舞的庆祝，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到处跟人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没人提醒他，他曾经预言贾布会穷到“吃纸”。路易莎·圣蒂雅嘉说她的上校父亲一定也在某处庆祝着；他一直认为贾布会成就非凡。大部分的报道把这家人写成他自己小小马孔多里的古怪居民：路易莎·圣蒂雅嘉是乌尔苏拉，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何塞·阿尔卡蒂奥，虽然有时他大声地质问自己也许应该是梅尔基亚德斯。但渐渐地，虽然他很骄傲、喜悦，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却开始不当的行为：贾布得这个奖是因为密特朗的影响力（“这些东西都算数，你知道的”）；贾布只是他家族里众多的作家之一，他不懂为什么独独这一个得到这么多的瞩目。

马格达莱纳省的省长决定把10月22日定为地方假日，提议马尔克斯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家应该成为国家纪念馆。在波哥大，共产党安排了示威游行，请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国担任受压制一方的发言人以拯救哥伦比亚。一位记者询问街上的妓女是否听到消息，她说一位客户刚在床上告诉她，这被公认为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高的敬意。在巴兰基亚，玻利瓦尔大道上的出租车司机，从收音机上听到消息后同声齐鸣喇叭：毕竟，贾布是他们的自己人。

报纸开始称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新的塞万提斯”，呼应巴勃罗·聂鲁达在1967年首次读到《百年孤独》后首先提出的意见，往后几年间这个比喻不断地出现。把加西亚·马尔克斯放在封面的《新闻周刊》称他为“令人入迷的说书人”。也许伦敦的萨尔曼·鲁西迪所写的文章，最能代表当时及往后盛行的意见：他的文章标题“魔术师马尔克斯”——许多年来，他是最受诺贝尔奖评审欢迎的作家之一，是当代文学中少数真正的魔术师之一，身为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少见的特质，既有崇高的地位又能触动、吸引一般读者。我相信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是战后世界各地出版的小说作品中，最重要、最完整的两三部作品之一。

同时，就在宣布得奖一个星期后，他的好友菲利普·冈萨雷斯以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党魁的身份当选首相，是另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去年是密特朗，今年是冈萨雷斯。这个奖是否也意味着一切不可同日而语？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民：“既然现在我已经有了不朽的地位，可以死而瞑目了。”也许这是玩笑话。

12月1日，米格尔·马德里就任接下来六年的墨西哥总统。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没有培养出亲近的情谊，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出席就职典礼；同一天，菲利普·冈萨雷斯在马德里就任西班牙新政府的首相。12月初，前往古巴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马德里祝贺冈萨雷斯，也接受祝贺。他宣称自己在哈瓦那和卡斯特罗谈了十一个小时，里根仍然拒绝核发无条件签证让他前往纽约。同时，梅塞德斯在巴黎与儿子贡萨罗见面，但罗德里戈缺席。唯一令人失望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儿子在墨西哥北部忙着拍片，无法抽空前往斯德哥尔摩参与他杰出的父亲在事业上最光荣的一刻。他们两人前一个月在萨卡特卡斯见过面，没人透露内容，两人也都没准备针对此事发言。

12月6日星期一晚上七点，一架亚维安卡政府包机从波哥大启程，开始前往斯德哥尔摩二十二小时的旅程，机上载着官方代表团，由教育部部长海梅·阿里雅斯·拉米瑞兹领军，加上由基耶尔莫·安古罗所挑选十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密友——加西亚·马尔克斯拜托他的老友安古罗代为执行这项令人厌恶的任务——加上他们的妻子、黑羊出版社所邀请的一大群人，文化部在人类学家葛罗丽雅·特丽安娜的建议及协助下，也邀请了来自各个族群的七十位音乐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宾客终于抵达斯德哥尔摩时，气温刚好降到冰点。数百位旅居欧洲的哥伦比亚人及拉丁美洲人聚集机场等候。随着夜色越深，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但瑞典人告诉他们——幸运的是气温没有更冷，而且没有下雪。来自西班牙和巴黎的亲友于下午抵达：来自巴塞罗那的是卡门·巴尔塞斯和马格达莱纳·奥利维尔、费度其夫妇和记者拉蒙·乔欧；来自巴黎的有梅塞德斯和贡萨罗、塔奇雅和查尔斯、普利尼奥·门多萨、雷吉斯·德布雷和密特朗的妻子丹妮耶拉，不过，另一位朋友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在最后一分钟不能前往。哥伦比亚大使也在场，加上古巴大使、墨西哥代理大使，大家都在极地的寒风中引颈期待。

塔奇雅自愿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友人担任正式摄影师，甚至成功地取得媒体通行证。她的旧情人从飞机走到接待室时，她抢先拍下这胜利英雄的第一张照片，接着，她拍下疯狂热烈的哥伦比亚人试图在北国夜色中，透过机场铁栏杆碰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景象。贾布和梅塞德斯前往豪丽饭店，三间华丽的套房等着在接下来的几天接待他们。加西亚·马尔克斯既疲倦、兴奋，又有时差，一下子就睡着了。然后，“我突然在床上醒来，想到他们每次给诺贝尔奖得主的都是同一个房间——鲁德亚德·吉卜林睡过这张床，还有托马斯·曼、聂鲁达、阿斯图里雅斯、福克纳。这可把我吓坏了，结果我跑去睡在沙发上。”

第二天早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大群代表他整个过去的朋友一起在饭店用早餐，包括卡门·巴尔塞斯、卡塔莱恩。以前未曾有过这么一大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有些根本互相不认识，有些彼此看不顺眼。普利尼奥·门多萨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机场的表现，好像是视察的斗牛士对群众致意，他每天也像斗牛士一样，套房里有人帮他着装打扮，朋友围绕在他身边。有一次，他把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从“少数快乐几人的套房”拉到空无一人的卧室里，给他看自己的讲稿：“帮我看一看，大师，告诉我你怎么想。”福恩马佑尔崇敬地读完讲稿，终于表示他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他的朋友回答：“你刚刚读的是《百年孤独》，不多也不少。”

随着时间接近，门多萨回忆：“我看到贾布和梅塞德斯在休息室里，心平气和、无忧无虑地谈话，对于即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加冕典礼一点儿也不在意，仿佛这还是三十年前，他们在苏克雷或马干奎，星期六晚上在毕特拉姨妈或璜娜姨妈的家里。”文学奖得主的演讲，于下午五点在证券交易大楼内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厅举行，四百位观众里有两百位是特别受邀的宾客，接着于六点半在学院秘书处以晚宴向所有得主致意。

下午五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他注册商标般的千鸟纹外套、深色长裤、白色衬衫、红色圆点领带，由瘦长的劳斯·吉伦斯登介绍出场，他不仅是学院的永久秘书，本身也是知名的小说家，亦负责撰写宣布得奖的公报。由于哥伦比亚的口译员听起来好像在播报足球赛，几乎听不到以瑞典语介绍的吉伦斯登在说些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开始演讲的时候，必须做出“小声一点儿”的手势，才开始他的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作者以挑衅、大胆、几乎咒语般的风格发表这场演说，以解构魔幻现实结合政治，毫不掩饰地攻击欧洲人无能或不愿了解拉丁美洲历史问题，欧洲人自己曾经需要的用来成熟、发展的时间，他们却不愿意给拉丁美洲。这场演说重新陈述他毕生反对“欧洲人”（包括北美洲人），不论他们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把自己的“规划”加诸拉丁美洲生活的现实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宣称获得这个奖项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也因为他在政治上的活跃。他的演说在五点三十五分结束，观众起立致敬长达数分钟。

12月9日星期四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前往瑞典首相位于哈普松德的官邸，接受私人招待的晚宴，出席的还有帕勒姆和其他十一位特别的宾客，包括丹妮耶拉·密特朗、雷吉斯·德布雷、皮耶·舒利、君特·格拉斯、土耳其诗人 / 政治家布伦·艾杰维、亚图·隆德尔克斯特。瑞典外交部表示，这场晚宴邀请是特别的荣誉，鲜有前例。几年前，弗朗索瓦·密特朗就在毕耶维禾街的寓所里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帕勒姆认识。此时，已经倦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和他谈了两个小时中美洲的情形——对于后来提议巴拿马周边六国总统参与“孔塔多拉谈判过程”的和平协议，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活动，都只是12月10日“诺贝尔节庆”的前奏：早上在音乐厅彩排，下午四点钟重头戏上场，在一千七百名观众的见证下，由瑞典国王颁发诺贝尔奖。当天“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梅塞德斯出现在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副刊“旋转马车”的封面上。她的妯娌贝阿翠丝·洛佩斯·巴尔查所写的文章标题为“贾布等我长大”。我们只能想象梅塞德斯的妯娌对她说： “好吧，既然你想为康斯薇洛·门多萨去年写的那篇文章雪耻，何不让我写一篇真正让你满意的采访稿，加上令人称羡的照片？”梅塞德斯回答：“好，但是就这么一次。”

午餐过后，主角很快着装准备。从听到消息的那一天起，他就不断地提到自己的“利奇利奇”，有时候他宣布这是为了纪念他的上校外公，有时候没有那么谦逊，他说是为了纪念他自己最有名的创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颁奖典礼次日，《观察家报》刊登了哥伦比亚蒙特利亚一位阿利斯帝迪斯·戈麦斯·阿维耶斯先生的信，他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斯上校，认为他宁死也不会穿“利奇利奇”：他是个很时髦的人，绝对不会不穿西装外套就上街，更何况是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这些讨论中，一位年轻时真的穿过“利奇利奇”的人从未被提及：那人就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

1982年12月10日下午三点钟，斯德哥尔摩豪丽饭店208号套房。离开巴黎之前，塔奇雅帮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达马特牌的御寒内衣，出现在一张有名的照片里，这位伟大的作家穿着贴身衣物，被男性友人包围着，他们各自穿着二十克朗租来的西装外套。梅塞德斯一个一个帮他们别上黄玫瑰驱走“母火鸡”，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语所谓的“厄运”：“来，教父，让我看看……”然后她安排拍照，接着出现“利奇利奇”。《观察家报》的安娜·玛丽亚·卡诺三天后恶毒地写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典礼会场时看起来 ‘皱得像手风琴一样’。”

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此时，他大胆地穿着他的“利奇利奇”——终究最接近拉丁美洲下层阶级制服的象征——结果可怕的是，他也穿了黑色的靴子，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为这重大的一刻所准备的。如果“利奇利奇”是皱的，无疑尼加拉瓜的奥占斯都·桑地诺诺、古巴的何塞·马提，还有其他拉丁美洲英雄反抗军的军服也是皱的，更不用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穿上一件大外套抵御北国的寒冷，普利尼奥·门多萨回忆那一刻：“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陪贾布一起走下台阶，迎接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刻。”他接着说：“街上覆满了白雪，到处都是摄影师。在贾布身边，我看到他的面孔紧绷了一下，以我的上升星座双鱼座的性格，我可以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张力。花束、闪光、黑色的人影、红毯，也许埋在遥远瓜希拉沙漠里的祖先正在和他说话。也许他们在告诉他荣耀的华丽和仪式，与死亡的华丽与仪式没有什么不同。大概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他继续穿过镁光灯以及穿着礼服的人影，我听到他以突然、惊觉、痛苦的惊讶喃喃地说：‘他妈的，这好像是在参加我自己的葬礼！’”

进到音乐厅中，在令人想起希腊神殿的大舞厅里，他们大步向前。一千七百位观众中包括三百位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穿着一身全白衣服出现时，大家倒抽一口气：他看起来好像身上只穿着御寒内衣！舞台右方覆盖着黄色的花朵，坐在蓝金交织沙发椅上的是皇室成员：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西尔维娅王后（她是巴西混血儿，在圣保罗度过童年时光）、莉莉安公主、伯帝尔王子，他们在国歌奏起时抵达。他们身边有一个讲台—— 终身秘书吉伦斯登稍后发言之处。获奖人皆坐在左方的红色座位上：瑞典的苏恩·伯格史东、班特·山缪森；英国的约翰·范恩（医学奖）；美国的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奖）；南非的阿龙·克鲁格（化学奖）；美国的乔治·施蒂格勒（经济学奖）。后方还有两排座位，坐着学院院士、瑞典内阁、其他显要。穿着“利奇利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围绕着晚礼服、长披肩、皮草、珍珠项链。他和国王之间的地板上有一个圆圈，里面是诺贝尔的字首“N”——漆上去还是粉笔画的？——正等待着他。

瑞典皇家学院的吉伦斯登教授开始发言时，显然很紧张。轮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候，他是倒数第二位，吉伦斯登先用瑞典语发言，接着转向这位哥伦比亚的“岸边人”，他如同巴兰基亚圣何塞学校里那个倒霉的小男生一般地站着，以晶亮的眼睛看着全世界，接着，吉伦斯登改用法语发言，扼要地陈述刚刚说过的话，邀请这位哥伦比亚人向前接受国王颁奖。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巴尔托克的间奏曲作为伴奏，把他的黄玫瑰留在座位上，向前接受颁奖，有那么一下子，他得暴露在没有那图腾花朵、无法想象的不幸中，他随着背景的小号声，双手握拳走向辽阔的舞台，停在画好的圆圈里等待国王。接着，他和戴满勋章的国王握手，看起来像卓别林的流浪汉迎合着上流社会的人。接受奖牌和证书之后，他僵硬地向国王敬礼，接着向贵宾、观众致意。此时，他受到在这庄严典礼的历史上最久的一次起立致敬——长达数分钟。

典礼于五点四十五分结束，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他得奖人鱼贯走出会场时，他像拳击冠军一样举起双手，在今后的人生里，他多次做出这样的手势。幸运受邀的人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走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巨大蓝厅，参加豪华的瑞典皇家学院盛宴。盛宴的菜色由瑞典顶尖厨师约尼·约翰逊负责，是“典型的瑞典”菜肴。糜鹿排、鳟鱼和冰沙、香蕉和杏仁；香槟、雪利酒、波特酒。大胆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点起一根雪茄。大家一致公认宴会的高潮是七十位哥伦比亚音乐家进场表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尼雷欧·洛佩斯用他的镜头捕捉他们的奇遇及不幸。他看着葛罗丽雅·特丽安娜紧张地护送着所有的女性：“她们都是处女，我答应她们的母亲好好照顾她们。”市政厅挂着皇家的挂毡，他们抵达的时候，来自里奥苏西欧的团体其中一人以为自己在教堂内，当场跪下来祷告。看着“来自马孔多一群成分复杂的团体走下阶梯，包括对哥伦比亚认同的印第安人、黑人、加勒比海人、西班牙人”时，洛佩斯不知道这些瑞典人怎么想。据他表示，到那时为止，所谓的诺贝尔光芒一直是瞩目的焦点，如今注入了活力。由托托·蒙波席娜和哥伦比亚大黑妞蕾欧诺所带领的表演非常精彩，不断的掌声促使他们原定十五分钟的表演持续了三十分钟。

每一位获奖人都读一段三分钟的谢词，伴随着举杯祝贺。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先以“颂赞诗歌”开场，主张诗歌是“人类存在最绝对的证明”。当时没有人知道的是，阿尔瓦罗帮了很大的忙，如一般人可能推论的阿尔瓦罗所做的，帮马尔克斯读讲稿、让他思考。两位获奖人要求他在《百年孤独》 上签名。举杯之后，大家鱼贯地走到一楼的“大黄金厅”跳舞，以华尔兹开舞，随后是各式各样的北欧舞蹈，接着还有令人意外的《吻我、深深地吻我》《背叛》和其他波丽露舞曲，以及狐步和伦巴舞曲。

当晚大家回到饭店之后，罗德里戈从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来电。这位新科桂冠作家和二十位朋友在一起，还在喝着香槟。加西亚·马尔克斯眼睛闪亮地去接电话时，大家都静下来。后来，他骄傲地告诉记者，他的儿子有“母亲的风趣、父亲的生意头脑”。

在数千英里外的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小镇阿拉卡塔卡，此时当然天色还早，更刺激、热情的庆祝才正要开始。早上九点，贾布受洗的教堂里有赞美感谢仪式，接着前往他出生的房子朝圣。有一项活动提议比照普鲁斯特的伊利耶—贡布雷，把阿拉卡塔卡变成历史观光小镇。马格达莱纳省的议员聚集在文化部，由精力充沛、出身阿拉卡塔卡的省长莎拉·瓦伦西亚·阿部达拉主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妹妹莉妲回忆道：“颁奖那天，马格达莱纳省在阿拉卡塔卡安排庆祝的活动。省长租了火车载所有的宾客，一路接运家人，堂兄弟姐妹、叔叔伯伯、姑婆姨妈、外甥侄女，我们全部一起抵达阿拉卡塔卡，那里又有更多的表兄弟、叔伯姨甥、更多家人。有烟火、弥撒、露天烤牛肉、足够全镇享用的饮料。我们的亲戚卡洛斯·马丁内斯·希玛安是矿业部部长，他也在场。那天，他们为弟弟海梅盖的电信大楼举行落成典礼。不过，最棒的还是他们放出黄蝴蝶的那一刻。”

回到斯德哥尔摩，主角开始放松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拉丁美洲向世界传达正面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他在哥伦比亚的敌人迫不及待地等他犯错，因为他们眼中这个国家的“正面形象”和他所努力的方向截然不同。他后来表示：“没人怀疑我在那三天里有多么不快乐，注意最小的细节，让一切顺利。我一点点错都不能犯，因为最小的错误，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导致灾难。”（后来他们都回到墨西哥城之后，这位新科得主对阿尔瓦罗·穆蒂斯说：“告诉我斯德哥尔摩发生什么事，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只看到闪光灯闪个不停，我忍受记者都是一样的问题。告诉我你记得什么。”）

然而，他的表现是如此成功，即使一向关系不算好的《时代报》，都在社论里对他赞誉有加，内文恭喜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他的人生很辛苦，每一分的荣耀都是他应得的。结语写道：“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欣喜之后，这个国家必须回到现实，面对问题，回归正常。但有些事永远地改变了：深信我们还有丰厚尚未开发的潜力，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才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宝贵的一课。”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哥伦比亚自我放逐后被媒体包围、备受瞩目的场景，1981年摄于墨西哥市。

海梅·卡斯特罗（前排左一）、赫尔曼·巴尔加斯（前排左二）、加西亚·马尔克斯、查尔斯·罗索夫（后排右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前排右三）、普利尼奥·门多萨（前排右二）、埃利希奥·加西亚（后排右一）、赫南·维耶科，1982年10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加西亚·马尔克斯头戴“岸边人”的“折边大宽帽”庆祝获得诺贝尔奖，1982年12月摄于斯德哥尔摩。

1982年10月，阿尔瓦罗·穆蒂斯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夫人的私人司机，以防止他们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摄于墨西哥市。

1982年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走向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所站的地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在一旁鼓掌，摄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