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1979

1973年9月11日，如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改革主义者，人在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在电视机前，惊骇地看着智利空军的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已确认死亡，是谋杀或自杀则不得而知。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在位于智利太平洋海岸黑岛的家中，罹患癌症的巴勃罗·聂鲁达已不久于人世。在他疾病缠身多年的生之末尾，最重要的两起事件便是阿连德的死与智利落入法西斯政权之手，两者皆摧毁了他的政治梦想。

世界各地的政治评论家及政治活动分子视阿连德的人民团结党政府为一场实验，观察社会是否可经由民主工具达到社会主义。阿连德把铜、铁、煤、大多数的私人银行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机构国营化；然而，虽然不断受到右翼分子的丑化、瓦解，1973年3月的期中选举中，他的政权选票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四，却只促使右翼加倍努力地破坏这个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在阿连德的选举之前就开始对抗他：美国陷在“越战”的泥沼之中，对古巴已经相当执着，非常热切地希望西半球没有更多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就在全世界的眼前，智利的实验受到粗暴的破坏，对左翼的影响如同四十年前西班牙内战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一样。

那天晚上八点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电报给智利新执政团的团员：“波哥大，1973年9月11日。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古斯塔夫·雷、塞萨尔·门德兹·丹曜、何塞·托利比欧·梅利诺上将，政变军团成员：你们是阿连德总统之死实质的凶手。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用的罪犯统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封信的时候，阿连德的命运尚不得而知，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他对阿连德的了解足以肯定他绝对不会活着出总统府；而且，政变集团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认为，寄发电报这样的举止比较适合大学生而不是伟大的作家，但结果这成为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个政治作为，崭新的他已经在寻找一个新的角色，阿连德的历史实验暴力性的结束使他的政治立场变得极端专注而强硬。他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对我而言，智利政变是一场灾难。”

可以预测的是，帕迪拉事件演变成拉丁美洲冷战历史的分水岭，影响所及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虽然饱受朋友的批评，从“投机分子”到“天真”都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中政治立场最一致的。在他的心目中，苏联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从拉丁美洲的角度而言，它却是对抗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堡垒。在他的心目中，这不是“同路人”，当属现实的理性客观评断。虽然古巴也有其不确定性，却比苏联更积极革新，所有严肃的反帝国主义，拉丁美洲人都应该支持它，也该尽力节制这个政权的任何压制、不民主，或独裁的行为。他选择看起来对世界似乎是和平正义的路：也就是广义的国际社会主义。

无疑地，他希望智利在政治上的尝试可以成功，但一点儿也不相信客观情况会允许此事发生。他在1971年回答一位纽约记者的问题时提道：

我的抱负是使整个拉丁美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如今人民受到和平立宪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如果是为了选举，那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但我相信这是完全的乌托邦。智利正走向暴力及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果“人民阵线”继续下去——以智慧、机智、合理、坚定而快速的脚步——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遭遇一片严肃的反对声浪。美国目前没有干预，但不会永远冷眼旁观。美国不会真的接受智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这样允许，对此我们也不需存有任何幻想，并不是我认为（暴力）是解决之道，但我认为会有那么一天，那一片反对声浪只能以暴力对抗。不幸的是，我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发生在智利的情况就改革而言是非常好的，但就革命而言却不是。

很少有观察家如此清晰地剖析未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了解到，他如今正处于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几年间，即使打心底对政治悲观，他仍然对自己投身政治做出一连串的声明。也许可以以1978年的采访作为代表：“这种休戚与共的感觉和天主教徒的‘圣徒相通’一样，对我的意义非常明确。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影响整个人类。一个人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政治意识达到了最高点。不谦虚地说，对我正是如此。对我而言，我人生中的行为没有一项不是政治行为。”

他也寻找行动的手段，更深信古巴走的这条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独立唯一可行之路——也就是尊严。然而，他再次被排除在古巴之外。既然如此，他决定这条路首先必须经由哥伦比亚。他和年轻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交流有一阵子了，特别是最近认识的《时代报》集团的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认识十年的丹尼尔·桑佩尔，后来所认识的上层阶级自由派小说家爱德华多·卡巴耶罗·卡尔德隆之子安东尼奥·卡巴耶罗，他们以创造哥伦比亚新形式的新闻为出发点——特别是成立左派杂志。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他根深蒂固的保守祖国想要自我改革，唯一的方式是借由他以“诱惑”、“颠覆”的戏谑说法提及老旧统治家族之下的年青一代。其他主要成员是国内知名的“暴力事件”编年史家、备受国际尊敬的社会学家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以及左翼实业家何塞·维森德·卡塔莱因，后者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出版商。这本新杂志名为《抉择》（Alternativa），出发点是“哥伦比亚社会信息垄断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垄断者则是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同一群利益分子”，目的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第一期于1974年2月出刊，这本杂志维持了六年起伏的状态，虽然尽力，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的时间相对较少，不过他仍然经常投稿，且永远有空提供咨询或建议。他和其他重要的参与者在这宗充满冒险本质的生意中投资自己大笔的钱财。同时，他宣布自己要搬回拉丁美洲，更轰动的是，他不再写小说了；从现在开始，直到智利皮诺切特将军的执政军团下台为止，他进行文学“罢工”，全心投入政治。

12月，仿佛强调心意已决，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邀请，成为颇具盛名的“罗素民间法庭”的一员，负责调查、评定国际战争罪行。也许比表象乍看之下更具意义的是，他希望在其他拉丁美洲作家未曾达到的领域中受到国际认可，他抱有这样的企图心，而接受此邀请是第一个清晰的开端；这也表示纵然他对古巴的投入具有争议性，但他仍可以在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的情况下相对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

1974年，第一期的《抉择》杂志在二十四小时内卖了一万本。波哥大的警方没收了数百本，不过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次受到直接审查（虽然还有借由炸弹、法院干预、经济封锁、通路破坏的“间接审查”，最终导致杂志关门大吉）。这家杂志社往后不断地面临财务问题，但早期得到的回应非常惊人。过不了多久就卖了四万本，就哥伦比亚的左翼刊物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第一期中有一个关于自觉起义的口号——“勇于思考就是开始争取”——及一篇社论《给读者的一封信》，其中阐明新杂志的目标是“对抗布尔乔亚媒体对于国内现实的扭曲”、“对抗假消息”（这个主题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百年孤独》里香蕉园大屠杀的余波）。

这是一本双周刊，其中刊载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篇文章里的第一篇，标题为“智利、政变以及美国佬”。这是他成名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成功地刊登于世界各地（3月在美国和英国发表），立即得到崇高的地位。对于他分析为萨尔瓦多·阿连德误入歧途的结局，加西亚·马尔克斯哀悼地表示：

他7月就满六十四岁。他最伟大的美德是坚持不挠，但命运只许他以罕见的悲壮，为了捍卫那不合时宜的愚蠢布尔乔亚法律而死；他捍卫不承认他、但使他的谋杀者合法化的最高法院，也捍卫宣告他不合法的悲哀国会，而国会却自满地屈服于篡位者的意志之下；他捍卫反对党的自由，而反对党部出卖灵魂给法西斯主义；他捍卫这个烂体制所有陈腐的一切，他提议要废除，但完全没有机会。这场历史事件发生在智利，在智利人的苦难之中，但在历史上这事件发生于我们所有人身上，所有这个年代的子女，且会永远停留于我们的人生之中。

以同样藐视的语调，加西亚·马尔克斯从20世纪50年代就谈到哥伦比亚的国会体制，以《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为最佳范例。至于萨尔瓦多·阿连德，他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一个角色，在拉丁美洲失败英雄苍白万神殿中的另一个烈士。还有许多人追随他的脚步，以及许多乐观的人也是，但亦有胆怯的政治人物在或许带有绝望或迷信的心态下努力，希望避免那样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也纷纷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

正如同《百年孤独》出版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偿还债务后逃离墨西哥，如今，他完成《族长的秋天》之后，打算离开巴塞罗那，准备他的小说选集。对于西班牙，他总是有股漫不经心、些许分神、偶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如今，他的心思早就专注在别的事务、别的地方。接下来的一年中，他逐渐习惯居住的地点，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拉丁美洲，从文学转向政治。同时，在他之后抵达巴塞罗那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则比他先离开。1974年6月12日，卡门·巴尔塞斯为准备回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举办了一场送别会。大部分当时居留在此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出席，包括何塞·多诺索、豪尔斯·艾德华、加泰罗尼亚人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卡洛斯·巴拉尔、胡安·马塞、胡安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曼努耶·瓦兹尔克斯·孟达尔曼，还有其他许多人。巴尔加斯·略萨要离开，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正为自己的离去准备，无疑，这场仪式代表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光辉在欧洲画下句号。巴尔加斯·略萨和妻子家人起航前往利马，留下巴塞罗那许多感到失落的朋友，只有卡门·巴尔塞斯继续提供注目的焦点。

夏天结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做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定。他们把两个男孩留在巴塞罗那，由朋友费度其一家人、卡门·巴尔塞斯、煮饭打扫的女仆一起照顾，夫妻俩则令人意外地前往伦敦。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该是解决他认为生命中唯一真正失败问题的时候了——也就是他始终学不会英文。他和梅塞德斯建议罗德里戈和贡萨罗，也许可以考虑在伦敦待个两年，但两个男孩儿断然拒绝。然而，听到父母打算把他们留下，而自己还是要成行时，他们很惊讶也很愤怒。这对夫妻在他们熟悉的肯辛顿的希尔顿饭店住了一阵子，也在牛津街的凯兰英语学校注册进阶课程，保证使用“万无一失”的方法，以平常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优秀的成果。

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英文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也并非他唯一全神贯注之事。奇妙的是，他在伦敦踏出再次与古巴革命结合的第一步。自从1971年帕迪拉事件以来，他比以前更加地放逐于古巴之外，但他在伦敦联系上利桑德罗·奥特罗，这位作家和艾贝托·帕迪拉的冲突直接导致1968年事件第一阶段的发生。奥特罗认识雷吉斯·德布雷，德布雷同意担任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古巴外交部部长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中间人。他告诉罗德里格兹，革命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么重要的人物留在“政治的地狱边缘”是很大的错误。罗德里格兹同意，驻伦敦的古巴大使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共进午餐，通知他：“卡洛斯·拉法叶要我告诉你，该是你回古巴的时候了。”

他在伦敦的早期，几位来自亲美周刊《视野》（Visión）的拉丁美洲记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住的旅馆找到他。他闪避了他们大部分的问题，但对伦敦的印象则提供了有意思的见解：

伦敦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城市：最后一个消失中的殖民帝国，宽广而忧郁的都会。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此地时，在雾中还有可能找到戴着圆顶硬礼帽，穿着条纹长裤的英国人，看起来就像当时的波哥大人。如今他们隐身于郊区华厦，独自在凄惨的院子里，最后剩下的狗，最后的大丽花，被来自失落帝国无法抵抗的人潮压力所击败。牛津街看起来就像巴拿马、库腊索岛、维拉库兹的街上一样，刚毅的印度人坐在满是丝绸和象牙的店门口，亮丽的黑人女性穿着明亮的衣物贩卖酪梨，魔术师在大众眼前让球从杯子下面消失。取代浓雾的是炎热的阳光，闻起来像番石榴和睡着的鳄鱼。进到酒吧里喝一杯啤酒，像拉瓜伊拉的小酒馆一样，炸弹会在你的座位下爆炸。你可以听到身边的人在说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希腊文。我在伦敦遇见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位说一口流利牛津腔英文的是瑞典财政部部长。所以，不必讶异在这里找到我：在皮卡地利圆环里，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卡塔赫纳的糖果屋中。

少有观察家这么早、这么清晰地预见了伦敦未来“世界城市”的身份。被问及拉丁美洲的政权是否可能如英国一般配置没有武装的警察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反驳早就有了：古巴便是如此。他继续说明，拉丁美洲的大新闻是古巴革命力量的巩固——当时不友善的观察家相信这样的“巩固”事实上是“斯大林化”——如果没有古巴革命，不可能会有目前拉丁美洲革新的发展——而且，他补充道，也不会有“文学爆炸”的发生。最后，他重申除非智利反抗军推翻由美国五角大厦所资助的智利独裁政权，不然他不会再写小说。在这不友善的采访中，很清楚地可以感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自断后路，升起坚定支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如此呢？因为他很肯定自己正在回古巴的路上。

在伦敦没有上英文课的时候，他修改着《族长的秋天》的书稿，尝试几个激进电影剧本的不同想法。他的幺弟埃利希奥和妻子蜜丽安于9月搬到巴黎，而今前来伦敦探望他和梅塞德斯。虽然相差二十岁，埃利希奥和他有名的哥哥贾布却愈发亲近。1974年的圣诞节，埃利希奥、蜜丽安和贾布、梅塞德斯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巴塞罗那度过。

1974年9月，《抉择》的社论组出现政治问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的派系离开了杂志。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我们原本打算成为多元的团体，但大家很快分成几个小团体。贾布深受困扰，他觉得很难面对朋友之间相处引发的内在张力。他每次偷偷摸摸地回来都让自己很烦恼，但他们也把他政治化，让他从武装挣扎的现实中醒来，并把他当成左派的偶像。”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变节的菲利普·阿杰，他揭露局里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很快会在世界各地造成轰动。如今，没有人会拒绝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74年的哥伦比亚选举中，国家战线公约正式结束之后，自由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百分之六十三点八的得票率接掌政权，但投票率低于百分之五十。虽然对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仍乐意他能当总统，因为经由帕迪拉的科特斯家族，他们有远亲关系，他以前在波哥大上大学时上过洛佩斯·米切尔森的法律课，也很乐意可能有机会和一个显然不是保守派的人合作。

《族长的秋天》终于在1975年3月于巴塞罗那出版。拉丁美洲的媒体充满谣言，说这本小说（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令人期盼的一本书）的出版迫在眉睫，上架前一天才完成出版前的工作。这本书由他的西班牙出版商“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一版印了惊人的五十万本精装本。6月，“布拉扎·贾内斯”出版他的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文学读者之间目前为止的账算是结清了。然而，在此书的评论方面，也许因为评论家有过高的期待，因而呈现出毁誉参半的狼狈结果，许多评论明显地不友善。有些评论喜欢这本书超凡的诗意和讽刺的修辞，两者同时加深、嘲弄拉丁美洲最黑暗的幻想；其他人不喜欢也有一连串的理由，从声称其粗俗到指称其中持续夸张的，从缺乏标点符号到显然有问题的政治立场。这些分歧的意见在出版当时特别显著，但极端的异议则持续多年。

不过，《族长的秋天》终于肯定加西亚·马尔克斯专业作家的身份，证明在《百年孤独》之后，他还可以写出一本成功的小说。就算是不喜欢这部书的人也没有试图否定它出自伟大作家之手。虽然《百年孤独》很明白地宣示一个宽广、毋庸置疑的大陆面向，但仍然可以认出来这是一本哥伦比亚的小说。相反地，《族长的秋天》是一本属于拉丁美洲的书，书写时心中怀抱着象征性的读者群，几乎没有显著的哥伦比亚元素，不只是因为哥伦比亚从来没有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独裁者；体制上，20世纪的哥伦比亚大多时间属于“民主”国家。

在某种层次上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而非《百年孤独》；因为有别于第一印象，这本书把他其他的作品压缩在其中。不论这本小说是否公认为他自己经常主张的“最佳”作品，但并不难看出他为什么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本，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它简明扼要之外再加上两个已经提过的理由：坚持独裁者所描绘的就是他自己；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在《百年孤独》麻醉性的成功之后，“证明”自己仍然是个作家。如此这般，也许可以说，如果《百年孤独》无疑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就范围更大的世界以及后代子孙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那么，《族长的秋天》 是他作品的中心点；讽刺的是在这之后，他在文学上执着于权力这耗尽一切心力的本质会结束——而且就在权力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主题之时。他宣布除非皮诺切特下台，否则自己不会再写小说，他有两个很好的理由：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理由，他决心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接触；其二是他暂时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可以写。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作家事业的前半段并不是在《百年孤独》的狂喜之中结束，而是在《族长的秋天》的痛苦中结束。就文学层面而言，他一点儿也不确定接下来往哪里去，因而只好专注在卡斯特罗身上。

那年春天，他又和利桑德罗·奥特罗在伦敦碰面，他回忆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我、马塔在阿尔及利亚大使布拉希米家用餐，一位仆人来到餐桌旁，带给贾布紧急口信。他去接电话，是卡门·巴尔塞斯，她带着第一批印好的《族长的秋天》刚从巴塞罗那抵达。我们一吃完晚餐就去她下榻的旅馆，她给贾布五本下午刚印好的书。他马上拿起笔，题字签书给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劳尔·罗阿、我。毫无疑问地，我觉得他是借这样的姿态宣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投入。”

假设他对于卡斯特罗主动效忠的姿态成功，他的新策略则需要一种复杂而低调的自我表达方式。借由属于他自己秘密的“人民阵线”，他同时支持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1975年6月初，他为了罗素民间法庭的事宜飞到里斯本，处理的就是人权和民主事宜。但1974年4月爆发葡萄牙革命，且初期是由士兵贯彻完成：这场发生在欧洲的革命也许代表着极大的可能性。这场革命对于非洲的意义和古巴一般深远，如同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一般。除了其他人之外，他见到瓦斯可·贡萨尔维斯首相及诗人何塞·高梅斯·费莱拉，并很快地在《抉择》杂志发表三篇重要的文章，内容关于革命之后葡萄牙的后续发展。他支持葡萄牙革命、当时热烈进行中的秘鲁军事革命以及重度武装的古巴政权，他对于军事介入的态度开放得令人意外。在里斯本，他说秘鲁征用的报纸和他所赞成的征用石油没什么不同。他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乔亚的媒体自由，“归根究底那只是布尔乔亚的自由”。这样的意见激怒了当时回到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由墨西哥城前往加勒比海，抵达墨西哥首都时，他向上帝祈祷永远不要得诺贝尔奖；不过后来发现上帝并没有听他的，但显然《卓越》杂志听到了，其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得到此荣耀的文章深植许多人的心里。至于财富方面，6月17日的《卓越》报道，《百年孤独》加上《族长的秋天》使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富有，显然他负担得起这自我加诸的文学假期，也可以拿他的名望冒险、进而追求政治使命。

回到加勒比海，他继续寻找此时沉迷追求的答案。古巴政府由革命游击队主掌，他们把自己、全体古巴人民变成士兵；阿连德被革命军推翻；如今，葡萄牙这个欧洲最长久的独裁政权也被军队推翻。革命士兵——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起死回生！——这是拉丁美洲问题的答案吗？他前往中美洲寻找答案。在那里，他采访了一位如暴雨般神气活现的人物，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吸引力仅次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从1968年起就是巴拿马民粹派独裁者，他的立论也认为，由于拉丁美洲当代新殖民地的特殊状况，有时为人民、属于人民，但非以人民为主人的独裁政权是必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和托里霍斯成为好朋友，几乎像亲兄弟一样。（托里霍斯坐下来读过《族长的秋天》后抬起头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真的，这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如此。”）托里霍斯的个性和卡斯特罗不太一样（有些人很悲观地说，卡斯特罗“受欢迎”的表演是经过严格的设计），托里霍斯当时已经开始了一场历史性的运动，要为巴拿马收复巴拿马运河。他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正和美国谈判一个新的运河条约，以及他愿意接受和不愿意接受的条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指出，美国所经营的美国学校所在地的国家里有军事反抗军出现，而这些大陆士兵又学会对抗自己人民的暴动，对美国而言非常麻烦。托里霍斯告诉他的新朋友，他打算直攻“最重要的后果”，也就是收复运河，驱逐殖民主义于无形。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巴拿马特别有兴趣，不只因为美国帝国主义鼓励巴拿马自己接手之前，巴拿马曾经属于哥伦比亚；也因为他的外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年轻时在此旅行，追求他最重要的一段爱情。托里霍斯大有可能是出生于巴兰基亚——的确，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长相和举止，都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他已逝的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很快地，这两人在感情上深深地互相吸引而建立友谊，经过一段时间后成为一种爱慕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即使是冷冰冰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也和这位巴拿马领袖发展出密切而深厚的关系，最后针对这个过程写了一本毫无防备的书《与将军相识》。

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和他比起来托里霍斯只是小角色。很容易可以想象对于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从年轻时就沉迷于权力这个主题的人，能够认识卡斯特罗必定使他欣喜若狂。在《族长的秋天》中，有些类似之处是毋庸置疑的。这本小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十四年来第一次访问古巴的三个月前出版，书中形容一位沉迷于乡间活动特别是牲畜繁衍的独裁者，却有着“平滑少女之手、权力之戒”，这两个细节都指向菲德尔，当然提及之处有些可能是巧合，其他则毋庸置疑：“他盖了加勒比海最大的棒球场，授予我们的球队胜利与死亡的训言。”

不过，1975年，卡斯特罗较成功的一段时期正要开展。这个政权正安然度过包括帕迪拉事件的“斯大林主义者”时刻，并很快地在非洲开始其深具历史意义、大胆的军事行动。1975年，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和这岛国政权恢复外交关系；哥伦比亚于1961年阿贝尔托·耶拉斯执政时，与其中断的外交关系，也会在3月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四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恢复。这是洛佩斯·米切尔森所下的决定，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必定是个吉兆，他先前就已经暗自决定要重新和古巴革命建立关系，并早在四天前就抵达波哥大。

这一刻终于在7月来临，他和罗德里戈一起前往古巴。他们终于回来了，革命军政府提供他们所有需要的交通工具，任意前往岛上四处自由地与人民交谈。罗德里戈拍了两千多张照片，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的想法是写出古巴人如何在自己家里打击禁运，不是政府或国家的作为，而是人民自己如何解决煮饭、洗衣、缝纫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日常生活的问题。”他在9月发表了三次难忘的特稿，大标题是“古巴走透透”，他如此巧妙地结合强烈的恭维与细微的批评，以向官方表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位重量级，但令人无比安心的革命舵手。

夏季，这家人在墨西哥再度相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墨西哥城南部找到一栋房子，就在天使石砾区国立大学后方的祝融街上。三十几年后，这栋简朴的房子仍是他们主要的住所。这家人需要重新联系感情，这也许是为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知罗德里戈一定会让他分心，仍带他一起前往古巴的原因。罗德里戈告诉我回到墨西哥的事，“其实，墨西哥才是我们一直回去的地方，而不是哥伦比亚，仿佛父母亲在1961年到1965年之间成了墨西哥人”。

回到墨西哥可以让两个男孩重新确认，并重新建立他们长期的认同感。他们俩都不觉得自己是哥伦比亚人或西班牙人，然而，他们和墨西哥的关系却无法得以继续。罗德里戈决心建立自己的独立生活，不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生活，最后他也选择离开这个国家。小儿子贡萨罗对此没有那么敏感，但也尝试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虽然这在墨西哥特别困难，但他并未太过仰赖父亲的名望。再一次地，两个男孩被送到英语学校完成中学教育。

在这期间的1975年11月，一颗炸弹在波哥大《抉择》杂志的办公室爆炸，归因于某个保安组织，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后来告诉我，“就发生在我们谴责军队最高层腐败问题的同一时间”。人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安然无恙，但无畏地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炸弹显然是哥伦比亚军队的杰作，一定是来自最高层。他表示，洛佩斯·米切尔森显然是拒绝关闭杂志，才刺激军队采取如此的行动，显然他最近对于士兵的热诚并没有延伸到哥伦比亚的军队。更具挑衅意味的，他特别指名国防部部长卡马丘·雷瓦将军个人和这些压制政策有关。哥伦比亚军队不会忘记此事，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怀疑《抉择》的发起人同情中产阶级精选的反抗军游击队M-19，他们于1974年象征性地偷去西蒙·玻利瓦尔之剑，也许甚至与其共谋。

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得很快，显然越变越好。不顾来自世界的抗议，佛朗哥将军的政权于9月27日处决了五名巴斯克激进分子（瑞典首相奥罗夫·帕尔梅说西班牙政府是“血淋淋的刽子手”），佛朗哥在10月21日严重心脏病发作，胡安·卡洛斯王子接任国家元首。在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衷心喜悦中，佛朗哥终于在11月20日去世，胡安·卡洛斯于11月22日成为国王，三天后宣布大赦。西班牙开始转型为民主国家，发生剧烈的改变。11月10日，虽然有暴力冲突，安哥拉仍自葡萄牙殖民中独立；苏联顾问协助主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的马克思思想力量，对抗受美国支持的荷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全面独立国家联盟”。11月11日，古巴宣布决定派数千名部队前往安哥拉，且一待就是十三年。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展现记者长才，为革命出力的机会。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所吸引。1976年2月12日，如今成为墨西哥城市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我们要活着回去》的电影首映会。他抵达时，为此活动来到当地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本片编剧——正站在大厅。贾布敞开双臂大叫：“兄弟！”马里奥是个颇有成就的业余拳击手，他不发一语地一拳打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脸上，让他倒地不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倒下的时候撞到头，躺在地上呈半昏迷状态。根据消息来源，马里奥在那时大叫：“这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说的话！”或是“那是为了你对派翠希亚做的事！”这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拳，至今仍然是大众热心猜测的焦点。在场有许多目击者，除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外，此事背后的原因也有许多版本。

据说，巴尔加斯·略萨的婚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自愿安慰马里奥显然心乱如麻、愤怒的妻子。有人说他的做法是建议她开始离婚程序，其他人说他所提供的安慰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马里奥的结论据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把他对于派翠希亚的关心，置在他们的友谊之上。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派翠希亚·略萨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或没有发生什么事。只有派翠希亚·略萨知道，她和先生复合时，自己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只有她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至于梅塞德斯，她永远没有原谅巴尔加斯·略萨；不论由什么原因挑起，她也未曾忘记这个她认为是怯懦而有损名誉的行为。

毕竟不论比例如何，政治、性和私人恩怨这些素材组成强而有力的构合，在巴尔加斯·略萨感到被背叛的感觉背后，也许有着一股焦虑，他无法忍受这位矮小而不讨喜的哥伦比亚人。马里奥自己很不寻常且实至名归的文学成功及他如电影偶像般的英俊外形并不足以令他释然，因此，也许他唯一剩下的武器是那有力的一拳。他也许只因为出其不意才得以得逞；可以想象，受到警告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定会像查理·卓别林一般在他身边跑来跑去，不断从背后踢他。不论马里奥自己写得多好，不论他受到多少瞩目，报纸和大众最想知道的仍然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关的消息；不论马里奥认为拒绝卡斯特罗和古巴有多少正当性，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从帕迪拉事件中全身而退，成为拉丁美洲左派无人能敌的文学冠军。马里奥的挫折感一定异常深刻，两人也从此没有再见面。

3月和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古巴。他针对智利政变所写的文章已经得到世界的喝彩，他必定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至于愚蠢到忽视他这样的才能。因此，他提出这位古巴领袖无法拒绝的提议。他向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提议自己撰写古巴军队远征非洲的史诗故事，这是首次有第三世界国家干预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超级强国有关的冲突。由于古巴有奴隶和殖民的历史，因此特别注意当时的非洲解放运动。而且，如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物后来都认为古巴对于推翻南非的种族隔离有显著甚至非常重要的贡献。

古巴外交部部长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提议传达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哥伦比亚人在哈瓦那的国家饭店等司令官的电话等了一个月。某天下午三点钟，卡斯特罗坐着吉普车出现，他亲自开车，让当时还带着贡萨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坐在他身边。他们往乡间开去，菲德尔就食物讲了两个小时。“我问他，”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忆道，“‘为什么你对食物知道得这么多？’‘年轻人，当你要负责喂饱整个国家的人民时，你就会去了解食物！’”如同许多人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讶异卡斯特罗对于事实的热爱，并且他也惊人地熟知各种细节。也许光是听过这位伟大领袖没有准备讲稿仍侃侃而谈的八小时演讲就可以想见，但他并没有预期到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及亲和力，不仅两人之间密谈时感觉如沐春风，即使是房间里有二三十个人时亦有相同的感受。

在这段探险旅程的最后，菲德尔说：“邀请梅塞德斯过来，然后和劳尔谈一谈。”梅塞德斯于次日抵达，但他们又等了一整个月才接到劳尔·卡斯特罗的电话。劳尔是军队领袖，他亲自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做简报：“所有顾问都在那个房间里，他以连我都很意外的方式，用地图开始揭露军事和国家机密。专家解释密码电报、译码，对我解释一切：机密地图、行动、指令、所有的一切，一分钟一分钟地交代。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他们给了我一张关键人物名单，这些人接到指示可以自由地与我交谈。我把所有的资料带到墨西哥，写成完整的叙述，名为‘卡罗达行动’”。

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文章之后，寄给菲德尔先睹为快。三个月过去，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古巴讨论，咨询过卡洛斯·拉法叶·罗德里格兹的意见之后，他做了修改，“理清重要的问题、补足缺少的细节”。这篇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发表，卡斯特罗兄弟非常高兴。加西亚·马尔克斯赢得他的革命荣耀，或者，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后来所说的，成为卡斯特罗兄弟的“走狗”。

他取悦的不只有菲德尔。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篇关于古巴和安哥拉的纪事，得到国际媒体组织的世界记者奖，这或许表示他们并不知道他有三位杰出的消息来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被理解地沉浸在他和拉丁美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的私人交谊里，他告诉记者自己不愿意谈论菲德尔，因为他担心这会让自己看起来很谄媚——然而他还是说了。而他说的话则惹恼了迈阿密以及其他地区的古巴流亡人士。

身为消息灵通的古巴革命捍卫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他的研究与自我教育。因为禁运，他也许已经放弃了书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但继续以此身份掩护了一段时间。他从一开始就了解到，人权和政治犯的问题是敌人会丢给他的重要议题，但既然尼克松和基辛格掌控下的美国已经对拉丁美洲进步运动做出毫不留情的处理，也就是以所谓的“安全方法”训练军事政权，包括刺杀、囚刑和假情报。如今他站在卡斯特罗的古巴这一边，他需要就监狱议题记下自己的想法——即使这表示他得不计一切地说服自己、认为在任何的情况下这处境都是可以接受、支持的。（在他为罗素民间法庭所做的工作中，他学到很多关于监狱管理的细节。）同时，讽刺的是，美国如今有新的领袖，清教徒似的吉米·卡特总统宣扬人权，对于这个议题似乎很真诚。因此，尼克松让加西亚·马尔克斯认清美国政府永远不会真正地改变，但卡特让他了解到，公共关系、外交、宣传如今也是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的奋斗中重要的部分。加西亚·马尔克斯深信，这些外在的反对力量其实希望古巴有政治犯，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攻击，也许他因而太过天真地相信这个国家应该把政治犯的人数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这是他在接下来几年中不遗余力的主要事务，也把注意的焦点从维持《抉择》杂志的战斗精神、捍卫古巴干预非洲，转移到国际外交上；渐渐地，随着处境越来越困难，只好转而作为捍卫古巴主权完整的后盾，如此而已。

1976年晚期，他和巴坦纳波监狱长期被拘禁的反革命犯会谈。他从名单中随机挑选了雷诺尔·冈萨雷斯。冈萨雷斯是反对派领袖，参与基督工会运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实质上是基督民主党。他在1961年遭到逮捕，被控在朗丘·波耶罗机场附近，策划以火箭筒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纵火焚烧哈瓦那的“魅力购物中心”，杀死一位名为费·瓦耶的行政人员。冈萨雷斯后来承认这些指控皆属实。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冈萨雷斯在巴坦纳波监狱会谈之后，他的妻子特蕾希塔·阿瓦雷兹联系这位墨西哥城的作家，请他协助释放她先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她的恳求感动，也看到双赢的可能性。他决心和卡斯特罗谈一谈，但见了四五次面都不敢触及这个话题。

最后，卡斯特罗带着他和梅塞德斯坐着吉普车出去兜风。归途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们有点儿赶时间，我在小卡片上记下六点我想向他提起的事。菲德尔嘲笑我对每一点的精准提问，说‘这个好、那个不行、我们得做那个、我们得做另一个’。他回答第六点时，我们正经过通往哈瓦那的一座隧道，他问我：‘第七点是什么？’卡片上没有第七点，我不知道是否魔鬼在我耳边低语，但既然他这么说，我想，‘这可能是适当的时机’，我说：‘第七点在这里，不过很尴尬！’他说：‘好，告诉我是什么。’仿佛带着降落伞跳下飞机的人，我说：‘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带着获得自由的雷诺尔·冈萨雷斯，到墨西哥和他的妻小共度圣诞，有一家人会非常满足。’我没有回头看身后，但菲德尔没有看我，却看着梅塞德斯说：‘为什么梅塞德斯脸上那个表情？’还是没有回头去看梅塞德斯脸上的表情的我回答：‘她大概在想如果我带走雷诺尔·冈萨雷斯，假如他又对革命玩弄什么卑鄙的把戏，你会觉得我搞砸了。’接着，菲德尔对着梅塞德斯而不是对我说：‘你听我说，梅塞德斯，加夫列尔和我会做我们认为是对的事，如果在那之后发现那个人其实很卑鄙，那是另一个问题！’”回到旅馆房间后，始终谨慎的梅塞德斯指责丈夫的鲁莽，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却兴高采烈。不过几个月过去了，卡斯特罗却说他还没有办法说服国务会议的同人。面对事关复杂的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冈萨雷斯必须有耐心地等待。

1977年8月，加西亚·马尔克斯首次和一位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重要的接触，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成为他重要的联系人和朋友，那个人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袖菲利普·冈萨雷斯。6月15日，冈萨雷斯在西班牙睽违四十一年的选举中当选为马德里议员，而阿道夫·苏亚雷成为中间偏右的执政党中间民主联盟的总理。传奇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热情之花）自内战后首次回到西班牙参与这场选举。8月底，身为律师的冈萨雷斯在波哥大接受《抉择》杂志安东尼奥·卡巴耶罗（编辑）、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社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编辑顾问）的采访，文章标题为“菲利普·冈萨雷斯：严肃的社会主义者”。社会党的拉丁美洲政策是在多少有点民主色彩的国家里支持所有以人民为本的政权，在非民主国家中支持解放运动：“使我们团结的目标是消除阻碍民主脚步的政权”。这篇文章并未包括冈萨雷斯对古巴的看法，但许多年后，这个问题终究在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间造成问题。

这次的采访很可能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里勾起许多回忆。虽然他对其信仰和活动有所怀疑，不过，不久他就和一些温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国际”成员密切来往，包括好友委内瑞拉总统安德烈·佩雷斯、他父母哥伦比亚的亲戚、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菲利普·冈萨雷斯自己。密特朗和冈萨雷斯都密切注意着关于阿连德的事件进展及其死亡——但想当然在欧洲的观点有所不同。1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和雷吉斯·德布雷有过一段认真的谈话，他也曾为革命派，如今考虑民主之路（他最后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旗下走上此路）。此时，德布雷自己已经是法国社会主义党的一员，加西亚·马尔克斯问他是否仍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他对拉丁美洲革命进展的看法。几乎可以肯定从这一刻开始，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离开《抉择》，寻找另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双重角色：一个出现在拉丁美洲，一个出现在欧洲。再一次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寻找布局的空间。6月初，他发表另一篇关于朋友奥马尔·托里霍斯的文章，公开地在标题中引用自己的作品：《有人写信给托里霍斯将军》。当然，这在当时和未来都足以象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问题。他到底是在写关于有权力的男人，写给有权力的男人，还是为他们而写？如同在古巴一样，他先针对巴拿马的人权问题下笔，表示自己是现实和读者间诚实的中介（正如同最后他试图一方面扮演卡斯特罗和托里霍斯之间的媒介，另一方面则是冈萨雷斯和密特朗之间的媒介）。如此这般，他刻意地发掘据称是巴拿马政治犯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托里霍斯被控参与刑囚——并作为托里霍斯政权和墨西哥巴拿马流亡人士间的媒介。8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写的是关于这位巴拿马的地方首领和美国的谈判、他所受到的生命威胁。加西亚·马尔克斯把托里霍斯塑造成“骡子和老虎的结合”，可畏的对手、高明的谈判高手、认真的人且受到民众的爱戴。

1977年9月7日，新的巴拿马运河协定终于在巴拿马市签署。巴拿马代表包括两位额外成员：格雷厄姆·格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人都使用巴拿马护照——如同世界许多罪犯惯常的作为——并全然享受这个体验，像两个大男孩，他们特别享受贴近怯懦的皮诺切特。10月，巴拿马人以公民投票通过新协定，虽然美国继续修改内容，但终于在1978年4月18日批准了修改过的协议。

1977年，随着两个男孩长大，也开始走上自己的路，加西亚·巴尔查这家人终于开始适应无法避免的分离。虽然，在某些方面而言，贾布和梅塞德斯在1974年至1975年就在两个男孩能离开他们之前先丢下过他们，但至少当时巴塞罗那还有一个家，可以让他们很自然地回去——尽管只是暂时的。如今，两个男孩要离家了，特别是罗德里戈要去巴黎上厨艺学校，贡萨罗则考虑跟着一起去学音乐。

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在等待消息，回应他针对雷诺尔·冈萨雷斯的提议。终于，在1977年12月，情况开始有所进展。在哈瓦那一场欢迎牙买加首相米歇尔·曼雷的宴会上，菲德尔·卡斯特罗走向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他：“好啦，你可以带雷诺尔走。”三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感到大吃一惊的雷诺尔·冈萨雷斯抵达马德里，他的妻子特蕾希塔很快地和他们会合。1978年1月初，加西亚·马尔克斯、梅塞德斯、罗德里戈和冈萨雷斯及其家人在巴塞罗那碰面，听他详述古巴监狱里的悲惨遭遇。随后，冈萨雷斯一家人于1月15日飞往迈阿密。后来，卡斯特罗决定该是降低和三千名受监禁反革命分子的家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时候，革命军开始和流亡组织对话，冈萨雷斯扮演关键的角色，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策略和卡斯特罗的允诺辩护。

许多年来，对于自己协助说服古巴领导人做出重要决定，释放大多数犯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此并不居功。他让卡斯特罗兄弟见到自己不只是充满善意，而且非常真诚地支持革命，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像自由派，而是更接近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如同他们的直觉可见，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渐渐地，他们互相因彼此的注意受到恭维，和菲德尔的关系从单纯的工具、政治手段，转变为近乎友谊的关系。（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对媒体坚称，他和卡斯特罗主要谈论的是文学。）

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也以没有太多重要的男性朋友为人知，只有他永远忠诚的弟弟劳尔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马努耶·皮内罗、阿尔曼多·哈特这些人。因此，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友谊非比寻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仔细回顾之下，意外的程度又是另一回事。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西班牙语世界自塞万提斯以来最有名的作家，而且还刚好是社会主义者，又支持古巴。此外，他和菲德尔年纪相当，同样来自加勒比海，而他反帝国主义的原因，部分是为了反抗邻近美国垄断香蕉生产的联合水果公司。其中一则逸闻是，1948年4月“波哥大大暴动”时，两人都在波哥大，有些阴谋论者甚至相信他们从那时就开始一起意图颠覆拉丁美洲。虽然是个伟大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唯美主义的影子或知识分子的傲慢，他的生活方式允许他继续协助卡斯特罗和外界保持联系，虽然他实际上是被囚禁于阳光小岛之中。卡斯特罗自己告诉我，对于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两人相仿的加勒比海传统以及共有的拉丁美洲使命是极为重要的基础。“而且，”他补充道，“我们都是乡下人，我们都是海边人……我们都相信社会公理，相信人的尊严。加夫列尔最特别的是他对于旁人的爱，他对人休戚与共的感情，这是革命人的特性。如果没有爱与信任，是无法成为革命人的。”

一般而言，古巴一切顺利，新的革命热诚也注入非洲。然而，一个崭新时代的曙光正要乍现。教皇保罗六世于8月6日去世，约翰·保罗一世继任，但于一个月后去世，导致约翰·保罗二世卡罗尔·沃伊蒂瓦的任命，他暗中与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结盟，两人都在他被任命的十八个月内当选，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教皇改变了对抗古巴的政治交易筹码（更别提加速了苏联瓦解）。更糟的是，从古巴的角度而言，就在1978年8月教皇保罗六世去世的两天之后，伊朗领袖实施戒严，这项行为使得他更快被推翻，进而迫使吉米·卡特总统垮台，以及右派总统罗纳德·里根当选。

1978年，在哥伦比亚选举中，左派的表现前所未有的糟糕，自由党参选人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阿亚拉当选总统，于8月7日开始任期。从一开始，《抉择》杂志对图尔瓦伊这位右派自由党就相当不友善，用漫画和文字强调他有多么肥胖，嘲弄他的招牌领结，眼镜后面空无一物暗示他没有大脑。他们希望逼他退选，迫使自由党寻找更温和的参选人，杂志不断地质疑他的动机以及他当选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抉择》杂志以不寻常的激烈手段攻击他的任期，却只发现图尔瓦伊或他所代表的力量，轻易地以更激烈、实际上更意外的方式反击。

同时，中美洲继续震荡的革命过程，吉米·卡特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显然无法决定是当裁判还是球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反抗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整年都对索摩萨独裁政权施加压力。桑地诺阵线的领袖时常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位于墨西哥城的家会面，他有时候在古巴会见桑地诺运动的共同发起人托马斯·博尔赫。加西亚·马尔克斯协助谈判协议，把三个反抗军团体结合成一个共同的桑地诺阵线，后来甚至声称是他把这些年轻革命军称为“这些小伙子”。1978年8月22日，一群桑地诺阵线的突击队员由艾登·帕斯托拉领军，占领马拿瓜的国会大厦，挟持二十五位众议员两天后，把其中四人用飞机载到巴拿马，并释放六十位政治犯，以换取其他人质的释放。帕斯托拉是“零号司令官”，八年前就已经想出这个计划。加西亚·马尔克斯马上打电话给托里霍斯，表示他希望宣传这非凡的革命成就。托里霍斯自告奋勇地让游击队暂时不与外界沟通，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抵达。他马上出发，花了三天时间在一座军营里，和这起轰动一时的攻击中筋疲力竭的领袖谈话，包括艾登·帕斯托拉、朵拉·马利亚·特耶兹、雨果·托瑞斯，并于9月初发表一篇报道。到了月底，美国强烈要求索摩萨辞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他放弃文学、选择担任政治新闻记者时，想做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艾登·帕斯托拉和雨果·托瑞斯倦极而沉睡，我继续和朵拉·马利亚这位了不起的女性一直工作到早上八点，接着回旅馆写报道。他们醒来的时候再修改，特别注明武器的正确用词、团体结构等。第二天晚上，我兴奋得无法入睡，就像二十岁第一份记者工作时一样。”那一年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抉择》杂志，他参与了尼加拉瓜危机中数次的高层讨论。

9月，就在他父亲狂热、积极于政治之时，罗德里戈因对厨艺学校幻灭，前往哈佛大学主修历史。身为这个革命家庭的一员，这似乎是个令人意外的目的地；也许是这明显的矛盾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0月向《时代报》保证，“我的家人比我的小说更重要”。

图尔瓦伊在哥伦比亚掌权之后，情况开始变得更糟糕。8月就职的一个月后，他提出安全章程以证明自己保守派的信誉，后来受到国际特赦组织严厉的批评。这几个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几位左派朋友参与、安排“人身保护令”这项人权运动。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虽然无疑是具有诚意，对于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组织也是有效的工具，他们抗议、质疑拉丁美洲右派独裁政权的浪潮——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当然，卡特辩称古巴和巴拿马政府也是独裁政权，至于桑地诺组织则希望建立同类的政权。加西亚·马尔克斯出面担任新机构的负责人，总部位于相对安全的墨西哥城，于1978年12月26日在一家大都会旅馆就任。（至于他们是否向墨西哥官方保证墨西哥本身不会成为攻击的对象，则不清楚。）在那次的会议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功地宣布古巴已经不是政治囚犯之地，他小心翼翼，不为此事居功。

“人身保护令”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拉丁美洲的人权组织，特别是为政治犯辩护，这奋斗的目标首先使恩里克·桑托斯·卡尔德隆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4年秋天结盟。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这个新组织的利器，他承担的方式就是从接下来两年的版税里拿出十万美元资助。他的朋友丹尼罗·巴尔图林曾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私人医生，他在莫迪纳官邸里陪着阿连德度过最后的几个小时，他也曾担任执行秘书。机构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代表，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神父埃尔内斯托·卡登纳尔，以及许多拥有类似才能和革新派背景的人。他们大多有反美的历史，不太可能有人想把“人身保护令”问题应用在古巴上——而且，想到智利、阿根廷、乌拉圭正发生的恐怖情形，其他人也不太可能想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挖苦地宣告《抉择》杂志打算“协助吉米·卡特总统实现他的人权政策”。他建议美国领袖应该从波多黎各开始，革命爱国者如罗莉塔·雷布伦已经被囚禁二十五年，许多罪名比她轻的都已经受到古巴政府的特赦。

1979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谒见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请他支持“人身保护令”。他在梵蒂冈图书馆与教皇会面十五分钟。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没有说，但显然他对这场短暂的会面深感挫折。他后来陈述，教皇无法想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甚至拉丁美洲异议人士的“失踪”——而不和他对东欧事物的“执迷”连在一起。接着，2月29日星期一，他谒见西班牙国王夫妇，由国家文化局音乐部主任阿尔巴公爵赫苏斯·阿基尔陪同。会面的地点在清歌剧院，他们对于拉丁美洲人权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如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重要，不只重要的左派人士如雷吉斯·德布雷和菲利普·阿杰必须见他，许多国际社会成员亦如是。被问到和皇室人员的相处与他所习惯的政治人物相比之下如何，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喔，其实他们是很自然的人，和他们谈什么都可以。至于礼仪，国王让我很安心……他们对于拉丁美洲所知甚详，我们对一些人物和景致有共同的回忆。他们一直以很真诚的感情谈及我们的大陆。”年轻的宪政君主领袖和如此重要的国际人物谈话，而这位国际知名作家上一本小说批评的却正是专制主义的权力，《国家报》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迹象。

1979年7月19日，桑地诺组织在尼加拉瓜掌权。这则新闻已经被焦虑地等待一整年，特别是从美国和索摩萨政权在2月8日断交之后。索摩萨于6月6日宣布围城状态，终于在7月19日面对现实，远走海外。拉丁美洲左派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好消息了，这一年情况似乎有好转的迹象：毛里斯·毕晓普的亲古巴“新宝石运动”在3月13日拉下了格林纳达的首相，10月27日，这个岛屿自英国独立；巴拿马运河协定于10月1日生效，中美洲以军事政变继续革命之路，于10月15日罢黜萨尔瓦多总统卡洛斯·罗梅多。桑地诺组织掌权的四个星期前，在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电话向哥斯达黎加的朋友、同事、作家瑟席欧·拉米瑞兹进行采访，他刚宣布尼加拉瓜临时政府五位领袖之一已经流亡。这两人讨论新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军事状态，哥伦比亚在不与索摩萨断交的政策下，美国可能的反应。加西亚·马尔克斯问到作家为何涉足政治时，拉米瑞兹回答：“你知道，在爱国战争、解放战争时，为了对付索摩萨这样的占领军，大家都抛下自己的工作，拿起来复枪，包括诗人。我认为自己是在战场上。”

加西亚·马尔克斯持续关注尼加拉瓜革命，也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和对古巴同样的热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尼加拉瓜没有像卡斯特罗一样的熟悉，当时他和任何领导团里的成员也没有像他和卡斯特罗一般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想必总是有着不可避免的疑虑，如同他对智利实验所表现出来的；除非一个国家如同古巴一般采用同样无情的军事和政治手段，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容忍任何一种左派政权。而且，古巴自己的回应也加深了他的疑虑。古巴人帮助尼加拉瓜，但以拉丁美洲的观点看待持续的革命，他们现在也必须对美国更加敏感，美国自己被迫接受苏维埃否决入侵古巴一事，但永远不会接受任何接近“第二个古巴”的事情发生。

这家人在夏天游遍世界各地，包括日本、越南、香港、印度、莫斯科，随后罗德里戈回到哈佛，贾布、梅塞德斯、贡萨罗继续前往巴黎，贡萨罗在此开始研习音乐、主修长笛。他的父亲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上，他受邀在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服务，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国际媒体的信息垄断。他接受朋友拉蒙·乔欧和伊格纳希欧·拉莫奈特的采访时表示，这篇文章的灵感是来自他和委员会的工作，标题是耸动的“信息战争已然开打”。这两位记者表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几乎是微服出游、几乎是秘密行动”。

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委员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6年的讨论之后，由首长阿马哈杜·马塔波成立，从一开始就出现重大的妥协，因为苏联人当然希望有完全国营的媒体，而美国人要完全私营的媒体。官方语言是英文、法文、俄文，1980年10月下旬，报告会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会。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身为“孤独的文字猎人”，他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觉得这么无用，但同样地，他也从没有学到这么多过——更重要的是，信息从强者流向弱者，是富人支配穷人的重要工具。麦克布莱德委员会的工作后来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后导致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奇妙的是，正是这个时候——苏联灾难性地进军阿富汗——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改变他的公开声明以及公开角色。较早的例子是他1980年2月25日在墨西哥城一场会议中的声明，表示拉丁美洲是无依无靠的受害者，只是美国和苏联冲突中的局外人。虽然他向乔欧和拉莫奈特高谈阔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一般而言的世界的未来，或者如他所说的针对拉丁美洲的部分还不是那么有自信——当然世界的未来不可能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回顾罗纳德·里根的选举，他公开的深思熟虑，既然里根没有他假装的那么难缠，他会在拉丁美洲证明自己神枪手的名声，“那一片辽阔、孤独的后院，我们之中没有人打算为其牺牲自己的快乐”。这证明是非常准确的预言。

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渴望回到文学。如今许多采访不断地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厌倦了近六年前自己所做出与皮诺切特有关的鲁莽的承诺。12月12日的《卓越》报道他在写一系列关于拉丁美洲人在巴黎的故事，会在皮诺切特下台的二十四小时后发表。有些人把他的“罢工承诺”解释为直到这位智利独裁者下台为止，以为他不只是停止发表，而是停止所有文学活动，对于如此解读的人而言，这样的消息令人失望。原来，他显然仍在写作，他的“文学罢工”一旦结束，作品就会像喷气式飞机盘旋世界最大城市上空等待降落般的排队出版。

他仍然不愿意承认更重要的事实是，他已经开始一本新的小说。那年稍早，他还是宣布自己已经“用光了题材”，他脑袋里“没有另一本小说”。其实，他的下一本小说显然无关政治，是重要转变的预兆。他的读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都没有了解到，他其实是在寻找爱情。世界各地都出现一股强烈的潮流，回归个人身上，与初步印象不同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抉择》杂志经历了一段了不起的努力过程，但已经遇到越来越多的财务困难，特别是图尔瓦伊掌权之后，政府施压阻止广告刊登。到了1979年年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杂志负责人继续用自己的资源补助，但1980年3月27日终于关门时，桑托斯·卡尔德隆和桑佩尔回到《时代报》，那些和波哥大的机构没有关系的人开始寻找其他的谋生方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自由地重新考虑他的政治和文学选项，计划下一个阶段的事业。

1973年9月11日，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捍卫莫迪纳官邸，阻挡反抗军。他身后是丹尼罗·巴尔图林医生，与阿连德不同的是，他逃过一劫，后来在哈瓦那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好友。

皮诺切特将军（前排，反叛军陆军总司令）与其亲信，1973年9月11日摄于智利圣地亚哥。

1976年2月，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

“菲德尔是国王”：20世纪80年代，古巴总统卡斯特罗。

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摄于20世纪70年代。

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菲利普·冈萨雷斯，1977年摄于波哥大。

加西亚·马尔克斯、卡门·巴尔塞斯、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1977年摄于波哥大黄金城机场。

加西亚·马尔克斯、康斯薇洛·阿劳侯诺葛拉（“贾西卡”）、基耶尔莫·卡诺（《观察家报》编辑），1977年摄于波哥大。基耶尔莫·卡诺于1986年被帕布罗·埃斯科瓦的手下杀害。据称康斯薇洛于2001年被哥伦比亚革命军游击队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