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975

时序来到197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三年多，小说还是没有完成；他决定释放一下写作的压力，前往拉丁美洲九个月，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再度熟悉这个属于他的世界。他自己比较属意巴兰基亚，但前一年3月他告诉阿方索·福恩马佑尔，不确定家人是否会让他回去：“两个男孩整年都在想念墨西哥，我现在才了解到，他们在墨西哥住了很久，足以成为一辈子随身带到世界各地的‘马孔多’。这屋子里唯一腐朽的爱国者是我，但我一直比较没有分量。”不过，不知他如何设法说服不情愿的家人，总之他们决定再度造访墨西哥之前，先到巴兰基亚住几个月。

因此，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月中旬抵达了哥伦比亚。在巴兰基亚下飞机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简短地微笑，并对迎接他的人群竖起双手大拇指。照片上的他穿着一整套加勒比海式服装——墨西哥“瓜亚贝拉”薄布短衬衫、皮制帆布鞋、没穿袜子——神色有些焦虑。由于在巴塞罗那的活动量比较小，加上他经常摄取淀粉类食物，发量也多了起来，如今是那个年代所流行的半黑人头，还有同样具特色的沙巴达小胡子。梅塞德斯戴着深色太阳眼镜，显然假装自己身在他处，但两个男孩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看起来既大胆又兴奋。当地媒体和广播电台派出大批人马，出租车司机从远处大叫，看在旧时的分上，只要三十比索就可以载贾布到马孔多。离开巴塞罗那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乍看之下颇为冷淡地宣称他回家是为了“排毒”，如今，对于自己的来访想到更正面的解释，并新创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说他是“闻到番石榴飘香”，一路跟着这个味道回到加勒比海。

这家人南下到阿尔瓦罗和蒂达·塞培达的家，他们如今住在市中心和绿野区之间一座豪华的白色别墅里，但有点不幸的是，塞培达本人正在纽约的医院接受一些检查。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和蒂达一起住到找到适合的房子或公寓为止。一位记者胡安·葛萨殷得到许可，在他们喝第一轮啤酒时听他们聊天。好像开会一样地，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挥霍地回来。他一生都想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为此当了数年的记者，忍受了贫穷日子。如今，他真的是个全职的“专业”作家，他希望自己再度成为一名记者，寻找信息，如此一来他的人生就完整了：“已经不在的那个角色，才是我一直渴望的。”

几星期后，一位墨西哥记者基耶尔莫·奥乔亚说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前往探望父母的途中到卡塔赫纳的沙滩上停留，和梅塞德斯、两个男孩在椰子树下休息。奥乔亚的第一篇文章专注在路易莎·圣蒂雅嘉身上，开始了她的传奇。为了庆祝长子回家，她慈爱地养肥一只火鸡：

“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杀这只鸡。”她告诉我们。接着，带着《百年孤独》里她所启发灵感的角色乌尔苏拉·伊瓜兰特有的坚定温柔，她补充道：“我越来越喜欢它了。”贾布回家时，火鸡还活得好好的，回到这个城市之后他只能满足于每天都吃的海鲜汤，路易莎·马尔克斯·加西亚就是这样的女人。她从来不在晚上梳头发，“我如果这么做的话会耽搁到水手。”她解释道。“你生命中最满意的是什么？”我们问她，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一个当修女的女儿。”

贾布和梅塞德斯在巴兰基亚租的房子当时差不多就在市郊。对于贡萨罗而言，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环境，他对此保有非常愉快的回忆。虽然父母事先安排好了学校，但两个男孩清晰记得的是一段居住异国的时光，有大蛇进入屋子里，他们搜捕鬣鳞蜥，取它们的蛋。不过，回到热带地区，被卡塔赫纳和阿尔荷纳两边的大家族和巴兰基亚整个网络的新朋友所围绕，虽然这一切都很令人兴奋，然而，这两个男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来自墨西哥城的男孩：“事实是，罗德里戈和我都是都市小孩儿，我们对乡下的世界没有什么经验。而我们的父母都是乡下来的，而且还是热带地区来的。他们在卡塔赫纳或哈瓦那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们。在其他地方时，他们相对比较拘谨。”

4月的第一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独自前往加拉加斯，他寄望重新充满自己加勒比海的电力，为新书注入活力。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段充满象征意义的旅程，回到他们一开始同居之处。接下来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旅程开始了往后越来越常发生的模式，也就是两个男孩留在家里，他们的父母环游世界，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日益递增的名声所带来的诱惑与义务。

不过，在这加勒比海上航行的二度蜜月中，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发生在这里最大岛上的问题使得这一段航行成为他政治存在中相对最不复杂的时刻。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艾贝托·帕迪拉，这位作家的诗作于1968年夏天在岛内外引发了争议风暴，并且导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愤怒地和胡安·马塞争论。如今，这位古巴诗人被控从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颠覆活动。4月5日，仍然在狱中的帕迪拉签署了冗长的声明，自我批判。

虽然有这么多的作家住在巴塞罗那，但在许多方面而言，巴黎仍是拉丁美洲的政治首都。4月9日，一群以欧洲为基地的作家安排联合署名一封抗议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首先刊登在巴黎的《世界报》，联合署名名单上包括让 - 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此抗议信真正的发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和普利尼奥·阿布雷右·门多萨（与即将出版《自由》杂志的哥蒂索罗一起负责斡旋），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联合署名那封信：普利尼奥·门多萨假设他会支持这起抗议，就帮他签了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把名字删除，但这对他和古巴的关系已经造成伤害，接着和他那些依然签署的朋友之间也建立了持续的鸿沟——这是所有结果里最糟糕的。这无疑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政治最重要的危机，未来的数十年间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造成歧见。作家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在这场文化内战中靠边站，一切不复从前，尤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之间的关系，是这场政治纷争所有影响中最高分贝也最激烈的。更加讽刺的是，就在当时，巴拉尔出版社正在准备出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于1971年12月出版），但他们之间著名的关系却缓慢而肯定地开始冷却。巴尔加斯·略萨有三十五年的时间都不允许这本书印行第二版。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亲友记得这段时期的他非常心神不宁，但仍然成功做出最冷静而慎重的公开回应。接受巴兰基亚记者胡利奥·罗卡精心策划的“采访”时，他坚持自己从来没有联合署名第一封信，声称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被恶意地断章取义，并宣布自己继续支持古巴政权；并且以他特有的举动声明古巴政权如果带有斯大林主义的元素，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如同他十年前即1961年时一样，第一个跳出来。

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应很低调，且意图像所罗门王一般取悦所有人，但却适得其反。7月10日，哥伦比亚媒体要求他“对于自己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公开说明清楚”，第二天，虽然已经比较不明显，仍然迂回闪避的他宣布：“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他大部分的朋友和同行比较喜欢的是智利的社会主义路线，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一开始就不是。对于他的行为，胡安·哥蒂索罗后来以毫不掩饰的苦涩加以批评：“贾布以他全身而退的技巧，小心翼翼地和朋友的批评立场保持距离，也避免和他们有所冲突：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有着超凡才能的才气雄略，是名气的受害者，热爱这世界所有伟大美好的事物，在全世界的层次上倡导真正或是‘高深的’ 主张。”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了一段非常独特的苦闷、焦虑和举棋不定的时期。就在帕迪拉的危机发生之前，他已经接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6月初接受荣誉学位的颁赠，这个时机实在糟得不得了。他非常清楚著名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巴勃罗·聂鲁达和一开始就支持古巴的卡洛斯·富恩特斯，两人都因为访问纽约而遭到1966年革命的驱逐。1961年“猪湾事件”的时候，他已经被许多人当成逃离将沉没船只的鼠辈，在古巴人的眼里，接受纽约知名大学的荣誉显然是美方企图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收买”他。

最后，他对外公开的说辞是自己“代表哥伦比亚”接受这个荣誉，每一个拉丁美洲人都知道，他并不支持当时的美国政权，哥伦比亚大学的立场也相同。而且他宣布，为了做决定，他咨询过公认是常识冠军的“巴兰基亚出租车司机”的意见。他虽然批评美国，但美国人仍然欢迎他；如果说此举使他建立未来和美国的关系，他明显如释重负；对古巴而言，他又回到丧失颜面的角色。虽然他的声明向世界保证自己没有联合署名那第一封信，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和这革命之岛再也没有任何的关联。

然而再一次地，幸运之神降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如果古巴暂时对他关上门，另一起争议正要爆发，并且证明除了古巴和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敏感度仍然非常准确。此事是否巧合我们无从得知，几个星期之后，一位西班牙记者拉蒙·乔欧把麦克风塞到1967年诺贝尔奖得主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面前，问他有人主张《百年孤独》的作者是抄袭巴尔扎克《绝对之探求》，他的意见如何？阿斯图里亚斯愣了一下，表示他认为这主张可能有其真实之处。乔欧把这篇独家新闻刊登于马德里的周刊《凯旋》，巴黎的《世界报》于6月19日转载。

196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成为第二位赢得诺贝尔奖的拉丁美洲人，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然而，他近年来由于接受政治上颇为争议的驻巴黎大使职位而受到严厉的批评。他发现，如今代表拉丁美洲文学的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非“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挑衅阿斯图里亚斯多年，不顾老作家对这位年轻人的作品和成就慷慨的评论。1968年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誓以这本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独裁者的新书，“教训”写出《总统先生》——这部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的作者，并教他“如何写真正的独裁者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斯图里亚斯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部分原因似乎有可能是因为阿斯图里亚斯得了诺贝尔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位赢得此奖项的拉丁美洲小说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阿斯图里亚斯显然不只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的先驱（《百年孤独》常被认为是范例之一），而且，他因为写了《总统先生》也成为独裁者小说的先驱（类似的《族长的秋天》企图成为最具权威的作品）。阿斯图里亚斯因接受大使职务这件事落人话柄，同时在辩论这方面思路并不清晰，也没有连贯性，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现在的他已经又老又病，拿他下手就好像从安全距离射杀大象一样。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决定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对世界共产主义扮演一种文学旅伴的角色，大体上他支持这历史性的运动，但不把自己和特定的组织牵连在一起，这样的角色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希望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演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危地马拉马克思主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之间的关系，很快地和所有拉丁美洲共产主义革命家里最有魅力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友善的关系。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还不知道，他将再度地从古巴政治的黄金国中被逐出，对左派的观众而言是一场完美的表演。他并没有直接为难阿斯图里亚斯，但协助挑起这些争端，使阿斯图里亚斯遇上埋伏，可以说是“大象的陷阱”。接着也有人问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也为他当代唯一真正的对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设下了一连串心理的陷阱，而这些在几年后又引发另一桩更加强烈的冲突。《族长的秋天》这本书是关于一位自我批判的男人无法忍受身边人的竞争，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人生活里，此书最后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补偿这些罪恶。

7月9日，回到哥伦比亚短短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之后，加西亚·巴尔查家族离开巴兰基亚的索利达机场前往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于7月11日抵达墨西哥首都，抱怨他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一个女孩也没见到，因为“行政权力机关”在他身边，梅塞德斯想必对于这个笑话越来越厌恶。他在首都的第一天被记者和来自《卓越》的摄影记者簇拥着，他向他们宣告这是他全世界最熟悉的城市，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记者看着他吃墨西哥玉米卷、换钱、说笑话（“我的内在很严肃但外表不是”）。年轻的罗德里戈说，他宁愿当棒球选手或工人也不要当学生，他从容的父亲说“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在摄影记者持续的陪伴下，他去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演员老婆莉妲·马塞多在圣安赫尔的家里探望他们，莉妲穿着黑色皮热裤。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车子到达时，富恩特斯大叫“抄袭！抄袭！”当天晚上，富恩特斯举办他有名的宴会，一群熟悉的墨西哥革新派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受邀参加。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有了不同的地位，且此后一生都会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之子、荣誉墨西哥人。墨西哥人永远不会忘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在他们的首都写下《百年孤独》，而不是巴黎或伦敦。这种正面宣传是掩盖1968年特拉特罗克大屠杀那些黯淡回忆的方法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好伸出援手。8月21日，他到总统官邸“松园”见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他在特拉特罗克暴动期间担任内政部部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写作和解放”。他从来没有为了1968年的事件公开批评埃切维里亚或前任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正如他从未因任何古巴的争议而批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和墨西哥都和美国有复杂的外交斗争，而且，彼此之间的外交也有些摩擦。墨西哥人被迫和美国的反共产党势力合作，但坚持和古巴维持外交通道，直到20世纪末期“革命制度党”时期尾声。卡斯特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都非常感谢他们的坚持。

9月下旬，这家人从墨西哥城经由纽约、伦敦和巴黎回到巴塞罗那，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回到工作上。他的新书出版已经四年多，他很渴望减少压力。自从1967年末的那段时间以来，虽然《族长的秋天》无疑是他主要的计划，他也定下来写阔别数年的短篇小说，除了早先1961年的《虚度年华的海洋》之外，也包括《拥有巨大双翼的老人》等几篇。这些作品以《纯真的埃伦蒂拉和残忍的祖母》合辑于1972年出版。《纯真的埃伦蒂拉》本身有很长的历史，从某方面来说回到他外公外婆在瓜希拉沙漠的神秘世界，然而，直接灵感来源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也启发过《百年孤独》中的一小段，其中讲述一名年轻妓女被迫每天和一百名男子上床。（在成为短篇故事前，这个完成的故事其实本来的构想是电影剧本，也早在1970年11月就以剧本的形式发表于墨西哥杂志《永远》）。由于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开头，有些甚至写得很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利用这些故事“为手臂暖身”，回到他未完成的小说里。

《纯真的埃伦蒂拉》故事内容一点儿也不如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回到加勒比海重新体验“番石榴味道”的作家会写出来的作品，乍看之下，也的确比《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故事粗糙、基本、神奇（海洋、天空、沙漠和前哨），不过，以颇为艺术及文学的方式，仿佛先前那些故事里奇异的元素不知为何地被应用在一个实际的地理脚本里，仿佛“马孔多”和“村庄”是真的，而瓜希拉（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见过）是一个神奇与神话的王国（相比之下，波哥大与其附近高地则是充满魅影和威胁的妖怪之地）。讽刺的是，虽然评论家的意见两极，这些故事却使人联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的先驱，也就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最令人生厌的故事，如《利达·萨尔之镜》。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族长的秋天》，第一次很确定自己会完成。已经没有任何的借口了，他已经休过假，也无处可逃，就算是内心也一样。“帕迪拉事件”发生还不到六个月，当初在科塔萨尔法国南部家里的宴会开始讨论这个议题已经经过一年，第一本以“文学爆炸”为主的杂志《自由》已经在巴黎出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接受了第三期《自由》杂志编辑普利尼奥·门多萨的采访，无疑地，在古巴会受到缜密的审视。

10月，阿连德派驻巴黎的大使巴勃罗·聂鲁达获得1971年诺贝尔奖，传统左派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手下受到围剿的智利人民联合党政府都受到鼓舞。记者形容看来很脆弱、带着病容的聂鲁达被问到他是否可推荐其他拉丁美洲人得这个奖项，他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西班牙文最优秀小说之一的作者”。在奖项正式宣布之前，聂鲁达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邀请他和梅塞德斯第二天晚上到巴黎参加晚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然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因为他害怕飞行，但聂鲁达使用他有名的策略，用听起来好像要哭出来的声音恳求，这对哥伦比亚夫妇因而觉得有义务成行。等他们抵达的时候，获奖消息已经宣布了。和他们一起在聂鲁达家用餐的有：墨西哥壁画家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有人怀疑托罗斯基是他暗杀的，不过他当然也曾经尝试过）、智利画家洛卜多·马塔、最近从古巴被驱逐的豪尔斯·艾德华、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这位刚从玻利维亚的监狱获释后回到巴黎，紧接的一段时间和智利的阿连德政权关系密切），以及伟大的摄影家亨利·卡提尔·布列松，这是一场政治上诸多挑战的晚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的话。

12月，巴尔加斯·略萨所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由巴拉尔出版社于巴塞罗那出版。来自那个年代的朋友形容这两位作家“情同兄弟”，他们的共同点比乍看之下还要多：同样经历过童年“家族罗曼史”特别痛苦的版本；和后来才认识的父亲之间都有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十岁前以为自己的父亲已经过世）、攻击他们的人格、质疑他们的文学使命；两人同样受到宠溺，是书呆子，一生中最初、最重要的年代都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同样离开早年舒适有安全感的家，前往疏离、严苛的寄宿学校就读，并且很早就有熟悉妓女以及其他社会底层的经历；同样在早熟的年纪就担任记者，接着前往巴黎，最终待在同一家旅社，只不过时间有所不同；同样都对朋友很好，他们认识的时候都强烈支持古巴革命，差别只在于年纪较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在支持古巴的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困难，而巴尔加斯·略萨最艰难的时期尚未来到。他们当时虽然很亲近，但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读过马里奥所写的这本关于自己的书：“如果有人让我看我作品中的秘密结构、来源，和我写作的原因，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些，我想会使我无法动弹，你懂吗？”

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聚在一起，是这位年轻的秘鲁人于1967年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时。如今，时序来到197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这个奖项的第二位获奖人，他的反应凸显了这份特殊友谊中巨大的鸿沟：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把奖金捐给支持古巴革命的运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决定把他的奖金捐给不同立场的委内瑞拉政党“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此政党由一位曾为共产党的朋友泰奥多罗·佩科夫所领导。如同佩科夫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服自己，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也不关心拉丁美洲真正的需要与利益。卡门·巴尔塞斯曾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到加拉加斯，她告诉我：“虽然我们坐的是头等舱，一路上都在喝酒，但那是一次漫无止境的旅程。贾布已经知道他要把所有的钱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和佩科夫，一路上都在担心马里奥的言辞里最细微的细节。他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这位委内瑞拉人很惊讶地见到一名头顶黑人头的男子。这位穿着开襟夏威夷式热带衬衫、灰色长裤、白鞋、没有袜子的男子悠闲地走上加拉加斯“巴黎剧院”的讲台上接受颁奖。回忆到巴尔加斯·略萨拒绝捐出奖金给拉丁美洲的武装奋斗，拉丁美洲人都在猜测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如何处理他的现金。颁奖仪式后，他马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宣布自己已厌倦贫穷，会向加拉加斯认识的人或巴塞罗那的卡洛斯·巴拉尔“再买一艘游艇”，这成为他最有名的俏皮话之一。梅塞德斯没有和他一起搭机前往，她稍后才和费度其夫妇一同抵达，同样目睹这场表演的还有十二岁的儿子罗德里戈，以及两位和他同名的人，父亲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及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幺弟最近才娶了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平原的女孩蜜丽安·贾尔松。贾布邀请他们到加拉加斯度蜜月，配合他接受加列戈斯奖颁发的时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不请自来，这三人组拜访了十四年前贾布和梅塞德斯度蜜月的地方，一起投宿同一家旅社。蜜丽安还记得：“埃利希奥的父亲被安置在旅馆的另一栋别馆，很不甘愿地向经理抗议：‘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他是我儿子。’ 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几点下去吃早餐？’”

可以想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儿子在这巨大而尊贵舞台上的应对并不以为然，但完全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第二天早上，贾布带着他那张两万两千七百五十比索的支票、儿子罗德里戈和弟弟埃利希奥，因为埃利希奥已经和《时代报》安排好，要针对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奖颁给他哥哥一事，撰写一系列报道，同行的还有两位有特殊待遇的记者、一位摄影记者、一个大袋子。他们前往一家加拉加斯的银行，在那里把支票换成现金；然后，他带着袋子、现金和身边这群护卫到“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总部，把钱交给党主席泰奥多罗·佩科夫，他的“多年朋友”。他解释道，“迈向社会主义运动”是拉丁美洲所需要的一个崭新、年轻的运动，和共产党运动没有关系，也没有既定的路线或信条。

批评自四面八方涌入，远近皆有，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家人。“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却有很大的争议。大部分的左派人士认为他是“异教分子”，右派把他冠上“颠覆分子”的头衔。虽然最后透露这笔钱其实是特别要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杂志，不是给他们的游击队，但到了8月下旬，连莫斯科都开始叫他“保守分子”。有人发现他的父亲通知加拉加斯的媒体，说他的长子“很狡猾——从小就是如此，总是编造故事”。不过，比较困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应该是他回到欧洲时来自巴勃罗·聂鲁达的批评，这位智利人是长期的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同。他们再度碰面时，聂鲁达告诉他自己能理解他的行为，但此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分裂远比为了“迈向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做出的善举来得多。也许是在那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应用他自己制定的原则——永远不要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团体，包括莫斯科阵线的共产党，因为此举只会带给他们的敌人安慰。

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他于8月中旬飞到纽约，探望正在纪念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老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非常害怕医院和死亡，这个经历只是更加深了他对于这个伟大城市惊人的无情印象。一个星期后他回到巴塞罗那时，写了一封信给塞培达的妻子：

蒂达：

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你，而且我无话可说：大师想这么向我保证，他让我相信他根本没有生病，而是热衷照顾我。我觉得他非常的苍白，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但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因为休息一个星期后，他恢复了许多，这星期之中我们只有聊天和吃饭。我警觉到他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声音，但他说服我那也是因为放射线治疗的缘故。的确，他使用减充血药膏之后，我读了处方，他开始在几天内恢复声音。我没办法和他的主治医师讨论，不过我和我其他的医生朋友谈过，他们认为某些淋巴癌这六年来已经可以治愈了！

大大的拥抱，贾布

然而，他再次因为中断了《族长的秋天》而觉得丧气，但也不太愿意回到这件工作上。没过多久，阿雷翰德罗·欧布雷贡打电话告诉他，事情已经没有希望，塞培达快死了，此时普利尼奥·门多萨和他一起在巴塞罗那。经过一天的苦恼，加西亚·马尔克斯买了一张机票。门多萨回忆道：“但他没有去。他去不了。他的勇气和膝盖都不足以让他前往：在家门口，他手上拿着行李箱，出租车从街上朝他驶来，他却好像眩晕一般。他没有去机场，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躺下。梅塞德斯在厨房里告诉我这件事，身旁的洗衣机仿佛人一般地呻吟叹息着。‘贾布一直在哭。’我很惊讶。贾布在哭？贾布关在房间里？我从没见过他阿拉伯的脸庞（如同我家乡会说的）有一滴眼泪。只有老天爷知道他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1972年10月12日是哥伦布纪念日，阿尔瓦罗·塞培达于纽约去世。虽然在各方面都反复无常，而且对美国有深深的渴望，但塞培达却是巴兰基亚团体里唯一一位没有长久离开巴兰基亚的人。（阿方索、赫尔曼、阿尔瓦罗都出现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之中，他们全都出现在《百年孤独》 里，书中预测阿尔瓦罗会最先去世，接着是赫尔曼，然后才是阿方索。）两天后，他的遗体运回哥伦比亚，欧布雷贡和胡利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守灵到15日的早上，灵车由一大群哀悼者护送到巴兰基亚的永眠花园。几个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封信给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回顾塞培达之死：“唉，大师。要这么说真是一件他妈的痛苦的事。我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处在这个既灰心又气馁的可怜处境下，生平第一次找不到出路。我对你说这些事，因为我认为，对你说对我有帮助，也许我对你说，也会对你有好处。贾布。”

第二年，聂鲁达去世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波哥大的记者：“去年我的好朋友阿尔瓦罗·塞培达之死对我的打击之大，我才了解到自己无法面对失去朋友。‘去他的，’我想，‘如果我不正视这件事，下次如果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再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死去的会是我。’”的确，纵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越来越有名，他仍然努力地探视与病魔搏斗的朋友，他的哀伤当然也是真切的。但同样真切的是，他和塞培达以及所有巴兰基亚团体的成员亦已渐行渐远，1971年拜访这个城市只是更强调了这一点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其他人更深刻地念旧，但早在人生早期就学会如何抵抗。如今，塞培达之死为他巴兰基亚的时期画下明确的界线。

随着朋友的亡故而来的是一个黯淡的秋天。11月7日，有则不祥的新闻说，理查德·尼克松获选连任为美国总统。同一个月，阿根廷前任总统胡安·庇隆在离开十七年之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起先的兴奋终究演变成灾难；萨尔瓦多·阿连德必须重整他的人民团结党以终止智利一波波的罢工；巴勃罗·聂鲁达的癌症迫使他辞去智利驻法大使的职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场看着这位老共产党诗人最后一次启程回到南美洲，从此天人永隔。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非常沮丧的情况下继续写着《族长的秋天》，但也奇妙地带着复苏的活力。阿尔瓦罗·塞培达的死让他更清楚地体会到生命的短暂，也许了解到拉丁美洲的时事只能从眼前飞逝时，他不想待在欧洲。在西班牙一切都停顿了下来，大家都在等待佛朗哥将军断气。这个政权显然气数已尽，但尽头却还要等很久，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快完成小说里的那个“独裁者”的消逝一样久。6月8日，独掌大权三十四年后，佛朗哥指派路易斯·卡瑞罗·布朗哥上将为总统。1973年5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告诉记者他完成了《族长的秋天》，不过要先放一年或更久的时间，“看到时我是否还喜欢这本书”。在他无动于衷的表面下——这位作家显然并不在乎他的书是否出版，当然也不会回应来自出版商或读者的压力——显然对小说还是抱着同样的不安，自从1971年末期从巴兰基亚和墨西哥回来之后，他就很努力地处理这样的心情。

《百年孤独》之后的第一本书应该是小说，这是典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先知灼见，不仅在名声和权力完全吞噬他之前就正面处理这些陷阱，也早在中年和老年来临之前就已经预见，并且早已麻木。不过，不可能以简单的逻辑讨论《族长的秋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他的作品都不及接近本书的复杂性，也许刻画最佳的是此书诗意描述的诱人美女与其主题的丑陋。实际上，这件作品的诞生有其奇妙的历史自相矛盾之处。《城市与狗》《克鲁兹之死》《跳房子》这些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了拉丁美洲风潮，但说穿了大多只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伟大的欧洲和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更新版本，如《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曼哈顿中转站》《达洛维夫人》，或《押沙龙，押沙龙！》。然而，使拉丁美洲风潮具体化以及神圣化的小说《百年孤独》中，其错综复杂及现代主义的表现程度似乎比起其他小说相对较小。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尚未发明的年代，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时讲的是“时代倒置”，因为显然很清楚易读，即使是只有些许文学素养的人也容易理解。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接下来需要写一本更接近典型拉丁美洲风潮的小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本书的目标读者群，也就是那些有经验的读者而言，他们可以马上很清楚地看出《族长的秋天》里具有乔伊斯以及伍尔芙风格的片段。在这个时刻，大多数其他作家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刺激，从典型拉美文学风潮的风格转向创作更透明的“后现代”作品，如同《百年孤独》所应该代表的。

新小说历经许多版本。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名没有受过教育的拉丁美洲士兵，他来自一个没有命名、拼凑而成的国家；他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却仍然取得政权，图谋以独裁统治他的热带国家两个世纪。对读者而言，他们所知此书描述的是一位“独裁者”，这穷凶恶极的主人公不但孤僻又有权力、既多愁善感又野蛮。虽然他显然迟钝到愚蠢的地步，对于权力却有非比寻常的直觉，对于其他人的动机也有直觉性的见解；但是女性，包括他亲爱的母亲，对他而言仍然非常神秘。加西亚·马尔克斯告诉采访者自己的领悟，亦即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赢得他的战争，就会成为这位独裁者；也就是说，如果哥伦比亚的历史可以重写，19世纪赢得胜利的会是自由党，而非保守党。为了让他的主人公维持神话般的力量，他决定他不该有名字： 只有“独裁者”（他的属下则以“将军”称呼他）。颇为惊人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他对此人物的刻画是相对同情的，因为“从底比斯国王克里安以降，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受害者”。他坚持，不幸的事实是拉丁美洲历史的发展并非如人民所愿：大部分的独裁者来自平民阶级，从未曾被他们所压制的人民推翻；并不是神话战胜了历史，而是历史本身被当成神话解释。他认为展现这样的过程是文学的基本目的，但他并没有打算提供更多的启发：“这本书的政治样貌比表面上复杂许多，我不打算解释。”

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书中两个中心主题，亦即权力与爱情这对复杂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利用它们之间的回忆、怀旧、孤独及死亡等共同特色，在这本新的小说里不但改变，也加深了他的处理方式。权力和爱情、对权力的爱、爱情的力量，这是人类经验的中心样貌，是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和文学中特别强烈的要素。

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加勒比海国家，哥伦比亚（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波哥大）似乎是其邻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海岸区本身。在这方面，这无名的国家类似由约瑟夫·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1904）书中，或是西班牙拉蒙·马利亚·瓦耶 - 殷克兰在《暴君班德拉斯》（1926）中所发明的国度。书中对于拉丁美洲独裁者残酷以及暴力的刻画，特别着重在他的“秋天”，也就是政权的晚期。

这本书的故事情节所横跨的是一个不可能的时代背景，延伸大约两百年的时间，大约从18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叙述借由回溯拉丁美洲历史的脉络前进，直到独裁者秋天的“迟暮之年”，“美国佬”把大海据为己有，紧接着的是他的死亡，随之而来他政权的结束（冬天及腐烂）。在主人公所居住的世界里，教会和美国佬不断争夺权力，“人民”本身完全处于被动；小说里没有历史、没有真正的时间变迁，也没有真正的社会或政治的参与或互动，因而也没有辩证式的进展。然而，独裁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许才是小说的中心焦点。也许可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原本企图表现的是小说结束时应把作品从独裁者交给人民，他写人民的喜悦，似乎原本的意思就是喜悦而非讽刺。

在更为个人的层次上，独裁者在世上最亲密的关系对象是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他的妻子拉蒂希雅·娜萨雷诺曾是修女，是他绑架来的，他也许也谋杀了她。他追求但从未到手的是选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兹；诡异的是，他唯一成功的情爱关系是他衰老时和一位十二岁的女学生的情谊。在男性这方面，他有一个双面、公众的面孔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尼斯，他只有一位好友罗德里戈·阿基拉尔；还有后期一位邪恶的天才，即光鲜的安全部部长何塞·伊格纳希欧·萨恩兹·巴拉，类似20世纪70年代在这本小说正要完成之时，在智利和阿根廷军事执政团的顾问样貌。这种关系结构顺应西方神话里典型的模式。

然而这是事后诸葛亮。读者无法抵挡的体验是不确定和迷惑感。小说的整个角度、结构，甚至年表，是由一连串什么都不确定的叙事手法的不确定所决定。也许可以说，独裁者是否控制“他所有的权力”这永恒性的两难也许正是小说中最反复而令人迷惑的一点儿——因为事实上是他的观点（同时愚蠢而轻率、虚伪而图私利）无限的放大——由一种三方摇摆所支配：也就是第一，古典启蒙观点中认为人类意识是理性一致的主体；第二，较为马克思观念的阶级支配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是现代主义的观点）；第三，福柯式的观点，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与认知有关，永远都要抗拒，但不可能战胜，即使是最“有力”的能力都无法控制（当然这是后现代的观点，事实上主宰了小说）。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历史的观感非常黯淡，接近在历史上由马基亚维利首先立论、莎士比亚所不断阐释的，在这件作品对于人类、权力和影响的愤世嫉俗观感中，我们发现自己被迫考虑可供使用的权力，“有人必须这么做”。他完成这本书之后随即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关系，一位曾经是社会主义解放者，后来成为拉丁美洲的政治人物，也有潜力成为拉丁美洲最持久、最受爱戴的一位“独裁者”。

小说的句子非常冗长：第一章只有二十九个句子，第二章二十三个句子，第三章十八句，第四章十六句，第五章十三句，第六章只有一句，因此，全书显然只有一百个句子。前面几章的第一页由三或四个段落开始，像管弦乐正在调音，随后越来越长。叙事人称不断转变，从第一人称（“我”、“我们”）到第二人称（“将军大人”、“我的母亲”等）到第三人称（“他”、“他们”），但是第三人称几乎总是在另一个声音之内。身为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几乎是绝对的缺席，然而，却没有一本小说比此书更由他典型的文学声音所支配。每一章以他一如往常执迷的殡葬事宜开始，虽然读者不确定找到的尸体是否真的属于暴君——或者实际上如果是的话，他是否真的死了。因此，所谓的“我们”——找到尸体的我们——经由每一章第一页几个短句，加上发现尸体时不同的细节，以回顾的方式回想起一个世界，之后叙事钻进迷宫或旋涡般的片段回顾“他”“将军”的人生，逐渐化成自传式的“我”，在位之人。如同所有现代主义的作品，迷宫同时是主题（人生），也是技巧（穿过的路径 / 方法）。

很清楚地，《族长的秋天》是描绘一位执迷、孤独的独裁者，由一位孤独的作家执迷地写下。然而根据作者，许多评论家感到愤怒的是他居然以温和、同情的角度描绘这个可怕的角色，但这些评论家对于这本书真正的内涵却很迟钝。因此，1975年12月在墨西哥城，小说完成将近两年，出版数个月之后，挫折感很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他的评论者毫无例外地都只“肤浅地”读他的书，并且完全出人意料地为此书的含义提供了诠释。他坚持这是某种自传：“几乎是个人的告解，一本完全自传类型的书，几乎可说是一本回忆录。当然，写出来的是一本需要加以诠释的回忆录。不过，如果读者看到的不是独裁者，而是一位对于自己的名声非常不安的作家，那么有了这个线索之后，你可以读到此书真正的含义。”

乍看之下，这是非常惊人的主张。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人尝试以之前这部经典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作品，外界以为他在受到压力时也许创作会期望迎合大众；然而，《族长的秋天》却以十分丑陋的方式描绘一位十分丑陋的人物。虽然这位独裁者在某些方面受到宽容的对待，然而，他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厌恶的角色。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敲锣打鼓地向媒体宣告自己其实写了世界文学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自我批评的作品之一，相当于卢梭《忏悔录》的小说版，以此尝试震撼国际上的中产阶级？在某些方面，作者和男人、女人以及世界之间整体的关系和他丑陋但可悲的创作，是否有类似之处？如果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认为，他是否只是在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更充满不幸尸体和危险关系的世界里，用自己作为例子；或者，这只是单纯私人的、因而独特而强烈的自我分析？考虑到这自我描绘如此严酷枯燥，在他如今展望未来之时，他在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晚期怪诞、贫瘠的停留，很快地转变成对于过去的自我分析、自我承担的忏悔，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写《族长的秋天》也许在某部分是他企图让自己在道德上符合现有的名声，也试图展现他在文学上拥有应得的名声（虽然讽刺的是，许多读者将这明显的抱负结果视为自以为是的傲慢和自满的证据）。

独裁者的“第一个死亡”也许很可能是暗指1967年，《百年孤独》的那一年，当“真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消失在名人和神话的光环背后；也许他描述的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告别默默无闻、正常生活、个人隐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失败危机以滑稽的讽刺变成70年代名声和成功的危机，这也许同时也代表他自己的意识中对青春的告别（《百年孤独》出版时他刚满四十岁）。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提早开始省思老年，因此把自己的中年危机提前，比任何人都早开始他自己的“秋天”，因而把自己在巴塞罗那的中年危机和声望危机混杂在一起，完全不令人意外。也许在将这些教训全都融入这部噩梦般的作品之后，他会把名誉和影响运用在好的那一面，就像全盛时期的独裁者一样，变成“他所有权力的主人”，只是他是有意识且善意地作此改变。

也许，加西亚·马尔克斯突如其来的名人地位真的导致另一个分裂的人格，他从少年时期就迫切想要与之合而为一，这种挣扎的蛛丝马迹在早期的故事中清晰可见，并且，也许可以推论，《百年孤独》的完成战胜了这样的挣扎。但也许他解决了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后，却发现如今要面对另一个： 一方面是他后来称为秘密私下的自我，另一方面是他的公众自我，两者之间的分离。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引发一个可能性，人们在每一章节开头所发现的尸体可能根本就不属于独裁者。如今他也成名了，如同那暴君一般，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在媒体上面对自己的代表，“他完美的替身，看到自己处于如此对等的状态真是羞辱，天杀的，这个男人是我”。至于暴君的“分身”，他正式的分身或公众形象，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尼斯，“他已经认命，要永远过着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命运”。但，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真的那一个”和“分身”两者都是他。一开始，独裁者觉得很难适应人民、媒体，或后来官方政府选择叫他的新名字（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许多标签名字：“贾布”、“马孔多的主人”、“魔法师梅尔基亚德斯”等）。不过，不论他如何因为分身确实多重的存在感到为难，他永远不像身边的人那样混乱。

如此这般，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本书时，自传性的元素凌驾一切（特别是他自己身为独特名作家的境遇），这本书似乎是关于一位男人，这个男人是他极端的反面，因此，独裁者慢慢地变成他，就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在《百年孤独》里变成他一样；只是，如今他是真的挖掘人类存在最黑暗深处并深刻地反映在他自己的灵魂上。独裁者，那就是我：一方面是名声、魅力、影响、权力；另一方面，孤独、欲望、野心、残酷。不用说，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写这本关于权力和名人的书，在他真正开始体验这些现象的许多年前，于他自己人生的际遇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讽刺。无论如何，等他开始对这个主题做最后的进击时，他自己也已经是有名又有权，他也很孤独，他也是“他”，那“另一个人”，那被渴望的对象。他所创造，但决心嘲讽并揭穿（但在别人身上他可能总是羡慕以及渴望）的文学恶棍是他自己所成为的一种现象。

1971年接受胡安·葛萨殷的采访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爱情与权力的主题连接起来，坚持他所有的角色在某种层次上都带有自传色彩，他宣布：“你知道，老朋友，对于权力的胃口是来自对于爱的无能。”由这个声明中可以开始追踪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有小说中隐藏的关联，这个蛛丝马迹帮助他的读者走出由他的作品所创造出的错综复杂的道德以及精神的迷宫。也许一开始，随着他感觉自己的潜力逐渐增加，他开始幻想自己可以全部拥有：他可以得到权力，也可以因而被爱。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70年代初期发生了声望危机，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具有绝佳自制力、绝佳语言潜能，以及绝佳心理透视力的男人（除此之外还拥有私密劝说的惊人力量，对于亲密、非公开活动具有惊人的能力）突然发现自己任由他人摆布，而且常是公众领域中较没有才华的那一群——评论人、记者、经纪人、出版商、跟班。他也曾经享受过记者的权力，如今却仰赖记者的恩泽。他成了自己无法完全控制的一个形象、一件商品。难怪卡门·巴尔塞斯对他变得那么重要：在许多方面，她是他的“经纪人”，不只是和出版商安排他的合约。无疑地，她帮助他了解到在人类能力范围所及之内，成为“他所有权力的主人”的可能性。

因此，也许如同“独裁者”一般，他决定掌控那个公开的自我形象，成为另一个自我（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但现在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形象）。他不再如过去八年一样抗议自己的处境，而是承担这个有名气的自己，利用他的名声超越竞争对手，成为一个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不只来自他经由写作的孤独行为所带来公众的成功，也来自他私下、幕后的才华洋溢以及诱人的力量。

不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详细描绘中看起来有多么的残酷，这位独裁者是位政治天才，理由非常简单：“他能看穿别人，别人却无法猜透他。”虽然自我封闭，但独裁者“非常清楚自己看透他人现实和未来的能力”。他的耐心惊人，且最后总是胜利，就如同最后——正如他难读又显然不可缺少的顾问萨恩兹·巴拉所言——“在那迷惑他的黑曜石墙上，他发现自己多年来所寻找微不可见的裂缝。”这景象是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总是想要“胜过”所有人，亲友、妻子、情人、事业竞争对手（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乃至全世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否成为唯一一位——属于他自己的人、他外公的形象——他没办法、不敢，甚至不想胜过的男人？

这本小说的读者通过与独裁者勉强共存，终于学到——说是事后诸葛亮也好——人生无疑是不可能了解的。尽管有我们所有的幻影和我们所有当代的相对性，但还是有某些道德“真相”。他们联结的不只是宽容和怜悯，也联结到权力、责任、孤独、承诺，以及最后还有，爱情。也许，这些人性问题彼此之间复杂的关系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在成名之时所学到的一课，也是他非得成名才会学到的——更确切地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许只有有名有权的人才能学到——纵然随着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增加，如同独裁者他自己，大多数经此学习过程的权力人物继续成为更卑劣的人物。这引致一个偏激的可能性；大约1972年和1975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接受关于政治和道德的采访，这是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学到过去那个旧的、仍然相当单纯和“天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决心变得更好、做得更好，如今，名声已经让他看清真相。

至于现在的读者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爱情的关联时会微微一笑，并想到《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重现于几千万本小说封面上那个睿智而会意的表情。然而，不论是《族长的秋天》或其他的书里，他处理爱情和性爱的方式奇妙地粗暴又令人清醒。独裁者对于女性的态度极为粗糙又缺乏想象力，只有两个例外：选美皇后曼努耶拉·桑切兹，他从远处视这位难以得到的女人为偶像，但从未认识；另一个极端是十二岁的女学生洛丽塔形象，他已经衰老之时还想诱惑的对象。然而，他唯一爱过的女人显然是他的母亲。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路易莎·圣蒂雅嘉之间的关系是这本小说的关键吗？曼努耶拉·桑切兹是否代表他错误地追求仅存的外在魔力？拉蒂希雅·娜萨雷诺是否代表所有妻子的命运（梅塞德斯是拉蒂希雅其他的名字之一）？这本书里一个祖父也没有，这一切是否也代表另一层意义，他的黑暗面试图压抑他的父亲？因为独裁者认为自己是自我产生的：

……他认为没有人是任何人的母亲，只有他的母亲，只有她。这样的笃定即使对他而言都似乎有据可依，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没有父亲的男人，就像历史中最著名的暴君一样，他唯一知道的亲戚，也许他唯一有的亲戚，是我的心中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学校的教材把她没有男性来源就怀胎的奇迹和梦中的出现归因于他弥赛亚命运的奥妙关键，他宣告她为大地的女族长。

看来平凡而深切的真相，是男人希望妻子是他们的长期情人，但当他们找到妻子的时候，他们其实真正想要的是母亲，同时也继续想要其他合于理想的情人。独裁者和拉蒂希雅·娜萨雷诺刚在一起的时候，她每天让他坐下来学习读写，他每天下午裸身在她的蚊帐之中，她像婴儿般帮他梳洗穿衣。因此，一半的男人进行的是压制、强暴明显被认为比他“年轻”、低下、从其他男人身边夺来的女性；另一半的男人希望像孩子或婴儿一样被同样的女人对待，甚至是比他在先或是高他一等的女性——因为再一次地，平等和民主的互动被认为不切实际，甚至（因为不刺激）不被渴望。在这本书还有其他作品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少用“性”这个字，以致对于爱情的意义、性与爱之间的关系永远模糊不清。显然唯一肯定的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可以有的爱是母亲对我们的爱，无论我们有什么缺点或做了什么坏事。然而如我们所知，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早期连这样确定的爱都未曾得到。

在他生命尾声之时，独裁者记得的很少，“他甚至无法分辨出声音的幽灵对话”，在这所有老年的迹象中，他仍然妄想有性生活，因为爱情永远地摒弃了他，因此，他的下属从国外带女人给他，但还是没有用，因为他仍然喜欢工人阶级妇女，她们总是让他又开始唱歌（明亮的正月的月亮……）。最后，在小说结尾之处，他想起自己毕生致力于遗忘，“遥远的童年第一次是他自己的影像在冰封的不毛之地颤抖着，以及他的母亲班迪西翁·阿尔瓦拉度的影像，她偷了垃圾堆老头儿的山羊内脏当作午餐”。如同《苦妓追忆录》提醒我们，童年的经历不一定是辩白的理由，但也许可以作为解释。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73年后期继续修改这本小说，一直进入1974年；不过，这本书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得开始计划未来。他是个孤独的作家，和一个孤独的主人公一起，关在孤独的矛盾之中，但同时和世界进行着无止境的对话，谈论关于他的孤独、他最具共同性的议题：政治。对于报纸读者而言，这是一幅诡异的景况，至少可以这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成功地对付这个努力，没有在国际之间丢自己的脸；然而虽然成功地面对，这样的经验使他成为更为强韧的文学和政治动物，给他更厚的脸皮，用来面对他的才华和名声带给他的几乎所有的挑战。

1973年早春，他和梅塞德斯从巴塞罗那前往巴黎参加塔奇雅的婚礼，她和查尔斯终于在3月完婚——那时他们的儿子胡安已经八岁——住在1956年她流产时住的医院对面；后来搬到巴克街。她回忆道：“加夫列尔是我婚礼的伴郎，我的妹妹艾琳是主伴娘。加夫列尔也是我儿子胡安的教父。我本来希望布拉斯也来参加婚礼，如果他来就好了，但他一点儿也不可靠，又无法预测。”除了分手的方式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之间恐怕也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然而，对于一个不断坚持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家，她仍然是非常丰富的参考对象，象征没有选择的那一条路，婚外的关系，成为一夫一妻制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那一年稍后，正当他在《族长的秋天》最后阶段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接受另一项重要的国际荣誉纽斯塔奖，由杂志《海外书籍》与俄克拉荷马州大学联合颁发。他把加列戈斯奖的奖金捐给“迈向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事发生的六个月后，仍有美国的机构决定颁此奖项，实在令人意外，也的确值得赞美。在俄克拉荷马州草草敷衍的表演，尽责回报银制老鹰羽毛奖座和支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洛杉矶和旧金山与家人一起度过短暂的假期，接着到墨西哥城，这家人在此度过夏天。他们非常兴奋能一起回到墨西哥，在罗德里戈和贡萨罗真正的故乡和朋友相聚。他们在因马尔科姆·劳瑞的《火山之下》而得到恶名的美丽度假圣地库埃纳瓦卡郊外，买了一栋摇摇欲坠的乡居，购得的价格其实很便宜，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花园，靠近他们的老朋友维森德和阿尔碧塔·罗侯在别墅区那一边的家，可眺望山景。这一次，不像他在巴塞罗那市外差点买下的乡居，加西亚·马尔克斯径自进行交易。他到公立公证处去注册地产时，隔壁办公室的员工全都拿着自己的《百年孤独》请他签名。加西亚·马尔克斯得意地说：“我是资本家，我有一栋房产！”此时的他四十八岁。

停留超过两个月之后，他于9月9日离开墨西哥。梅塞德斯则飞往巴塞罗那，两个男孩在不乐意的状态下回到这里的学校上学，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动身前往哥伦比亚办公事。不过，他告诉墨西哥媒体，对于自己在墨西哥受到的待遇十分满意，他要去巴塞罗那打包行李，尽快回到墨西哥。他也宣布拉丁美洲非常缺乏伟大的领袖，拉丁美洲唯一真正的领袖是卡斯特罗和阿连德，其他都只是“共和国的总统”。两天后，在第一个充满劫数的“9·11事件”中，其中一位领袖丧命，拉丁美洲的样貌从此改变。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1971年摄于墨西哥市。

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在写作《族长的秋天》，20世纪70年代罗德里戈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贡萨罗、基耶尔莫·奥乔亚（墨西哥记者）、路易莎·圣蒂雅嘉（加西亚·马尔克斯母亲），1971年摄于卡塔赫纳。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勃罗·聂鲁达，1972年摄于聂鲁达在诺曼底的院子。

查尔斯·罗索夫（前排左）、塔奇雅·昆塔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女友，前排右）的婚礼，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伴郎。1973年摄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