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1970

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于1967年11月4日抵达西班牙，在马德里停留将近一个星期之后，他们来到巴塞罗那。本来只打算短暂停留，但如同墨西哥一般，这一住就是六年。由于当地的新闻媒体受到严格控管，加上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也无法以担任记者维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墨西哥城远离新闻与政治，让他写下了《百年孤独》，在巴塞罗那则让他写出另一部杰作《族长的秋天》。

对许多人而言，一位拉丁美洲左派拥护者造访巴塞罗那似乎是很奇怪的行为。长久以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声称自己因痛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所以选择回避前往西班牙。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中，墨西哥对西班牙政权最不友善，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有许多加泰罗尼亚的朋友从西班牙流亡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他自己却从墨西哥搬到西班牙，这一点儿当然颇为讽刺。对于他酝酿许久的这本关于一位更年老的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小说——对于他无助而长久饱受折磨的人民而言，这位独裁者的权力似乎永无止境——这位西班牙独裁者晚年与当权末期的凄凉处境，不可避免地成为引发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作的动力，尽管他再三否认这点。

事实上，这个决定涉及的层面甚广。他的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出生于巴塞罗那，当时崛起为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纪人之一。在佛朗哥的极权政权下，巴塞罗那仍有像巴拉尔出版社与其他已经存在，或正如雨后春笋冒出的出版社，使得此处成为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小说发展的中心。支撑这股风潮的力量也许是受到打压但再度兴盛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也或许是佛朗哥独裁政府成形所带来的经济翻转，其中最强烈的动力当属拉丁美洲小说作者的创作“风潮”，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是其中最闪亮的明星。

他抵达巴塞罗那时，正是拉美小说风潮的重要性受到瞩目之时。这虽短暂但前所未见的开阔视野定义了20世纪60年代，且成为文学最肥沃的养分。这种接受另类文学的胸襟，在当代正统拉丁美洲文学的题材以及结构之中都显而易见。而这一切都来自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与传说对当代拉丁美洲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未来可能会有的影响，不管这个未来是好是坏。

回顾过去，这股强烈的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从1963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开始，一直延续到1967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这波风潮中最优秀的一本小说。大家一致公认《跳房子》足称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因为这股风潮被视为20世纪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运动具体化、到达巅峰的时期。然而，《百年孤独》的出现完全地改变了这个观点，一下就让人明白，一部更深远，且更宏观的作品已然出现，如同一致公认的，《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的《堂吉诃德》”。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但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也几乎成为这股急速发展的文学运动的代名词；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篇幅几乎是其他作家的总和。尽管没有人直接表明，但这显然是某种异国风情、某种高贵的野蛮人、某种在文学中丑恶残忍的人神奇的变形，进而成为这流行文化与后殖民革命时代互相矛盾中作家的新形象。经过三十年的佛朗哥政权统治之后，西班牙媒体在文化与政治上都发展不足，对于拉丁美洲这股新奇复杂的新浪潮毫无准备，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接受了不少不经思考、令人难堪的采访。对他们而言，这个人和他的作品从第三世界即兴的风潮中无中生有地冒出来，不论他对这些容易受骗的记者脱口而出说些什么，他其实是个非常严肃、有着无法想象的刻苦精神、毅力惊人的作家，不屈不挠地努力了二十年才有今天的成就，也准备以同等的韧性维持此成就。不过，却鲜有记者对这一点有兴趣。这位作家依靠自己在文学上的名人地位成为公众人物，其程度也许只有雨果、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拟。

然而，他还是持续受到低估。近四十年来，评论他的人始终无法清楚看见眼前的事实：他比他们更聪明，能任意操控他们，社会大众喜爱加西亚·马尔克斯更甚于那些评论家，愿意原谅他的一切，不只是因为他们喜欢他的书，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就像社会大众喜欢披头士的原因一样，部分因为他们不受媒体的控制（如猫王或玛丽莲·梦露），披头士知道如何操控媒体于股掌之间：表面上好像把媒体看得很重要，事实上却一点儿都不在乎。加西亚·马尔克斯看起来像个平凡人，不做作，不浮夸，也不卖弄学问。他和他的读者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他能把真正的文学作品写得浅显易懂而已。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引起一股风潮。没多久，何塞·多诺索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来到巴塞罗那。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地认识了西班牙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包括了评论家何塞·马利亚·卡斯特雷、胡安·哥蒂索罗、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与胡安·马塞。此时，反对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地下势力在西班牙如野火燎原，主要由共产党的圣蒂亚哥·卡利尤、豪尔斯·塞普恩、费南多·克劳定等人物领导、整合，其他组织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早期的秘密战斗组织菲利普·冈萨雷斯则处于平等地位。在历史上，加泰罗尼亚不仅是布尔乔亚商人的故乡，也是由他们在19世纪时带动西班牙的繁荣，这里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学家、画家、建筑师的地盘，孕育出高迪、阿尔贝尼兹、格拉纳多斯、达利、米罗，以及曾居住在这里的毕加索。巴塞罗那是仅次于巴黎的“拉丁”文化摇篮与温室，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间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与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垮台时，巴塞罗那都是一座前卫城市。如今来到20世纪60年代，在政府打压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之时，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最刻苦、最具有生产力的城市开始为自己发声；然而，60年代的政治需要伪装于文化的包装之下，当时加泰罗尼亚正兴起的民族主义受到言论自由的压制，只能通过一群成分复杂的团体表达极端左派的立场，包括主要为中产阶级的作家与建筑师、电影工作者、教授、画家、媒体名人、哲学家，甚至被视为“神圣左派”的模特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西班牙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就是罗莎·雷加斯，如今西班牙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与文化策划人；当时的她是一位高挑、美丽的年轻女性，看起来就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同时也是当时“神圣左派”的缪斯之一。她的哥哥欧利欧尔人脉极广（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与西班牙时期认识的朋友一样），是当时最时髦夜店、蒙特纳街“鳍鱼”的老板，所有最美丽、最危险的前卫年轻人都在此聚会。爱穿迷你裙的罗莎当时三十几岁，已婚，有小孩儿，却有着60年代自由奔放的生活形态，在许多卫道人士眼中是离经叛道的代表，却同时是文化与时尚的象征。当时，她在卡洛斯·巴拉尔的办公室负责处理公关事宜，不过，60年代末期时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布块科学”。她读了《百年孤独》之后非常“震惊”：“我疯狂地爱上这本书，而且，我现在每次旅行都会带着，就像以前带着普鲁斯特的书一样，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这本书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我相信会成为不朽的杰作。当时，这本书简直就直接写到我的心坎里，是我的一切。我们都爱死了这本书，像小孩儿疯狂迷上什么东西一样，想要介绍给更多人。”

罗莎·雷加斯立即邀请贾布与梅塞德斯参加为他们举办的派对，介绍一些巴塞罗那前卫社团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在这里，他们认识了路易斯和拉蒂希雅·费度其这对夫妇，也是接下来三十年里他们最亲密的西班牙友人。费度其夫妇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并非加泰罗尼亚人；如同在墨西哥一般，加西亚·巴尔查夫妇主要和移民互动。路易斯·费度其是一位出生于马德里的精神科医师，拉蒂希雅则来自马拉加，当时在巴塞罗那大学读文学专业。派对结束后，他们载“贾布一家”（现在开始这么称呼他们）回家，停车后聊了很久，当场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叫他们的三个女儿“小公主”，她们和罗德里戈、贡萨罗年纪差不多，同样也成为一辈子的好友，五个小孩儿就像关系密切的表兄妹一样。

另一位早期认识的友人是年轻的巴西女子贝阿翠丝·莫拉，她是另一位“神圣左派”的缪斯；她和罗莎·雷加斯一样，在1969年时以三十岁的年纪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杜格拉斯”（她的夫姓）。如果这像法国的沙龙社会，那么这些新的女主人真是年轻得不可思议。贝阿翠丝是外交官之女，来到西班牙是因为与她保守的家人政治理念不合，靠着才能以及她的美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如果罗莎像安东尼奥尼《春光乍现》里的凡妮莎·蕾格烈芙，贝阿翠丝就是楚浮《夏日之恋》里的珍妮·梦露。）

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工作，他与梅塞德斯很快地为自己的社交生活设限。他们搬了几次家，都选在“对角线大道”北边舒服但不时髦的葛拉西亚和萨里亚区，最后终于在卡邦纳塔街上一排新建筑里一间安静、小巧的公寓安定下来，还是在萨里亚区。来访的宾客讶于他们家清新的装潢风格——以墨西哥式的白墙为基调，每个房间不同颜色的家具——这也成为他们从此之后所有住所最显著的风格。这个令人愉快的地区意外地使人联想到他们在墨西哥那自然、方便、近乎郊区的地带。他们在此住到离开这加泰罗尼亚首府为止。

他们决定把罗德里戈和贡萨罗送往当地的英国学校肯辛顿学院就读。校长保罗·盖尔斯来自约克郡，曾在剑桥攻读法律。他和加西亚·巴尔查夫妇有共同点：在巴塞罗那办学之前，他也曾住在墨西哥。身为学生中最有名气的家长，加西亚·马尔克斯爱嘲讽人的个性让盖尔斯这位典型的英国人不太欣赏：“我没有很注意到他，他当时也不是那么有名。他很好相处，但有点爱挑衅，我猜他对英国人有点反感。但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的文化呢？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在别人的薄酒莱葡萄酒里倒啤酒？……你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有大家说的那么好吗？什么？媲美塞万提斯？我的老天，是谁说的？我猜是他自己说的。”

巴塞罗那最知名的两位编辑是可畏的卡门·巴尔塞斯以及巴拉尔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卡洛斯·巴拉尔。尽管巴拉尔对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宣传不遗余力，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巴拉尔的关系那时已经注定不顺利。据说，他在1966年“错过”或“丧失”（西班牙文是同一个字）出版《百年孤独》的机会，如果谣传为真，那么，这是西班牙出版史上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相对地，巴尔塞斯无疑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也是继路易莎·圣蒂雅嘉与梅塞德斯之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她原本为巴拉尔谈作家合约，后来自立门户。“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走到哪里都碰到势利眼和漂亮女孩，跟他们比起来我就像个土包子。当然，后来我成功了，最早的客户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路易斯·戈伊狄索洛，但贾布却是那个为我冒险的人。”

有了梅塞德斯为他掌管家务（他告诉记者，“她给我零用钱买零食，就像对待儿子一样”），卡门为他打理事业与工作上的杂务，她一开始即欣然接受，后来则全心投入；如此一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掌控他的名声，专心写下一本书。他很快地了解到世界唾手可得；他打电话的坏习惯达到无法想象的境地，他可以每天随时打电话到任何一个战略据点——哥伦比亚、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西班牙、法国——与世界各地联系。在事业上，他不需要追求任何机会，不需要积极追求，也不用汲汲营营；通过卡门，世界主动走向他。尽管他需要一点儿时间调适，但他终究会习惯。

这个调适过程的一部分存在于解释（特别是对他自己）已经神化但成为“死狮”般的《百年孤独》，和他进行中的新作《族长的秋天》之间的关系。就算没有再写其他的书，《百年孤独》已使他永垂不朽，但他已经不想再讨论这本书；他希望专注在新书上。因此，他开始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厌倦《百年孤独》——就像他已经厌倦记者的蠢问题一样——最可怕的是，他说《百年孤独》是非常“肤浅”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只是因为作者的“把戏”。简而言之，他表达的似乎是自己并不是魔术师，只是一个很会变戏法的人。

就某种层面而言，他显然没错：《百年孤独》的确充满了“把戏”；不只是读者喜爱的那种《天方夜谭》式的把戏（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某些主题与铺陈写下伏笔），还有努力得来的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让这位作者远离对《家》 的专注，因而得以消弭所有终生的执着于无形——人生的执着与文学上的执着。然而在此一面的背后，无疑有更多层面的失望，甚至怨怼。如今，仿佛这本书夺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家、那个过去。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但他不一定想了解到这一点。

另一个让他不想再讨论《百年孤独》的原因是成名之后随之而来的压力、责任，与来自他人的期望。对此，他觉得很矛盾，有时甚至有些虚伪，但毫无疑问地，从一开始，他——很大一部分的他——就发自内心为其哀悼、悲伤。如同他的前人一般，他希望享有荣耀，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因此，这本书虽然把他从过去的折磨中释放出来，却注定赋予他一个复杂的未来。他余生的故事有一部分便是如他现今这般得享名声之人，必须学习如何与此名声共处，满足期望与责任，并再度地克服（这次的对象是名声与成功本身），持续地以每一本新作得到荣耀。

从这个角度看来，《百年孤独》显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的分水岭： “马孔多”的结束（他之前未被同化的世界），以及“马孔多”的开始（如今已经成功地写出其描绘之作，放诸脑后）；默默无名与隐姓埋名时期的结束，他“权力”的开始（如同《族长的秋天》其中所言）；他现代主义时期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开始。更宏观地来看，《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也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分水岭，毋庸置疑是拉丁美洲唯一一部登上世界历史殿堂，堪称世界典范的小说。更长远地来看，虽然不见得是事实，但这本小说是轰动世界事件的一部分，以第三世界后殖民时期的到来以及站上世界舞台的文学标记所有“现代性”的结束（古巴与卡斯特罗的重要性亦如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从拉伯雷开始（以讽刺中古世纪的世界观向其告别），以塞万提斯的作品作为实证；《尤利西斯》宣告其结束，我们可以主张《百年孤独》 亦是其结束的证明，但认知到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性这个想法，即使只是表示其可能性，并不容易。

1968年4月及5月，这家人首度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和意大利，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在此出版第一本外文翻译版的《百年孤独》。费尔特利奈里出版书的方式总是很“盛大”。媒体把文学作家当成名人报道。虽然费尔特利奈里把这本书介绍为“新的《堂吉诃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忠于自己，拒绝为这本书的发行上市做宣传。他坚持认为出版商剥削作家，认为他们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既然编辑没有帮我写书，我为何要帮他们卖书？”

1968年5月，一场近乎革命的事件在巴黎发生时，这场欧洲之旅已近尾声。加西亚·马尔克斯完全没有提起这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但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匆忙赶到巴黎参与，富恩特斯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目击报道《巴黎：五月革命》，分析这场失败的暴动。当然，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起事件的结果感到失望，但他本来就对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抱持非常根本的保留态度，因此，对于法国布尔乔亚阶级，甚至年轻学子转变这一切的能力有所存疑。无论如何，他还是专注于拉丁美洲的情势发展。不过，他也决定夏天再回到巴黎，结束时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自己的感觉：

巴黎之于我，就像拔起插在脚上的一根木刺……把我和法国人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根绳子已经断了。法国人那种精准、神奇的能力已经老化了，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到达巴黎时，五月暴动过后毁损的道路还没修好，法国人已经被那些暴动吓坏了：出租车司机、面包师傅、杂货店老板，他们对这场抗争的评论了无新意，将大量的自圆其说灌输给我们，让我们觉得那场暴动似乎只有言语上的冲突。实在太令人愤怒了……

我的命运如同斗牛士一般，却不知如何面对。为了检查《百年孤独》的翻译，我必须躲到塔奇雅的公寓里，她现在是位成功的女士，先生会说七国语言而且不带口音，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与梅塞德斯成为好朋友，主要是基于两人可以联合对付我的感情。

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又见到了塔奇雅。她与查尔斯·罗索夫住在一起好几年，罗索夫是位法国工程师，出生于1914年，父母在1905年起义失败后离开苏俄。他的父亲于1917年回到苏俄参加革命，列宁死后他心灰意冷，又于1924年离开。认识罗索夫之前，塔奇雅有几段短暂的缘分，但没有认真的对象——尽管布拉斯·奥特罗找到巴黎来再度追求她，希望旧情复燃。讽刺的是，1960年，她是通过布拉斯才认识了这位后来结婚的对象。但如今1968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新回到她的生活里。“大家在我们巴黎的公寓见面，我非常紧张。我们异常地有礼貌，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其实却充满了张力，相当诡异，也非常困难。但我们都演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装作若无其事。”

8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仍在巴黎，苏联军队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摧毁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亦即由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所领导的“布拉格之春”运动。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捷克斯洛伐克比巴黎的暴动更重要，因为前者似乎显示苏联的共产主义无法进化。他告诉普利尼奥·门多萨：“我的世界已经崩毁，但我现在认为这样子比较好；清楚地证明我们其实夹在两个同样残酷、同样贪婪的帝国主义之间，其实在良心上是一种解放……一群法国作家写了一封信给菲德尔，刊登于法国的《观察家报》，表示他支持认为苏联入侵是‘古巴革命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希望我们签名支持，但我们的回复非常清楚：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处理。但其实我不认为很容易处理。”

政治上，1968年是近代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1月，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睽违二十年的外交关系；8月，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访问拉丁美洲时，也访问了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已预言了此类访问）。4月，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6月，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同一个月安迪·沃霍尔于纽约遭到枪击；芝加哥警方在8月民主党大会中与抗议群众发生激烈冲突，11月，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然，还包括5月法国学生在巴黎的暴动，当时大部分的劳工阶级选择袖手旁观；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古巴支持；10月初，就在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夕，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的特拉特罗克广场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虽然身处真正的极权统治之下，这段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把自己关在巴塞罗那创作他纸上的“独裁者”。

至于在西班牙，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都不关心这个国家的政治，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对政治产生“政治冷感”。他在巴塞罗那的这段时间里，总共发生两次具体反对佛朗哥政权的静坐抗议，他的许多朋友都参与其中，包括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神圣左派”差不多每一个主要成员，但马尔克斯却缺席。三十年后，贝阿翠丝·莫拉告诉我：“那段时间，贾布的确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强调‘政治冷感’。他从来不提政治，旁人根本无从得知他的政治意见。当时，参与政治是社交礼仪的一环，贾布却不涉身其中。”

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冷感”，小说家胡安·马塞有颇为不同的回忆。1968年夏末，马塞受邀担任第四届古巴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竞赛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外国评审之一。主办单位得知诗人奖得主是据称反革命诗人的艾贝托·帕迪拉，戏剧奖得主是同志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时，危机马上爆发。马塞告诉我：“评审把奖项给帕迪拉是因为他的作品最优秀，主办单位却持相反意见，当然，消息很快从上面传出来。虽然后来证明帕迪拉的确是个内奸，一个扭曲、疯狂的家伙，但就算他们当时知道，也不会改变决定，认为他的书是最好的，就是如此。总之，我回到巴塞罗那，卡门帮我办了一个派对，我说出事情经过。一切都还历历在目，贾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我在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时，他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极为愤怒，对我非常生气。他骂我是个白痴，一点儿都不懂文学，更遑论政治。政治永远最重要，就算他们把我们这些作家吊死也无所谓。帕迪拉是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混蛋，我们不该把奖颁给他。这真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并没有真的痛骂我，但清楚地表达我们在知识上、道德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后来我们还是朋友，但我觉得一切已经不复从前，尤其是对他而言。”

马塞当时不知道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意识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私下针对帕迪拉一事直接向卡斯特罗表达支持之意。9月中旬，他延长另一次造访巴黎的时间，安排和胡里奥·科塔萨尔见面，他们一直有联系，但始终没有见过面。科塔萨尔刚与第一任妻子奥萝拉·贝纳德兹分居，写了一封非常沮丧的信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帕可·波鲁瓦。信中提到唯一的好事是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我想让你知道，我见到加夫列尔了，他为了见我多待了两天，他跟梅塞德斯都很棒，与这样的朋友见面，友谊就像泉水般涌出。”他们讨论了古巴的现状——正好非常恰当，因为他们后来是支持革命的死忠派，因而与其他朋友产生了距离：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卡布列拉·因凡特、哥蒂索罗，甚至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是他提议私下共同写信给卡斯特罗，但科塔萨尔却说这个想法是他提出的。大体上的意见就是私下向卡斯特罗求情，不要惩罚帕迪拉，含蓄地表示他们会以沉默回报。他们没有收到回音，但本来遭到“美洲之家”解雇的帕迪拉又复职。1971年，这整起事件再度爆发，但巴尔加斯·略萨、胡安·哥蒂索罗和普利尼奥·门多萨等人已经在1968年就不再支持古巴，一切不复从前。

12月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启程远征布拉格一星期，同行的有他的新朋友胡里奥·科塔萨尔、他的新伴侣乌格内·卡尔维利斯——她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作家与翻译，为巴黎最重要的出版社伽里玛尔工作。再加上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急于想知道刚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发生了什么事，也希望和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讨论这场危机。根据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说法，“昆德拉要我们在河岸边的一家桑拿店碰面，告诉我们布拉格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那是少数隔墙无耳的地方……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邀请我们将不安沉浸于其中，再度启动血液循环。米兰·昆德拉轻轻地把我们推进这‘万劫不复’之中。于是一身青紫如兰花的我们，来自巴兰基亚的男子、我自己、来自维拉克鲁兹的男子，浸没在那对于我们热带本质如此陌生的冰水里”。

尽管有这些冒险，这段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形象是个孤独的英雄，一个丧失了灵感却死守写作的作家，每天在空荡荡的豪宅里游荡（但他住的是小公寓），好像小说版的电影《公民凯恩》一般；又或者如海明威老爹一样，只是文学子弹里装的是空包弹，而非实弹。创作《族长的秋天》时，他不像写《百年孤独》时那样每天关在家里。虽然拉丁美洲的报纸时不时就以可笑的角度重复报道他个人的磨难，然而，他的苦闷却是真切无比。

过了一阵子之后，每星期有几天他开始在傍晚五点到七点之间前往卡门·巴尔塞斯的办公室，表面上是要把《族长的秋天》最新的段落交给她保管——卡门·巴尔塞斯从1969年4月1日开始收到这本书有分量的章节，直到1974年的8月底，每一章都附有“不准阅读”的严格指示。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要无限制地使用她的电话，以安排他所有的商业交易与秘密活动；如此一来就不用在家处理，也省得梅塞德斯知道那些会让她不开心的事，包括接下来的几年间选择把自己的财富一大笔一大笔地捐出去，以及日后让他涉入越来越深的政治活动。除此之外，巴尔塞斯越来越像他的姐妹，一个他可以倾诉一切，得到深深关爱、且会牺牲的姐妹。“他来巴塞罗那一阵子之后，”她告诉我，“他会走进来说：‘快点准备，我有工作要给超人。’他说的是我，我后来就一直当他的超人。”（不过，她后来把这些事拿来当笑话讲。多年后，马尔克斯在电话里问她：“卡门，你爱我吗？”她回答：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占有我们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此时，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原以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关系千古不变，却在60年代产生巨大的转变；懂得变通的父母维持年轻，一成不变的父母看起来年迈许多。罗德里戈如今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人，他告诉我：“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尽管我们的社交生活非常精彩，但真正永远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家四个人。全世界就是我们四个人。我们是支撑车轮上的四根轮辐，不是五个。因此，我弟弟几年前有了小孩儿之后，我觉得很受伤，我就是无法接受那第五根轮辐，我都已经离家好几年，还是有这样的感觉。”

他又说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吃母乳长大，母乳有许多好处。有些事你必须要知道，一是友谊的重要性，对别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感到好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也是我父亲的秘方。你必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他们在忙些什么，互相分享你们的经验。我们两个被教导完全没有偏见，但有些特殊情况除外——首先，拉丁美洲人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他们也许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强壮的，但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最有人道胸怀，最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知道那都是政府的错，有什么问题都是政府的错。但如果不是政府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错。我发现父亲热爱美国，对美国的成就非常推崇，对某些美国人非常有好感，但随着我们长大，世界上发生什么坏事好像都可以怪罪到美国头上。回想起来，那真的是非常人性化、政治正确的教养方式。尽管我接受卡米洛·托雷斯的施洗，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宗教教育。宗教很坏，政治很坏，警察跟军队都很坏。”“当然，还有其他重要的事。‘认真’是我们一再听到的字。举例来说，我的父母非常重视教养的培养。要替女士开门、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我们家人坚持做事认真、有教养、准时。而且，你成绩要好，就是不能功课差。但你也要会玩儿，知道怎么玩儿、什么时候玩儿；玩儿甚至成为‘认真’ 的一部分。但如果玩儿过头我们会受到处罚。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值得尊敬： 服务人群——如医生或老师或其他类似的职业，最了不起的是当个艺术创作者。我们都被洗脑，认为名气一点儿都不重要，他总是说不需要‘认真’看待名气。一个烂作家可能很有名，更确切地说，名气也可能很值得怀疑。他以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和泰托·蒙蒂罗梭为例，他们都是很棒的作家，但没人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另一方面，我们两兄弟却很喜欢父亲在街上被认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戒烟。他从十八岁开始抽烟，到他戒烟前常常一天可以抽到八十根黑色烟草卷的香烟，而且两年前他才说过宁死也不戒烟。戒烟的对话发生在某天晚上，他和精神科医师朋友路易斯·费度其一起吃晚餐，路易斯解释自己一个月前如何戒烟及其原因。后来的三十年间，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肯透露这段对话的细节，不过，他熄掉当时手上的香烟之后，就再也没抽过烟；只是两星期后发现路易斯·费度其开始抽烟斗时，他勃然大怒。

1970年1月，《百年孤独》在法国获选为最佳外语小说，这个奖项设立于1948年，身为获奖人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却断然拒绝参加颁奖典礼。几个月后他告诉一位采访者，“这本书翻成法文之后变了调”，而且，尽管书评很好，却不畅销——很不幸，也许是因为在法国“笛卡儿的精神击败了拉伯雷的精神”。讽刺的是，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近代史上没有人比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受到更多毫不保留的赞美。约翰·伦纳德在《纽约时报·书评》里这么写道：

读完这本书就像从梦境中醒来，整颗心都燃烧了起来。火炉边一个黑暗、永生的身影，是历史学家，也是占卜师，声音如天使般甜美却又疯狂，一开始的现实感诱惑你慢慢地失去控制，再把你锁进传说与神话里……只通过一个家族的连接，加西亚·马尔克斯跃上了君特·格拉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舞台，他的野心跟他的想象力一样宏大，他的宿命凌驾一切。此书令人目眩神迷。

随之而来的是4月16日在伦敦。《泰晤士报》是当时英国业界的栋梁，某种层面来说也是全世界最保守的报纸，那时才刚能核准刊登照片，却在6月用一整版的版面刊登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章，插图可能是从披头士的卡通电影《黄色潜水艇》偷来的照片，充满了迷幻感。12月，《百年孤独》 被《纽约时报》列为年度十二本好书之一，也是唯一入选的一本小说。格雷戈里·罗边萨令人感动的《百年孤独》英译本也公认为当年的最佳外语翻译书籍。

至于其他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终于在那年夏天如宣告已久地搬到西班牙。他在前一年完成了最著名的小说《酒吧长谈》，如今辞去伦敦大学的教职搬到巴塞罗那。他的朋友总是叫他“军校生”，不只因为那是他最畅销的书《城市与狗》（1962）的主题，也因为马里奥自己非常爱干净、整洁、井然有序，至少在理论上总是要做对的事。然而，他身边也围绕诸多争议：这个聪明、表面上非常传统的男人娶了他的表妹派翠希亚，把少年时和舅舅小姨子的丑闻婚姻抛在脑后，这段婚姻后来成为他的小说《胡莉姨妈和作家》的题材。同时，他的另一部作品是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自传元素，是文学史上一位伟大作家对另一位伟大作家最慷慨也最了不起的敬意，此书的书名就叫《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这本书是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题材中最棒的一本，亦是基本的资料来源，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众多人在评论它——就算如同许多评论家所说的，此书把这位哥伦比亚人变成一位具有许多特质的作家，把马里奥自己变成执迷于此的人。

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风潮作家是患有疑病症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他第一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是1965年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家里。多诺索是拉丁美洲文学风潮的第五位成员，最知名的作品是极受好评的《淫秽的夜鸟》（1970）。多诺索后来又写了两本非常重要的编年史，分别是《“文学爆炸”亲历记》（1972）《隔壁的花园》（1980），书中讽刺亦嫉妒地描绘卡门·巴尔塞斯（努丽雅·蒙克鲁斯）与他“最喜爱”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瑟罗·奇利波加）之间的关系。

普利尼奥·门多萨和妻子玛维尔·莫雷诺也决定搬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先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马约卡。门多萨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慷慨解囊下，他得以经常造访巴塞罗那。但他后来发现待在那儿并不舒服：“我会待在他家，位于卡邦纳塔街上的公寓很宽敞、很安静，但同时装腔作势，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社交名人也都在此。”

在这个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认识了巴勃罗·聂鲁达与他的妻子玛蒂达。聂鲁达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诗人、老派的共产党员，也很会享受生活，即使是最会享乐的阿尔瓦罗·穆蒂斯也会羡慕、嫉妒他的生活方式。然而，聂鲁达也是一位害怕搭飞机的拉丁美洲作家，因此，他从欧洲搭船回家参加一场最后由社会党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的选举。胜利的阿连德首先的决定之一就是任命聂鲁达为驻法大使，于1971年派他前往巴黎。聂鲁达所搭乘的船于1970年夏天停靠巴塞罗那时，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见面。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门多萨：“你没见到聂鲁达真是太可惜了。那个混蛋午餐时引起一股骚动，被玛蒂达好好地修理了一顿。我们把他从窗户推出去，带他来这里睡个午觉，他们回船上之前，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也是在这个场合，还没睡饱的聂鲁达送了一本书给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梅塞德斯说要请聂鲁达在上面签名”，我回她：“别做这种事！”我说完就躲进了厕所……结果，他在书上写：“给在她床上的梅塞德斯”，聂鲁达看一看说，“这样写会让人想歪”，于是他加上“给在他们床上的梅塞德斯与贾布”。然后他又说，“这样看起来更怪”，于是他又写，“好兄弟，帕布罗”。全场哄堂大笑下，他说，“现在看起来糟透了，但已经改不了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拉丁美洲文学风潮达到最高峰。这短暂时刻的开始是在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舞台剧《独眼为王》于8月在亚维农首演时，他邀请所有拉美文学风潮的朋友出席。他们打算从巴塞罗那一起出发，包括刚搬到这加泰罗尼亚首府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派翠希亚，何塞·多诺索和琵拉尔，贾布、梅塞德斯和两个儿子，都准备一起从巴塞罗那搭火车前往亚维农参加首演。另一位风潮的荣誉成员是西班牙的小说家胡安·哥蒂索罗，他则从巴黎前往。胡里奥·科塔萨尔在沃克吕兹的塞纽有一间乡村小屋。距离亚维农只有四十英里，8月15日，富恩特斯租了一辆巴士，载着众人还有许多奉承的人前去和科塔萨尔与乌格内·卡尔维利斯见面。身为主人的科塔萨尔在当地餐厅安排盛大的午宴，餐后所有人到他家，消磨了一整个下午及晚上的时光。

由于诸多原因，这次的聚会留下传奇的色彩，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拉美文学风潮的成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聚在一起。不幸的是，在这愉快气氛的背后潜藏着几个愈发明显的问题，其中之一从1968年古巴的帕迪拉事件以来越来越严重，并且在古巴支持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更为加深。如今，这两个问题都濒临危机边缘，这六位朋友之间的歧见再也难以产生共识（不过此时也还没有）。

派对一个星期之后，科塔萨尔写道：“这场聚会非常棒也非常奇怪，感觉像在时间之外，当然无法再来一遍；对我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却想不出是什么。”这群风潮作家对于乌托邦的共同渴望尚足以支撑他们成为一个团体，但也是最后一次。讽刺的是，这场如同朝圣般的聚会在科塔萨尔隐秘的住处举行，他一向避免人群和假波希米亚，但如今他不只成为一群男子情谊所组成的极大规模帮派成员之一，也深深受到他们共同的社会主义梦想的吸引。

9月4日，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对手当选智利总统，并于11月3日宣誓就职，向智利人民宣示将实行“自由的社会主义”。然而，就在他上任前的10月22日，一场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指使的攻击，使智利军队的指挥官雷内·史耐德将军受到重伤。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久前才与智利作家豪尔斯·艾德华见过面，他后来为聂鲁达写传记，当时担任智利驻古巴大使，帕迪拉事件最后的结局他涉入甚深。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科塔萨尔与他的妻子乌格内从巴黎开车经由塞纽到巴塞罗那。他们抵达之后，所有作家夫妇一同前往旧城区一家名为“鸟泉”的加泰罗尼亚餐厅用餐。这家餐厅由顾客直接填写点菜单，但这些作家忙着说话聊天，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点菜单都还是空白的。于是，餐厅服务生向老板抱怨，老板面色不善地从厨房出来，以加泰罗尼亚式的讽刺语气讲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话：“你们难道没有人会写字吗？”当下一阵沉默，带着一丝尴尬，些许愤怒与滑稽。过了一下子，梅塞德斯说话了，“我会写字”，她开始看菜单，替大家点菜。她的冷静已经成为传奇，有一次琵拉尔·索拉诺焦虑地告诉她，重度疑病症的多诺索深信自己得了血癌，梅塞德斯回答：“不用担心，贾布刚得了癌症，他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他们在巴尔加斯·略萨的小公寓里度过平安夜，好让这对秘鲁夫妻打发年纪还小的孩子上床睡觉。科塔萨尔已经向全部的人丢过雪球，如今和巴尔加斯·略萨玩儿着孩子收到的圣诞礼物，专注地用电动赛车比赛起来。圣诞节过后，路易斯·戈伊狄索洛和妻子玛丽亚·安东妮雅办了一场派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客人都受邀。1971年，多诺索维持他近乎英国式的严谨与礼仪回忆道：“对我而言，拉美文学风潮这个实体（本身）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真的曾经不只是我们的想象，事实上也已经结束了——1970年，在路易斯·戈伊狄索洛的巴塞罗那的家里，马利亚·安东妮雅所主持的派对上，她戴着夸张、贵重的珠宝，穿着五彩缤纷的热裤和黑色靴子，跳舞的姿态让我想到里昂·巴克斯特作品《雪拉哈萨德》或《彼得罗希卡》里的模特儿。科塔萨尔全新的胡子是不同层次的红色，非常有活力地在围绕他们的众人面前与乌格内跳着舞。巴尔加斯·略萨夫妻跳着秘鲁华尔兹，随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也加入，在众人的掌声中跳起梅伦格舞。同时，我们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厚实的抱枕堆里，舔着手上的食物、翻搅着美味的炖肉，在费南多·托拉、豪尔斯·艾拉德、瑟席欧·毕都的帮忙下，喂着房间墙上装饰闪闪发光水族箱里的鱼。卡门·巴尔塞斯假装手上有线，牵动着我们跳的木偶舞步，她还研究我们：也许是因为崇拜，也许是因为渴望，也或许是两者都有，就像研究水族箱里的鱼那样研究我们。那一天晚上最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自由》杂志的成立。”

科塔萨尔和乌格内在12月底的大风雪中回到巴黎之后，节庆气氛渐渐散去。比起圣诞节派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梅塞德斯一向更喜欢新年派对，因此两人在他们家，与拉美文学风潮剩下的一小撮成员——巴尔加斯·略萨夫妇以及多诺索夫妇——一起迎接1971年。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庆祝，或以兄弟般的情谊聚在一起讨论任何一件事。“拉美文学爆炸时期”即将烟消云散。

梅塞德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贡萨罗（次子）、罗德里戈（长子）（从左至右），20世纪60年末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20世纪60年代末摄于巴塞罗那。

1968年8月，苏联进入斯洛伐克，折断了许多苏联支持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学爆炸”时期的夫妻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左一）及其妻子派翠希亚（左二）、何塞·多诺索及其妻子（居中）、梅塞德斯（右二）、加西亚·马尔克斯（右一），20世纪70年代初摄于巴塞罗那。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妻子梅塞德斯。

“文学爆炸”时期的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何塞·多诺索（从左至右），只少了胡里奥·科塔萨尔。

胡里奥·科塔萨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70年摄于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