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

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创办人是出身阿根廷的豪尔斯·里卡多·马塞提，1960年9月，他在前往巴西的路上来到波哥大。马塞提有着电影明星的长相，风度翩翩直逼他的朋友兼同胞埃尔内斯托·切·格瓦拉；其时格瓦拉已经参与对抗共产党派系斗争的沉重奋斗，那是马塞提在哈瓦那时经常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讨论的话题。拜访波哥大短暂的两天里，马塞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里探访，告知他和门多萨，自己已经无法在哥伦比亚同时负担两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薪水，问他们两人谁愿意离开前往另一份工作？虽然门多萨未婚，但他那一年已经去过古巴七次，也去过旧金山参加美洲新闻协会的会议，他想留在哥伦比亚。一开始就和马塞提相谈甚欢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同意前往，本来的想法是让他在哈瓦那进出几个月，摸清拉丁美洲通讯社最新的运作方式，协助训练新进记者，接着再派往特定任务。他很快就动身出发，路过巴兰基亚时，让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留下与她的家人一起度假。

接下的三个月里，他前往哈瓦那至少四次，有一次待了一整个月。哈瓦那是座被包围的城市，始终恐惧反革命，每天都似乎无法避免美国侵略的可能，并在这其中挣扎着推动革命的进展。那一年年初，卡斯特罗已经把许多企业国营化，8月，他终于征收了岛上所有的美国财产，以报复美国的“经济侵略”。一个月前双方关系开始紧张时，赫鲁晓夫支持基于历史沿革下的古巴立场，对于美国在古巴的一小块基地——关塔那摩，古巴拥有所有权。9月3日，这位苏维埃领袖要求联合国从纽约迁往较中立的地点，到了29日，他在同一个联合国用鞋子拍桌子，夸张地拥抱菲德尔·卡斯特罗。无疑，这是战争，或至少是战争的序曲。

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办公室距离滨海步道只有两条街，是沿着哈瓦那加勒比海海岸线的一条蜿蜒大道。外面的马路以沙袋和路障阻挡，随时都有革命军站岗。停留哈瓦那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一位巴西记者阿罗尔多·华尔一起住在医疗养老院大楼二十楼的一间小公寓；里面有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以及眺望大海的露台，用餐则在一楼的“西芭利餐厅”或附近的餐厅。在断断续续停留哈瓦那的那三个月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只见到这些地方。然而，他再一次发现自己又处于一个新计划的开端，需要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得努力达到自己能力的极限。他们并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需要的时候就得配合工作，每天都有新的危机。有时候他晚上溜到电影院里，深夜回办公室的时候，马塞提还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和他一起工作到早上五点钟，然后马塞提九点钟又会打电话给他。

不久，办公室就被正统的共产党所渗透，由深具影响力又有经验的安尼巴尔·埃斯卡兰特所领导，显然计谋从内部接收革命工作。有一次，马塞提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抓到他们安排深夜秘密会议。强硬派（在哥伦比亚称为笨蛋、傻瓜）、“教条主义”、“派系”在古巴长久以来就有和别人合作的历史，有时候是“机会主义者”、“改革”、“中产阶级”政党和政府，只要不是党员他们就会起疑。他们的情报保密森严，试图以莫斯科式的观点、使用莫斯科式修辞和教条传播新革命的政策，破坏他人所领导的提案，就算这些提案其实符合新政府的目的。如同此时这样的贴近观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学到苦涩的一课，奠定了未来所有的政治态度和活动。他开始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一个几乎岛上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而且半个世纪后还在问：卡斯特罗到底有什么打算？

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是马塞提以及另一位阿根廷作家兼记者鲁道夫·华许，他和妻子普琵·布兰莎一起负责所谓的特殊服务。1957年，华许写了一篇拉丁美洲经典的报告文学《屠杀任务》，关于阿根廷的一次军事阴谋，风格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遇难水手的故事》有些许雷同之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古巴的事业高峰是华许破解了中央情报局的加密情报，内容是后来所知“猪湾入侵事件”的准备工作（对古巴人则是“西隆海滩”）。马塞提每天都会追踪每个国家机构的工作，注意到电报机上来自“热带有线”混乱曲解的段落。“热带有线”是“全美有线”在关塔那摩的附属机构，马塞提开始觉得事有蹊跷。华许有几本译码手册，几天几夜没睡后想办法破解了整份文件。这是一份从华盛顿发到关塔那摩的加密文件，关于1961年4月入侵古巴的计划。密码破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通知一起去庆祝，马塞提要华许扮成卖《圣经》的新教神父，前往查访关塔那摩瑞塔胡娄的反革命训练基地，但古巴政府有其他相比之下没那么浪漫的情报策略，华许只好留在哈瓦那。

前往古巴的这几趟旅行之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波哥大和家人身边。他最后一次到古巴是1960年12月，搭乘泛美航空班机由巴兰基亚经由卡马圭前往，他在卡马圭等候转机到哈瓦那时，天气变差，飞机误点。就在他站着等候消息时，机场大厅突然一阵骚动，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伴侣希丽雅·桑切兹抵达。司令官肚子饿了，在机场餐厅要了一份鸡肉料理；被告知没有鸡肉时，卡斯特罗说他已经参观养鸡场三天了，为什么革命没办法把鸡送到机场，尤其那些在拉丁美洲的美国佬说古巴人快饿死了，机场餐厅的状况刚好帮他们印证了这点。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接近希丽雅·桑切兹，解释自己的身份，在古巴做什么，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干预。卡斯特罗走过来，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打招呼，对他指出古巴鸡肉和蛋的问题。卡斯特罗和桑切兹在等一架DC-3载他们回哈瓦那，同时，厨师终于找到鸡肉，卡斯特罗消失到餐厅去。接着他再度出现，被告知哈瓦那的机场因为持续的天气不佳而关闭。卡斯特罗回嘴说：“我五点一定要到，我们要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如往常地希望自己的班机会误点很久，不确定那位古巴领袖是疯了还是单纯的鲁莽。几个小时后，他搭乘古巴航空子爵式客机抵达哈瓦那时，如释重负地见到卡斯特罗的飞机停在跑道上。从那之后，他就担心这位古巴领袖的安危。

就在圣诞节前，马塞提有一天顺路经过，他说：“我们要去利马，那里的办公室有问题。”他们在墨西哥城停留了一天，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眼就被这堂皇的阿兹特克首都所眩惑，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在这里度过许多时光。阿尔瓦罗·穆蒂斯最近从雷昆贝利监狱被释放，他在哥伦比亚把雇主埃索公司给他的公关费用拿来过分慷慨地招待朋友，因而被控盗用公款而在此服刑十四个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去探视他，一如往常地受到温暖的欢迎，穆蒂斯即使拮据的时候也一样慷慨好客。

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塞提坐上一架707客机，经由危地马拉市向利马飞去，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次超音速客机体验。由于马塞提和华许发现危地马拉参与古巴流亡人士的准备工作，马塞提对于要停留在这玛雅城邦的首都城市非常的兴奋，即使时间非常短暂。在机场，冲动之下，马塞提争论要前往起义分子的训练基地，华许找出地点是在瑞塔卢，因而造成了一些伤害。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是有勇无谋，马塞提不屑地说： “你只是个胆小的自由派，不是吗！”所以，没有冒险，他们和当地的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格拉斯·富恩特斯闹了一场恶作剧。关于起义军训练基地的情报并没有刊登在国际媒体上，但马塞提却有点不负责任地决定给伊迪格拉斯一场虚惊。机场有一张巨幅的照片，是火山前的危地马拉国家公园。两人在这张照片前照相，然后把照片放在信封里，附上一段话：“我们走遍了你整个国家，发现你为了协助古巴入侵做了些什么。”他们在信中写下地点、军队的数目。把信寄出去之后，机场因为天气不佳而关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马塞提说：“你知道我们今晚要睡在这机场里，明天那混蛋伊迪格拉斯会收到那封信，把我们的卵蛋切掉！”幸运的是机场及时开放，他们得以搭机离开。

在那趟旅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没到利马。他们在巴拿马停留时，马塞提听到他尝试打电话给梅塞德斯，梅塞德斯问他现在人在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答说“巴兰基亚”，马塞提叫他回到妻小身边，因为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改了机票飞到巴兰基亚，不过在那之前还被巴拿马警方短暂拘留。

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哈瓦那的短短几个月间，拉丁美洲通讯社里马塞提的人和共产党派系分子之间的关系恶化，他们希望这场革命符合苏维埃联邦世界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概念。他和门多萨焦虑地看着这些得过且过的官僚，引述着莫斯科的咒语，开始骚扰、取代、最后迫害那些马塞提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认同的浪漫、心胸开放、长发的革命浪子。这些男女以及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古巴人民建立了一个风格，由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所推动，一切都是随性、随意、非正式的；因此首先，这两位领袖叫“菲德尔”和“切”，还有“劳尔”和“卡密罗”。但马塞提已经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共产党的眼线观察着他们在哥伦比亚的一举一动，跟踪一位古巴官员拜访波哥大办公室。马塞提责骂门多萨写信向他抱怨，这封信可能被他的敌人读到，转寄给他的上司；结果，其中一封跑到切·格瓦拉本人手上。新古巴，每一条筋脉、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家工厂，都全心全意、满腔热血地为革命奋斗。普利尼奥·门多萨相信老式的共产党员赢了第一回合——因此马塞提才会遭遇困难（还有最后格瓦拉的困难）——但卡斯特罗会赢得第二回合，就等他让埃斯卡兰特受审，对共产党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太过复杂，无法轻易诠释的奋斗，自从那时就一直持续。

新年时再度回到哈瓦那，马塞提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决定派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蒙特利尔开设新的办公室，但此举却很快成为泡影。不过纽约有一个职缺，比原先的更好！加西亚·马尔克斯回波哥大整理哥伦比亚办公室的东西，退掉了承租的公寓，把餐桌椅和其他家具留给门多萨，秘密地住在卡塔赫纳的老朋友佛朗哥·姆内拉家里，佛朗哥·姆内拉当时也已经住在波哥大。接着，他飞到巴兰基亚接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他们一直和她的家人在一起。他把所有的书都留给卡塔赫纳的妹妹莉妲，放在一个巨大的木箱里。家族的书虫埃利希奥有许多年都猜测“贾布的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这年轻的一家人于1961年1月初抵达纽约。美国已经在1月3日和古巴断交，因此，这并不是个适合进行如此探险的时机，但也再度显示出加西亚·马尔克斯非比寻常的能耐，在每件事正要开始发生的时候刚好到达正确的地方。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就职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总统。虽然被前一任政权的古巴政策所连累，他大概也会支持入侵古巴的行动。纽约的拉丁美洲通讯社位于靠近洛克菲勒中心的一栋摩天大楼里，人手不够，所以他们很乐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入。这段时期，大家的猜疑心都很重，因此这位新来者对于自己的前景不是很乐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更适合被谋杀的地方，”他后来写道，“那是个肮脏、孤单的办公室，在洛克菲勒中心旁的一栋旧大楼里，房间里满是电报机，编辑室只有一扇窗户，看出去是下面的庭院，永远阴暗、闻起来像冰冻的煤灰。这里日夜都有老鼠在垃圾桶里争夺残羹剩饭。”数年后，他告诉美国小说家威廉·肯尼迪说，当时的纽约“无出其右，腐败，但也处于重生的过程中，就像丛林一般使我着迷”。

此时的迈阿密约有十万名古巴难民，每个月都有更多人抵达，许多人来到纽约。美国正计划在入侵时利用这些难民，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的秘密基地训练。虽然接下来入侵古巴应该是国家机密，但在迈阿密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的：“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更早地被人预知。”在纽约，支持和反对革命的拉丁美洲人小心翼翼地各自选择不同的酒吧、餐厅和戏院。不小心进入敌人的范围是危险的，常常发生暴乱，警方也时常小心地等到一切结束后才抵达现场。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同样小心避免参与这些冲突。

这家人在纽约只待了五个月，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他们住在靠近第五大道上的韦伯斯特饭店，就在曼哈顿市中心。拉丁美洲通讯社的员工经常受到来自古巴难民以及反卡斯特罗组织的歇斯底里的压力。来自反革命的“古萨诺斯”（虫，革命分子使用的名称）电话谩骂每天都会发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照例会回答：“说给你妈听吧，混蛋！”他们也必须确定身上总是带着可以充当武器的东西。某一天，梅塞德斯接到一个电话威胁她和罗德里戈，来电的人说知道他们住在哪里、她几点钟带孩子出去散步——通常在附近的中央公园。梅塞德斯有一个朋友住在纽约市另一头的牙买加，这个电话的内容她没有对丈夫露出丝毫消息，只借口整天待在旅馆很无聊，想去找朋友住一阵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此时正在修改《恶时辰》——他最邪恶的一本书，也许这样评价是适合的。

梅塞德斯离开旅馆之后，在越发紧张的情势下，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办公室，晚上睡在那里的沙发上。3月13日，他在华盛顿参加了一场历史性的记者会，由约翰·肯尼迪宣布成立“进步联盟”。这预言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数十年之后，美国开始使用人权、民主、合作这些语言；不过，美国会再度回到这个政策——1964年在巴西——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回归，且更加强烈。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肯尼迪的演讲“值得称为旧约先知”，但认为“进步联盟”只是个“为了阻挡古巴革命的新风潮所用的紧急补丁”。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纽约办公室里的内部紧张介于旧式强硬派古巴共产党和马塞提所招募的新拉丁美洲左派之间。“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我被当成马塞提的人。”情况很快糟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最后他决定脱身。一天午夜，独自在办公室里，他收到来自一个加勒比海口音的直接威胁，宣布：“准备好，混蛋，你的时间到了，我们要来找你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电报机上留了言：“如果我离开前没有把这个关掉，那是因为我被杀了。”来自哈瓦那的信息回复：“好的，伙伴，我们会送花的。”接着在惊慌之下，他一点钟离开大楼时忘了把机器关掉。他害怕地溜回旅馆，在雨中经过圣派屈克大教堂的灰色庞然大物，害怕自己的脚步声，甚至穿着身上的衣服睡觉。

没多久，冲动的马塞提由于来自共产党员愈增的压力而辞职。4月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寄了一封信给普利尼奥·门多萨，通知他马塞提辞职的消息，说自己也决定起而追随；他已经递出辞呈，告知会做到4月底，告诉门多萨他考虑去墨西哥。4月17日“猪湾入侵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卡斯特罗才刚宣布革命如今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早就怀疑正是如此；入侵事件发生之后，卡斯特罗本人要求马塞提继续坚守岗位，参加反革命囚犯的现场直播采访。马塞提同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决定继续工作，直到入侵后的危机结束。事实上，他从那时就宣称自己当时真正想做的是从纽约回到古巴。

古巴在猪湾得到伟大胜利的那一天，卡斯特罗亲自指挥岛上的防御以及逮捕入侵者，普利尼奥·门多萨发现，神秘的波哥大的电信公司第一次拒绝传送他的电报，便马上怀疑美国对哥伦比亚单位施压，切断了对古巴的通信。他打电话给纽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等一下，第五大道上有一家公共电报公司，就在办公室隔壁。”因此，在反革命入侵者传奇挫败的那一天，古巴人宣称是“拉丁美洲领土上第一个对抗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两位朋友很骄傲地智取中央情报局。不过不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旅馆，手写了封信给马塞提——他几乎很少这么做（他甚至在信上写下日期）——简略写下他的牢骚，他如何反对莫斯科式的派系主义，万一正统共产党路线胜出的话，他对于革命未来的恐惧。他把信留在旅馆房间里，等待他知道的不可避免的辞职的那一刻。还好他待到“猪湾事件”之后，如果他就在那之前离开，永远会被冠上不顾大局、只求自保的名声。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是，马塞提也很快就永远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随后回到阿根廷，在1964年死于毫无希望的革命征战之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的时间已经接近尾声，普利尼奥·门多萨飞到哈瓦那和马塞提讨论情势。消息传来，“他们”——笨蛋强硬派终于在新社长西班牙人费南多·雷伏耶塔领导下接收了拉丁美洲通讯社，此时门多萨正和马塞提及他的妻子龚其塔·杜莫耶斯午餐。5月下旬，门多萨再次坐着泛美航空的班机从哈瓦那回家到纽约；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侦讯之后，梅塞德斯和罗德里戈在机场接他。梅塞德斯以她神色自若的方式微笑着说：“所以， ‘那群笨蛋’接收了通讯社吗，教父？”“是的，教母，没错。”他告诉她自己已经向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社长递出辞呈，另外一份寄给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她则告诉他贾布自己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只等他来。

20世纪60年代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问题绝口不提——包括后来和安东尼奥·努聂兹·希门内兹之间的讨论，他是一位正统的共产党员；在没有提到细节的情形下，他只是表示觉得强硬派共产党员是“反革命分子”。然而1961年的这些事件对他人生的阴影超过十年之久，显然因为他不断地认为古巴革命是“有要领的”强硬派（当时应以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为代表）和较为直觉式的革命浪漫派（以卡斯特罗本人为代表）这两派之间无止境的斗争。二十五年后门多萨表示，紧接在1957年东欧旅程之后，他自己在古巴的经验对于远离社会主义有决定性的影响。

门多萨留在纽约几天，等待关于朋友欠薪以及机票的消息。他白天和梅塞德斯以及罗德里戈在中央公园散步，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在办公室收拾细软。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一起在第五大道、时代广场和格林威治村闲晃，讨论发生的事、古巴的未来，以及他们自己不确定的计划。困在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他们两人都将要开始遭逢困境。5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信给阿尔瓦罗·塞培达：

如今，槽糕至极的危机持续一个月之后，这星期才终于开始有进展，拉丁美洲通讯社一些不错的年轻人都滚蛋了，递上夸张的辞职信。尽管我们可以看见眼前的狗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情况会变得这么令人无法抵挡，我以为自己在纽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我留下来最后的希望今晚已经消失殆尽，我6月1日要去墨西哥，走陆路，目标是横穿混乱的南方。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但我在尝试从哥伦比亚抢救一些美金，希望能让我在墨西哥住一段时间，让我一边找工作。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该找个知性的工作。

就在门多萨离开纽约之后，马塞提打电话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情况又改善了。他和多尔蒂科斯总统谈过，被告知原来他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属意的名单上。他要求加西亚·马尔克斯延迟到墨西哥的行程，但此时这位哥伦比亚人已经订好计划，只等着他的遣散费，而拉丁美洲通讯社并不急着照办。他想说服他们给他一些遣散费加上他和家人去墨西哥的机票，所以不情愿地拒绝了马塞提的恳求。他在一封信里向门多萨解释：

我了解马塞提：不论我们试着做什么，他要求私下的帮忙一开始会变成某种巨大复杂的任务，我会深陷其中，直到同志看到番石榴成熟了决定要吃，如同他们对拉丁美洲通讯社所做的。而且，如果马塞提仍然深陷其中，而且有危险，正如你告诉我他的情况，我会推翻自己计划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但我的印象是总统找到了方法协助他，他已经不这么急着需要帮助了。

后来他表示：“我在自己应该无微不至地管理的办公室里已经成了陌生人。幸运的是，四十八小时之内一切就会结束了。”他担心拉丁美洲办公室不会支付他家人的回程机票，而自己名下只有两百美元。

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没办法飞回哥伦比亚，因此他们由陆路前往墨西哥。在墨西哥他们尝试寻找协助回家（虽然门多萨自己相信在墨西哥长期滞留一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渴望的心愿，也许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动态和动机遭到误解，那是因为他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想回到哥伦比亚以及一大群家人身边）。毫不意外，纽约的管理阶层说他已经辞职了，不是被炒鱿鱼——显然他被认为，如果不是反革命的“虫”的话，那么就是逃兵——他们并没有被授权允许给他机票去墨西哥。后来，共产党告诉在哈瓦那问起他的朋友们：“加西亚·马尔克斯转投反革命阵营了。”6月中旬，对于从拉丁美洲通讯社能拿到费用已经断念，对革命也是，加西亚·巴尔查一家人坐上往新奥尔良的灰狗巴士，门多萨从波哥大又寄了一百五十美元到此地给他。

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孩子，那十四天的旅程对他们而言非常的吃力，至少可以这么说，频繁的停靠，如同这对夫妻后来所说，没完没了的“厚纸板汉堡”、“木屑热狗”、塑胶桶的可口可乐。最后，他们开始吃罗德里戈的加工婴儿食品，特别是炖水果。他们经过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南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以及密西西比州。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是带他走过福克纳的国度，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后来十年间人权改革发生之前，如同当时所有的外国游客一般，这对年轻夫妻震慑于遍布美国南部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他们在蒙哥马利失去了一个晚上的睡眠，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房间出租给“肮脏的墨西哥人”。等他们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非常渴望“真正的食物”，他们用掉门多萨寄到哥伦比亚领事馆的一百五十美元里的一部分，在一家高级法式餐厅“旧广场”饱餐一顿。不过，他们很失望地看到送来的牛排上放了一大颗水蜜桃。1983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起他们伟大的探险时说：

在这趟英雄式的旅途尾声，我们再次面对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棉花田里完美无瑕的巴特农神殿，农人在路旁旅舍的屋檐下午休，黑人的工厂残破不堪，盖文·斯蒂文森大叔的白人子嗣和他们穿着薄纱的偷懒女人星期天上教堂祷告，约克纳帕塔法郡可怕的世界从巴士车窗经过我们的眼帘，就如同小说大师创作的一样真实，一般生动。

他在这趟旅程之后的第一封信里告诉门多萨：“我们安全地抵达了。这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一方面证明福克纳和其他人对于自己的环境说的是实话，另一方面，罗德里戈是个非常灵活的小家伙，可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

最后，在漫长而难以忘怀的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到了边界的拉雷多，在这全世界充满最强烈对比的前哨，他们找到一个肮脏、污秽的小镇，不过，他们在此却觉得人生突然又是真实的了。一间便宜的餐厅提供了美味的一餐，梅塞德斯发现墨西哥人知道烹饪米的秘诀以及其他一切，认为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她也许可以过得下去。他们坐上火车，于1961年6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在那里，他们遇到的是一座巨大但仍然可以适应的城市，大道上排列着花朵——在那个时代——非常遥远的天空通常是透明、亮丽的蓝色，仍然可以看到火山群。

20世纪6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妻子，摄于波哥大。

1961年1月，古巴国民兵准备迎战美国军队入侵，摄于哈瓦那；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到达纽约为古巴革命效力。

1961年4月21日，美国支持的入侵者在西隆海滩（猪湾）被击溃后，遣送至监狱；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准备离开拉丁美洲通讯社后前往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