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

1957年12月23日，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电报的一星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飞到委内瑞拉的麦奎蒂亚机场，内心充满着兴奋与期待。他的旅程经由当时大雪纷飞的里斯本，接着远远地飞离欧洲，降落于苏里南的巴拉马利波；这里令人窒息的热气与随处可见的番石榴有着他童年的味道。他穿着蓝色牛仔裤、特价时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买来的棕色尼龙衬衫，每天晚上都洗一遍，其他行李只放在一个硬纸板的行李箱里，主要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手稿，也就是他在伦敦开始写的新小说，以及仍然尚未命名的《恶时辰》。门多萨记得大约下午五点钟他的朋友抵达，和姐妹索蕾妲一起简单地带他游览了一下加拉加斯市中心，然后带他到时髦的圣伯纳迪诺郊区，让他住在一家意大利移民开的廉价旅社里。

这是他第一次造访哥伦比亚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加拉加斯是一座人口大约一百五十万的集合城市，坐在门多萨白色MG敞篷跑车进入市中心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问他和索蕾妲市中心在哪里？当时的加拉加斯已经是个以不规则状扩张、漫无条理、汽车当道的城市，在绿色山丘及阿维拉山红紫色的山脊前闪闪发亮，有如热带地区的北美城市一般。当时的委内瑞拉处于无情的军人政权掌握之下，这也不是第一次。的确，伟大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家乡几乎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或经验。魁梧的马可·佩雷斯·希梅内斯将军专政统治已达六年之久，不过在他统治期间，来自石油工业的工业潮带来一连串建筑和公路的兴建风潮，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尚未体验过的。

《时代》杂志的老板卡洛斯·拉米雷斯·麦奎格（员工叫他“疯子”）是个秃头的瘦子，常会有一阵阵的歇斯底里，至少门多萨是这么说的。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热带西装，大半辈子都戴着当时军事独裁政权主导的拉丁美洲下正受欢迎的深色镜片。第一天的早上，他甚至没有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招呼，也许，正如之前在《观察家报》时的基耶尔莫·卡诺，他无法把眼前这位华而不实、消瘦身材的男人和门多萨口中所描绘的杰出作家、记者联想在一起，他早已有相当牢固的声誉，在欧洲的两年半间又更加的稳固。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为所惧。他后来描述，虽然并未马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但在加拉加斯这一段时期里他“既快乐又无拘无束”（他后来在那里所写文章选集的标题）。对他而言，在欧洲灰暗的压抑之后，委内瑞拉稍嫌专横。但在过度的分贝以及欢迎这方面，加拉加斯的气氛令人想起他所热爱的巴兰基亚，热带生活欢乐及随性的气氛，加上一项非比寻常的优势：加拉加斯真的是这陌生的加勒比海国家的首善之都。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很兴奋又能在一起，他们在普利尼奥另一个妹妹艾尔维拉的家里庆祝圣诞节和新年。前一年，贾布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相当孤单，在伦敦的短暂时间完全与世隔绝，此时的他非常高兴有观众听他无穷尽的故事的最初想法，纵使偶尔并不情愿，自从遇到“奇内其达”和柴伐蒂尼的电影剧本之后，这些灵感大幅地增加。门多萨以前未曾近距离地接触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而非常惊讶他在报社办公室如此认真工作，居然还有办法维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每一个地方，我都目睹他身为小说家的秘密工作，总是找机会进行自己的书稿创作。我甚至也染上了小说家的怪异分裂人格，每一天，他和自己的角色生活在一起，仿佛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写每一章之前他会先说给我听。”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委内瑞拉停留期间，最重要及最难忘的一刻发生在第一个星期。12月15日，他从伦敦飞到加拉加斯的几天前，佩雷斯·希梅内斯才经由非常可耻的作弊公民投票确认掌权。1958年1月1日下午，准备完年末特刊、前一晚参加了新年狂欢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门多萨的妹妹计划去海边，然而正当大家都拿起毛巾和泳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股家人和小说里经常发生，更别提他自己总是不可预测的人生里经常发生的预感。他告诉普利尼奥：“糟糕，我感觉有事要发生了！”他继而偷偷告诉大家要小心注意。几分钟后，他们站在窗口看着轰炸机飞过城市上空、掠过屋顶，听着机关枪开火的声音。迟来的索蕾妲·门多萨在这时抵达，从街上大叫着新闻：“马拉卡市的空军基地起义了，他们正在轰炸米拉佛瑞斯的总统官邸！”大家急忙跑到屋顶上观看这幕奇景。

起义受到镇压，但加拉加斯却陷入混乱之中。紧接着而来的是令人紧张的三个星期，充满了焦虑、阴谋和镇压。经历了数天的恐怖和威吓之后，从1月10日起，一群群示威人士开始在市内各处抗议、反抗警察。一天下午，这两位哥伦比亚人在大楼外时，国家安全警察突袭《时代》杂志办公室，逮捕了在场的所有员工，并把他们全部带到总部去。当时老板在纽约，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整天都开着那辆白色MG跑车在处于危机的城里，直到宵禁时间，因而逃过被逮捕及搜查资料的命运。1月22日，委内瑞拉媒体全体停止工作，这是纽约的民主党领袖“爱国执政团”策划发起全体罢工的序曲。当天晚上，紧张情势升到最高点，这两位朋友熬夜在门多萨的公寓里听着收音机，凌晨三点，他们听到头顶飞机的引擎声，看到佩雷斯·希梅内斯的飞机灯光将他带到放逐地圣多明戈。街上满是欢欣鼓舞的人民在庆祝这个新闻，汽笛声一直响到凌晨仍然不绝于耳。

佩雷斯·希梅内斯离开才三天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和一群记者在市区的总统府焦虑地等待着前一晚刚宣布的执政团、军队作何决定。房门突然打开，门内一名士兵显然属于争论失败的那一方，手持机关枪倒退着走出房间，从官邸撤退进而流亡，只留下地板上的泥脚印。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那一刻，那士兵离开房间的那一刻，从他们讨论如何成立新政府的房间里，我才第一次对权力有了意会，感受到权力的神秘。”几天后，他与门多萨和米拉佛瑞斯总统官邸的管家促膝长谈，他从委内瑞拉典型强人独裁者胡安·维森德·戈麦斯上任第一天就服侍过所有的委内瑞拉总统。胡安·维森德·戈麦斯从1908年到1935年统治这个国家时，有着令人闻之色变的名声；然而总管谈到他时，却带着特别的崇敬以及毋庸置疑的怀念。直到那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独裁者总是抱持着往常民主式的本能反应，但这次的邂逅让他开始思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受到这类人物的吸引？几天后，他告诉门多萨自己开始产生兴趣想写一本关于独裁者的伟大小说，大声地说：“你们没有注意到吗？还没有出现？”最后，戈麦斯成为中心主角的原型，也许是《族长的秋天》中心主角的原型。

在这些发人深省的邂逅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快就读到桑顿·怀尔德的小说《三月十三日》，重现塞萨尔大帝死前最后时日。这本书使他想起最近在莫斯科看见斯大林以防腐保存的尸体之姿，他开始搜集一些细节，最后赋予自己的独裁者生命，生动地呈现出对于权力、权威、无能和孤独的沉迷，它们自童年时期就萦绕在他的想象里。门多萨回忆到，当时他的朋友，不露倦容花很多时间阅读拉丁美洲看似无止境的一连串暴君的资料，他们一起在附近餐厅用餐时，会以他们生活中生动、最夸张的细节谈论他，进而逐渐的发展出轮廓；没有父亲的男孩、对母亲有着不健康依赖的男性，对于世俗所有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戈麦斯的名声是把委内瑞拉当成巨大的牧场在执政）。新小说的元素很快各就其位，然而再一次地，这个计划完全的开花结果还得经过许多年。

然而至少在目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得其所哉。他回应新环境的喜悦和机会，仿佛自己是委内瑞拉国民，开始对人权、正义、民主发展出更明确的论述。根据许多读者的评断，他为《时代》杂志写的文章是整个事业中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在欧洲时，他以第一人称的观点赋予自己的报道的可信度和直接性，如今，他进展到一种几乎非个人的超然，只更增加了他陈述的明确度，甚至潜在的热情。

佩雷斯·希梅内斯下台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写了一篇非常深刻的政论文章。标题为“在此奋斗过程中教士的参与”，解释了委内瑞拉教会大致上的角色，特别是某些神父的勇气，更别提加拉加斯大主教本人，在许多民主政治人物都已经放弃之时，是他促成了独裁的瓦解。他非常清楚教会对于拉丁美洲政治的持续影响力，许多次都在文章中提到教会的“社会教诲”。这不只是实用主义的想法，也是先见之明，因为同年10月，约翰·保罗二十三世成为新的教皇，后来以“解放神学”广为人知的第一个征兆此时在拉丁美洲已经非常显著。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时期的大学朋友卡米洛·托雷斯，成为全拉丁美洲以新宗教教义的信条为基础介入游击队战斗，而最广为人知的神父。

3月的某一天，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何塞·丰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朋友坐在加拉加斯的“豪华咖啡馆”喝着酒，他看看手表说：“他妈的，我快错过飞机了！”普利尼奥问他要去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去结婚。”丰特·卡斯特罗回忆道：“这使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有女朋友。”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次向梅塞德斯·巴尔查求婚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自从他第一次决定要娶她为妻算起来已经超过十六年。此时的他刚满三十一岁，她二十五岁。除了通信内容之外，他们其实并不太认识对方。另外，普利尼奥·门多萨很清楚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塔奇雅·昆塔那的恋情——她甚至写信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委内瑞拉找到工作——他的妹妹索蕾妲见过这位西班牙演员，并且两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的确，就在他抵达加拉加斯后不久，她曾经问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能放弃这样的女人？梅塞德斯会搬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她丈夫的世界——的确，她对丈夫的世界，了解远远不及身边这些新朋友。对于自己身为这个外向但也非常注重隐私，甚至守口如瓶的男人生命中的女人，要到很多年后，她才终于对此角色感到完全的自信。

哥伦比亚的家人已经将近三年没有见到贾布了，就算是在那之前，自从1951年年底他短暂地和他们一起住在卡塔赫纳后回到巴兰基亚以来，他们也只见过他一两次。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塔赫纳家人的处境变得很差，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还是很困难。不过，上校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终于在1957年8月2日卖掉了。由于房租收入变得微不足道，随着建筑物慢慢残破，最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决定以七千比索卖给一对贫穷的农人夫妇，他们刚刚赢得当地的乐透奖。这笔钱帮助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完成他在卡塔赫纳的皮耶·玻帕所盖的新房子。

路易莎衷心地想确定贾布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也许她在父亲死前如此向他保证过——然而，她渐渐地被身为十一个孩子母亲的生活弄得筋疲力尽，而她挂念着排行比较前面几个女孩子的教育问题，似乎是因为不希望她们落入苏克雷“当地乡巴佬”的魔掌，帮助她们走向独立的未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艾妲，从圣塔玛尔坦毕业之后，她在卡塔赫纳的慈幼会修女学校教低年级学生，贾布在1958年回家之前的几年，她突然决定成为修女，离家前往梅德茵。当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圣蒂雅嘉都反对艾妲的决定——正如同他们反对她和拉法叶·佩雷斯之间的感情，苏克雷一位想要娶她的男孩——但这次没有用。无论如何，这家人很快就要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对于教育自由放任的态度付出惨痛的代价，如今处于青春期的库奇（阿夫列多）开始误入歧途，成为毒品的受害者，最终断送了他的生命。

同时，最小的妹妹莉妲则卷入一场闹剧，差点演变成“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唯一的情人是我的丈夫阿方索·托瑞斯。我1953年11月从辛瑟回到卡塔赫纳，12月在邻居的妹妹家认识他，悲剧从此开始，因为除了古斯塔沃以外，没有人喜欢他。”她认识阿方索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家人非常反对他们在一起。阿方索虽然英俊过人，但暗肤色却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尽管面临极大的阻挠，莉妲和阿方索还是秘密地交往了四年。有一次，她对于这样的情况非常难过，把头发全部剪掉以示抗议父母的态度——他们甚至不让那年轻人进到屋内。他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结婚（如同艾妲一般，玛歌在苏克雷也有她自己的拉法叶·布耶诺，等她决定反抗父母时，他已经把另一个女孩的肚子搞大，玛歌从此不再接受爱情）。如今，莉妲的大哥贾布会来拯救她，她在学校读过他写的故事（她最喜欢《一个海上遇难者的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休了四天假。飞到巴兰基亚，住在七十二街和四十七号公路路口的旧阿罕布拉旅馆，只带着一个空行李箱。“加拉加斯的衣服很贵，”他说。后来，梅塞德斯坚持是他“突然出现”在她家，不过他大概事先联系过她，而这只是长期以来有人问到他们的求爱过程和婚姻时，他们惯常摊出的滑稽版本。她告诉我，她总是栩栩如生地记得自己躺在药店楼上房间里的床上，一个妹妹大叫：“贾布来了！”不过，她不肯说自己是兴奋还是只有惊讶。当天晚上，路易斯·安立奎从谢纳加坐飞机过来，加上贾布、福恩马佑尔和巴尔加斯，他们到“洞穴”共度朝圣般的单身汉之夜。

1958年3月21日早上11点，订婚不到三年之后，这对新人在7月20日大道上的永援圣母教堂结婚。“洞穴”的成员几乎全体出席，阿方索·福恩马佑尔记得贾布看起来似乎因为那一刻的庄严而感到迷茫，穿着暗灰色西装的他比往常更为清瘦，领带极为罕见的工整。新娘姗姗来迟得令人忧心，但穿着令人惊艳的蓝色长礼服，戴着面纱。喜宴地点则选择在她父亲坐落于街道另一头的药店里。

两天后，这对新人前往卡塔赫纳拜访梅塞德斯的婆家。对路易莎而言，自己的儿子离开这么久，出现的时候已经结婚，这种感觉一定很奇怪。阿方索借此机会安排去美丽华冰激凌店见女朋友的大哥。第二天早上莉妲上学时，路易莎对她说：“贾布昨天和阿方索谈过了，他今天会和你的父亲谈，所以今天会决定你的事情。”莉妲后来听说大哥对父亲说：“该是你开始把那些商品卖掉的时候了。”阿方索终于可以进到屋子里。为了表示他是认真的，他说自己准备再等一年，等莉妲读完高中。而为了表示自己一点儿也不严苛古板，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他不赞成长时间订婚，这对情侣应该马上成婚。结果这起婚事在三个月内就完成，莉妲因而高中没有毕业，反倒生了五个小孩儿，接着在当地的政府机构工作，支撑家计二十五年。阿方索·托瑞斯则渐渐成为卡塔赫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中的男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是伊尤，四十年后，他回忆起贾布闪电般的造访：“他才刚结婚，和梅塞德斯一起来卡塔赫纳度蜜月，或是说再见，或者两者都有，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两个都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在皮耶·玻帕的大房子里，我在那里度过青春期。他们不停地说话、抽烟。他们抽得很凶：在大厅、厨房里、餐桌上，甚至在床上，上面他们有自己的烟灰缸和三包香烟。他很瘦，她也是。他很紧张，有着细细的胡髭，她长得很像索菲亚·罗兰。”

对于亲朋好友而言，这对新婚夫妇太早离开，他们经由马拉开波飞往加拉加斯。她幼时朋友后来告诉我，在苏克雷下午的阳光下，这小女孩儿曾经靠在露台墙边说：“喔，我想去环游世界，住在大城市里，住遍不同的旅馆。”如今她出发了。在她过去拥有的人生里，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梦想会成真。他们在飞机上聊天时，贾布告诉梅塞德斯一些自己的梦想：他会出版一本名为《家》的小说；他会写另一本关于独裁者的小说；四十岁的时候他会写出毕生杰作。她后来仔细回想：“贾布出生的时候眼睛张得开开的……他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就算是我们的婚姻也一样。我十三岁的时候他就对他的父亲说：‘我知道自己要和谁结婚。’当时我们只不过刚认识而已。”如今，她嫁给了这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男人。

这是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着结婚的现实、新的责任而改变，此刻坦然地计划未来。自然地，这不只是夫婿试图让妻子印象深刻，他也在创始一个新的年代、新的计划。即使是他心爱的文学，属于他自己的领域，都是这新方程式的一部分。他再也不能只是随随便便的活着，左手进右手出，一切都必须经过计划、组织——包括写作在内。

门多萨全家都出现在加拉加斯机场，包括如今垂垂老矣的前国防部部长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他渐渐地知道自己在哥伦比亚的政治抱负已经随着时间烟消云散。在哥伦比亚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保守党，在委内瑞拉显然永远地输了。

面对这嘈杂、外向，也许过于自信，甚至专横的新家人，梅塞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二妹索蕾妲无疑暗中，也许甚至负面地拿她和见过世面的塔奇雅比较。二十年后，在一本时髦波哥大杂志的文章里，最小的妹妹康斯薇洛无意地揭露了梅塞德斯觉得如此不安的原因。回忆起许多年前她抵达之时，康斯薇洛写道：“她有着海岸区女性典型的体型，苗条但骨架较大，肤色黝黑，较高而不是较矮，凤眼，丰唇微笑，严肃同时也带点嘲弄。那是梅塞德斯·巴尔查第一次出国，她抵达加拉加斯时，看起来似乎是个羞怯、安静的平凡人，穿的窄裙似乎比流行的要大一号，短发，那头永远的卷发对她没有好处。”简而言之：她可能有非洲血统、过时、一点儿也不显眼。毫不令人意外，梅塞德斯后来告诉我，她在加拉加斯“花了太多时间”和门多萨一家人在一起，这些时间“不合乎我的品位，一点儿也不有趣——坦白说，我很想离开门多萨一家人”。只是，刚开始她几乎每天都必须和他们一起用餐。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圣伯纳迪诺的罗莱马大厦安排了一间小公寓，里面几乎没有家具或家庭用品，此等糗事被这对新婚夫妻讲了好几年。普利尼奥·门多萨从来没有离开加西亚·巴尔查家，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一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三十年后告诉我这个故事时，还对此哈哈大笑。门多萨自己的回忆录《冰与火焰》含蓄地证实了这个故事。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普利尼奥原本承诺要守口如瓶，但到头来却告诉全世界梅塞德斯第一次尝试下厨的灾难——梅塞德斯承认自己连颗蛋都不会煮，是贾布教她的——以及她到加拉加斯之后一句话也没说的事实：“我见到梅塞德斯三天后告诉我妹妹，‘贾布娶了个哑巴’。”

不过，梅塞德斯说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1991年，我问她认为维系他们之间感情的是什么？她说：“我觉得问题在于肌肤相亲的效应，你不认为吗？没有这一点的话，什么也没有。”但那只是开始，她很快就进入他的内心，不过和他真正认识她之前那些年的挫折有所不同，这个男人以为自己绝对能生活于自给自足中，自从外公在他十岁过世之后就不再指望任何人，但她如今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她为他的生活带来冷静、秩序。渐渐地，随着她越来越有自信——或者，随着她找到方法把内在的自信转化成外在的表达——她开始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诸多衍生的杂事中加诸传奇性的秩序感，她整理他的文章、新闻剪报、文件、故事、《家》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打字稿。

事实上，在婚礼之前，虽然在他到达加拉加斯之后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和新闻抗争，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狂热地投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上。门多萨建议他的朋友参加一个由《民族报》发起、米格尔·奥特罗·西尔瓦赞助的短篇故事比赛，他几乎一鼓作气地写下第四个马孔多故事《周二的午休》。普利尼奥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篇故事写于1958年复活节的那一个礼拜（如果他朋友说的是实话，但再一次，很可能早就有普利尼奥没看过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来自他从小就记得的事件，先是听到有人大叫“那小偷的母亲来了”，接着见到一名可怜的妇人走过阿拉卡塔卡上校的房子。这个短篇故事所描述的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坐火车抵达马孔多，被迫在镇民敌意的眼光下走过街道，才能拜访她儿子所埋葬的墓地，他在企图抢劫时被射杀。这虽然是少数设于阿拉卡塔卡——马孔多的故事之一，但风格上谨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段时期新写实主义的美学特色。他常常说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故事，最引人入胜、“最亲密”，可能是因为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神奇地融入了自己和母亲归乡的经验，1950年在正午的炎热中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上。虽然有这些可取之处，但文章并没有得奖。

当然就灵感而言，这一篇以及其他马孔多—阿拉卡塔卡的故事写出作者“奇妙”的童年记忆，许多是怀旧的；而背景设在“镇上”（苏克雷）的故事则驱走他痛苦的青春期记忆。然而，不论背景是马孔多还是“镇上”，这些故事并不是专注在管理两个地区的冷血官方——虽然马孔多的神父永远没有“镇上”的神父冷酷，其他官方也是如此（马孔多甚至没有市长）——而是专注在平凡的人们身上，以贴近的观察、温暖的颜色描绘他们在严苛困境中试着过活，在总是逆境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勇气、礼仪、尊严、荣誉生活着。如果这听起来很多愁善感，不可能是“现实的”，那么，是这个作者的天才使他有办法说服最多疑的读者认同他的看法。

加西亚·马尔克斯碰巧可以利用5月下旬和整个6月写他的故事，因为再一次，如同1948年和1956年，不受欢迎的不幸却为他带来文学上的好运。佩雷斯·希梅内斯不久前才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颁为美国之友，5月13日，就他在下台不到四个月之内，共和党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前往委内瑞拉进行一场灾难性的友好访问。尼克松的车子被困在离开机场的路上，被丢石头、吐口水，差点丧命。这个事件受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认为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降到冰点的历史征兆，而针对这次被羞辱的挫败检讨，也引致三年后“进步联盟”的成立。如同其他报社老板，拉米雷斯·麦奎格决定写一篇特别的社论悲叹尼克松的遭遇，其实就是在为这个事件道歉。关于这个事件，门多萨则参与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对着老板尖叫“去吃屎吧！”当场辞职走人。下楼梯时，他遇到迟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加西亚·马尔克斯转头和他一起走出去，两人都丢了工作。

两名失业的记者回到圣伯纳迪诺，接了梅塞德斯去喝一杯，到当地餐厅“巴别拉寒舍”吃饭，一面做事后分析，一面庆祝。后来证明，梅塞德斯不但为人较安静，而且还有黑色幽默感，他们一边告诉她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被炒鱿鱼，她一边放声大笑。这多出来的时间让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延长他的蜜月期，继续写他的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因而有更多时间相处在一起。

她随身带着一大捆贾布写给她的信到加拉加斯，总共六百五十页。几个星期后，他要求她把这些信销毁，因为，根据她的回忆：“它们有可能会落入他人手中。”他自己的版本则是，每次他们意见不同的时候，她总是说，“你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你从巴黎写给我的信说你永远不会这么做。”当他确定她不愿意销毁时——根据他们的个性，一定是经过非常谨慎而困难的讨论——他建议从她手中买下这批信件，最后他们同意象征性的一百委内瑞拉银币，之后她就这些信件全数销毁。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实在非常有意思（甚至如果不是真的也一样）。首先最主要的，这显示他含蓄地保证一辈子都会和她维持婚姻关系，对她而言永远不会有所谓的“贾布”时期可以回顾，因为他们之间永远不会有距离存在，因此也永远不需要借由看旧信件来怀旧。其次，也许私底下，这些信件是给他自己的，一段他的确曾经抛弃她的时期的纪念品，他和塔奇雅的恋情、和“妞妞”之间的露水姻缘。无疑，他的良心要求销毁这些证据（可能因为他没有排除再度和塔奇雅恢复联系，他和梅塞德斯结婚前正好是他和塔奇雅认识两周年）。最后，不论乍看之下有多么不可能，也有可能是当这个年轻人在飞机上吹嘘着未来的功绩时，其实他知道自己将来会出名，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直觉，因此应该提前销毁生命中所有的证据，为未来的学生、评论、传记作者建立一个现成的形象。不论哪一个才是真相，这个行为都符合加西亚·马尔克斯心中深植的直觉，不要紧紧抓住过去不放，也不要收集纪念品或定情物——即使是来自他的小说。

普利尼奥·门多萨再度被国内顶尖的新闻杂志《精英》（Elite）邀请。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遇见了未来最重要的委内瑞拉朋友西蒙·阿贝尔托·康萨尔维，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经由拉丁美洲最有影响力的报纸集团之一卡普里列斯集团的所有人米格尔·安赫尔·卡普里列斯，门多萨成功地在同一家机构帮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另一份工作。因此，6月27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卡普里列斯杂志中最轻佻的《委内瑞拉影像》（Venezuela Gráfica）总编辑，这本杂志素以“委内瑞拉色情照片”而广为人知，尤其是诸多穿着清凉的“名角”。他刚帮《精英》杂志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匈牙利前总理纳吉的死刑（1958年6月28日），但帮新杂志则写得很少。

来自哥伦比亚的好消息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突然刊登在6月号的《传奇》（Mito），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1955年前往欧洲之后，这本文学评论杂志曾经刊登过《伊莎贝尔于马孔多之望雨独白》。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给了赫尔曼·巴尔加斯一份小说的稿子，但巴尔加斯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转手给编辑凯坦·杜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刊登于文学杂志上这件事，再一次地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几乎总是悄悄地刊登，因此只有几百个人会读到。不过总比没有好，当时他一定是这么想。当时，畅销书这样的概念并不在他的期望之中。

不过再一次，另一种政治力量正要介入，进而对他的命运做出极端的改变。1956年初在巴黎，尼古拉斯·纪廉告诉他一个叫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是古巴唯一的希望，他是7月26日运动的领袖，自此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一直注意这个男人的功绩，包括他在墨西哥的准备，搭乘格拉玛号游艇，史诗般但灾难性地前往古巴的旅程，以及在古巴马埃斯特拉山脉的游击战。卡斯特罗很快地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中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由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永远不会忘记的过程，委内瑞拉正摸索着走向新的民主秩序，但委内瑞拉不是他的国家，随着时间的逝去，对他的吸引也逐渐淡化；无论如何，他借由写作参与报道、编辑的能力已经不再。卡斯特罗的奋斗无疑具有代表拉美大陆之意，更别说抱负，也许古巴真的会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国家。

他曾经在加拉加斯采访过卡斯特罗的妹妹艾玛，《我的哥哥菲德尔》于1958年4月18日刊登在《时代》杂志，他在该年年中也以持续的热情注意着古巴的发展。虽然卡斯特罗尚未宣布自己的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在他长久的记者生涯中，他第一次能够对一位政治人物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对他的革命运动有着明显的乐观。他提到卡斯特罗最喜欢的食物是意大利面，他自己是烹饪此料理的高手，接着注记：“在马埃斯特拉山，菲德尔仍然在煮意大利面。‘他是个好人，一个简单的人，’他的妹妹说，‘他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最重要的是，他很会聆听。’她说他可以听上好几个小时，以同样的兴趣聆听各式的对话。关心身边同伴的问题，加上坚不可摧的意志，似乎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质。”四十五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出几乎同样的话——更别说吃着由卡斯特罗在他自己的厨房里所煮的意大利面——并不奇怪：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数他能够相信的人物之一。如今，发现卡斯特罗曾经参与“波哥大大暴动”，加西亚·马尔克斯除了对于这位年轻古巴人史诗般的冒险投以浓厚兴趣之外，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多了一层传记体上的巧合之处。的确，在他和艾玛·卡斯特罗善意的访问之后，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在加拉加斯的成员开始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情报，然后他再提供给他所任职的杂志。

1958年除夕，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去了由卡普里列斯家族举办的新年派对，凌晨三点回到自己住的大楼时，电梯坏了。他们两人都喝了很多，因此每爬一层楼就要坐下来休息，才能爬到六楼。他们终于打开门进公寓时，听到城里传来喧哗声，人声、汽车喇叭、教堂钟声、工厂的汽笛鸣叫声交织一片。难道是委内瑞拉又一次的革命吗？他们的公寓里没有收音机，只好赶快再跑下六楼去查明发生了什么事。管理员是名葡萄牙女子，告诉他们不是委内瑞拉，而是古巴的巴蒂斯塔下台了！当天稍后，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带领他的游击队进入哈瓦那，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新页；自从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的第一次，全世界都会直接地受到此地政治事件的撼动。也许，拉丁美洲孤独和失败的时期终于结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臆测着。当天稍后，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一起庆祝这个消息，在门多萨家族于“丽山”的露台上畅饮冰啤酒，看着汽车在加拉加斯高速公路上鸣着喇叭，车窗外飘着古巴国旗。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两个朋友在各自的办公室里追踪媒体电报的每一个细节。

1959年1月18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整理他在《委内瑞拉影像》杂志办公室的办公桌，整理完了正准备回家，此时一位古巴革命分子出现，表示飞机在麦奎蒂亚机场等着带领有兴趣的记者前往岛上观察巴蒂斯塔罪犯的审判，史称“真相行动”。问他有兴趣吗？他必须当场决定，因为飞机当天晚上就要离开，连回家打包的时间都没有。反正梅塞德斯已经回巴兰基亚一阵子和家人度假，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打电话给普利尼奥·门多萨——在行李箱里放两件衬衫，马上去机场，菲德尔邀请我们去古巴。他们两个当晚就出发，加西亚·马尔克斯仅仅穿着身上的衣服，没有护照，从巴蒂斯塔军队接收来的双引擎飞机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尿骚味”。他们上飞机时，媒体和电视摄影机记录着整起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惊恐地看见坐在驾驶舱的是一位有名的电台主持人，没人知道这位流亡的古巴人是个飞行员。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听见他对航空公司抱怨飞机超载，乘客和行李堆在走道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以颤抖的声音问驾驶员，他是否认为他们有办法飞到目的地，驾驶员告诉他安心信任“处女号”。飞机在热带风暴中起飞，半夜还必须在途中的卡马圭紧急降落。

他们于19日早上抵达哈瓦那，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总理的三天后，古巴仍然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之中。四处都是红旗，蓄胡的游击队员肩上扛着来复枪，混杂在似梦般眼神、戴着草帽的农夫，以及无法忘怀的喜悦之中。两位朋友首先注意到的是，巴蒂斯塔的空军如今也允许蓄胡，表示自己也是革命分子。没多久的时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发现自己来到总统府，他回忆到，这里一片混乱——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外国记者都混在一起。门多萨记得他们依序进入媒体室时，见到卡密罗·西安富耶格斯和切·格瓦拉在说话，他很清楚地听到西安富耶格斯说：“我们应该枪毙那些混蛋！”几分钟后，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传奇的西班牙将军阿贝尔托·巴尤时，听到头顶上直升机的声音，是卡斯特罗搭机过来，向建筑物前沿着使命大道聚集的百万民众解释“真相行动”的宗旨意义。卡斯特罗进入这个大房间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中断他的采访；新领袖准备他的演讲时，他们之间只隔了三个人。他开始说话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感觉背上有一把手枪抵着他，总统随扈错把他当成偷偷混入的间谍。幸运的是，他有机会及时解释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两位哥伦比亚人前往“体育场”，目睹被控为战犯的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受审，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天一夜。“真相行动”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革命只审判、处决战犯，而非所有的“巴蒂斯塔支持者”，像部分美国媒体已经指称的那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出席了赫苏斯·索萨·布朗哥上校的审判，他是巴蒂斯塔军队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之一，被控谋杀没有武装的农民。台上有一个像拳击台的地方，以探照灯照明，被告戴着手铐站着。两位哥伦比亚人坐在前排，同时，群众吃着临时的餐点、喝着啤酒，一面围观吃喝着，而索萨·布朗哥脸上带着轻蔑、讥讽和恐怖的神情，试图为自己辩护。索萨最后终于被判有罪时，普利尼奥·门多萨手拿麦克风对着这位被定罪的人，让他可以回应判决，但索萨拒绝回应。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表示，这个事件改变了他对于《族长的秋天》的想法，他如今设想一场最近被推翻的独裁者的审判，由尸体旁的独白陈述。当局问他和门多萨晚上是否有意与其他记者一同去探视被定罪囚犯的牢房，但被他们回绝；第二天早上，索萨·布朗哥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双胞胎女儿去饭店请求外国媒体签署陈情书请求特赦，他们全都签了名。那位母亲前一天晚上给女儿吃了药，让她们保持清醒，“她们才会永远记得这个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签名似乎是基于同情这家人，以及毕生反对死刑的态度，而不是出自于关心程序的正义。如同索萨·布朗哥所抗议的，审判的确实像“马戏团”，但也不算血腥，他的罪行并没有疑问。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表示，虽然有一些不合规则，但他们相信处刑是公正的。

三天后，这两位朋友飞回加拉加斯。普利尼奥·门多萨已经被他在委内瑞拉所见愈演愈烈的仇外情绪所激怒，决定回到波哥大。他在2月底离开，开始为《彩印》和《街道》（La Calle）等杂志做特约撰稿工作，一面等待来自古巴的消息。门多萨一直都比他年长的朋友容易受影响，也比较冲动，乌托邦的喜悦说服门多萨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为新革命尽力，两人都认为这个现象的规模和重要性将会遍及整个拉丁美洲。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明白地向古巴的联系人表示，如果他们找到恰当的职务给他做的话，自己也可能准备为新政权效力。

美国媒体则以非常悲观的态度谈论着哈瓦那的“杀戮”，一批批地处决任何可以找得到的“巴蒂斯塔支持者”，而新的革命政府继续坚持它只是在审判、处决罪证确凿的战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被新政府说服古巴革命具有正当性，相信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反应是不公正的。一位阿根廷记者豪尔斯·里卡多·马塞提在“体育场”的事件中接受采访，宣称美国对于古巴事件的报道“再次显示需要拉丁美洲媒体的力量来保护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报道新闻这个议题向来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关切重点，最后，新政府邀请马塞提在哈瓦那成立他所推荐的那种新闻机构，后来称为拉丁美洲通讯社，一旦对这个不可或缺的革命工具达成共识，马塞提开始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寻找同仁以及撰稿人，在拉丁美洲所有主要城市设立办公室。

4月，就在卡斯特罗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十一天，受到美国政府刻意的冷落之后不久，一位叫罗德里戈·苏阿瑞兹的墨西哥人来到波哥大，醉醺醺的他带着一行李箱的钞票。此时的基耶尔莫·安古罗娶了意大利人，带她回波哥大，和基耶尔莫·安古罗谈过之后，苏阿瑞兹提议普利尼奥·门多萨应该负责设立波哥大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门多萨接受了，同时也表示自己有个朋友在委内瑞拉，是个杰出的记者，并且热心支持革命，只等着对方提出邀请。“现在就去找他！”是当场的回答。这场革命真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支票、没有收据，那个时代的革命就是这样。”几天后，加拿大皇家银行通知门多萨有一万美元汇到他的名下。他打电报给加西亚·马尔克斯，要他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波哥大。

真的需要下决定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想为古巴工作的欲望，克服了他不愿意回到波哥大的心情。虽然委内瑞拉有问题也有踌躇，但政治进展令他印象非常深刻，但古巴则更进一步——其实是好几步。根据门多萨的版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在5月上旬抵达波哥大时，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门多萨把他们从机场接到车上时，贾布才庆祝这个消息：“古巴！太棒了！”担任记者十二年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做自己想要做的那种工作，没有审查制度、没有妥协——至少他是这么认为。新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位于七号公路——第七街，在十七街和十八街之间的坦帕咖啡座对面——光是这一点就觉得是在革命；而且，其实距离他十五年前第一次到波哥大，要去锡帕基拉之前所住的宿舍颇为接近。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眼里，波哥大已经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卡恰克人堡垒。如今，这个城市是1948年4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学习革命重要一课之处，他和普利尼奥要在此散播革命的种子。他马上开始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太多需要即兴发挥。没多久，七号公路的办公室就成为哥伦比亚左派的聚会之处。其中的员工包括梅塞德斯的弟弟爱德华多，他们参与了拉丁美洲20世纪历史上最骚乱、热情、但结果也最悲惨的开始。当时，世界各地的革新主义者都以最热烈和热情的注意力锁定古巴的发展，拉丁美洲的年轻人开始把“古巴实战经验”应用在自己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各处成立游击队运动。门多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也常常在办公室附近的街上安排支持古巴的集会。

虽然有以上如火如荼的活动，但哥伦比亚一如往常地证明它置身于大陆规则之外。在革新主义人士的眼中，哥伦比亚的发展并不如古巴或委内瑞拉一样有希望。哥伦比亚教会谴责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之后，罗哈斯·皮尼利亚在1957年3月开始动摇，自由党领袖阿贝尔托·耶拉斯·卡马尔哥领导的公民运动号召全面罢工。独裁者于5月10日辞职，属意由加夫列尔·巴利斯·高尔迪尤将军所领导的五人执政团接手，勉强答应恢复民主。7月20日，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岸的滨海休闲地希切斯，耶拉斯和流亡的保守党领袖劳雷亚诺·戈麦斯策划“国家阵线”，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将以双头政府组织轮替，以避免政治混乱——其实指的就是左倾——以及恢复军事统治的危险。执政团于10月宣布全民公投，1957年12月1日，公民投票通过这个计划。一轮诡异初选似的投票决定自由党和保守党最受欢迎的参选人之后，耶拉斯在1958年的选举中同额竞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梅塞德斯·巴尔查在3月的婚礼之后回到委内瑞拉，自由党领袖很快地在1958年8月以哥伦比亚下一个“民选”总统的姿态接受欢呼。

在一篇他结婚当天刊登于加拉加斯的文章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确而有力地总结哥伦比亚最近的历史：

1949年11月9日，原本低调的百万富翁、保守党总理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下令解散国会，经过没有选举的八年九个月十一天之后，哥伦比亚人再度回到投票所，重新选出国会。此解散国会的法令于某星期六的三点三十五分生效，开启连续三个的独裁政权，使得国内二十万人死于非命，以及历史上最糟的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毫不留情地军事追杀自由党，毁损了我们国家的选举事实。

他的评论还不止于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自由党在1946年失去政权终究归咎于耶拉斯·卡马尔哥，并且鄙视他居然成为参选人，因为他其实是保守党，果不其然地从二十年前曾经代表自由党参选的同一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中招募自由党参选人。由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于1959年2月13日所成立的新政党“解放革命运动党”在20世纪60年代虽造成一时的骚动，不过，对于两个政治恐龙之间的争斗终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如往常，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点儿也不乐意回到惨淡的波哥大，更甭提哥伦比亚政治带给他的挫折感。不过，对于波哥大人的背信弃义，如今他有妻子分享他的感受，以及他身为“海岸人”的抗拒。梅塞德斯已经怀孕好几个月，剪了短发，常常穿长裤，此举使波哥大的邻居非常震惊，特别是对怀孕女性对于古巴高跟鞋的偏好以及她丈夫俗气的衬衫。普利尼奥·门多萨还是单身汉，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他们家，贾布忙的时候则由他带梅塞德斯去电影院。他和他的朋友都有着相同深蓝色的雨衣，他们的朋友总是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由同一个母亲所打扮的两个男孩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7年所写，关于访问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文章于1959年7月27日至9月28日间刊登于《彩印》杂志，系列标题是《铁幕下的九十天》。也许重要的是他没有重复匈牙利的文章，这也许是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予卡达如此好的评语之后，他却处决了纳吉。因此，他针对这个议题另外写了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未令他的读者想到他和卡达之间的交情，而且可以注意到，他怪罪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匈牙利人：“即使是我们这些原则上相信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人，也必须认清这位苏维埃总理已经开始令人起疑地看似斯大林。”有趣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强调的一点是处决纳吉是“愚蠢的政治行为”；面对也许原则上该受谴责的极权政策时，他不是最后一次采取如此实际的立场。写下这篇文章的人此时明确地相信在特殊的情境下有“对”与“错”，冷血地把政治置于道德之上，最后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如菲德尔·卡斯特罗般“无可取代”的领袖，这一点，也许我们不该觉得意外。讽刺的是，比起他两年前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之前写的稿子，东欧这一系列文章在1959年时反而比较具有实质意义，因为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拉丁美洲激烈的左倾，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一再地引起辩论，甚至有人为它不惜杀人。

8月24日，梅塞德斯生下他们的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巴尔查。这不幸的婴儿生为卡恰克人，但他的受洗却使他注定有个光明的未来。不出所料，他的教父是普利尼奥·门多萨，教母是赫尔曼·巴尔加斯的妻子苏珊娜·莉娜瑞斯，如今住在波哥大，但婴儿由卡米洛·托雷斯神父施洗，后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47年在国家大学时同为法律系学生的激进派神父。托雷斯于1947年年底离开大学，他不幸的女友选择了僻静的修道院，他则于1955年成为神父，接着在天主教鲁汉大学研读社会学，和其他大学旧友正好同时都在欧洲，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门多萨、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回到哥伦比亚之后，他回到国家大学教授社会学，他们全体首度重逢。等到1959年这群人再度碰面的时候，托雷斯神父在波哥大的边缘社区非常活跃，越来越疏离传统的教会体系。毫无疑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托雷斯担任施洗仪式的主祭神父是因为感情因素——但他也是他和梅塞德斯唯一认识的神父。起初，托雷斯拒绝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教父，不只因为他并不是信徒，更由于众所皆知他并不虔诚。婴儿受洗时，托雷斯吟诵着：“相信圣灵现在降临于这婴孩身上的人应该跪下。”在场的四位都站立不动。

罗德里戈出生之后，每当这两位“父亲”从办公室回家（几乎总是在深夜），他们会想办法把婴儿吵醒和他玩儿；梅塞德斯抗议时（她总是这么做），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说：“好啦，好啦，别埋怨我们两个爸爸了。”卡米洛·托雷斯仍然经常拜访加西亚·巴尔查家，六年后，单纯一如往常的托雷斯神父加入国家解放军游击队，却在第一场战役中牺牲。他仍然是20世纪拉丁美洲史上最有名的革命神父。

古巴革命的1959年已近尾声。早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完成了无疑被公认为他所写过最重要的短篇故事。事实上，这篇非比寻常的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从来都不应该放在那些从伦敦开始创作而最后在委内瑞拉完成的选集里，那些作品其实承袭新写实主义，风格和意识形态上都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相辅相成。《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全然不是承袭，甚至也不是那个意识形态年代和文学类型的高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颇为新颖的作品；它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整个文学和政治轨道上最关键的一篇作品。首度结合他的两个文学类型“写实”和“魔幻”，并为接下来半个世纪完整的成熟作品铺路，特别是两部重要巨作《百年孤独》 以及《族长的秋天》。的确，此篇故事规模之巨大，特别是结局，融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神话与诗意中不同的元素，他自己都花了许多年的时间理清最重要的脉络，才有办法设想出接下来的数年间等待他的两部巨作的结局。

事实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在政治层面上，即使回到哥伦比亚这件事带来的文化冲击在意料之中，却也是非常强烈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欧洲写成，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还是对家乡和一些人带有一些感伤的情怀。即将出版的选集里的其他故事也是在欧洲开始写，在委内瑞拉的前几个月内完成；这些作品中对一般哥伦比亚人散发出的情感以及他对于未命名的上校的情感，无疑是类似的。然而，《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他回到哥伦比亚之后的产物，不仅是在离开哥伦比亚超过三年之后。也无疑是在欧洲、委内瑞拉、古巴之后。首次阅读时，就能感受到这些不同的体验接连影响他对于这个国家的感受；感受到作者累积的挫折感，藐视、愤怒一个国家竟能无止境地耗弱自己的子民，而且似乎永远、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对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首先的评论是，故事里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段毫无意义的歌舞；或者，几乎毫无意义。这篇作品诉说—— 的确，由非常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的叙事者诉说这个故事—— 一位老哥伦比亚女族长“格兰德大妈”的生与死（关于死多于生）。哥伦比亚所有的政治人物和显贵，甚至来自国外的贵客如教皇等，都来参加她的葬礼。故事中暗示但并没有明说的是，格兰德大妈一生都在蛮荒之地度过，她的财富来自无耻又无情地剥削劳动农民阶层，她自己丑陋、粗俗，在每一方面都可笑而荒唐。然而，在她那没有命名的国度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寓言，其中刻画了首先由凯坦所建立、仍然封建的半“寡头政治”中真正的道德状态；以及统治阶层卡恰克人的虚伪，假装哥伦比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土地，唯一令人失望的却是被这些高人一等的人所欺压的人民，这些人民可怜、出身低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由19世纪的政治体制监管的殖民式土地占有体系。什么时候，喔，什么时候，哥伦比亚的20世纪才会来到！因此，他的故事由里到外。以倒转方式开始描写这个世界：

对于世界的异教徒，这是格兰德大妈的真实故事，马孔多王国绝对的主权者，享年九十二岁，上个9月的某个星期二死于圣洁的味道之中，教皇出席她的葬礼。

十五页后的结尾：

如今至尊教皇的身体与灵魂都可以上升至天堂，他在世间的使命完成，共和国的总统可以坐下来根据自己健全的判断能力来执政，过去与未来的万物之后都可以结婚，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并生下许多子嗣，平民老百姓也可以架起他们的帐篷，在格兰德大妈无边无际的土地上过着他妈的快乐无比的生活，因为唯一能够与他们为敌，唯一有足够势力反对他们此举的人，已经开始在那铅座下腐烂。唯一剩下的只有一人靠在门边，坐在椅凳上讲述这个故事给后代子孙，作为警喻和榜样，让全世界的异教徒都知道格兰德大妈的故事，因为明天星期三，清道夫就会把葬礼遗留下来的垃圾扫得干干净净，永远清洁。

这使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语调和修辞。这位叙事者的声音和观点只差一点点儿就是完全的讽刺，近乎斯威夫特或伏尔泰式的讽刺，如此地有力，他可以反述的方式铺陈自己的理念，也很肯定读者能了解他的意思。

显然，《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离开哥伦比亚长达四年之后，对于国内情势和回国感到失望、愤怒的反应。如今，最大的差异在于他的声音有着作者的权威，他在更宽广的世界中的体验赋予他身为作者的藐视和轻蔑。叙事者所描绘的哥伦比亚无法改变，但从这个观点（苏联？委内瑞拉？古巴？）知道改变是可能的，而这一点是《枯枝败叶》的作者所尚未知晓的。这样的故事只有可能在1959年完成，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历过马克思称之为“辩证”的经验之后——哥伦比亚国家前线对照古巴革命——从而给他早已隐约出现的魔幻现实一种野性、嘲讽、狂欢节似的政治意涵。的确，这个故事在精华和平衡上都属于一个独特的时刻，其中所诉说的一点是：“我已经无法再写如选集里的那些故事。我的‘写实’阶段已经结束。”然而，如今他也将成为盛大的历史讽刺的受害者。

命运的轨迹虽然已经达到写实主义的尽头，或是新写实主义阶段，但他如今很热心地和古巴联系；矛盾的是，古巴政权打开许多拉丁美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却迅速地支持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已经无法写出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品。他需要见到其他拉丁美洲作家出版以神话和魔幻为题材的小说使自己安心，才能完成整部属于自己的小说，其中忽略——或该说是明确地拒绝——社会写实主义的信条。接下来的几年间，严密的自传性元素也起了作用。另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以及需要抚养的妻小，对于即将来临的时期有着重大的影响；如今令他从使命分心的元素已不再和从前一样，因为他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奢侈，饿着肚子还能随时随地回应灵感的召唤。因此，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格兰德大妈》看起来只是一个年代的结束（或者甚至有一段时间是他身为作家事业的结束）；只有在更遥远的未来，才能看出这不可或缺、历史上的关键点，也是他成熟时期的开始。

因此事实上，就文学方面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尚且未成定数，如果古巴革命的工作不顺利的话，他甚至考虑回巴兰基亚和阿尔瓦罗·塞培达一起从事电影工作。某次他去巴兰基亚时，梅德茵电影院的代表阿贝尔托·阿基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起坐在“绿野饭店”等待塞培达，他本来应该带着国家电影机构的企划案出现，却没有现身。午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经意地提到梅塞德斯从波哥大打电话告诉他，他们需要付六百比索才不会被断电。阿基尔身兼律师和编辑，两年前《传奇》杂志出版《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他非常推崇。午餐结束后，他提议再出版这本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你疯了，你知道我的书在哥伦比亚卖得不好。记得《枯枝败叶》的初版惨状吗？”不过，阿基尔打算说服他，提议付他八百比索，预付两百。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到电费，当场同意。在一年后的一封信里，他抱怨他是“唯一一个在热带炎热的下午，瘫坐在竹制的摇椅里，带着宿醉，还跟人作口头约定的人”。不过，他对阿基尔说得没错。1961年出版的时候，前面的两千本只卖了八百本。如果他要在哥伦比亚等待成功，可能要永远地等下去。

1958年5月13日，示威抗议群众在卡拉卡斯攻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这是美国开启拉丁美洲政策的历史性时刻。

切·格瓦拉与同志们战后休息，随后进军哈瓦那，1958年12月，摄于古巴。

加西亚·马尔克斯，此时为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摄于1959年波哥大。

梅塞德斯·巴尔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结婚前摄于巴兰基亚。

1959年于波哥大，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普利尼奥·门多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友），摄于拉丁美洲通讯社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