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1957年5月初，普利尼奥·门多萨带着妹妹索蕾妲回到巴黎，发现他的朋友更消瘦、更修长、更刻苦。“他的套衫袖子上有洞，鞋底走路的时候会进水，粗犷的阿拉伯脸庞上颧骨很明显。”不过，对于朋友的法文进步，对巴黎环境以及问题的了解，则令他印象非常深刻。5月11日，他们一起在著名的双叟咖啡馆听到罗哈斯·皮尼利亚被推翻、流亡的消息，就在他被哥伦比亚天主教会谴责的十天之后。接收的是“五人军政府”，这两位朋友对随之而来的未来都不乐观。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都有左派的渊源以及幻想，非常希望前往东欧，前一年互相矛盾的报道尤其给了他们强烈的动机，一开始是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接着是苏联入侵匈牙利的骚动。他们决定从莱比锡开始，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流亡时曾以学生奖学金在这里住了一年。之前还有工作的门多萨，为了这个夏天买了一辆二手雷诺四门汽车，6月18日，他以时速大约一百零五公里载着活泼的索蕾妲和沉默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驰骋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沿途经过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再从法兰克福进入东德。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这另一个德国的文章——再一次，他必须等待许久才见得到文章发表，提到铁幕其实只是红白相间的木制路障。对于边境的情况、破旧的制服、边境警卫的无知，这三位朋友感到相当震惊；边境警卫几经困难才有办法写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地，也许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接着，由索蕾妲·门多萨开夜车把他们载往魏玛。早餐时分，他们在一家国营餐厅停留，再次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感到惊讶。门多萨记得他们进门之前，下车时伸着懒腰打呵欠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听好，大师，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了解什么？”“关于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到，进入这家一点儿也不吸引人的餐馆好像“一头栽进一个没有准备的现实”。大约一百名德国人坐在那里吃着火腿和蛋的早餐，丰盛得足以供给王公贵族，不过他们自己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当晚稍后，三位哥伦比亚人抵达魏玛，第二天一早，他们从此处前去参观附近的布亨瓦德集中营。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自己一直无法把这些死亡集中营的现实和德国人的性格连在一起，“就像好客之于西班牙人，慷慨之于俄国人”。

这三位朋友继续开车前往莱比锡，莱比锡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起波哥大南区，而这并不是什么最高礼赞。莱比锡的一切都很破旧、令人沮丧，他回忆道：“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衬衫的我们，身上满是来自公路的尘埃，我们是唯一‘人民民主’的迹象。”此时，他并不清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主义本身，还是俄国人的腐败。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提到，他和“佛朗哥”（普利尼奥·门多萨）“忘了”莱比锡是马克思—列宁大学的所在地，他们可以认识一些“南美洲的学生”，更具体地讨论目前的情形。事实上，这才是他们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这里是维亚尔·博尔达的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道中给了他一个假身份，一个名叫“瑟席欧”的智利共产党员，三十二岁的他两年前从故乡流亡，在此攻读政治经济学。维亚尔·博尔达的确是生活在流亡之中，只不过是从哥伦比亚流亡在外，他在波哥大和共产党青年团密切来往，成功地找到一份奖学金在东德的城市读书。回巴黎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他曾去塔奇雅在阿萨路的房间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贾布和我，”维亚尔·博尔达在1998年告诉我，“对于共产主义体制的想法差不多，想要的也差不多：就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命中的许多时间都围绕着同行的旅人、共产党，更常见的是前共产党员。在后者之中，有后悔的前共产党员，他们坚持左派路线；以及怨怼的前共产党员，许多转为极端左派。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情愿地下结论表示，民主的社会主义比共产主义理想，至少从实际的角度上观察是如此。

维亚尔·博尔达带朋友到一家国营歌舞厅，看起来就像妓院，厕所门口还有出租车用的码表、酗酒过量和从事低级活动的情侣。加西亚·马尔克斯写道：“这不是妓院，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严格禁止并重罚卖淫。这是一家国营机构，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里比妓院还要糟糕。”他和门多萨觉得追求女人的行为还不如转移到街上。他们所认识的拉丁美洲学生，甚至是认真的共产党员，都坚持加诸东德体系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希特勒已经消灭了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当地的领导只是官僚走狗，在没有征询人民意见的情形下就把所谓“放在行李箱从苏联带来”的革命加诸人民身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道：“我相信在本质上绝对有人道上的失落感，对于大众的关心使得个人隐形。这一点在德国人来说是成立的，对于苏联士兵也是成立的。在魏玛，人民反对由苏联士兵带着机关枪看守火车站，但没有人在乎可怜的士兵。”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门多萨要求维亚尔·博尔达让他们释怀，借由一些辩证法解释东德的现况。维亚尔·博尔达一生都是忠贞的社会主义者，一开始滔滔不绝，忽然又停下来咒骂：“一堆狗屎。”

总而言之，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东德的反应几乎完全是负面的。他对于自己在西柏林的时间有着混杂的情绪，在那里，美国人以更强烈的热情除旧布新，这个寻常的努力只是为了让苏联的那一边看起来很糟糕：

第一次接触这个运作于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巨大城市让我留下空虚的感觉……在粗野而精密的运作下，有些东西开始成形，却与欧洲完全相反。闪亮、无菌的城市，一切事物有着不幸的效果，看起来太新……西柏林是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宣传媒介。

讽刺的是，这个宣传工具在他身上非常有效，包括他对东柏林的描述，在冷酷中带有摆脱幻想的清醒：“到了晚上，相对于西柏林一大片的彩色广告牌，东边只有红星的闪耀。这城市如此阴沉的气氛，唯一的好处是符合这个国家的经济现实，除了斯大林大道之外。”斯大林大道这巨大的规模很不幸地也只有巨大的粗俗感。加西亚·马尔克斯预测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其中一个政权胜利时，柏林会再次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庞大的商业博览会，建立在两个系统所提供的免费范例上”。鉴于东西两方的政治紧张局势和竞争，他的结论是，柏林是个惊慌失措、无法预测、无法理解的人类空间，在这里，没有什么是如同表面所见，每一件事物都经过操作，每个人都和每日的欺骗有关，没有人具备无瑕的良知。

在柏林待了几天之后，这几位朋友尽可能快速地回到巴黎。索蕾妲·门多萨继续前往西班牙，两个男人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也许他们的印象太草率，也许别的国家情形比较好。几个星期之内，莱比锡和柏林的朋友本来就安排好要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大会，建议他们应该一同前往。早先在罗马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试图取得前往莫斯科的签证，但由于他没有正式的赞助人，被拒绝了四次。然而在巴黎，由于非比寻常的运气，他现在又和自己的护法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联系上。萨巴塔的妹妹迪丽雅是一位哥伦比亚民俗专家与表演家，正带着一个主要由哥伦比亚黑人组成的团体，从帕伦奎和马帕雷前往参加莫斯科盛会。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歌手、吉他手、鼓手，他和门多萨加入这一团体，接着前往柏林去和其他人会合。其他前往参与节庆的哥伦比亚人在柏林会合，包括埃尔南·维耶科和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

直到最后一分钟，加西亚·马尔克斯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行。他寄了一封颇为夸张的信到马德里通知塔奇雅，也许当时两人想不到会又恢复联系，信中表示，索蕾妲·门多萨几天后会飞到那里，宣布自己要不是在“今晚午夜之前”出发前往莫斯科，不然就是在回到哥伦比亚之前去伦敦，在那里继续未完成的小说（《恶时辰》）。信中也提及他那天稍晚在马毕雍咖啡馆和索蕾妲碰面。（提到他们第一次说话的马毕雍咖啡馆，无疑他是刻意的，就像大部分显然漫不经心的信件，目的是要伤害他的旧情人。）至于《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这本书属于他们两个人：我对它失去了兴趣，“如今角色已经独立自强，他现在可以说话吃泥巴。”事实上，他也大可以对它失去兴趣，因为这本书已经写完了。他说自己常常见到塔奇雅的小妹帕姿，暗示自己和昆塔那家三姐妹之间的关系。最后，说他很高兴离开“这个悲伤而孤独的城市”，之后，他以明显（或伪造）的苦涩教训她：“我只希望你会了解到人生很苦，总是、总是、总是会如此。也许有一天你会不再发明一些关于爱情的理论。了解到当一个男人诱惑你的时候，你也必须做一些事去诱惑他，而不是要求他每天爱你更多。马克思主义对此有一个名称，但我现在想不起来。”

柏林到布拉格这段路真是噩梦一场，在这段长达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旅程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后者的哥伦比亚朋友帕布罗·索拉诺必须站在厕所外，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睡觉。接着，他们在布拉格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恢复体力，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很快地更新两年前对于此地的印象。下一段路程比较轻松，到布拉提斯拉瓦，接着是位于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匈牙利交接之处的差普，再前往基辅、莫斯科。对于托尔斯泰祖国的幅员广大，他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进入苏联的第二天，火车都还没有横跨乌克兰。一路上每次火车停下来时，乌克兰和苏联平民就对着火车丢花束、献上礼物，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前半个世纪几乎没有看到过外国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西班牙人聊天，内战时他们还只是小孩儿，当时撤离的他们曾经因为苏联生活困难而尝试回到西班牙，但此刻又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其中一个“无法了解人们为何有办法在佛朗哥政权下生活。不过另一方面来说，他了解人们在斯大林政权下如何生活。”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失望地注意到，莫斯科电台是火车上唯一的无线电频道。在将近三天的旅程之后，他们于清晨抵达莫斯科，大约是7月10日，就在莫洛托夫败给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莫斯科第一和最持久的印象是“世界上最大的村落”，如今有九万两千名访客，其中近五万是外国人，他们为了参加庆典而来。他们许多是拉丁美洲人，有些如巴勃罗·聂鲁达已经很有名，不过，其他年轻人后来对自己的国家也有极大的影响，如卡洛斯·丰瑟卡，后来尼加拉瓜桑地诺组织的领袖，或者也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节庆的主办单位运作良好，如同许多前人和来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思考着苏维埃政权何以举办这样的活动，或者三个月后如何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或是制造美观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上，这个政权却显得如此失败。

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和他们的新朋友几乎马上就放弃参加青年大会，花了两个星期探访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在一张一群朋友拍摄于红场的照片中，一如往常消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蹲在大家前面，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朦胧不清的黑白照片里，他还是显得很突出、散发活力，并难掩一等快门按下就迫不及待要行动的欲望。他在当时的文章里承认，他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对俄文又一窍不通，“我无法得到任何绝对的结论。”莫斯科一派光鲜，呈现最好的一面，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 “我不想认识整理好头发之后才出来待客的苏联。一个国家就像女人一样，你要在她们刚起床的时候认识她们。”因此，他尝试挑衅这国家的主人（斯大林是罪犯吗？），最后甚至问到，莫斯科都没有狗，是否因为都被吃光了？他被告知这种口吻是“资本主义媒体的诋毁”。最具启发性的对话是和一位老太太，虽然斯大林的名声应该在1956年2月就已经被赫鲁晓夫弄得信誉全失，她却是莫斯科唯一敢和他谈论斯大林的人。她说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共产主义，但斯大林的政权穷凶极恶，他是“俄国史上最嗜血、邪恶、具野心的人”——简而言之，她在1957年告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事情要在许多年后才得以见光。他的结论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位女性疯了，除了可悲的事实——她看起来的确如此。”也就是说，他怀疑对方讲的都是事实，但没有证据，也就并不愿意相信。

加西亚·马尔克斯多次尝试造访斯大林和列宁的坟墓，最后终于在第九天得到许可。他表示，苏维埃联邦禁止卡夫卡是因为他是“有害的玄学家”，但他本来有可能是“斯大林最好的传记作家”。苏联大部分的人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领袖，虽然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一棵树上的树叶都不准动，有些人更怀疑他是否存在。因此，只有卡夫卡的书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有所准备，让他能面对苏维埃体制下最不可思议的官僚体系，包括获得许可造访斯大林之墓。他终于如愿进去时，非常惊讶里面竟然一点儿味道也没有，他对列宁感到失望，看来像是“蜡像模型”，很惊讶地发现斯大林本人“无悔地沉浸在长眠之中”。斯大林的确类似自己的宣传口号：

他有着人类的表情，活泼、一抹微笑似乎不只是肌肉的收缩，而是情绪的反应。那表情里带着一丝讥讽，除了他的双下巴，其他都和这个人不搭配，他看起来不像个愚蠢的人。他是个才智沉潜的人、一个好朋友，有着一定的幽默感……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双手的细致、薄而透明的指甲。这可不是女人的双手吗？

后来普利尼奥·门多萨说，他相信是那一刻，点燃了《族长的秋天》的第一丝火花。在某种层次而言，斯大林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微妙而含蓄地解释他如何借由“乔大叔”的形象，成功地欺骗社会，用自己真正的方法与动机。

有别于大多数的外国游客，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莫斯科的地铁上，倒不如花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很失望地发现，如今自由恋爱只是这令人意外、一本正经的国家里含糊的回忆。他不认同地注意到前卫电影导演艾森斯坦在自己的国家竟几乎无人知晓，但他认同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革新马克思无神论者的企图，社会也逐渐恢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视并容忍爵士乐（虽然摇滚乐还不行）。他很意外地注意到，这里并没有仇恨美国的迹象——相比于拉丁美洲是尖锐的对比——他特别注意到一个事实，苏联似乎经常需要发明已经存在于西方的东西。他努力地试图了解事情的本质，但显然和一位年轻学生的反应有所共鸣，这位学生受到一位采访法国的共产党员的谴责时反驳：“你只活一次。”他认为自己所拜访的集体农庄主任就像是“社会化的封建地主”。他在其他代表离开后留下来，试图了解苏维埃经验中非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法被简约成简单的配方，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宣传中两者择其一”。因为他停留的时间比别人久，过边境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一位看起来像查尔斯·劳顿的苏维埃口译对他说：“我们以为所有的代表都已经离开了。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把小孩儿叫出来丢花朵，可以吗？”

整体而言，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苏联的看法是认可的；这许多年之后的此时，让人想起他后来对于古巴及其20世纪70年代困境的反应。然而，他也并没有企图掩藏所见到的负面印象。回程的路上，他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帕布罗·索拉诺一起造访斯大林格勒，从此处扬帆到窝瓦大运河的入口，那里有一尊巨大的斯大林雕像，得意地主掌着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成就。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基辅和普利尼奥·门多萨分手，继续前往匈牙利。门多萨后来被困在布勒斯特 - 立陶夫斯克一个多星期，因为索拉诺得了肺炎，门多萨则经由波兰回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眼前情景非常失望——“我们失去了纯真”，他后来说，渐渐地相信所有共产政权都被同样退化的遗传密码所诅咒（不过他后来还是再尝试了一次，在1959年相信古巴）。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中产阶级的过去可以哀悼，也没有中产阶级的品位需要培养，他仍然渴望更多体验。他想办法让自己加入一群十八人的外国作家和观察家的团体，包括两位记者——他自己和比利时的墨利斯·梅尔——一起受邀访问布达佩斯。

此时距离1956年10月苏联入侵不到一年。苏联军队于1956年11月镇压匈牙利起义之后，雅诺斯·卡达取代艾姆瑞·纳吉成为领袖。时间是1957年夏天，匈牙利已经封闭了十个月，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表示，他所参与的团体是第一个被允许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代表。这一次的访问为时两周，官方安排的行程中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接触这个城市或匈牙利人；“他们尽一切力量阻止我们对于现况形成任何具体印象。”第五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午餐后逃离他的护卫，独自前往市内参观。他对西方媒体针对1956年起义镇压的报道存疑，但市内建筑的情况和匈牙利人给他的信息，让他相信匈牙利人真正的死伤人数（估计五千人死亡、两万人受伤）应该比他在西方媒体上所读到的数字更高。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和普通匈牙利人谈话，包括几名妓女、家庭主妇和学生，他们的疏离和犬儒主义让他非常震惊。他和同伴墨利斯·梅尔大胆的行为导致了始料未及的结果：官方决定必须更慎重地对待这些外国人，因此介绍他们给卡达本人，也随同前往他的巡回演讲地之一，距离布达佩斯八十英里的乌比斯。这个策略奏效——这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次因为直接上达权力最高点而陶醉。他描述卡达显然只是个平凡的劳动者，“星期天到动物园喂大象吃花生”，他是个谦逊的人，只是刚好掌权，显然没有怪兽般的胃口，认为必须选择支持民族主义的极右派或是支持苏维埃占领他的国家，进而保全他强烈信仰的共产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显然乐意接受对方提供的论点，让他对于匈牙利街道上所见到的沮丧景象能够稍微释怀。他分析共产主义政权的矛盾之处，工人为何被剥夺自身劳力的成果，才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并且生动地说本来可以避免前一年的掠夺。如今，他的结论是卡达需要协助以跳出身陷的泥沼，但西方国家只在意让情况越来越糟。而情况的确越来越糟，政府被迫引进监视系统，综合的成效是“真正的可怕至极”。

卡达不知道该怎么做。由于手上的烫手山芋而使他从堕落地呼救苏维埃部队的那一刻起，已经无法挽回，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信念才能向前走。然而处境却是把他往回推。他被困在对付纳吉的行动里，指控对方出卖国家给西方，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为自己的政变提供正当性的方法。既然他不能加薪，也没有消费品，既然经济已经破坏、他的间谍未经公开审判或无能，既然人民不会原谅他带进俄国人，也无法制造奇迹，既然他无法丢掉这块山芋，也无法从侧门溜出去，他只好把人民关进监狱，继续在违背自己原则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比从前他曾经对抗过的政权还要糟糕。

虽然努力地为卡达找借口，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深深地感到震惊、泄气。9月上旬，他从布达佩斯回到巴黎，在普利尼奥·门多萨返回加拉加斯之前打电话给他。虽然他持续努力地对于自己在匈牙利的经历写下正面报道，他仍然宣称：“目前为止我们所眼见的一切都不及匈牙利。”当然，此时这趟旅程仍然是个秘密，直到12月中旬他才通知在卡塔赫纳的母亲“一家委内瑞拉杂志赞助一趟长途旅程”，但他还是没有说明这趟旅程带他去了哪些地方。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过漫长的旅程回到巴黎，既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去。“坐了五十一个小时的火车之后，我口袋里只有一个打电话的铜板。我不想浪费掉，但时间又太早，我等到早上九点才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在那里等着，’他说，朋友带我到他在弩伊利租的一间佣人房，借给我住。在那里，我再度坐下来写《恶时辰》。”不过在1957年9月下旬和10月，在巴黎的佣人房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先写下他对于最近这一趟旅程的印象，天衣无缝地加入1955年对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印象。结果是一系列的文章，最后在1959年以《铁幕下的九十天》发表，虽然他在苏联和匈牙利的经历是能随即经由普利尼奥·门多萨于《时代》杂志（加拉加斯）发表。对于历史的一刻，这些文章成为非凡的见证——一位心怀善意的观察家非常有见解地、有先见之明地批评苏维埃体制的弱点。他把这些文章寄给良师——《独立报》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人称“尤利西斯”刊登，他现在是副总编辑。天知道这个老左派编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收到这些文章，将其搁置在自己的档案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两年后才找到稿子，终于设法让它们刊登于《彩印》周刊。

同时，塔奇雅在西班牙待了九个月。“和加夫列尔的恋情结束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都十分迷惘：受伤、苦涩，所有的感情都出错，我身边一个男人也没有。”12月圣诞节前她直接前往马德里，马上被录用。她在一位委内瑞拉富人玛丽特萨·卡巴耶罗的剧团工作，相当讽刺的是，她担纲主演《安提戈涅》，这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密切相关的剧作。她饰演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美妮。

接着，她回到巴黎：“我的老板玛丽特萨·卡巴耶罗开着她的奔驰车一路送我，真是个光鲜的经历。”某日，从现今圣米歇尔大道上卢森堡咖啡座的窗外，她看见他——“比我想要的还要早发生”。她走进去，他们聊了一下，决定应该“好好地结束”，于是去附近一家便宜的旅馆共度春宵。“很难、很闷，但比较好。那是在他离开巴黎不久之前，在1957年最后的分离之后，加夫列尔和我直到1968年才再度碰面。”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时光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戴高乐于6月重掌政权，本来应该让“第四共和国”免于失去阿尔及利亚，他却宣布“第五共和国”开始，最后借由放弃阿尔及利亚，从法国人手中拯救了法国人。

11月上旬，阿尔贝·加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宣布几周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伦敦，打算在这里撑越久越好；就像在巴黎一样，他希望文章可以刊登在《独立报》以及委内瑞拉杂志《时代》上，如今由普利尼奥·门多萨担任总编辑。门多萨只在11月下旬刊登了其中两篇：《我访问匈牙利》以及《我在俄国》。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很想学英文，到东欧的这段旅程更是直接凸显出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说西班牙文。刚好，他到达欧洲之后也对英国事务开始表示兴趣——皇室以及政治人物（艾登、毕文、麦克米兰），就算他自称兴趣其实只限于英国旧习的衰微。虽然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禁止其他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惧怕自己在那里会被捕，因为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有紧密关系，也惧怕他有可能在罗哈斯·皮尼利亚政府反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他和一名西班牙女子在一起快一年，显然访问欧洲其他旧殖民国家是他伟大远景的一部分，同时也合乎逻辑。的确，考虑到当时的困难、悲惨的经济状况，他还能够见识到东欧和西欧这么多的地方，真是相当令人吃惊。不过，他既希望以微薄的收入住在伦敦，又不懂当地语言，也没有在巴黎随手可及的拉丁美洲关系，的确堪称为他勇敢的意图。

他在南肯辛顿的一家小旅社撑了将近六个星期，不是在写《恶时辰》，而是更多从中延伸的故事，后来出现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及其他故事》时，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如同他关于上校及其抚恤金的短篇故事，但不同于《恶时辰》，这些故事的背景不是关于管理小镇的冷酷官方，而是关于穷人面对逆境时的作为，如同他希望自己在巴黎的黑暗岁月所做的，加上角色与正面价值，一个柴伐蒂尼型的故事。他虽然怀抱善意，却没有给自己什么机会学习当地的语言，只有周末会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角落听人演讲。在《伦敦的周六》一文中，他几乎民俗式地总结自己在英国首都的经历，也许是“他在欧洲写过最好的新闻报道”。写这些文章时他还在伦敦，1958年1月文章刊登于加拉加斯《民族报》及《时代》杂志。他在其中提道：

我到伦敦的时候以为英国人在街上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说“抱歉”。星期六整个城市的人挤到皮卡迪利圆环，根本不可能走动而不撞倒人，接着就是一整片嗡嗡作响、整齐的街上合唱：“抱歉”。因为雾的关系，我对英国人唯一所知的就是他们的声音。在中午的阴影下，我听到他们道歉，用他们的乐器找路，就像飞机在黑暗如棉花的雾中所做的。最后，上个星期六在阳光下，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都在街上边走边吃。

不过，他后来告诉当时也住在伦敦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主要的不满是没有黑烟草，他大多数的钱都拿来买进口的“高卢人”牌子。然而，他也说，伦敦对他有着奇怪的吸引力：“你很幸运地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由于神秘不可知的理由，除了对我而言是世界最棒的城市，这里也是最适合写作的城市。我以观光客的身份前来，却有某种力量使我关在房间里，真的可以飘浮在烟雾之中，一个月内我写了《格兰德大妈》里差不多所有的故事。我浪费了所有应该去探访各地景点的机会，但得到一本书。”

12月3日，他经由巴兰基亚的梅塞德斯寄了一封信给卡塔赫纳的母亲。在信中，他提到写信给波哥大的迪莉雅舅妈，应该是为了向她最近去世的丈夫胡安·迪奥斯致悼念之意，后者即路易莎·圣蒂雅嘉唯一的兄弟。当时，他虽然说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家，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计划其实尚未成形：“我在伦敦两个星期，准备好回到哥伦比亚。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考虑很快地去一趟巴黎，接着到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既然西班牙是我唯一还不认识的欧洲国家——所以，我算好应该最晚圣诞节或新年就会回到哥伦比亚。我还没有厌倦游历世界，但梅塞德斯已经等我太久了，要她再等下去不公平。我没想错的话，也许她还有那么一点点儿耐心，但要她再等下去是不对的，因为我在欧洲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像她一样忠实而认真。”他说自己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有《观察家报》似乎有一点儿希望。他要求母亲寄两份出生证明给他，加注：“信不信由你，我没有在欧洲结婚。”

不到两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他意外地收到来自加拉加斯的一份电报，普利尼奥·门多萨的老板提供他一张机票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到《时代》杂志与他和门多萨一起工作。这个良机不容错失，加上伦敦显然并没有留下任何让他可以选择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在这个城市“外国人没有准备最低消费根本不可能生活”。不过，他还是打电话给门多萨，说有一个疯子从加拉加斯打电话抱怨他（疯子）的不幸，并提供他一份工作。门多萨表示卡洛斯·拉米雷斯·麦奎格的确疯了，但有工作可做是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于圣诞节前离开伦敦，不是如他最近承诺的回到哥伦比亚，而是前往委内瑞拉。

四十年后他对我说：“你知道，1956年年初在欧洲丢掉那份工作时，就像在巴兰基亚一样，我又放弃了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在其他报社找到工作，只是我仍流浪了两年，直到理所当然地停下来返回我自己的创作上，大部分的时间我只是聆听自己的情绪、我的内心世界；我有这种经验，也建立了一个个人的世界。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人在欧洲接受文化的洗礼，我却完全没有。”

1956年苏联军方坦克进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朋友（左一为路易斯·维亚尔·博尔达），1957年摄于莫斯科红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