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

1948年4月29日，就在弟弟路易斯·安立奎出发的两天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所乘坐的道格拉斯DC-3客机降落于巴兰基亚。路易斯·安立奎留在巴兰基亚开始找工作，很快进入哥伦比亚国家航线航空公司，在那里工作了十八个月。同时，在“波哥大大屠杀”的余波中，哥伦比亚所有的运输系统仍然一片混乱，在加勒比海沿岸的高温下，贾布带着沉重的行李箱和同样厚重的深色西装，坐着邮车朝卡塔赫纳而去。

卡塔赫纳已经光景不再。西班牙人在1533年抵达时，此地成为殖民系统的要塞，连接西班牙、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不久，旧城摇身一变成为整个新世界运送、贩卖奴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它还是成为（如今依然是）整个拉丁美洲最优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然而，19世纪自西班牙独立之后，巴兰基亚扩张成为哥伦比亚所需的大型贸易城市，卡塔赫纳的发展则停滞，默默疗养自己的伤口、哀痛，以过去的光荣和被蹂躏的美丽自我安慰。这个颓废的城市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家。他回到加勒比海沿岸，回到这个感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体的美丽、丑陋、脆弱皆以原来的样貌被接受。他从未造访过这个威风的城市，但同时被其堂皇与荒芜所震慑。此处并未完全避开“波哥大大屠杀”的影响，但如同整个海岸地区一般，即使处于围城状态，宵禁，有审查制度，也很快回到了一种不安的正常。这位年轻人直接来到位于仕女街的瑞士旅馆，此地也充当学生宿舍，却发现他富有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尚未抵达。主人不愿意在没有预先付款的情况下给他房间，又饥又渴的他被迫在旧城墙内游荡，最后在大广场的板凳上躺下来，希望帕伦希亚很快会出现。然而帕伦希亚并没有如期出现，在板凳上睡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为违反宵禁被两个警察逮捕，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香烟可以贿赂。他在警局牢房的地板上过了一夜。这是他在卡塔赫纳的初体验，不是什么好预兆。第二天，帕伦希亚终于出现，两个年轻人终于得以住进宿舍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只有几条街外的大学去，终于说服校方让他继续完成法律系第二年剩下的课程，包括通过他第一年不及格的科目，而校方则在他未来的同学面前为他进行测验。他和帕伦希亚持续着先前在波哥大的生活，喝酒、狂欢，纵使有宵禁，他们的行为还是如帕伦希亚一样闲荡的上层阶级学生一般，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根本无法负担的生活。这样闲静的生活终于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帕伦希亚决定另觅他途，加西亚·马尔克斯搬到集体宿舍，一个月食宿加洗衣的费用只要三十比索。

接着，命运之神大手介入。正当他在城墙隔壁葛瑟马尼旧奴隶区的恶行大街上闲逛时，遇见前一年在波哥大认识的黑人医生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萨巴塔后来成为哥伦比亚有名的作家兼记者，他一向对朋友乐善好施；第二天萨巴塔带着这位年轻人到天主圣约翰街的《宇宙日报》（El Universal）办公室，就在他学生宿舍的转角，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总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他刚好是艾德华·萨拉梅亚·博尔达的朋友，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登在《观察家报》的短篇故事，早已经是他的仰慕者。虽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年轻人很羞怯，但总编辑让他当了专栏作家，并没有讨论薪资待遇内容，只说期待第二天见到他，第三天报纸就刊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只是把记者这一行当成谋生工具，而且是层次比较低的写作。不过，此时刚过二十一岁生日的他之所以能够被雇用为记者，就是因为他之前得到的文学地位。他马上联系父母，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有能力支付生活费用。既然他有意尽快放弃这些法律课程，而且即使拿到文凭也不打算执业，这些念头让他大大地心安理得起来。

《宇宙日报》本身是崭新的报纸，十个星期之前才由贵族的自由党政治人物、曾是省长和外交官的多明戈·洛佩斯·埃斯瓜里亚萨创办。如今，鉴于越来越多的保守党暴力，他决定在海岸区的传播战中打开新的战线。“波哥大大屠杀”发生的一个月前，在这个极度保守党的城市中，从来没有其他自由党的报纸。

大家都认同萨巴拉是报纸的王牌人物。由于这位总编辑的努力和洞察力，虽然办公室并不讨人喜欢，《宇宙日报》却也渐渐成为政治理念连贯性的典范；并且依照当时的标准，也提供相当不错的写作园地。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位新进人员而言，所提供的优秀的写作环境来得正是时候。萨巴拉是名纤弱、紧张的男子，五十多岁的他出生在圣哈辛托，有着“印第安人”的特征，头发、肤色黝黑，有一点儿小肚子，总是戴着眼镜，很少见到他手上没有香烟。根据谣传，他是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把头发染黑对抗老化，一个人住在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曾经是凯坦的政治伙伴，据说他年轻时曾经是本雅明·艾雷拉将军的私人秘书，也在将军的《民族日报》（El Diario Nacional）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他在教育部工作，后来和普利尼奥·门多萨·聂拉的杂志《解放行动》（Acción Liberal）密切合作。

萨巴拉把加西亚·马尔克斯介绍给另一位新进人员艾科妥·罗哈斯·赫拉索，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诗人和画家来自加勒比海港口的妥鲁。他没有认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其实八年前在巴兰基亚的圣何塞学校里，他曾经短暂地当过他的艺术老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中不断地出现此类非比寻常的巧合。罗哈斯·赫拉索自己则注定成为哥伦比亚最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也是位颇为受人景仰的画家。他的长相粗犷，威风凛凛，嗓门比较大，体格健硕，有些固执己见，显然也比他的新朋友热情、感情奔放，同时也易怒。

由于记者不受宵禁限制，因此，午夜过后很久，萨巴拉检查、订正过报纸八页的每一篇文章之后，他会邀请两位年轻的徒弟去吃饭。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新生活，这样的生活形态会维持许多年；他工作整晚，白天大多数的时间在睡觉（如能睡觉的话）。在卡塔赫纳，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法律系的课早上七点就开始，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六点钟才到家。晚上唯一营业到深夜的地方是一家餐厅酒吧，外号“洞穴”，位于市场后面的海边，由非常俊美的年轻黑人同志何塞·聂维斯（雪中的乔）所开。在这里，记者和其他的夜猫子可畅快地享用牛排、牛肚、米饭加虾子或螃蟹。

萨巴拉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哈斯·赫拉索就开始在港口区游荡，从先烈步道开始，这里有九座雕像纪念1816年对抗西班牙帝国的首批反抗者。接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家工作，在这焦虑的几个小时之间，他沉迷于自己的写作、修辞，然后脚步轻盈地给老板看第一个专栏稿。萨巴拉读过后表示写得不错，但还不够好。第一，他的个人性太强、文学性也太强；第二，“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受到审查制度的限制吗？”萨巴拉拿起桌上一支红色的铅笔修改。几乎从一开始，结合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与萨巴拉的专业热情，就制造出了可读性高、令人着迷又明显原创的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宇宙日报》所有的专栏都以“新段落”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受到编辑的注目最多，内容关于宵禁和围城状态，巧妙地伪装成城市的冥想状态。年轻作家预言式地问道，在一个政治暴力和去人性化的年代，如何能期待他这一代成为“善意的人”？显然，这位新手记者因为4月9日的事件突然间言论变得极端。第二篇文章也同样的杰出。如果第一篇是传统上较含蓄地谈论政治，第二篇几乎是文化政治的宣言：捍卫手风琴。卑微的手风琴是乐器中的游牧民族，然而，在海岸区由默默无名的音乐家发展出的音乐形式瓦伽娜多中，却是基本要素；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更是此地区人民与其文化的象征，更别说代表他自己挑战统治阶级成见的欲望。他坚持手风琴不只是游牧民族，而是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一篇文章拒绝来自波哥大的政治，第二篇则拥抱作者新发现的文化根源。

这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人生中第一次对于未来有一定程度的安心。他不但有工作，而且其他人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个新闻人。他会继续零星、消极地研读法律，但他已经找到逃避法律专业、进入新闻和文学世界之路。他不会再回头。

接下来的二十个月里，他为《宇宙日报》写了四十三篇署名的文章，未署名的则有好几倍。基本上这还是明显老式的新闻业，评论加上文学创作，娱乐意义大于政治改革，的确比较接近每日或每周“记事”，在20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报界还不算过时。另一方面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任务之一是过滤收到的电报，以选择新闻、提出评论和文学延伸的主题，这点在当时的新闻界是非常重要的。这项每日的磨炼必定让他得到宝贵经验，把每日生活中发生的事物转化成“新闻”，成为“故事”，立即揭开日常现实的面纱，对他最近探索卡夫卡的作品提供有力的纾解。这个时期的新闻界几乎到处都不得不采取美国式事必躬亲、卷起袖子的新闻从业方式。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就如鱼得水，这也使他成为与当代拉丁美洲作家非常不同的作家；对这些作家而言，他们所遵循的典范仍是法国以及法国式的作风，然而在这个年代，法国本身却一开始就失去了对于现代主义的掌控。

不过，他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这位新专栏作家的原创性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对于雇用他的编辑而言必定是一大惊喜。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写到卡塔赫纳的非洲裔哥伦比亚作家豪尔斯·阿特尔时，他含蓄地召唤兼具当地色彩又具大陆色彩的文学作品，足以代表“我们的种族”，并且给大西洋岸“属于自己的认同感”、身为马尔克斯上校的孙子，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就采取这样的立场，相当惊人。

那第一年的7月中旬，保守党警察在玻利瓦尔地区的卡门屠杀自由党家庭，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和法兰希丝卡姑婆长大的地点。卡门有着悠久而光荣的自由党政治传统，刚好也是萨巴拉的出生地圣哈辛托最邻近的大城镇，因此，两个男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件特别注意，也都发起运动，以“玻利瓦尔的卡门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口号。在每次重新发起运动，却面对政府的否认和迟钝时，总是以此收尾：“毫无疑问，在玻利瓦尔的卡门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萨巴拉冷酷的笑话。后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著名的一段中写到虚构的马孔多时，在关键的香蕉工人屠杀事件发生之后，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

就某些方面而言，当时在哥伦比亚当记者实在是最差的时机。1948年4月的事件后，审查制度又马上开始，只是海岸区比较没有内地那么严格。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进入新闻界是因为“暴力事件”，然而，“暴力事件”却严重限制记者可以做的事。接下来的七年间，在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劳雷亚诺·戈麦斯、乌尔达内·阿尔贝埃斯、罗哈斯·皮尼利亚的政权统治下，虽然程度不同，但政府仍然持续实施审查制度。更有意义的是，1948年5月2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事业的第一篇文章中暗示了清楚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他后来并没有偏离这个主要的立场，但也从来没有在最终状况下（如马克思主义所言）限制或曲解他的小说。

到《宇宙日报》上班才两个星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就要求放假一星期，他前往巴兰基亚，上溯马干奎，接着到苏克雷探望家人。他是否在孟波克斯停留去看梅塞德斯一眼，不得而知。他出发的时候，一定已经发现自己的薪水并不如他让父母亲相信的那么多，但他显然不忍心说明白。这不但是他在“波哥大大屠杀”之后第一次回家，也是他在1947年2月前往波哥大就读大学之后首次返家，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因此，自从他外祖母去世之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母亲，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幺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如同他自己一样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是命名的方式更完整。加西亚·马尔克斯比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大二十岁，他晚年常常开玩笑地说，新生儿如此命名是因为“我母亲失去我，但她想确定家里永远都会有一个加夫列尔”。事实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在1947年11月亲自接生埃利希奥·加夫列尔，后来家人都叫他伊尤，这位父亲宣布：“这婴儿长得很像我，有别于长得一点儿都不像我的贾布，所以这一个新生儿用我的名字命名，只是反过来——埃利希奥·加夫列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到卡塔赫纳。虽然他几个星期前就通过面试，但6月17日才正式在大学注册。他的工作很顺利，但经济上，这位年轻作家却正面临灾难。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实际上是全职记者，他的薪水却是按照篇数计酬。他自己从来都不是数学家，对于预算问题也漠不关心，不过，一个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后来计算，不论署名与否，他每篇文章的稿酬是32分，相当于三分之一比索，而其他工作则根本没有薪水，比任何想象得到的最低工资还要低。6月底，他已经被赶出廉价旅社，又开始睡在公园的板凳上，或其他学生的房间里，或是众所皆知的，睡在《宇宙日报》办公室一捆捆的新闻纸上，因为那里永远不关门。一天晚上，他和同事走在世纪公园里，他们常常坐在“勿触摸我”（耶稣复活后见到抹大拉的场景）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喝东西、抽烟、聊天，另一位记者豪尔斯·佛朗哥·姆内拉问他住宿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坦言自己遇到困难。同一天晚上，佛朗哥·姆内拉带他回到自己位于“布告栏角落”烧酒屋街的家，靠近旧城的薪传剧场。这家人拥抱了这位饥饿、无家可归的学生，特别是豪尔斯的母亲卡门·姆内拉·娥兰，其他人的母亲总是很容易喜欢贾布。在卡塔赫纳剩下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在那里吃饭、睡觉，但尽量吃少一点儿以缓和自己良心的不安。

因此在这个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比他在波哥大时更加残酷、绝望，他现在根本就已经习惯性地忽略自己的生理需求。即使在这海岸地区，他以自己恐怖的彩色衬衫（他通常一次只拥有一件衬衫）以及格纹外套、下身穿的来自一套旧西装的黑色羊毛长裤、套在脚踝的鲜黄色袜子，以及沾满灰尘、从来不擦的印第安式鹿皮平底鞋而闻名。他一撮撮的胡须并不明显，有些蜷曲，没有整理的黑发鲜少碰到梳子。就算住到佛朗哥·姆内拉的房间之后。他还是一样累了或清晨来临就随处席地而眠。他骨瘦如柴（瘦得像扫把一样），朋友见到他时，他总是永远保持愉快，似乎从来不可怜自己，也不求助，因而受到感动的朋友，白天总是凑钱请他吃饭，晚上则携他一同参加在夜晚的探险娱乐。

他的朋友和熟识的人意见各有不同。许多人，特别是社会保守主义派，认为他特异的行径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常常认为他是同性恋。就连罗哈斯·赫拉索这样的朋友后来回想起来都认为他有点娘娘腔（“真是个好孩子”）。罗哈斯和另一位朋友卡洛斯·阿雷曼都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男孩子气，生气勃勃的步伐——他一直保留着——每当有人提供新的灵感，或是他想到新的故事而兴奋时，他总是欢天喜地地跳舞。相识的朋友记得他等待午餐时总是在桌上敲着手指或是手上的东西，安静或大声地唱着歌，他身上似乎总是传出音乐声。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惊人年轻的年纪从朋友和同事身上学到他们教他的东西，也发展出自己一套关于职业的重要想法。比如说，萧伯纳的宣言表示从今往后要致力于广告标语和赚钱，加西亚·马尔克斯则进一步评论，对于像他这样“决心不为了商业理由写作，却发现自己因为虚荣而在做”的人而言，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他在卡塔赫纳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大部分的课都没去上，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点名，自由党的老师认同这位年轻人面对新闻与审查制度的冲突感，以及整体上与主管机关的冲突，因后者不止一次派军队前往报社办公室恐吓员工。在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里，古斯塔沃·伊巴拉·梅拉诺是其中一位，他是读古典文学的学生，毕业于波哥大师范学院，如今在《宇宙日报》办公室附近几码之处的当地学校教书。伊巴拉·梅拉诺已经是罗哈斯·赫拉索的好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这两位一起散步，一毛钱也不用花，也不需要接受任何施舍，因为他们既不喝酒也不狂欢，主要讨论和诗以及宗教哲学相关的高尚议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有其他朋友，他们的喜好比较没有那么严肃。其中，比较重要的友人是艾斯毕里埃亚兄弟、拉米罗和奥斯卡，他在1948年时偶尔和他们碰面，1949年时往来更频繁。他们不只对政治有兴趣，特别是对极端自由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更有兴趣，也比较有世界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们以及其他人一起喝酒，上妓院。1948年7月刊出三篇意外有挑衅性的文章中显示，当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能迷恋一些夜莺，也有可能当时他对于性和爱情的态度正在摸索成长，并描绘在后来的作品中。他第一次颇为明确地描绘年轻女性的胴体时，一面若有所思，“想到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被死亡取代，”接着结束第一个句子，“想到在你身体里面，远离自己的存在，这痛苦有一天会找到自己最终的解救”。幸好，卡塔赫纳保守的天主教徒不看《宇宙日报》，正如同他们不会赤身裸体走在玻利瓦尔广场上。

到第三篇文章时，这位年轻作家已经找到自己的一些关键想法之一，后来在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赋予典型的形式：爱情可以维持永恒，但更容易像花朵一般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凋谢，就像生病一样。只有少数男性访客能忘记第一眼见到卡塔赫纳或哈瓦那这些加勒比海港口女性肉感、衣不蔽体的景象，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就住在海岸区，正是加勒比海妓院最风光的时代。至于认真、正经的女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记得他只提过一个，即当时十六岁的女学生梅塞德斯。“不过，我没办法想象她看上他哪一点；他只是个孩子，一点儿也不显眼，长满青春痘，好像得了疟疾，看起来发育不良，没有一点儿存在感……如果在街上看到他，你会以为他只是个送信的小子。”

梅塞德斯的家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大部分的家人都还住在苏克雷，不过，住在巴兰基亚的路易斯·安立奎常常在周末和假期时前往卡塔赫纳：“贾布在卡塔赫纳就像在波哥大一样，假装在读法律，其实在写作。”当时是拉丁美洲波丽露舞曲三重唱兴盛的年代，路易斯·安立奎的梦想就是如班丘斯一般成立自己的三重唱——“比起听到贾布在写作，这会给我父亲带来更大的震撼。”

大约在此时，萨巴拉收到波哥大的萨拉梅亚·博尔达捎来的信息，询问这位年轻学徒的文学活动。其实，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放弃了他的故事，但他无法对萨拉梅亚说不，很快修改了《死亡的彼岸》，于1948年7月25日刊登在《观察家报》。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一位很重要而且具影响力的人物还在挂念着他，而且还在波哥大继续协助他发展写作兴趣，这必定让他既感到受宠若惊，又觉得非常安慰。

1948年9月16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报社公务前往巴兰基亚，但没有直接坐巴士回卡塔赫纳，而是决定去见几个由卡塔赫纳的朋友所推荐的记者。这是另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他前往《国民报》（El Nacional）的办公室，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瓦罗·塞培达当时工作之处。他们是一群松散的波希米亚同好，后来称为“巴兰基亚团体”。第一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讨论的热情、有见地的贡献，已经让这个团体的第三位成员阿方索·福恩马佑尔印象深刻，这位自由党报纸《前锋报》（El Heraldo）的助理编辑要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卡塔赫纳之前去找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很高兴地知道这些显然见过世面的记者已经知晓他的名声，并且像失散已久的兄弟般拥抱他，把他介绍给当地的文学大师，也就是卡泰隆作家拉蒙·范恩斯。他们出发前先往酒吧和妓院作乐，最后来到一个叫作“黑色尤菲米亚”的传奇地点，此地后来在《百年孤独》中名垂千古。在那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曼波和波丽露歌曲，奠定了个人的胜利，以及和这个团体之间的联结。他在阿尔瓦罗·塞培达的家里过夜，有别于其他人，他们的年龄相当，对于花衬衫和艺术家的长衫品位类似，只是塞培达的头发更长，穿凉鞋，像个拓荒时代的嬉皮士。塞培达嗓门很大、性格容易夸大，固执己见。他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看一整面墙的书籍，大多是北美和英语的书，他大声地说：“这些是目前最好的书，唯一值得阅读的，由唯一知道如何写作的人写的。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全部借走。”

根据回忆录，第二天早上，加西亚·马尔克斯被送走时带着一本小说《奥兰多》，由一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著。塞培达似乎认识她，因为他总是称她为“老伍尔芙”，就像整个团体的人显然都和他们最喜欢的作者威廉·福克纳有亲密关系，他们通常叫他“老头子”。许多年后，这些硬汉仍然讶于拘谨的伍尔芙夫人的文字所显示的热情。朋友回忆到，对于当时声称在她的某篇小说中读到一句显然不像女士写作的句子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特别感受到冲击。“爱就是脱掉内裤”是来自《奥兰多》中“爱就是脱掉衬裙”的“缩略”翻译。这句引述对于他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乍看之下还要深远。无论如何，他告诉每个人“弗吉尼亚”是个“强悍的老娘们儿”。

第二年的考试时间渐渐逼近，加西亚·马尔克斯非常绝望。他的上课率非常不稳定——正式记录上就有十五次缺课——即使听进去，吸收的也很少。一位当时的同学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报社工作到凌晨三点，在新闻纸卷上睡到七点，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他总是说自己待会儿要洗澡，因为他来大学之前没有时间洗澡。”那一年他的平均成绩及格，但罗马法未通过，而且数年后还回来纠缠他，并且很可能在他永远无法取得律师资格这件事上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与此同时，他与巴兰基亚团体的来往不仅启发他，也让他更有自信，并且开始写第一本小说，标题为“家”。这本小说写的是他自己的过去，的确也可能是他酝酿许久的一本小说。他最开始写这本小说是在1948年的下半年，接着在1949年的上半年加快步伐。他的朋友拉米罗·艾斯毕里埃亚和哥哥奥斯卡住在父母位于旧城墙内的巴帝尤二街上一座庞大的19世纪大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常去拜访，常常在那里吃饭，偶尔也在那里睡觉。那栋房子里收藏着很多书籍，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常被人发现躲在图书室里阅读哥伦比亚的历史。哥哥奥斯卡记得：“我父亲称他有‘公民勇气’，因为他说，像他那样穿着需要很大的勇气……我母亲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他会带着用领带绑起来的一大捆纸，也就是他在写的东西，他会打开稿子坐下来读给我们听。”

从存留的手稿以及后来刊登在巴兰基亚《前锋报》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故事背景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外婆家，主题使人联想到福克纳，不过风格却不相同；小说非常有趣，有潜力，但流于平淡，现存的手稿看不出受到福克纳或乔伊斯，甚至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影响。书中的人物有点像他的外公外婆以及他们的祖先，地点有点像阿拉卡塔卡，有一场类似“千日战争”的战争，不过，此时他尚无法超越片段的插叙，平淡，看来似乎是毫无生命力的叙述。看起来，加西亚·马尔克斯似乎无法逃离那座大宅院。或者换句话说，他尚无法分辨“家”和现实中的房子，小说和灵感的起源。然而我们毋庸置疑的是，在此篇小说中《百年孤独》以令人讶异的程度萌芽，孤独、命运、怀旧、父权统治、暴力，这些主题都在等待着十多年后才会找到的特殊语调和观点。一部分的事实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无法完全地讽刺自己的文化，当时无法想象任何和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有关的事物可能是荒唐或甚至可笑的。讽刺的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可以将卡夫卡的幻想世界和他回忆里的真实世界联系起来。

1949年3月，他突然病重。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引发此次危机的是他和萨巴拉在政治上的争执。3月底的某天晚上，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萨巴拉坐在“洞穴”里吃着他们的深夜晚餐。自从去过巴兰基亚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行为越来越差劲，在《宇宙日报》的工作表现不稳定，由于和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交往而显露出青少年叛逆、漫不经心的迹象。萨巴拉汤喝到一半停下来，透过眼镜看着他，尖酸地说：“告诉我，加夫列尔，你做这些愚蠢的行径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正一步一步朝向毁灭？”受到刺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喝酒，结果在“先烈步道”的板凳上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他在一阵热带倾盆大雨中醒来，衣服全湿，肺部剧痛，后来被诊断罹患肺炎。他因而回到苏克雷，不管需要多久时间，都必须在父母的房子里休养——对于支气管病人而言，苏克雷不是很理想的地点，因为此地附近的水位比以前还要高，镇上就像《恶时辰》或《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里一样常常淹水。

这成为重要的一次返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他预期大概得待上半年跑不掉，虽然后来其实并没有超过六个星期。不过，这不但是许多年来他和家人共度最长的时间，也是他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关在家里很长的时间。他当时并不了解，但其实内心已经开始了一场安静无意识的革命。如今他的众多弟妹都已经长大，这场革命的速度尚无立即的效果，但长期而言，对他的文学、历史想象和观点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说，如今纠缠他想象力的不只有死人，还加上活着的人。

如今当上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开始注意苏克雷这个地方。当地最有意思的传奇人物之一是西尔贝（女）侯爵，据说这名金发的西班牙女子，应该是住在偏僻的村落西尔贝（为毒蛇之意），她从来没有结婚，也不曾和男子发生过性行为。她会魔法，名下的农场有好几个城镇大，活了两百多年。每一年她都会巡回当地帮人治病，帮助她所保护的对象。她死前让牲畜游行经过她的房子，花了九天的时间，直到它们踩在湿土的脚步终于形成苏克雷西南方、圣豪尔斯河以及高卡河之间的西尔贝大沼泽（谢纳加）。然后，她把剩下最珍贵的遗产、宝藏以及永生不死的秘密一起埋在大沼泽里，剩下的财产分给服侍她的六个家庭。

这个传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何塞·帕伦希亚的堂弟安赫尔·卡西·帕伦希亚转述，加上自己收集的其他故事，不仅有助于为三四年后他所写的一系列才华洋溢的文章奠下基础，也启发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了不起的文学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那毋庸置疑是首部具有成熟加西亚·马尔克斯风格的作品。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是苏克雷一位富有的居民，她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家人的朋友贞提尔·奇门多家族隔壁。她的名字是玛丽亚·阿马利亚·参帕尤·阿瓦雷兹，这名女子看不起教育和文化，无止境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她在1957年去世时，举办了一场特别豪华的葬礼。另一个同样不寻常的故事是一位十一岁的女孩儿，被外婆强迫卖淫的她在许多年后成为他笔下许多个虚构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是“艾伦狄拉”。

事实上，身为一位讲故事的人，如今他的发展以最具戏剧性的方式受到质疑。在一封给巴兰基亚朋友的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暗示对方，如果可以收到一箱书以平衡苏克雷的荒芜以及父母家的不文明，那将令人期待。书籍依照他的愿望寄到，包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村子》《我弥留之际》《野棕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内森《珍妮的画像》，以及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不幸的是，阅读这些才华洋溢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结果就是，《家》的写作慢到几乎停止。更重要的是，他在逐渐恢复健康之际，也开始恢复余兴活动。他一直没有到西尔贝村，但在路易莎·圣蒂雅嘉极度的反感之中，他和肉感的妮格罗曼塔又恢复了关系（她当时已成寡妇）。他也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之一是来自孟波克斯的卡洛斯·阿雷曼，当时他已经被选为县议会的成员，他回忆自己在1949年5月抵达苏克雷时的场景：“在临时茅屋里，一群欢迎我们抵达的群众之中，一名男子的穿着带着异国风情，特别显眼：农人凉鞋、黑长裤、黄衬衫。我对拉米罗说：‘那只鹦鹉是谁？’他回答：‘那是贾布。’他穿着那些衣服非常显眼，其他人都穿卡其布。”

因此，应该尚处于疗养之中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朋友哈克波·卡西、另一位自由党战士一起加入一个团体，他们一起坐三艘汽艇航行于整个莫哈纳地区，每艘船都插上自由党的旗帜，船上有整桶的朗姆酒，以及一个铜管乐团。自由党的支持者在河边喝彩，当地的老板通常是自由党的地主，会在他们上岸时安排庆典和会议。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后来回想：“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都在等待革命，但卡洛斯·耶拉斯从来都没有下命令。”

5月中旬，加西亚·马尔克斯觉得身体已经复原，可以回到卡塔赫纳进行日常活动。身为新选上的县议员，他的朋友卡洛斯·阿雷曼并没有妄自尊大，不过，利用自己的新地位和预算安排大吃大喝，通常可以让他贫穷的朋友有足够的食物可以维持一个星期，加上总是一成不变地在妓院落脚。

加西亚·马尔克斯从苏克雷回来，写下一篇关于学生选美的署名文章时（此举已经非常罕见），他并不是署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塞提莫斯”，这是受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达洛维夫人》角色名字所启发的笔名。在第一篇署名“塞提莫斯”的文章《星期五》中，最显著的是笔下的自信，几乎傲慢的语调中包括以下轻蔑的声明：“我们是学生，我们已经发现了完美国家的程序，也就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公平的薪资，剩余价值的公平分配，解散得支薪的国会，完全、集体的放弃选举。”

加西亚·马尔克斯生病前严重忽略了法律系的学业，康复之后更下定决心不予理会。他大声宣扬自己对法律的痛恨，在大学肃静的走廊上安排即兴的足球赛，因此名噪一时。危险的是，他如果得到律师资格，有可能因诱惑、家人因素或良心被迫去执业。卡塔赫纳的法律课程比波哥大更加烦琐，最后，他的医药法和民法讨论课都不及格（报复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民法考试则低分险过，另外五科及格。如果考虑到他缺课的状况，有这样的成绩实在是个奇迹。然而，他没有挽救罗马法，因此带着三科不及格升到大学生涯的第四年。

11月9日的波哥大，现任保守党政府了解到自由党领导阶层的分歧和软弱，再度实施围城，并且关闭国会——所谓的“体制内政变”。几天后，政府宣布八点开始实施宵禁。由于自由党未能实时反应，等于鼓励保守党无须再克制，此次再加倍的“暴力事件”使得整个国家尸横遍野，最严重的是乡下地区。不过虽然一如往常，北部海岸区受到的影响最少。

在国际上，1948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也是非比寻常的年代，是20世纪最紧张、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新的泛美体系在波哥大创立，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在波哥大。这个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直到最近才主导在欧洲一项关于成立联合国的讨论，并且足具象征性的安排将此新机构的会议地点从伦敦迁往纽约。不久前，杜鲁门总统才决定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角色之一 ——教皇则沉默地站在美国这一边。杜鲁门总统因为这方面立场强硬而获选连任。以色列在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建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苏联对柏林实施禁运，美国以空投回应，苏联测试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终于决定主导自己的人生，离开卡塔赫纳。在最近宣告的冷战及随之而来的时期中，运作于世界的新国际体系已经稳固的到位，这是他成年生活及其当时的时代背景。

此时，黑人流浪汉作家、革命家及医师马奴耶·萨巴塔·欧立维亚的生命路径再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交会，正如同未来再度所发生的。此时，他带加西亚·马尔克斯首度游历曾经是帕迪拉的这个省份，马尔克斯上校在“千日战争”中经常出没此地。萨巴塔·欧立维亚刚从波哥大的国立大学毕业，虽然出身卡塔赫纳，他却动身前往雪山脚下、距离乌帕尔山谷大约十二英里的小镇拉巴斯，在此从事他的新专业。萨巴塔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一起前往新居，年轻人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在拉巴斯和乌帕尔山谷，他第一次见到瓦伽娜多和梅伦格舞歌手在他们的自然环境里表演——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裔哥伦比亚手风琴家小亚伯·安东尼奥·维亚，他是第一位录制瓦伽娜多音乐的人。

回到卡塔赫纳时，他终于下定决心 ,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若要回顾他的文化传承，从巴兰基亚来看更适当。他在卡塔赫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22日的派对上，庆祝十七岁的朋友豪尔斯·里·毕斯维尔·科特斯的小说《蓝雾》（Neblina azul）出版。他在《宇宙日报》以些微的赞许、施惠以及藐视的评论抨击。

奥斯卡·艾斯毕里埃亚回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唱着自己宣告为“我所学的第一首瓦伽娜多歌曲”时，第一句是歌词：“我会给你一束勿忘我，让你照着花名做。”这句歌词被卡塔赫纳的作家含蓄地用来暗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些不公平的“遗忘”——实际上断绝关系的，不只是这个城市被公认为势利、保守的上层社会价值，还有帮助过他的朋友、启发过他的同事，另外还有最重要的，爱他、教导他的编辑克雷门特·马奴耶·萨巴拉。直到1994年《爱情与其他魔鬼》的序曲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他。

这位年轻人显然后来对于某个人有不知感恩的情况，针对卡塔赫纳时期对他往后发展贡献良多的人，他也始终如一地轻描淡写。但同样清楚的是，如今卡塔赫纳的作家声称，这城市及其知识分子对这位发迹时期的小说家的影响过于巨大，却低估了他在此地的遭遇让他吃了多少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学校的这七年是个可怜的男孩儿，仰赖奖学金和他人的善举。在波哥大他永远缺钱，在卡塔赫纳——以及后来在巴兰基亚——他根本就是一贫如洗。然而在那些年间，他仍然有办法微笑，几乎总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不论友善或不友善的见证人都证实他真的从来未曾自怜，或要求他人的同情。他如何维持泰然自若，如何保持信心，如何建立自我的决心，如何有办法在如此艰巨的环境下养成、强化他的使命，加上家里有十个弟妹也居住在相对而言贫穷的环境中，也只能用像是勇气、性格、无法动摇的毅力这样的字眼来诠释他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