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7

虽然阿拉卡塔卡衰落的种子已经种下，然而，衰败的现象还要数年的时间才会显现；这时，上校家中的生活一如往常的继续。在大沼泽的另一头，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白天在胜家公司所属五金行上班，最近也开了属于自己的药店，在路易莎的帮助之下，这简朴的药店在晚间和周末营业。这对年轻夫妻忍受着艰辛的贫困生活，养尊处优的路易莎过去习惯了母亲、姑姑、仆从的照顾，一定觉得生活非常辛苦。

时间来到1929年11月9日，路易莎的第三个孩子玛格丽妲出生后，上校和特兰基利娜带着贾布来到巴兰基亚。对于这位年仅两岁半的小男孩儿而言，他对此行主要的记忆是第一次看到红绿灯。1930年12月，由于艾妲·罗莎的出生，他的外公外婆再次带他回到巴兰基亚，这是他第一次在城里见到飞机，这也是哥伦比亚航空旅行的先驱。由于艾妲·罗莎出生于12月27日，是他第一次听到了“玻利瓦尔”这个字眼，这天刚好是这位伟大的自由派英雄百年纪念日，巴兰基亚和整个拉丁美洲地区都在纪念他。贾布对父母亲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然而，对于一个尚在试图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己处境的小孩儿而言，对于这些探视一定深感困扰。最后一次探访时，特兰基利娜见到玛格丽妲的病容及她内向的性格，认为她所需要的照顾远远超过一个烦恼的年轻母亲的能力所及，因而坚持把她带回阿拉卡塔卡，和贾布一起抚养长大。

因此，贾布成长过程中决定性的时期从两岁继续延伸到近七岁，从他母亲第二次离家到父母亲和弟妹回到阿拉卡塔卡之前的这段期间，这五年的记忆才是世界的读者后来所认识的神秘马孔多真正的基础。虽然，所谓他和亲生父母没有联系并不是真的，不过，他确实在1928年之后便和他们或其他的弟妹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他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唯一的家长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妹妹是玛格丽妲，如今叫玛歌，她直到三四岁才成为令人满意的同伴。只是，当时已经是1933年年底，其他的家人已经快回到阿拉卡塔卡。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决定，与其不断地解释他的父母亲需要离开（还有离开的原因，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不如对他的出生盖上沉默的面纱，这样孩子相对会没那么痛苦。当然，其他孩子一定问过这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可能如自己总是声称的那般无知。比如说，路易莎从来未曾出现在床前祈祷的记忆中，确实对他而言很难想象。然而，他很清楚地知道母亲和父亲是禁忌的话题，也学会尽量不要触及。

根据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传统，女性属于家里，男性属于街上。是他的上校外公渐渐把他从女性世界的迷信和预兆中解救出来，还有那些似乎从自然的黑暗本身所延伸出来的故事；也是上校把他放在属于男性世界的政治和历史中，带他出门，可以说是把他带到光天化日之下。（“我会说，直到八岁为止，和外公的关系是让我和现实保持联系的脐带。”）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会以感人的单纯记得外公是“镇上公认的统治者”。

事实是，如大地主一般真正有势力的男人鲜少占有地方上的政治要位，如财政局局长或税收员，而比较喜欢把这些职位留给较不重要的亲戚，或是通常对于法律无知的中产阶级政治代表。市长由省长指派，省长由波哥大的政治人物决定，他们和地方的利益有关。像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这样的自由派，通常必须以颇为羞辱的方式和保守党及联合水果公司等其他当地势力来往。当时，整个政治体制非常的腐败，仰赖个人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资助。像马尔克斯这样重要的当地人士可以得到联合水果公司的好处，如公司商店里新鲜的肉品，以及其他吸引人的豪华享受，因而可以得到信赖，继续协助维持这个体制。贾布和玛歌许多最生动的回忆是和外公探索家对面的商店，如同阿拉丁神灯的洞穴一般，上校和贾布会凯旋，用美国制造、输入的神奇商品让玛歌惊喜并神魂颠倒。

当地的财政局局长和税收员主要的业务是收取地区（有时候是个人）税捐，来自当时唯一存在的重要税捐来源，也就是酒税。这表示上校自己的收入大幅仰赖受人鄙视的“枯叶垃圾”的财务福祉、个人饮酒量以及随之而来的纵欲行为。尼古拉斯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履行他的责任，我们无从得知，然而，这个系统并没有为私人善举留下太多自由的空间。1930年之后，自由党五十年后首次执政，一切应该对尼古拉斯比较有利，他在自由党参选人安立奎·欧莱亚·艾雷拉胜选的过程中投入甚多，然而，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显示情况越来越糟。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他是家里我唯一不怕的人。我总觉得他了解我，关心我未来的志向。”上校非常钟爱他的小外孙，每年都为他的“小拿破仑”庆祝生日，任他予取予求。不过，贾布自己并不会成为战士，或是运动员，而是一辈子活在恐怖的支配之下——鬼魅、迷信、黑暗、暴力、拒绝，全部源自阿拉卡塔卡，源自他焦虑、混乱的童年。然而，他的聪明、敏感，甚至频繁地闹脾气，让他宠溺的外公更深信这个孩子非常值得疼爱，而且，也许注定成就伟大的事业。

这个男孩儿当然值得教育，是他承继了老人的回忆、他的人生哲学、政治道德、他的世界观，上校在他的身上因而生生不息。是上校告诉他“千日战争”的故事、自己和朋友的罪行、英勇自由派的故事；是上校解释香蕉园的存在，联合水果公司和他们的公司宿舍、商店、网球场、游泳池，以及恐怖的1928年罢工，战争、伤痕、枪战、暴力和死亡。即使是在相对安全的阿拉卡塔卡，老人睡觉时也总在枕头下放一把左轮手枪，虽然在梅达多杀人事件之后，他已经不再带枪上街。

贾布六岁或七岁时，已经完全是个哥伦比亚人。外公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即使这个英雄也受制于美国经理和保守党的政治人物。他输了战争，即使小男孩儿一定也略微地猜到，也许枪战并不如当初刻意让他相信的，是英雄式的无瑕行为。许多年后，家人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贾布坐着听外公说故事，不停地眨着眼，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玛歌回忆道：“贾布总是在外公身边听着所有的故事。有一次，一位朋友从谢纳加来访，他是和外公一起参加过‘千日战争’的一位老人。如往常一般，贾布站在那位男士身旁专注地聆听着；可是他们给男士坐的椅子一只椅脚卡到了贾布的鞋子。但他只是安静地忍耐着、安静地站着，直到拜访结束，因为他想：‘我如果出声的话他们会注意到我，会把我赶出去。’”

后来，他的母亲告诉我，“贾布总是很成熟，他小时候就很懂事，仿佛像个小老头儿一般。我们就是这么叫他，那个小老头儿。”终其一生，他的朋友都比自己年长许多，比较有经验。虽然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自由党，后来支持社会主义，但他总是有意无意被他喜欢的人身上的智慧、权力和权威的结合所吸引。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人生中最强烈的冲动是重现外公的世界，这样的说法并非凭空想象而来。

最恒久而重要的是马尔克斯上校提供了一连串具象征意义的探险、印象深刻的事件，停留在他外孙的想象之中；许多年后，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里，他把这些记忆融合成一个完整、成形的影像。有一次，小男孩儿还很小的时候，老人带他到公司的商店去看冰冻在冰块里的鱼。许多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我伸手去摸，感觉好像被冰块烫到。我在《百年孤独》里的第一句话需要冰，因为在这全世界最热的城镇里，冰块是神奇的东西。如果不热的话，这本书就不会有意义。光是这句话就已经让这个地方够热，不需要再提起，充满整个氛围。”同样地，“《百年孤独》最初的影像已经在《家》（他第一次尝试的小说），以及《枯枝败叶》中出现。不论是参观香蕉公司，或是去看火车站，每一天都是一个新奇的发现。香蕉公司带来电影院、收音机等；马戏团带来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嘉年华会带来摩天轮、过山车、旋转木马。外公总是牵着我的手去看所有的东西，他带我去电影院，我虽然不记得电影的内容，但记得影像。外公没有分级的概念，所以我看过种种影像。不过，其中最生动、总是重复出现的，是一个老人牵着小孩儿的手。”结果，在他最著名小说的第一行他写下：“许多年后，当他面对行刑枪队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记得那个遥远的午后，他的父亲带他去寻找冰块。”作者把他和外公一起探险的不同影像转变成阐述自我的经验，虚构的儿子和他的父亲，从而下意识地确认尼古拉斯不只是他的外公，也是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曾拥有过的父亲。

因此，将近十年的时间，那小孩儿和老人住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都和他一起在城里走动。他们最喜欢的散步路线之一是星期四到邮局，查看上校二十五年前那场战争的抚恤金是否有消息，却从来都没收到过，此事在小男孩儿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最喜欢的另一条路线是到车站去拿当天来自上校的儿子胡安·迪奥斯（小胡安舅舅）的信，因为两个男人几乎天天写信给对方——大部分写的是公事，还有亲戚朋友的动向。他们会从车站再走到短短的大道上，也就是纪念哥伦比亚国庆日命名的7月20日大道，蒙台梭利学校在此（尼古拉斯的好朋友何塞·杜兰将军捐的土地）；接着，他们走土耳其人街，经过“四角落”、阿夫列多·巴尔波萨的药店，回到位于第六街和第七街之间六号公路的家里。或者，他们也许经过家里、自由党总部，继续走到当时还在兴建中的圣三一圣詹姆士教堂，这里有三座小小的中殿、三十八张木椅、许多石膏圣像、一座很大的十字架，下面有骷髅旗。（贾布是此教堂的辅祭男童，总是去望弥撒，童年期间皆参与教堂事务。）接着他们会走过玻利瓦尔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伫立着秃鹰，他们走到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以前工作的报务办公室，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实是否曾经被提及。从此处再过去不远就是墓园，沿着一排棕榈树——如今埋葬着杜兰将军、当地生意人何塞·维达·达康德以及韦内佛列妲姑姑——这里最近才为开放间，过去曾经是森林、放牧的草原，此时则由无止境、完美排列的香蕉园隔离起来。

其实，帮助贾布来到这个世界的是一位委内瑞拉女性璜娜·夫列特斯，她的丈夫马可·夫列特斯将军和独裁者胡安·维森德·戈麦斯失和，因而走上流亡一途。他成为联合水果公司的仓库经理，他家是联合水果公司办公室区的一部分。夫列特斯夫人不只在贾布出生时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还告诉他和他的小朋友们一系列古典童话故事——地点都在加拉加斯！——因而造就他一辈子对于委内瑞拉首都的热爱。另一位委内瑞拉人住在泥巴路的另一边，贾布家的对面，也就是药师阿夫列多·巴尔波萨，亦是戈麦斯的受害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来到此地，当了镇上的医生，娶了当地女子阿德莉亚娜·贝杜果。香蕉潮时期，他拥有镇上首屈一指的药店，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也受制于经济衰退，就在吊床上摇晃着打发时间。

另一个比较静谧、遥远的存在是“美国佬”，他们在联合水果公司工作，住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称为“通电流的鸡舍”的公司宿舍，有空调的房子、游泳池、网球场和修剪整齐的草坪。是这些世故的人使河川改道、发动罢工和后来的大屠杀；是他们修了两条河之间的运河，在1932年10月的暴风雨中造成惊人的水灾，五岁的贾布从外公家的阳台上凝望，因而留下记忆。

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达康德·法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到此地。借由他的电影院“奥林匹亚”，他带来默片、留声机、收音机，甚至出租脚踏车给对此感到惊讶的居民。安东尼奥·达康德和两姐妹轮流住在一起，一个只帮他生了儿子，另一个只帮他生了女儿。至今，阿拉卡塔卡仍住着许多达康德的后代。

某些贾布最恒久的记忆是关于一位人称艾米里欧大爷的“法国人”，只不过他其实是比利时人，带着拐杖和脚上的一颗子弹，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抵达。艾米里欧大爷是位有天分的珠宝商兼木匠，晚上都和上校下棋或玩儿牌，直到有一天他去看了《西线无战事》，回家后用一颗氰化物自杀。葬礼是上校安排的，整起事件后来写在《枯枝败叶》中（他是书中的“医生”，角色部分融合了忧愁的委内瑞拉药师阿夫列多·巴尔波萨），以及《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是圣爱耶勒米）。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外公在一个8月的星期天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当时我们正走出八点的弥撒，他几乎是一路把我拉到那比利时人的家里，市长和两个警察正在那儿等着。紊乱的卧室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强烈的气味，他所吸入而致死的氰化物气体有着一股苦涩的杏仁味。尸体躺在行军床上，盖着一张毛毯。他身边的一张木凳上有一只托盘，他在上面蒸发毒药；还有一张纸，上面用画笔小心地写着：‘别人没有错，我自杀是因为自己毫无价值。’外公把毛毯移开的那一刻仍然仿佛昨天一般留在我的脑海中。尸体没有穿衣服、僵硬而扭曲，皮肤没有颜色，像是覆盖着一层黄色的薄纱，淡淡的眼睛仿佛还活着一样看着我。回家时，外婆看到我的脸就预测说：‘可怜的孩子，这辈子都没办法安稳地睡觉了。’”

有理由相信艾米里欧大爷的尸体的确纠缠着这个易受影响的男孩的想象力，以及他的整个童年时期，当然也可能融入了其他他看过或仅只想象过的尸体；这在他第一篇出版的故事里明显可见，默想着把自己当成尸体（或可能曾经是尸体）。在《枯枝败叶》中，小说的故事重心围绕着下葬，也受到诸多质疑，然而即使在此之后，这个主题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从他受创的意识下浮现。也许，这烟幕之下掩盖的是上校本人的尸体，只是贾布永远没有机会见到。

有时候，上校会在贾布上床前带他出去最后“一转”。“外婆总是在我晚上和外公散步回家之后讯问我，她会问我们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我记得某天晚上和其他人一起经过一间房子，看见外公坐在客厅里，我从远处看着他仿佛坐在自己家里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对外婆提起这件事，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他情人的家，他去世的时候，那女人想见他，我外婆不肯放她进门，说只有合法的妻子可以见最后一面。”他的外婆不肯放进门看尼古拉斯尸体的女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伊莎贝尔·卢伊兹，她似乎在20世纪20年代搬到阿拉卡塔卡。就连贾布班上的一个女生特兰基利娜都说不可以和她有任何关系：“你永远不可以和她结婚。”只不过，小男孩儿要到长大之后才懂得这个警告的意义。

贾布和上校出门散步，和上校的同志、朋友们打招呼时，家里的女人永远忙着安排招待客人，有些抵达的是高官显要、上校过去参加战争时的战友，或是他自由党的好友。许多是他过去不当行为而衍生出来的“人情债”，他们通常骑骡子抵达，把骡子拴在房子后方，睡在林中开垦地的吊床上。不过，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坐火车来；“火车每天早上十一点儿抵达，外公总是会说： ‘我们不论鱼、肉都要准备，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客人比较喜欢鱼还是肉。’所以，我们总是很兴奋地看来的是谁。”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所转变。香蕉园罢工和大屠杀，加上1929年的大萧条，一切开始倒退，阿拉卡塔卡短暂的繁荣不敌正开始的急速衰退。虽然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而且许多人对于香蕉公司普遍的傲慢亦多有怨怼，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这家公司在阿拉卡塔卡留给人的记忆却是充满怀念之情。许多对话都臆测着公司重新回来的可能性，顺便带来旧日好赚的钱，以及不断的刺激。尼古拉斯从酒类和其他来源的收入大幅减少，不久，稳定的收入变得稀稀落落。至于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他们自瓜希拉出走之后永恒的失落感如今更加严重，感受到阿拉卡塔卡最风光的日子已然逝去。没有抚恤金的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一面开始正视贫穷，一面进入不安而令人害怕的老年。

1934年年初，路易莎回到阿拉卡塔卡探望长子和长女，和父母沟通。从任何角度看来，这都不是一次轻松的会面。她不但不服从父母，且令他们蒙羞，把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女婿带进这个家族，他们一直没有原谅她。1933年年初，巴兰基亚的状况已经陷入绝境，她可能说服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自己想办法回到阿拉卡塔卡。她在一个早上坐火车从谢纳加到来，火车误点。玛歌非常害怕她这位不认识的母亲，躲在外婆的裙子里，害怕自己被带走。贾布当时六岁多快七岁，对于这个陌生人的到来感到十分迷惑，见到房间里有五六位女性，不知道哪一位才是自己的母亲，当她比手势要他靠近时，他又觉得难为情。

等他重新和路易莎熟稔时，贾布已经开始在新的学校受教育，这所位于7月20日大道上的学校在火车站附近，由于大致上使用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学方式，因而用她的名字当作校名纪念。蒙台梭利体系只限于幼儿园的活动，只要在小学时导入好的天主教教育，一般认为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方法强调儿童的创意潜能、成长学习的内在欲望以及独特性；也着重教导自发性、自我引导、借由儿童本身的感官作为媒介。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说，好像是在“玩儿一场活着的游戏”。

结果，贾布的第一个老师罗莎·艾雷娜·费格森是他父亲在阿拉卡塔卡的第一个情人（至少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如此声称），也许贾布不知道这一点儿是件好事。罗莎·艾雷娜出生于里奥阿查，据说是当地第一位英国领事的后代，和玻利瓦尔的侍从威廉·费格森上校有亲戚关系。她在圣玛尔塔的师范学校读书，随着家人来到阿拉卡塔卡，她的父亲和祖父在联合水果公司上班，她的一位亲戚成为市长。蒙台梭利学校开办于1933年，贾布一年级读了两次，因为第一次读到一半时，学校因为运作问题而关闭；因此，他直到1935年八岁时才学会读写。

罗莎·艾雷娜是一位优雅、温柔、美丽的女性，两度被封为阿拉卡塔卡的嘉年华会皇后。她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在西班牙黄金年代的诗歌上，后来为她这位聪明的学生一辈子所热衷。她是他的第一个纯纯之爱，能够接近她让他既兴奋又尴尬，她则鼓励他欣赏语言和诗歌。六十年后，罗莎·艾雷娜对于她有名的学生有着特别生动的记忆：“贾布像个洋娃娃一样，头发颜色如同打过的棕糖一般，苍白的皮肤带着些许粉红色，在阿拉卡塔卡是很奇怪的肤色。而且，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清洗得很干净，梳理得很整齐。”加西亚·马尔克斯这边则说，费格森小姐“让我沉浸在光是为了见她而去上学的愉悦之中”。她把手臂放在他身上教他写字的时候，他会有无法解释的“异样感觉”。费格森回忆道：“他很安静，话很少，非常非常害羞。由于他的勤奋、爱干净、聪明，同学很尊敬他，但他从来都不喜欢运动。他以能够首先完成老师的指示而自豪。”她教贾布两个关键的工作习惯——准时、没有错误的作品，这后来成为他一辈子的坚持。

本来，贾布在读写方面并没有早熟的表现，他也没有在家自学。然而，他在开始学习阅读很久之前就已经自学画画，直到十三岁那都是他最喜欢的活动。他很小的时候，老先生甚至允许他在家里的墙上画画。除此之外，他还喜欢临摹外公报纸上的漫画小故事，还会重述上校带他去看的电影情节： “他以前会带我去看各种类型的电影，我特别记得吸血鬼……第二天，他会要我再讲一次电影内容给他听，看我有没有认真看。所以，我不但电影记得很清楚，而且很注意如何讲故事，因为我知道他会要求我一步一步地说，看我懂不懂。”因此，电影使小男孩儿心醉神迷，对他们这一代而言，电影包括有声片，是比书写文学更早的体验，而这当然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后来，是上校教导他对文字及字典的敬意，字典“什么都知道”，甚至比罗马的教皇还要绝对的正确。相比于尼古拉斯以权威和加强个人能力为基础较为传统式的教育，蒙台梭利体系永远着重鼓励、探索与发现，两者必定有着完美的互补。

不过，如今贾布和玛歌的生活却发生了撼动性的改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是精力充沛，但行事风格上却是想到什么做什么；他对财务一窍不通，搬到巴兰基亚的时机正是这个城市开始繁荣之际，但他的个性想在这样的大城市重头开始，本来就不被看好。因此，一旦哥伦比亚开始面临衰退，情况只有更糟。他成功地拿到了药师执照，离开五金店的工作，在市中心开了两家药店，“第一神父”以及“第二神父”。但这项创业失败了，一家人慌乱地搬回阿拉卡塔卡。路易莎先带着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回去，住在上校家里；艾妲·罗莎1930年12月出生时，路易莎已经是在四年内生完四个小孩儿之后，隔了三年才又怀孕的，可是她如今又怀孕了。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总有其他的“公事”要忙，一离开就是好几个月，终于，他在1934年12月1日自己生日那一天回家，但时间离8月出生的第五个小孩儿莉西亚已经很久了。

他回家的时间是那段时日中少数确知的日子，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动地记得一位陌生人的到来：一位“消瘦、黝黑、聒噪、愉悦的男人，穿着白色西装，戴着草帽，散发出20世纪30年代加勒比海的味道”。这位陌生人是他的父亲。他清楚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有人祝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生日快乐，并询问他的年龄。出生于1901年12月1日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回答道：“和耶稣同年。”几天后，小男孩儿和这位陌生的父亲首次出游，到市场为其他的孩子买圣诞礼物。贾布也许一方面感觉这个经历很荣幸，可另一方面，原来圣诞节买礼物的不是小耶稣或圣诞老爷爷或是圣尼古拉斯，而是自己的父母，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理解到这一点儿时幻想破灭的感觉。在未来的日子和几十年间，这父亲时常使儿子失望，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轻松也不亲密。

时间来到1935年初，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开设了新的药店“G.G.”（加夫列尔·加西亚的缩写），并设法说服医疗单位给他一张有限制的执照以开设自然疗法诊所，让他诊断、治疗病人，并开立处方，贩卖自己江湖郎中的药方，作为唯一适合的诊断药物。他浏览杂志和医学期刊，执行自己时常骇人听闻的实验。很快地，他发明一种“本月综合药方”，以“G.G.”为品牌名称，如同《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样闹笑话，这位无能、只会做白日梦的角色无疑带有几分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特有的不切实际，至于这点是从哪里继承而来的，则一点儿也瞒不了人。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一直很不安定，持续接受来自马尔克斯上校的接济，他自己也越来越穷。接受这些接济很丢脸，却是必需。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回来之前，路易莎趁他独特而任性的丈夫不在时暂时搬去和父母同住。罗莎·艾雷娜·费格森甚至记得尼古拉斯开始加盖房子容纳新搬进来的家人，也许希望他不喜欢的女婿不会回来。然而，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真正回来时，他和路易莎在离上校家几条街的地方租了房子，在那里，他们的第六个孩子古斯塔沃于1935年9月27日出生。

在他们年轻、生活处于挣扎中的父母家里，老实说孩子比较像是在院子和街上长大，而不是在家里；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长成正常、健康、难管教的孩子，好动、外向，但没有明显的性格。同时，贾布和玛歌则由老人家带大，发展出比较不同的世界观，执迷、迷信、宿命论、恐惧，但也勤勉而有效率。两个人都很乖巧，不算胆小，在家里的时间比在街上多。贾布和玛歌一定曾经感觉被自己的父母无法解释地抛弃，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然而，又对于在受到尊敬、受到喜爱的外公外婆家被照顾觉得很特别。是这两个外来者，玛歌和贾布，在后来的日子里让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家人一起免于在困境中挣扎。

新的环境很难适应。艾妲记得，贾布对于外公、外婆的感情善妒，其他弟妹来访时，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一切，看着每一个人，想确定他们待的时间不久，没有人可以介入他和外公之间。对面药师的儿子安东尼奥·巴尔波萨比贾布大十岁，是这家人的好朋友，他记得贾布很娘娘腔，或是“撒娇鬼”，会玩儿陀螺和风筝，但从来不和街上的孩子一起踢足球。

也许因为贾布从来没有受到爱好探险的鼓励，因此，借由画画、阅读、电影院，以及他和大人之间的互动，他发展出很活跃的想象力。他似乎变成一个爱炫耀的人，总是试图以自己别出心裁的想法或有趣的逸事让访客印象深刻，而且对这些故事的要求越来越高，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特兰基利娜深信他是个通灵的人。不可避免的，大人把他爱好讲故事和幻想的行为解释为不诚实的倾向，终其一生，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难以面对他们对自己正直的质疑。也许，没有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如他一般的受人注目，却又神秘地凸显了真实与虚构小说之间的关系，逼真性和真挚的特性。

最大的两个孩子还住在外公外婆家，通过玛歌动人心弦的逸事可见。“外公不让人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准我们自己去妈妈家里。我们大约早上十点离开的时候，外公在切奶酪，我们要了一片。我们到妈妈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路易斯·安立奎和艾妲在禁食，他们吃了对付寄生虫的药，好几个小时不可以吃东西。他们自然很饿，看到奶酪的时候也要了一些。我父亲发现时非常生气，开始骂我们。贾布说：‘快跑，玛歌，他要打我们了。’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赶快跑掉。我们很害怕地回了家，我在哭。我们告诉外公发生什么事之后，他去骂我爸爸，问他为什么对我们大叫，为什么威胁我们。”

不过在1935年，旧世界真的开始结束了。一天早上六点钟，年过七十岁的尼古拉斯爬上房子旁的梯子去抓家里养的鹦鹉，因为鹦鹉被卡在屋顶大水槽上防止芒果树叶掉进去的麻布里。他不知怎么失足跌到地上，几乎无法呼吸。玛歌记得每个人都在尖叫：“他摔下去了！他摔下去了！”从那时开始，本来还算健康的老人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在这个时候，偷看医生为外公看病的贾布看到外公靠近大腿根部的地方有一个弹痕，一个不可否认的战士印记。可是，这个老战士跌倒之后一蹶不振。他开始用手杖走路、病痛不断，不久就去世了。发生摔倒的意外之后，他们不再在镇上散步了，小男孩儿和外公之间最重要而基于安全感的魔法也开始凋谢。上校甚至要让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莎代表他去收税和其他费用，对他的自尊而言，此举必定是很大的打击。

1936年年初，贾布转到阿拉卡塔卡的公立学校，突然对阅读认真起来。他的外公和费格森小姐已经启蒙他的学习，如今字典开始发号施令。然而，最刺激他想象力的一本书是他在外公的旧行李箱里找到的《一千零一夜》，这本书似乎影响了他如何诠释当时在阿拉卡塔卡大部分的经历，部分类似波斯市场，部分类似大西部。因为书的封面不见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知道这本书的书名。他发现书名的时候，想必在有异国情调的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更具当地气息、历史性的“千日战争”之间做了联想。

如今上校成了真正的废人，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觉得自己可以再度申请两个寄养孩子的权利。因此，纵使贾布刚学会读写没多久，正感受到这份魔力，但他爱冒险、坐立不安的父亲就已决定要把整家人带去辛瑟，他自己的出生地。这次也包括贾布。这位他几乎不认识的男子已经决定儿子主要的特质是天生的骗子，这个孩子“去一个地方，看了什么东西，回家来讲的完全是不同的故事，他夸大一切”，这个男人把他从家里、外公外婆和妹妹玛歌身边带走。1936年12月，这位生来只会空谈、令人生畏的父亲带着贾布和路易斯·安立奎先去辛瑟探路，查访那里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比越来越惨的阿拉卡塔卡要好。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让两个男孩和当地的教师一起读书，但这些课程并不为权力单位所认可，贾布又损失一学年。难怪他最后决定往小修改自己的年龄以弥补所有失去的学年。如今，两个男孩开始认识多彩多姿的祖母阿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那，四十多岁的她仍然未婚。她十四岁生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之后，至少又和三个男人分别生了六个小孩儿。“我现在了解到，她是位很了不起的女性。”六十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自由的心灵，她总是多准备一张床，让想要与人分享的人使用。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一点儿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当然，我们以为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她的几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叔叔，他们比我还年轻，我以前还和他们一起玩儿，我们会出门去捕鸟之类的。我从来没有多想，那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当然，当时的地主会诱惑或强暴十三岁的少女再抛弃她们。我父亲和一家人长大之后回去看她，她当时四十多岁，他发现她又怀孕时非常生气。她只是笑了笑说：‘有什么好气的？你以为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世上的？’”

虽然他晚年拿这件事来开玩笑，然而对于这次的停留，贾布的回忆是破碎的，也无疑是痛苦的。不难想象离开生病的外公使他焦虑，受到较不风光那一边家族的文化冲击。如同阿拉卡塔卡一般，辛瑟是个小而密集的城镇，有更大的中央广场，一如往常像结婚蛋糕般的教堂，一样有玻利瓦尔的雕像，居民大约九千人。这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家畜、米、玉米。和大多数畜牧地区一样，政治氛围基本上是保守派。人称阿尔赫米拉祖母为“西美大娘”，她住在斜坡广场上一栋小小的两房木屋里，离主要广场很远，房子漆成白色，棕榈叶做的屋顶，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这样的体验必定让贾布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已经不再是马尔克斯上校所保护的小孩儿，必须适应他那些非婚生叔叔、堂兄弟们比较狂野的生活方式，更别提他自己叛逆、日渐鲁莽的弟弟路易斯·安立奎。

同时，在阿拉卡塔卡的家里，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在1937年3月初达到极限。意外发生的两年后，马尔克斯上校在圣玛尔塔死于支气管炎，他一直没有从1935年梯子上摔下来的意外中复原。1937年1月21日，老人因为在他家去世的姐姐韦内佛列妲就已悲痛不已，我们只能想象他至爱的“小拿破仑”离开对老士兵的精神有什么影响。1937年年初，为了做喉咙开刀手术，他的儿子胡安·迪奥斯把上校迁到圣玛尔塔。3月他染上肺炎，于3月4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葬于另一个英雄玻利瓦尔去世的城市，在他的教堂里安息。

马尔克斯上校于同一天下葬于圣玛尔塔市民墓园，《 国家报 》（El Estado）以短暂的讣闻记载了他的去世。玛歌清晰地记得圣玛尔塔的葬礼： “我哭了一整天，可是贾布和我父亲，还有路易斯·安立奎都在辛瑟，只为了他的另一次探险。贾布好几个月后才回来，所以我不记得他的反应。然而那一定是很深很深的悲痛，因为他们深爱对方，他们是不可分离的。”

在辛瑟的贾布是间接听到父亲和祖母的对话，才得知这个死讯的。许多年后，他会说自己听到消息时哭不出来，只有长大后才了解到老人对他的重要性。他甚至轻描淡写地说：“我有其他让我担心的事，我记得当时我有头虱，觉得非常难为情。以前，他们说你死了头虱才会离开你，我记得自己很担心：‘完蛋了，如果我现在死掉，每个人都会知道我有头虱！’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外公的死讯不可能为我带来太大的影响，我主要的忧虑是头虱。事实上，我在后来长大之后才开始想念外公，我无法找到人代替他，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无法真正取代外公。”这样突兀的回忆和挑衅、夸张的语气，是他典型而间接地表达个人情绪的方式，不仅清楚地否认，而且隐藏着一个更简单、更残酷的事实——在这个痛苦而时常无法理解的童年里，他最爱的人、所有智慧的源泉、所有安全感的根本，他始终无法好好地哀悼他的离去。

如今，他被新的核心家庭所围绕，他真正的家人，他小时候离弃他的家人已在身边，但贾布就像个孤儿一样。1971年4月，在自己的亲生父亲面前回答记者关于外公的死，加西亚·马尔克斯带着他独特而残酷的夸张：“他死的时候我八岁，从那之后，我的生命中再就没有发生过重要的事，一切都很平淡。”

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带着两个男孩儿暂时回到阿拉卡塔卡，说服路易莎到辛瑟加入他们。路易莎坚定地表示她对此行一点儿也不热衷。在1993年她告诉我：“我不想去。想象一下，带着一家子的幼儿以及我们的家当，坐火车到谢纳加，换坐船到卡塔赫纳，再坐车到辛瑟。可是，我总是做他想做的事，而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探险家。所以我们租了两辆卡车，路易斯·安立奎和贾布坐在第一辆，他们的父亲坐在第二辆，路上还翻了一次车。”只有他们最近刚结婚的表妹莎拉·马尔克斯留在阿拉卡塔卡的旧房子里，陪伴特兰基利娜和法兰希丝卡姑婆。

对于这些家族命运的改变，玛歌的回忆很苦涩：“我们在外婆家一直住到开始缺钱，然后，她必须用小胡安舅舅寄给她的钱，接着决定贾布和我应该搬到辛瑟和父亲一起住……太糟糕了，从一个安静的环境搬去和魔鬼住在一起，与我的弟弟妹妹们，加上我父亲的个性既粗暴又聒噪。他永远不放过任何一件事。他以前打艾妲打得很凶，她都不在意，我想：‘如果他敢碰我，我就去跳河。’可是，贾布和我都不曾反抗过他，我们总是听他的话。”

然而，他们在辛瑟的生活过得很糟，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投资牲畜，尤其是一群山羊，结果是灾难一场，他们一家人在几个月内就回到阿拉卡塔卡。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没有陪妻小走完全程，而是在巴兰基亚停留，在那里设法又开了另一家药店。在阿拉卡塔卡，其余的家人在家中的院子里把上校的衣服烧掉，贾布不知为何在火焰中看到老人重生。贾布慢慢地接受失去外公、外婆病倒的事实，外婆已经失去视力，因为失去结缡五十多年的丈夫而悲不可抑，同时，再加上令人敬畏的法兰希丝卡姑婆体力衰退，她和尼古拉斯在一起的时间比她的丈夫还要长。对贾布而言，这是整个世界的尽头，沉浸在自己甚至不认识的悲伤之中。如今完全身处多年前曾经抛弃他的家人之中，他很不情愿地重新融入阿拉卡塔卡其他孩子的生活里。

路易斯·安立奎比较没有那么多思虑，也没有哥哥那么多的负担，他马上恢复了加勒比海家乡的生活方式，而超级敏感的贾布要在许多年后才有办法欣赏此地，他悲哀地怀念的不只是自己失去的世界，还有他错过的乐趣。两个孩子都回到男子公立学校，路易斯·安立奎回忆到，很快连吉卜赛人和马戏团都不经过这里了，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庭一般，许多人都准备离开：“连妓女都走了，那些在‘学院’执业的人，他们是这么称呼享乐之屋……自然的，我从来没有（进去），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关的一切。”

许多许多年间，贾布心目中的阿拉卡塔卡比他鲁莽而吵闹的弟弟所记得的要黑暗许多，如同他第一本文学画像《枯枝败叶》所描述的。虽然很久之后，他已能温馨地谈到这个城镇。但他总是害怕回去，直到四十岁时才有足够的距离，通过以流浪汉冒险为题材的滤纸重新审视。然而，路易斯·安立奎从小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

他们每个人的尽头都到了，如今，十一岁的贾布正要离开“那炎热、满是灰尘的城镇，我的父母向我保证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梦到自己身在那里——天真、默默无名、快乐的模样。这样说来，也许我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我，也许会是更好的，只是自己永远不会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一个角色”。

艾妲·罗莎、路易斯·安立奎、加西亚·马尔克斯、表弟爱德华多·加西亚·卡巴耶罗、玛歌（后排，从左至右）；莉西亚（前排）。1936年，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父亲摄于阿拉卡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