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准确地在时间上确定关于童年的一些记忆，我不得不根据彗星和日食来做出判断，如同历史学家在处理传奇的片段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其他事情上我并不缺乏资料。例如，我看见自己费劲地在海边湿漉漉的黑色岩石上爬着，而诺科特小姐，一个忧郁的无精打采的家庭教师，以为我跟在她后面，便和弟弟谢尔盖沿着弯曲的海滩漫步走去。我戴着一只玩具手镯。当我在那些岩石上面爬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滔滔不绝地、饶有兴味地不断重复吟诵英语“童年”这个词，它听起来神秘而新鲜，随着它在我小小的、塞满了过多东西的、兴奋的脑子里和罗宾汉、小红帽以及驼背老仙女们的棕色帽子混在一起后，这个词变得越来越奇特。岩石上有浅洼，里面满是微温的海水，我的具有魔力的低语伴随着我在这些天蓝色的小水洼之间编织起某些咒语。

地点自然是亚德里亚海边的阿巴集亚。我手腕上的东西看上去像一只别致的餐巾环，是半透明的浅绿和粉红的赛璐珞制品，那是圣诞树上的产物，是和我同龄的漂亮的堂妹奥尼亚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给我的。我一直深情地珍爱着它，直到它里面出现了黑色条纹，我像是在梦里一样认为，那是我去附近阜姆城的一家可恨的、让人害怕的理发店理发时剪下来的头发，不知怎的和我的眼泪一起跑进了那光亮的物质之中。同一天，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给我们上食物的时候，我的父亲恰巧注意到了附近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日本军官，我们马上就离开了——不过我还是匆匆一把抓起整个柠檬冻奶球，藏在发痛的嘴巴里带了出去。那是一九〇四年。我五岁。俄国在和日本打仗。诺科特小姐订阅的每周出版的英文画报饶有兴味地翻印了日本艺术家画的战争画面，表现了如果我们的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充满危险的冰面上铺铁轨的话，俄国的火车头——日本的绘画风格使得它们活像玩具——将会怎样沉入湖中。

不过让我想一想。我甚至还有更早的有关那场战争的记忆。那一年年初的一个下午，在我们圣彼得堡的家中，我被人从儿童室带下楼到父亲的书房去向家里的一个朋友库罗帕特金将军问好。他粗壮的裹在军装里的身躯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他在他坐着的长沙发上摊开一把火柴和我玩，把十根火柴首尾相接连成一条横线，说道：“这是无风天气时的海洋。”然后他把每两根火柴斜搭着靠起来，把直线变成了之字形——那是“风暴中的海洋”。他把火柴收拢在一起，我想，是要搞点更有趣的把戏，就在这时我们被打断了。他的副官进来，对他说了些什么。库罗帕特金激动地用俄语咕哝着，费劲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沉重的身体离开长沙发的时候，散放在上面的火柴弹了起来。那天，他接到命令，就任俄国远东部队的最高指挥官。

这一事件十五年后有个特殊的结局。在我父亲从布尔什维克占领下的圣彼得堡逃往俄罗斯南部时途中，在过一座桥的时候，一个老人前来和他搭讪，他穿着羊皮大衣，看上去像个灰胡子的老农。他向我父亲借火。紧接着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我希望老库罗帕特金的乡下人的伪装使他成功地躲过被苏维埃囚禁的命运，但是这不是我想说的要点。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火柴主题的演变：他让我看的那些魔术火柴被轻视，放在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的军队也消失了，一切都成了泡影，就像我的玩具火车，在一九〇四和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在威斯巴登时我试图将它驶过奥拉宁饭店庭院里的结冰的水坑时的遭遇一样。将你的一生循着这样的主题构思梳理，我想，应该是自传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