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问题是由谁担任这个电视节目的制片人。萨特希望特吕弗同他一起工作。莉莲·西格尔同特吕弗很熟，12月31日，她带他来看萨特。特吕弗不打算干。他建议萨特去找罗歇·路易，他拥有较强的能力。罗歇·路易是一个出色的电视采访记者和制片人，他于1968年辞职，在一本非常生动的小书《OR-TF，我的战斗》中，他说明了自己辞职的原委，后来他创立了斯科普科洛，一个在贝勒维尔有着庞大社址的独立制片合作社。他同意帮我们干，这样就避免了官方监督。与埃德兰谈判的结果是，允许我们在没有他的技术人员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摄制工作，我们变得有自主权了。剩下的是选择导演。我想到伦茨，他的《绿色的心》我很喜欢。他为我们放映了他的最近一部影片。它描述了《绿色的心》的一位主人公卢路经过五年的囚禁出狱后的一天。萨特要离银幕非常近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点点，然后他再听别人读电影剧本，他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我们也是。加维和维克多认为它的政治性不强，但他们也不反对让伦茨来导演。罗歇·路易又推荐克洛德·德·吉弗雷，我们看了他制作的一些电视节目，我们同意了。他们俩都同意跟我们合作，虽然就我们这方面说来，事情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12月底，朱利昂在萨特的书房拍摄了六分钟的电视片，在该片中，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宣布了我们的计划。拍摄花了我们一上午时间。几天后电视将播放，我们十分高兴。1月6日，朱利昂在电视节目中雄心十足地介绍他这一年的计划，并准备播放这一短片，但没有播放，因为一个月前，加维干了一件蠢事，无论是萨特还是我都无法理解：他在《解放报》上写道，如果萨特同意为电视台工作，那仅仅是为了让电视台出丑。朱利昂对萨特说，加维刚刚写了这样的文章，他不能让加维在影片中出现。我们坚持说明我们同加维是一个整体，朱利昂不得不放弃把有加维的镜头剪掉的念头。最后，我们这个节目在1月20日播放了，虽然是经过审查的。

1月5日，开了一个历史学家会议，他们多数从外省来。因为萨特没有出席，维克多主持了会议。1月7日我们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朱利昂的得力助手——在莉莲的家里会面，为了落实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经费问题。维克多和安娜·谢尼埃是制片秘书，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拿一分钱；萨特自己掏腰包给他们钱。1月22日我们把六个节目的提要送给了朱利昂，他在20日支付了合同报酬一万三千五百法郎，它是部分付款，整个合同的报酬的条件还有待谈判。我们打了十五次电话才弄到这预支。除了每星期三次的“四人小组”会议，在萨特的住所，还有许多别的会。

1月28日，萨特同伦茨和德吉弗雷谈了一次话，2月28日又谈了一次。2月1日，历史学家们有一次会议，以后每月在斯科普科洛有一次全体会议。他们按照我们建议的主题分为几个组进行工作。在这些会议上他们陈述了自己取得的成果。专门有一组是妇女，她们希望阐明妇女在近七十五年中所起的作用，这一作用非常重要，它多少有些被掩盖忽略。我们预料，历史学家带来的材料非常丰富，不可能全部拿来使用；我们想按照每一个节目的顺序使这些材料出版成书。我们与帕泰商定，他们将免费提供我们需要的全部文献。

我们需要一位律师来协助处理所有行政管理事宜和经济问题。我们选择了凯杰曼。我们都跟他很熟。2月20日萨特和维克多向他说明了我们的问题。他建议去要求尽快签署一个议定书。3月6日，萨特同朱利昂和沃尔弗罗姆在莉莲家会面，但他未能签成议定书，只是得到第二张支票。钱分给了历史学家各小组；它们在凯杰曼的帮助下组成一个民事社团，作为这个电视节目的第五位作者。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萨特因为无法看到跟他谈话的人而感到不便，在人多的场合他都不大显露自己。在通常的会议上主要是维克多在说话，他那一副权威的架式使一部分人被慑服，又让另一些人恼火。4月13日，萨特进行了长时间的发言，这个会开得相当激烈。

与会者取得的一致意见是，节目应该以萨特为中心，如果发生争执，由他作出最后裁决。但现在历史学家又对他们同“四人小组”的关系提出质疑。他们不想局限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上，而让别人据此得出结论。萨特试图说服他们，因为这节目的目标是一个“美学一意识形态”作品，它需要一个很小的写作班子来完成综合工作。历史学家们理解这一点，但总的说来，他们感到灰心丧气。幸运的是，那天中午斯科普科洛招待了极好的冷餐，这使紧张气氛得到缓和，与会考们吃喝起来，并可以三三两两地交谈。下午，会议的气氛显得友好多了。

5月10日的大会开得死气沉沉。第二天，我们都在斯科普科洛围在一张小桌旁吃午饭，但我们没有回到讨论上来。现在没人再有那种神圣的激情，因为议定书仍然没有签字，我们有点怀疑整个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历史学家那一组在一天上午来到萨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组”见面；她们显得极愿合作，对节目一事兴趣甚浓。

钱的问题变得紧迫了。5月12日（星期一）我们四个人在萨特的住处会面；朱利昂也在，我们每个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显然缺乏诚意。整个事情都取决于——至少在表面上——我们的工作被划为哪一类。如果它是一个戏剧节目，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资金；如果它是一个记录片，我们只能得到这笔钱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劝说电视作者和作曲者协会的会长阿兰·德考把它归到戏剧一类。我们约他在下一个星期三会面，萨特在给朱利昂的一封信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

让-保尔·萨特巴黎，1975年5月15日电视台二台台长巴塞尔·朱利昂先生大学路158号巴黎第七区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创作一部电视作品，即一组在一个综合性思想指导下的节目，它由图象、对话和评论制作而成，评论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来历史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历史角色的演员。

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我们对历史材料进行了选择，这些材料是围绕一个特殊主体的历史——我的历史——而进行加工的。

确切地说，我们要做往事的叙述，我们希望电视观众从自身历史出发，来判别这一历史中的真理和谎言。我们打算给作品以一种史诗的性质，使它成为本世纪的长篇传奇。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

——象征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恶心》的主题）；

——抒情风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顾西班牙）；

——真实再现（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将出现一位1917年的战争顾问）；

——戏剧场面（萨特和演员们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关于克朗斯塔德的俄国文献，这与它们原来的使用目的并不一致）；

我们上面谈到的处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们不具有限定意义。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记录片。

5月22日德考来见萨特；他态度非常和气，完全理解我们的意思。他把这个节目归到戏剧一类，这使节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维克多写信给历史学家们报告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同电视二台的对话仍在继续进行。6月11日，在沃尔弗罗姆的家，举行了一个至少有十四人参加的报告会，包括朱利昂、埃德兰-帕泰的代表，罗歇·路易和视听协会理事皮埃尔·埃马纽埃尔。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这可能会形成与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这个问题因塞利曼——这部影片的制作者——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而后得到解决，他保证在萨特提供给电视二台的十个节目播完之前，电影不上映。6月18日，我们的律师凯杰曼同电视二台的律师布雷丁会面，他们起草了一个由萨特和朱利昂签字的议定书。6月底历史学家和其他有关摄制人员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对此事充满希望。7月5日萨特离开巴黎，他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6月30日他写信给朱利昂，要求与他会面，但朱利昂没有答复。

虽然这个计划使萨特很忙，他这一年还从事了许多其它活动。我继续读书给他听，一般都是些关于最近七十五年历史的书。他听着我读并且做录音。他的智力没有衰退，对一切使他感兴趣的事他都有极好的记忆。但在时间和空间中，他时常摸不着头脑，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习惯，他变得不大在意，虽然以前他和我一样，对这些习惯是很注意的。

由于《弓》的一期刊载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妇女斗争》一文，我问他怎样看待他同女权主义的关系，他在回答中颇多颂扬，但比较表面化。

3月23日到4月16日，我们在葡萄牙。一年前，1974年4月25日，这里发生了人们称为“石竹花革命”的事变。经历了五十年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之后，一些厌恶安哥拉战争的军官，搞了一次政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政变集团，这是全体人民的觉醒，他们对“武装力量运动”给予了支持。萨特希望亲临其境了解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开始他很担心：“我怎么能够看见里斯本呢？”但他很快就不再焦虑了。我们住的旅馆正好在市中心，靠近一个很大的露天市场，非常喧闹。天气很不错，但风很大，我们不能在户外阳台上呆久。于是我们沿着大街在快乐的人群中散步，或坐在罗索的平台上。萨特此行所关心的主要是取得信息。他由彼埃尔·维克多陪同，有时由塞尔日·朱利陪同，同“武装力量运动”的成员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在“红色兵营”吃午饭，不久前，一些企图暴动的军官曾向这儿发起过进攻。萨特对学生作了一次演讲，但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缺乏反应，使他有些失望。在他看来，这些人与其说是进行了革命，不如说是经受了革命。另一方面，他同靠近彼尔图的一个自治管理工厂的工人有很好的接触。他还参加了作家的一次会议，这些作家在探讨他们今后要起的作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萨特回到巴黎，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个关于葡萄牙的很好的谈话；从4月22日到26日，由朱利编辑，《解放报》发表了萨特、我、维克多和加维之间的系列谈话：（一）革命与军人；（二）妇女与大学生；（三）人民与自治；（四）矛盾；（五）三种权力。萨特最后表示他有保留地支持“武装力量运动”。

5月，捷克哲学家卡雷尔·科西克寄给萨特一封公开信，谴责捷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的镇压。他说到他个人遭受的迫害，其中包括他的手稿被没收的情况。萨特也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支持卡雷尔·科西克。他写道：“你们的政府维护的是虚假的思想，它们不是自由人的精神所产生并检验过的，它们是从苏联拣来的词语拼凑起来的东西，被用来掩盖活动而不是揭示其意义。”他还在5月10日的《世界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罗素法庭过去活动的声明。受该报之邀，他谈到越南战争结束的问题。他同蒂托·杰拉西有一个谈话发表在芝加哥的一家杂志上。其中谈到：“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扩大了我的世界。因此我不再把它们的影响看成只是局限于法国。我参加的斗争是世界性的斗争。”这一年他在好几个文件上签了名：一个要求遵守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的号召书（1月26日至27日的《世界报》），一个对让-埃登·阿利埃的警告，阿利埃被控挪用了原打算用于为智利囚犯进行辩护的钱款（虽然还不能确认）；一个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呼吁书（1975年6月17日的《世界报》）。

我们晚上仍然同西尔薇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一夭我们在马耶家吃饭；近几年我们又恢复了同他的关系——定期的令人愉快的会面，虽然并不经常。我们喜欢他的女伴纳丁和他们的儿子费朗索瓦。她把这些晚餐搞成了实实在在的宴会。但那时马耶的白血病已经很严重了，他知道死神正在等着他。有一次我们在诊所看到他，他刚刚大病一场；穿着一件漂亮的长袍，瘦得皮包骨。那个晚上，他那漂亮的房间装饰着他旅行带回来的珍贵物品，我们觉得他是那样瘦，老得那样厉害。与他相比，我感到萨特真是显得年轻，他重量有所减轻，精神也很活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马耶；不久他就去世了。

6月，萨特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学生们来看他，告诉他自己获得的学位，谈到研究生论文和有关他的专著。报纸经常提到他。“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他愉快地对我说。3月，孔达和他在朱纳斯呆了三天，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长篇谈话，一部分发表在《新观察家》，他的七十岁生日之际；同时赢得人们的祝贺——电话、电报、信件。在这个题为《七十岁自画像》的谈话中，萨特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各个方面，现在对自己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模糊感受。“情况怎么样，”孔达问他。萨特答道：“很难说情况很好，也不能说很坏。……我的作家职业已彻底断送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您可以说我曾经存在过而现在不存在了。我本来应该十分沮丧的，但由于我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我自我感觉还好——我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消沉。……既然事已至此，我不能干什么了，我就没有理由难过。我有过艰难的时刻。……现在我可以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适应我的现状。现在我没法搞好的是……文章的风格；或者说是表现一个思想或现实的文字方式。”

在后面他谈到对死亡的态度。“并非想到它——我从不去想它；但我知道它就要到来。”他认为他至少还能活十年。一天，他根据他的祖辈的长寿情况作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预测，他指望活到八十一岁。他对孔达说，他很满意自己的生活。“没关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写作过，我生活过；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他还对孔达说：“我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他说他对事情并不冷漠，但他承认“没有太多的东西让我兴奋。我使自己已处在比较超脱的地位”。这个谈话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对自己的过去十分满意并以安详的态度面对现实。

莉莲·西格尔在6月21日为他开了一个庆祝宴会。参加的人有维克多、加维、盖斯玛、乔治·米歇尔和我。我们都很快乐，萨特高兴得大笑。6月25日上午，同许多朋友一起，我们看了专为我们放的电影《萨特自述》。尽管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在我身边的他仍同银幕上的他一样。

我们准备去度假。这一年我们打算来一个新花样——我们不去意大利而去希腊，萨特对此十分高兴。同朱利昂的议定书没能签字，这使我们伤透脑筋，但我们还是充满希望；我们很满意我们和我们的合作者这一年所做的工作。萨特同维克多一起计划写一本题为《权力和自由》的书，他在这个夏季开始构思此书。

萨特先在阿莱特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同万达在罗马住了一段时间；8月，我和西尔薇在希腊旅行，然后去雅典机场接他。他的身体看来很好。走路还不怎么行，但即使这样，后来一些天他可以走下缪斯山，井沿着他们称为跳蚤市场的小街散步。他又去探望他的希腊朋友。她的病已经全好了，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助教。由于药物的作用，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来磅；她得病前是很喜欢讲话的，现在却非常沉默。但她仍然很美，萨特喜欢同她在一起。他们外出时，我同西尔薇在雅典城散步。

几天以后，我们开着汽车乘渡轮去克里特岛。我定了舒适的客舱，我们在船上很愉快。仿佛诗一样，我们行驶在海边一条不知名的路上，正是清晨七点，太阳喷薄而出。埃伦达海滩旅馆在我看来简直成了天堂乐园，它那粉饰一新的小屋有的散落在水边，有的隐约闪现在树木和群芳吐艳的花丛之中。我和西尔薇同住的房间正朝着大海；萨特的那一间在我们后面相隔有二十多米。房间舒适宜人，带有空调冷气。西尔薇经常在早上游泳，我和萨特听音乐——我们带了一台录音机和一些磁带——或者阅读。其中我记得有一本关于多列士的厚书和施雷贝尔总统的《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我们在一个遮阳的露天餐室吃午饭；人们随意到一个食品丰富的热食和冷食的餐柜上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们还开车作了几次远足，其中有一次令人流连忘返——到这个岛的东端转了一圈：另一次是去赫雷克林和克诺索斯；还有一次，有点远也有点累，一直到了卡尼。下午呆在家里看书或听录音机。这儿没有好酒吧，但我们有冰箱，西尔薇给我们做可口的酸味威士忌。我们在房间里吃晚饭，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几次去靠近旅馆的一家还不错的乡村小饭馆。这儿的一切都让萨特感到愉快；他的状况出奇的好，没有任何阴影笼罩他那快乐的心灵。

十二天后我们回到雅典。归航很不顺利；我们定了两个舱位，但他们拒绝给我们钥匙，在难耐的嘈杂声、热烘烘的气息和拥挤不堪中，我和西尔薇到接待处去要这两个舱位，跟那些人争吵起来，但没有结果。后来他们把我们三个硬塞到一个远远谈不上舒适的有四个床铺的舱位里。后半夜我们正睡着，一个办事员开了门：“您是萨特先生吧？我们不知道。您的舱位已经准备好了。”但我们都拒绝再搬进去。

我们又愉快地沉浸在雅典旅馆的宁静之中。两点左右我们去一个带空调的冰冷的小酒吧吃烤夹心面包，喝一杯鸡尾酒。然后我们出去，或走或坐车到希尔顿六楼再喝一杯鸡尾酒，那儿可以远眺这个城市和远海的景色。我们吃晚饭的地点也不一定，经常是在卫城脚下的一家露天饭馆。

8月28日，我开车送西尔薇上船，她要带车回马赛，然后从那儿再开车回巴黎。两天后萨特和我坐飞机去罗德斯。航程很短。飞机开始降落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住的海边旅馆离者城大约两公里，我们住在六楼，是紧挨着的带有宽阳台的两间房。酒吧和饭馆设在面朝大海的平台上，我们每天去那儿吃午饭。快到晚上了我们坐车去古罗德斯城门。我们沿着老街散步，这里是那样美妙和充满勃勃生气。这种同萨特一起发现地方的乐趣，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未能领略了。有时，我们停在乡村里有大树遮阳的露天咖啡店，有时我们在城墙脚找一家充满趣味的饭馆吃一顿快餐。坐出租车返回之后，我在我的阳台上给萨特读一两个小时的书。天气很好，海景令人目不暇接；脚下辽阔的海湾让我想起了科帕卡巴拉。

我们作了两次远足，都是坐出租车。一次到林多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街道的房屋粉刷成白色，悬空在大海之上，这地方因它的卫城而特别有名，但要骑驴才能上去，我们没敢作这种尝试。另一次是去加米罗斯，一个保存得相当好的大古城。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坐落在山腰上的非常美丽的修道院。

我们回到雅典又呆了十天。天气开始凉快了，散起步来十分舒适愉快。

萨特散步还行；他甚至还登上了卫城。有时，他同梅丽娜一起吃晚饭，梅丽娜白天非常忙，她带他去一家雅典知识分子常去的咖啡店。萨特回来时常常要到十一点钟，他总是和我在他的房间里喝一杯威士忌。

在这期间他有两次接受采访，一次是对一份左翼日报，一次是对一份无政府主义小报。这个夏天朱利昂给萨特写了一封信，他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是侮辱性的，而且荒谬至极，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不能从单个的片断来判别。几天以后，在9月23日，我们回到巴黎，萨特、我和维克多——加维在美国——在莉莲·西格尔的家同朱利昂会面。萨特强烈地指责朱利昂。他说，他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事实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上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这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朱利昂提出的资金问题完全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对于持续一个半小时的戏剧节目，一百万法郎的预算是正常的；这有许多先例可以援引。事情的真相是，节目的提纲被送到希拉克总理那里，这是由一个名叫安德烈·维维安的议员干的，他同法国广播电视局的关系密切，这些提纲是朱利昂拿给他看的。自元月份以来，维维安和希拉克就强烈地反对我们的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我们。最后，等我们拂袖而去，他们的破坏活动便大功告成。

9月25日，萨特由我和维克多陪同，在“圣迹”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9月24日，朱利昂刚得知消息，就打电话给萨特说，他同意给四亿旧法郎。如果在六个月前，还有足够的时间改变电影拍摄剧本以便削减它们的花费；现在这是太迟了，而朱利昂也知道一点。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不让公众明了事情的真相。事情还是真相大白了。在“圣迹”区有许多人参加了这个记者招待会。萨恃精神抖擞，他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事情，确切地谈到事情的真相，说得完全令人信服。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确凿的非直接的审查。”他说明朱利昂曾应允他完全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把首次预算交给朱利昂时，他曾说：“即使费用超过八亿（旧法郎）我们也干。”后来他同政府就这个问题有一场争辩，我们的提要莫明其妙地落到希拉克手里，希拉克否定了这些提要。然后朱利昂想以慢慢跟我们磨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意图，到最后提出一个我们无法接受的试点节目的建议，以此来达到他的目的。记者十分注意地听了这些说明，最后他们有些人问：“为什么您不把剧本拿到国外电视台去拍？”萨特回答：“这里谈的是法国的历史，而我要谈的对象是法国人。”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借用电影的渠道？”他答道：“十个小时，时间很长。而且这套节目意味着首次运用一种富有生气的眼光来创作电视节目。我担心不可能同这个电视台一起工作。是马塞尔·朱利昂动摇了我。但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我决不再在电视上出现，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最后说：“过去，米歇尔·德罗依完全有自由搞他的1946——1970年编年史。”

总的说来，报界忠实地报道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朱利昂则开始了一个反对萨特的诽谤运动。开始时他承认：“萨特先生不是一个守财奴，但他希望有一切可能的手段供他支配，以实现他的梦想。”但到后来他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作者版税；这完全不是真的。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他还控告萨特自己不干事，让年轻的同事们去干。这同样是谎言，萨特在“四人小组”和在所有的全体会议上都很努力地工作。最后，电视台的那些人放出一个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也引起反响，那边发了电文寄到法新社，按这个谣言所说，萨特要求获得他在1964年所拒绝了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地否认此事。

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建议萨特、我和维克多在1975年10月5日的“每日奇闻”节目中接受采访。萨特同意了，我们准备了自己的谈话稿。但已发生的整个事件使他十分气愤。这个星期，阿莱特打电话对我说，她发现萨特非常疲劳；一天晚上，他同我在一起，突然说话十分费力；他的嘴角和舌头尖几乎麻木了。一刻钟后这个症状消失，但他告诉我，他经常有这种情况，我很担忧。

当我们去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电视演播室时，萨特还没有恢复过来，他上楼梯时举步艰难。接待我们的记者显然是怀有敌意的，我感到紧张。萨特显得精神疲惫，他说得很慢，语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非常担心他在这个节目期间神思恍惚的毛病会突然发作。我马上从对话者那边抢过话题，讲了很长时间，大谈我对朱利昂的看法。科恩-本迪特从瑞士电视台同时参与这一节目，搞得趣味横生。总的说来，这个“每日奇闻”是一次成功。

我们从广播电视台回到莉莲·西格尔的家，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午宴，席间有几位历史学家，他们因同电视二台断绝关系而深感失望。快到五点时，我把萨特带回他自己的住处，他睡了一会儿。他承认自己已是精疲力尽了。

“我们整整工作了五个多钟头，”他少气无力地说道。晚上他是在万达家度过的，第二天上午，10月5日（星期天）阿莱特给我打了电话。她说：“这不很严重，但……”在万达家时，他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了。她把他扶进一辆出租车；米歇尔在“大教堂”外面等着接他回他的房间。路上他又跌了几交，早上她驾车送他到阿莱特家，他又跌倒了。泽登曼赶去，给萨特打了针，他嘱咐萨特长时间卧床休息。萨特跟我通了电话，他的声音还清楚，但很微弱。他留在那儿同阿莱特吃午饭，之后，阿莱特借了一位朋友的汽车送他回家。他们把他几乎是抬回到他的房间，扶他上了床。整整一下午我陪着他，泽登曼晚上来了。萨特的血压从140上升到200。萨特从他的房间到厕所这短短的几步路也需要人扶着。晚上我睡在他隔壁的卧室，总之，两间房的门都开着。

星期一和星期二萨特一直躺在床上。星期二晚上，拉普雷斯勒医生同泽登曼一起来了。萨特的血压是215。他们会诊了很长时间。除了通常的药，他们又开了强力减压剂和瓦列莫去帮助他少抽烟。他们建议他起床后坐在安乐椅上，并且下午睡一觉。

生活又走上正轨。萨特在家吃饭，星期天西尔薇给他带来午饭。星期四是莉莲，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其余三天是阿莱特。而所有的晚餐，都是我到他那儿去时买一点东西去吃。

10月15日（星期三）上午，泽登曼又来了。萨特的血压降到160。他减少了药物，并对萨特说，他可以出去走动了。萨特这样做了。看来他好像恢复到病前的那个样子，但他服用的药物又引起小便失禁，有时在夜里，以致弄脏了他的睡衣，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他表现得无所谓，而我则感到十分难过。

尽管如此，他带着一种固执的表情说，他还要抽烟。我坚决反对他这样做。如果他年老糊涂，深为痛苦的将是我——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实际状况。是我说服他了吗？或者他被米歇尔读给他听的一篇文章所影响？那篇文章说，在动脉炎的病例中，抽烟可能导致一条腿截肢。总之，他几乎不抽了。他一天不超过四支，有时他只抽三支。

有许多次，他好像为自己的境况而痛苦。一个星期日晚上，我们谈到，一个人不可能指望活上一百年。他说：“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哑角的角色。”第二天我向他提到这句话，他告诉我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恼火的是，加维冒顶他的名就西班牙问题在《解放报》发表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发表在1975年10月28日，当时佛朗哥奄奄待毙。萨特说，佛朗哥有“一张拉丁人的可恶的混蛋嘴脸”。这个说法使许多读者气愤。萨特说：“这是一个错误——在谈话最激烈时讲出的词语在写成文字时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但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佛朗哥有他名符其实的脸；无疑他是一个坏蛋，也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拉丁人。”

他的健康状况没有恢复，他也知道这一点：“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一天早上，他和莉莲在附近的“自由女神”咖啡店吃早饭时说道。他抱怨自己的嘴特别是喉咙有些麻木，使他的吞咽十分困难。他喝一杯茶或一杯桔子汁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他的糖的含量还正常，但他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11月19日（星期四），从他的住处到“自由女神”咖啡店，一百多米的路他走得非常困难；大约两点，他去蒙巴拉斯城楼脚下的巴西饭馆时——我们常在那儿吃午饭——也是行步艰难。第二天泽登曼来看他，泽登曼发现萨特恢复得不太好，有些担心，拉普雷斯勒傍晚时也来了，他认为萨特比他前一次见他时要好，总的健康状况也还好。但就他的运动神经（走路，吞咽）而言，他对我说：“萨特已降低了一个水平，他不可能再升上来了。”我还记得，两个月前，萨特登上了护城墙；我担心是否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动弹了。由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能力，他又有一个肠功能失禁。这太可怕了，当你的精神还健全时你的身体却背叛了你。

就理智而言，萨特是完全恢复了。他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不错。”他又对我说：“我的头脑现在比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要清醒得多。”这是真的。他奋力地同维克多一起写他们计划的那本书《权力和自由；他对我给他读的书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戈德曼的情况，他了解得非常详细。11月中旬，我们认为戈德曼的上诉可能被驳回，萨特在维克多的帮助下，拟了一封抗议信打算交给《世界报》发表。后来因为对戈德曼的判决被撤消，萨特没有发表它，戈德曼的朋友都因这个审判结果而高兴。

由于萨特进行了许多活动，他再次感受到生活之乐趣。一天上午莉莲问他：“依赖别人，这不是让人很恼火吗？”他微笑了：“不。这甚至使我觉得有点愉快。”“被人宠爱吗？”“是的。”“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但这是让人高兴的。”11月10日，《新闻周报》的欧洲版发表了萨特同简·弗里德曼的谈话。她问他：“当前您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他答道：“我不知道。一切。活着。抽烟。”他完全感受到这个蓝蓝的和金黄色的秋天之美丽，他乐在其中。

萨特常被要求签名于一些声明和呼吁，他一般都不拒绝。他同马尔罗、孟戴斯·弗朗斯、阿拉贡和弗朗索瓦·雅各布签名于一个呼吁书，去制止在西班牙判处十一个人死刑的行动。当那十一人被处以死刑时，他签名于一个抗议信和一个呼吁书，号召举行一次向西班牙进军。他同密特朗、孟戴斯·弗朗斯和马尔罗共同抗议联合国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种族主义的决议（见11月17日的《新观察家》）。他在一个要求改善被关的士兵的状况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这个呼吁书于12月15日在巴黎互助大厅上被宣读。他有一个新的娱乐活动。阿莱特为他租了一台电视机，有好的西部片或娱乐片时，我们就看一看。萨特坐得离电视屏幕非常近，这样他可以看得较为清楚。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同他去看一部很不错的希腊片《演员游记》。经理专门为我们放这部片子；只有几个朋友在场，这样，我可以给萨特读字幕而不妨碍别人。

12月1日，萨特收到署名G.I.N的一封恐吓信……吉泽尔·阿里米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6.1.N.是一个极右翼团体，它自称爆炸过《解放报》的图片社。萨特向附近的警察局报了警，我让人安了一个防弹门。我真有点担心，但萨特不怎么在意。他的宁静没有受到破坏。“这三个月我过得极好，”

12月底他对我这样说，他的确容光焕发。1976年初，人们问他，他希望人们怎样来祝愿他，他热切地说：“万寿无疆！”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去日内瓦作了一个短期旅行，这使萨特非常高兴，尽管下着雪，天气很冷。我们在古城里散步；参观了科佩特和游览了洛桑。回到巴黎，萨特又恢复了他同维克多的工作。他甚至又开始写起东西来了。他的笔迹潦草模糊，难以辨认，但维克多能够辨认出一点来。他在尽最大可能追求他自己的价值。“我不相信我写出了什么，”他对我说。但他发现自己正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这说明他是相信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