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拉普雷斯勒教授打电话一再对我说，萨特的情况非常好，三个月内不用再找他看病，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实情而沉入睡眠之中，这是正常的。我对萨特说根据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状况很好。“但是我的眼睛呢？他说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问话中，强烈的焦虑和希望令人伤心地交织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专业，”我说。“但一切都跟这有关呀，”萨特说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绞。眼看着一个希望终将破灭，令人惨不忍睹。

后来的日子，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仆之子》，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们同西尔薇吃午饭，他默然不发一语。我问：“你在想什么？”“什么都没想。我心不在焉。”“那么在哪儿呢？”“哪儿也不在。我是空的。”这种神离天外的状况他时常有之。6月底的一个上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个谈话。他睡着了。他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悲观。他对我说，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时，他又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说，“我的可怜的人，你的心情不太好。”“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他几乎完全不抽烟了。有一天我问他：“这对你太压抑了吧？”“这使我悲哀。”另一次他对我说：“博斯特对他的朋友古尔诺谈到我的事。他说像我这样的病，需要十八个月才能完全恢复。”“真的？他对我说是十二个月。”这时，萨特解嘲道：“你不认为我在两个月内就可恢复视力吗？”他把视力和身体一般状况当成一回事。

我同乔莱克医生有一个约会。他说，萨特不会瞎，但也决不会恢复到能很清楚地看东西的程度。我请他不要太直接地对萨特谈这个情况。我们在元月底去看他，他对萨特说，他的视力不会变得更坏。但当萨特问他，自己是不是不可能再去阅读。乔莱克只是含糊其词。到走廊上，萨特说：“他好像认为我不再可能阅读和写作了。”他停住了口，好像被他自己的话所震惊，然后又说：“这还得多长时间啊！”

第二天我们谈到他怎样才能在这一时期工作。正要上床睡觉，他突然说：

“我的眼睛是不中用了……，所有的人都这样告诉我。”他的声音使人发冷。次日他拾起一本被丢在一边的侦探小说，把它捧到灯下：“我希望能看清这标题。”他正确地辨认出来了，虽然往常他完全看不情报纸的大字标题。遗憾的是，这不能说明什么。他还保有一点点视力，但已是非常非常之弱了。第二天我问他，愿不愿意试着工作一会儿。“不，还不行；马上还不行。”他通常不轻易怀疑什么，但一涉及到他的眼睛，他就很敏感。一次我们在一个花园里林荫覆盖的小路上散步，花园就在他住的楼房的大院里，从一个很远的玻璃门上我看到我们的影像。“噢，这是我们！”我喊了起来。“请不要显示你的好眼睛，”他生气地说。

医生给他的药使他大小便失禁。一天下午回家时，他弄脏了裤子，我帮他搞干净了，但我担心这病状会加重起来，使他痛苦不堪。泽登曼说，这是某些药物的正常反应，萨特的血压正常，反应能力也还好。有件事让我吃惊。从前他是从不去看医生的，现在他责备乔莱克和拉普雷斯勒对他的病情注意不够。他想再去看那位罗马的眼科医生，那人在去年给他治过病。萨特喜欢这医生，因为他使萨特仍然抱有希望。

从他的脑力看，2月份他的情况开始变好。由于眼睛几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2月份《现代》编辑部开会时，他的到会和他的智慧，使每一个人吃惊。他对于文章和调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议当中，维达尔-纳盖特打电话对《解放报》2月20日、21日发表的题为《试议以色列的叙利亚俘虏》两篇文章提出抗议。这两篇文章因为萨特和我签名于一个呼吁书《为了在叙利亚的以色列俘虏的解放》，而对我们提出质问，这个呼吁书发表在《世界报》上，签名的还有费雷德里克·杜邦、马克斯·勒热纳和塞卡尔迪-雷诺德。我们马上发了一个声明，否认同其他签名者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报》并未因此而减少对我们的攻击。萨特立即在《解放报》上回答了这两篇文章的作者，谴责他们的自我欺骗。在这一时期他同意参加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他们俩跟萨特一样，曾是《人民事业报》的编辑）主编的《野性的法国》丛书，这套丛书先是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后由今日新闻出版社出版。他们一起草拟了一篇丛书介绍。

“野性的法国，从某一点说，是面对‘合法的’国家的‘真正的’国家，或者说，是野生的，就像人们所说的野生罢工。这不意味着复古主义，也不一定是暴力。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的某一处展开的一个沸腾的过程，这种沸腾使社会的一部分人奋而起身，从动乱中显示自己作为自由共同体的存在，而把任何可能束缚它的传统框架排斥在外。……

“我们选择希望。我们敢于尝试可能实现的决裂，去争取全人类走向自由——只有平民的野性汇合之日，才能想象真正的自由。……”这意味着我们的丛书的目标既简单朴素，又雄心勃勃。简单朴素，因为我们从事实出发并不断回到事实上来，雄心勃勃，因为对我们说来，这是一条进入到一种可能的自由思想的道路。“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是勒布利斯关于朗格多克地区的书，我大声读给萨特听，我们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野性的法国》丛书打算包括——而最后也确实收入了——”萨特同维克多和加维的全部谈话，它的最后一部分在3月份搞完。他们总结了这个讨论。通过这个讨论，萨特“重新学习了”自由的理论；重新发现了“构想以自由为中心的斗争的可能性”。萨特认为，这个谈话中关于自由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日益明晰，日益深化”。但萨特的精神平衡仍然是不稳定的。他时时想动手工作。而结果是在纸上画一些难以辨认的符号。2月底我们同雷贝罗尔一家一起吃午饭。他们在对着福尔吉尔街的一条死街尽头有一个很大的画室，它一一被装修成一间十分惬意的居住室，而雷贝罗尔在另一间工作。吃饭前他给我们看了他新近作的一些画，萨特悲哀地说：“我看不清它们了。”又说：“我希望几个月后能看清这些画。”他现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希望相信时间是有利于他的。

3月17日，我们同西尔薇在普瓦西的“■鱼”饭馆吃午饭，我们年轻时很喜欢到这儿来，那是因为它的阳台被围起来后可俯瞰塞纳河，阳台上一棵大树森然而立。萨特很高兴来这儿。他觉得饭菜非常好，由于时常神思恍惚，这在他是很少有的。这天晚上他同阿莱特动身去朱纳斯，几天后阿莱特打电话给我：他身体还好，睡得较多。

“现在我的真正的假期开始了，”几天后我们在阿维尼翁会面时他对我说。我们打算同西尔薇去威尼斯。火车把我们带到米兰，像往常那样，我们到了斯卡拉旅馆。我们1946年曾住在这儿，当时我们是那样愉快地重新发现了意大利。另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到威尼斯，然后我们坐那种狭长的平底船到了“摩纳哥”旅馆，它在大运河边，靠近圣马克广场码头，我们房间正好面对运河。上午我和萨特在他的房间吃早饭，我读书给他听。大约一点钟，我们看天气情况，有时在码头上，有时在费洛里安饭馆里面，吃一个夹心面包，气候非常不稳定，时阴时晴——夜晚大雾常常遮没了圣马克广场。萨特午睡时我和西尔薇去散一会步，快到五点的时候我们三人一起外出。我带萨特看了从前的犹太人居住区；又去看了里阿尔托区，我们又去了丽部海滨浴场。因为所有的旅馆都关了门，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在海滨找到一家饭馆，一层温暖的薄雾围绕着它，我们吃了一顿不像样的午饭。这天晚上我们挑了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吃了晚饭，然后在旅馆的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

萨特在威尼斯总是感觉很好，但有时也陷入忧虑。一天上午，我在他的房间给他读书，天气是这样晴朗，我们决定下到水边的阳台上去，我要带去那本书。“干什么？”他问，然后又说：“以前，我头脑还清醒时，我们不读书，只是谈话。”我反对说，我只是因为他的眼睛才读给他听的；我们下到这个阳光拂照的阳台上，聊着天。实际上他仍然有非凡的思维头脑；他评论我们读过的书，和我展开讨论。但是他总是很快丢下正在讨论的话题；他既不提出问题也不提出新的思想。很少有什么事让他感兴趣。但作为补偿，他格守着生活常规和那些出于原则形成的习惯，以固执的忠诚来取代真正的快乐。

一家报纸刊登了我们的一幅照片，并注明了我们现在住的旅馆，有些人就来与我们联系，很让人厌烦，但我们也很高兴蒙达多利打电话给我们，他来和我们在旅馆的酒吧喝酒。他留了一脸胡子，年纪老了，说话结结巴巴的。他已同他的妻子，漂亮的维吉尼娅分手了。他的一个朋友同他一起来的，这是位音乐家，正在法国费尼斯指挥多尼采蒂的最后一个歌剧《罗汉的玛利亚》。最后一场演出在第二天（星期天）下午举行。戏票都预订完了，但他们还是在王室包厢给我们找了三个座位。我们为这宏亮圆润的嗓音和优秀的表演所倾倒。但对萨特说来，舞台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这使他悲哀。总的说来，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看见。我们分手时，我问他，他觉得这一段过得好不好，他兴高采烈的地答道：“噢，不错！”但他又补充了一句：“除了我的眼睛。”

4月2日（星期二）晚上，我们进入两间相通的卧铺车厢，吃了带火腿的牛角面包，喝梅洛特酒。意大利铁路职工正闹罢工，开车晚了一小时。早晨乘务员给我们送来早餐，告诉我们蓬皮杜去世了。一些法国旅游者十分惊恐；他们仿佛看到了将会发生的混乱状态。一个深受刺激的妇女哭叫道：“这下证券交易所的价格要暴跌啦！”

为了不马上重新回到巴黎的生活习惯中，萨特同我在我的寓所住了几天。星期六上午，我同他去看了乔莱克。眼压还好；没有大量出血。根本问题是，在剧院里他在暗中，舞台上的灯光十分刺眼，看不清舞台上的任何东西，但对光还是有感觉的。萨特离开医生时十分愉快，“总而言之，我的状况还好。一切都正常。”他接着说的话没有往常那种明显的沮丧语气了，“他好像认为我决不会完全恢复视力了。”“是的，你不可能完全恢复了，”我说道，把可能和不可能说得含糊不清。不管怎么说，这是第一次萨特说起乔莱克时没有厌恶之感。我想，在威尼斯时他曾担心眼睛会全瞎，现在他知道自己的视力是稳定的，这使他宽慰。然而，即便糖尿病专家和拉普雷斯勒医生都很满意他的健康状况并减少了用药量，萨特仍然十分悲哀地说，“我的眼睛呢？我不能恢复它了。”

尽管气候如春似夏，他却有点郁闷。“我觉得生活日复一日，毫无变化。我看到你，看到阿菜特，看到各位医生……然后这一切又重复一遍。”他又说：“甚至就这次选举来说，人家请我，让我去讲话，但这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时的情况有那么大的区别。”我对他说，在我同女权主义者的交往中也有同样的感受。“这是年龄所致，”他最后说道，但不是很悲哀。

在4月13日和14日，萨特同《解放报》有一个关于选举的谈话。他希望夏尔·皮奈特成为候选人。（皮奈特组织过利普工人的斗争，萨特以密切的关注追随他们的曲折斗争。）他说明他将不投密特朗的票。“在我看来，所谓的‘左翼联盟’是一个笑话，”他说，在同加维和维克多的谈话中他说到反对古典的左翼力量。“我不认为左翼政府可以容忍我们的思想方式。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去投赞成那些人的票，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跟我们吵架。”他说，他愿意投皮奈特的票，这是因为他确信皮奈特决不会选上。“如果皮奈特有当选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投票选举他，”他最后说，并且笑了起来。

4月28日他同加维和维克多去布鲁依介绍他们那本还没有出版的书《造反有理》，他们刚刚搞完。在布鲁依有一个正义与自由委员会，是它邀请他们去的。萨特见到了以前的左翼组织分子，但这次会议不是很有成效。那本书最早是在5月作为《野性的法国》丛书中的一本出版的。《世界报》很快发了两篇对该书评价甚高的文章。萨特同维克多、加维和马尔库塞一起讨论了这本书，他和马尔库塞是第一次见面。谈话时萨特的希腊女朋友在场，她为《解放报》写了一篇关于这次讨论的报道。5月24日，萨特给《解放报》寄了一份辞呈，辞去社长职务。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他放弃了在左翼报纸的一切职责。

自1974年初以来，萨特签名于许多抗议书。一个是发表在元月的《解放报》上——由避难所调查团起草的关于热罗姆·迪朗的文章。热罗姆·迪朗是安弟斯人，是亚眠任意拘捕的受害者，3月27日，在这家报纸发表了一个新闻公报，与阿兰·莫罗有关，谈到亚历山大·桑吉内蒂对阿兰·莫罗发表在1月9日《解放报》上的谈话提出控告的问题。

6月初，萨特是真正好了。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他不再昏昏欲睡，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他现在正在构思。我们的谈话已恢复到以前我们经常谈话的那种水平。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度过的夜晚非常热闹，有一次我们和艾丽丝·施瓦尔泽吃了一顿非常愉快的晚餐。一天，我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我们关于文学、哲学、个人生活的谈话，他同意了。“这样将补救这个，”他说道，并用令人心碎的姿势指了指他的眼睛。

一天晚上，西尔薇带我们去歌剧院听《西西里的晚祷》。萨特穿了一件白衬衣，系了一条临时买来的领带。对萨特说来，这着实是一番打扮，使他觉得有点好笑。他喜欢这个演出。歌剧总体上有些不足之处，但有些曲子非常好，合唱也很不错，导演、布景和服装都是第一流的。遗憾的是，这些美好的东西萨特多少有点领略不到，虽然他的视力比在威尼斯时好了一些。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完演出后在“金钟”吃晚饭时，他仍是十分愉快的。

选举的当晚萨特先到我的家，送给西尔薇一盒威尔弟歌剧的磁带，然后我们去郎之曼家看电视，听选举的结果。结果并不真正使我们震动。蓬皮杜留下来的那一堆烂摊子落到吉斯卡尔手上，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6月底萨特的情况仍然不错。他好像对自己的半瞎状态已经忍受下来了。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庆贺他的六十九岁生日，他十分欣赏西尔薇烹调的那一桌美味可口的晚餐。我们激情满怀为他的健康举杯祝贺。

他仅有一事深感忧虑。他的朋友，那位希腊姑娘看来不仅是过于兴奋而且实际上已经是疯了（从这个词的完全的意义上讲）。她在奥图尔街上当众大闹了一场，被带到圣安娜医院，从那儿出来又进了大学区的医院。精神病医生对我们说，这大概是一次谵妄病的发作，一个暂时性的妄想状况。7月5日上午我和萨特去茹尔当大道看她时，她看上去病得很厉害。萨特去她的房间看她，我在一个小厅里等着，一个小时后他们同我会了面。她穿一件很长的白衬衫，头发散乱，脸庞削瘦，看上去活像电影里标准的疯女人。她带着往常那种温文有礼的态度同我打招呼。萨特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巴尔扎尔饭馆吃午饭。同梅丽娜的谈话使他震惊。她对萨特怀有敌意，指责萨特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一定要他放她出去。萨特为自己辩解。“你一定也把阿尔都塞关起来了，”她反驳道。（在索篷，她参加了阿尔都塞的一次演讲会，阿尔都塞前不久因精神失常住进医院。）她的父亲被通知来巴黎，他准备在几天后带她回希腊。“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萨特沉痛地说。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萨特是很不好的。西尔薇来接我们，我和西尔薇送萨特到阿莱特住的那栋楼门口；他和阿莱特在这天晚上动身去朱纳斯。萨特的手中拿着一个塑料袋，装有我为他整理的洗漱用具。他透过雨幕和他眼睛里的薄雾看着我们。

我同西尔薇在西班牙旅行，从朱纳斯、巴黎和佛罗伦萨发来的电报使我对萨特的健康放了心，萨特同万达在那边小住。这次旅行到最后很糟糕。在蒙彼利埃，在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途中，西尔薇接到她父亲逝世的消息，老人死于心脏病。她把我留在阿维尼翁后，就动身去布里塔尼，我继续坐火车去佛罗伦萨。

当我在萨特住的旅馆大厅里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戴了帽子，白胡子遮满了下巴。他不会刮脸，又怎么也不愿意去理发师那儿。在去罗马的火车上，萨特打着瞌睡。但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那间带阳台的房间时，我高兴地看到他的情况很好。旅馆的理发师成功地赢得他的信任；他允许这人给他刮脸，这样一来他就显得年轻多了。在这之后他用一个电动刮胡刀刮脸，很方便，这是西尔薇几天后同我们会面时带给他的。西尔薇教我使用磁带录音机，我开始同萨特进行一组我们在巴黎就开始的对话。他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对话，只是有几天他很累，我们的进度就慢了一些。

除了这个新方法的尝试，我们的生活像以前那些年一样有着同样的节奏——短途散步，听音乐，阅读报纸和书。其中我给萨特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费斯特的《希特勒》。晚上我们在我们喜欢的饭馆平台上吃晚饭。

一天晚上，我们沿一条狭窄黑暗的小街回家，从一辆驶过来的汽车里伸出一只手强夺我的手提包。我紧紧抓住它不松手，但最后它仍被夺去，我也被拉倒在地。西尔薇和萨特帮助我回到旅馆，旅馆就在附近。他们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对我说，我的左臂脱了臼。他用绷带进行包扎，第二天我去上了石膏。这一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也不夜晚步行外出了。

西尔薇把汽车开回巴黎。博斯特一家来看我们，只呆了一会。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了，我们录下了几次谈话。由于9月中的大雨和暴风，我们很少外出。

我们在9月22日回到巴黎，萨待回到那个他“不能再工作”的住处感到很不高兴。晚上西尔薇来这儿，萨特对她说：“您来看死人的家吗？”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答道：“为什么？显然，我是一具活死尸。”这是在开始一项活动之前。只要活动起来，他就根本不是垂死的而是充满了生气。我们继续我们的对话，他说他是很愉快的。最后他正视了半瞎的状态，并且为能很好地适应这种状态而自豪。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吉斯卡尔·德斯坦写一封信，要求让贝利·莱维（彼埃尔·维克多）获得国籍。9月30日吉斯卡尔亲自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避免称萨特为“maitre”——答应很快解决这个国籍问题，最后说：“从您所写的来判断，一切都使我们相隔甚远。但我不像您这样相信这一点。我从不认为人与人的不同只是由于他们得出的结论。他们的探索过程本身也应得到考虑，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国籍很快就取得了，萨特写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维克多为了庆祝此事希望开一个晚会，邀请他的所有的好朋友；因为萨特和我打算参加，莉莲·西格尔让出她的寓所，这样我们就方便多了。

萨特重新开始参加《现代》的会议。所有参加10月2日会议的人——埃切雷利，普隆和豪斯特——都认为他完全改变了。他再次见到《解放报》的同事们。10月15日《世界报》刊登了由朱利执笔、萨特和她共同签名的一份呼吁书拯救《解放报》。这报纸由于债务所压，被迫暂停出版。萨特和朱利号召公民捐助七千七百万旧法郎，这是报纸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他继续同维克多进行他们的讨论；还有许多约会；下午和晚上我给他读一些他想了解的书（葛兰西的政治文选，关于智利的报道，最近几期《现代》，关于《超现实主义和梦想》的论文集和康坦·贝尔的《维吉尼亚·沃尔夫的一生》）。他不再打瞌睡，他几乎完全适应了吃饭、抽烟和散步等活动。他很亲切地对我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做一般的活动是足够了。一切都很好。”我为他恢复了心神的宁静而高兴。（实际上，是怎样的宁静？这是哲人的骄傲和不添累赘的欲望？怎么说呢，我有切身体会：这些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形之于词语的。包围着他的自尊、明智和担心阻止他去诉苦，甚至对他自己，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感受到了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甚至他本人。）

11月16日，萨特在一个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断绝关系的声明上签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拒绝让以色列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生存。这时，克拉韦尔作为一个中间人，建议萨特在一组电视节目中谈一谈自己。开始他拒绝了。后来又回绝一两次，他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以免给人一种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但当他同维克多和加维谈到这事时，他有了一个新想法：在这个节目中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他所经历的或接触过的本世纪的历史。我同意了。他希望从深处更新我们对当代的看法，以此来影响观众。电视二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吉斯卡尔的电视台可以用这一组节目证明它的开明。11月19日，萨特就这个问题对《解放报》有一个谈话。他不抱什么幻想。他说：“我们正好看看我们可以走多远。”现在还有另一些事情深深地吸引着他。在11月21日的《解放报》上，他发表了一封信，抗议德国政府拒绝他去看安德列斯·巴迪尔。这是一个他介入其中的事情。1973年2月他同《明镜》有一个谈话，在一定程度上为联邦共和国的行动作了辩护。在1974年3月，《现代》发表了一篇史杰夫·特文斯的文章《感觉丧失的酷刑》，这是指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所施用的刑法；同期还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酷刑的科学方法》和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的一篇文章《隔离的酷刑》。此后，克劳斯·克罗桑特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状况，萨特决定这样做。11月4日他要求允许去看关押中的巴迪尔，丹尼尔·科恩-本迪特作为译员同他一起去。他的决心因豪格尔·明斯之死得到加强，明斯因绝食于11月9日在关押中死去。萨特在发表于《解放报》的信中说，德国人的拒绝“只不过是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此信发表后不久，艾丽丝·施瓦尔泽以《明镜》的名义，请他就这个题目发表一个谈话发表于12月2日。萨特最后被允许去同巴迪尔谈话，当时他解释了他介入此事的原因。他不赞同联邦共和国在德国现实条件下的暴力行为，他希望表明他对一个被关押的革命战士的声援，抗议对这个战士的虐待。

12月4日，萨特同彼埃尔·维克多，克劳斯·克罗桑特和科恩-本迪特一同前往斯图加特，他同巴迪尔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博米·巴乌曼驾车带他去斯坦海姆监狱，巴乌曼原先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他有一本叙述自己经历的书列入《野性的法国》丛书。同一天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的讲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解放报》和《世界报》上，他和海因里希·波尔一起在电视上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国际委员会，他的行动在联邦德国激起一个强烈反对他的运动，12月10日他在巴黎又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克劳斯·克罗桑特和阿兰·盖斯玛也参加了。后来，在1975年5月22日的电视节目“卫星”中，有他关于巴迪尔的谈话。他并不认为去斯坦海姆监狱有多么重要。他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失败。德国公众的舆论没有改变。的确，这次访问反倒激起舆论反对我支持的事业。我说了我考虑的不是巴迪尔被人指责的行为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记者们总认为我在支持他的政治活动。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尽管如此，如果这事有必要重来一遍的话，我还会这样去做。”他在另一场合说道：“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团体行动后面的动机，它的希望，它的活动，更广泛些说，它的成员的政治观念。”

12月2日，在去德国之前，萨特、维克多和加维去“圣迹”区一个讨论会上介绍《造反有理》。这个会议的地点是乔治·米歇尔的一个朋友筹措资金提供的，这位朋友委任他为艺术指导。乔治·米歇尔找到这地方并由他的室内设计师朋友把这房间改造了一番。这既是一个电影院，又是一个剧院，又是工艺商店，还是个售价非常便宜的自助餐厅。除了这一次，以后还有许多次，乔治·米歇尔都把这剧院交给萨特使用。

这一时期萨特非常忙。12月17日，在日本之家，他同日本学生进行了谈话，学生们希望了解他的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米歇尔·孔达对这次谈话进行整理，发表在1975年的一家日本期刊上。他在一个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因在军队中主张民主权利而被关押的士兵。12月28日，在利埃维矿发生四十三人死亡的事故之后，萨特在《解放报》重新发表了他在伦斯发表的反对煤炭部的起诉书，并增加了一小段话，说明他的这个起诉书是对检查官帕斯卡宣布的。他同富柯一起，就这个事件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的首要工作是讨论我们打算为电视台创作的节目。在一个星期内他同维克多、加维和我就这个事情讨论了三次。我们停止了我们的对话工作，对话由一个打字员进行记录，这种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说得相当快而罗马的钟声不时很响地遮盖了我们的谈话声。我们的注意力现在完全放在对电视节目的构想上。除了我们大家一起工作的时间外，萨特和我还用很多时间讨论此事，他用他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字迹记下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维克多则在我们每次讨论后，把想法记在纸上，并找人联系事宜。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打算分十次讲对本世纪的历史，每次七十五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草拟了六次节目的提要；要给这些节目以充实的材料，还需要历史学家的合作，我们求助于青年研究工作者，他们许多人都是维克多和加维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