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又开了一次筹备会。1973年2月7日，萨特同意在电视系列节目《透视》中接受对他的采访，为的是介绍《解放报》。尚塞尔想让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和著作，这样比较适合这节目的性质。但萨特巧妙地避开他的问题，把谈话引回到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解放报》。不久，仍然是为了介绍《解放报》，他去里昂参加一个集会，回来后十分高兴此行的效果。我同他又去里尔参加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在一个对着主广场的大会堂中举行。有很多人参加，他们多数是青年。萨特和另外两位演讲者阐说了《解放报》的宗旨。听众热烈参加讨论，他们谈到各种丑闻，要求《解放报》予以揭露。

2月初，《解放报》在靠近庞丹门的社址开业。萨特发了八十张请帖并设了一席丰富的冷餐，但是——我们至今搞不清楚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来，在场的都是《解放报》的工作人员。快到七点钟，居尼、布莱恩和穆卢德杰来呆了一会儿。

萨特还做了不少工作。1973年1月，他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世界报》上，内容是关于监狱，“这个制度使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世界里。”他在布鲁塞尔一家杂志《司法》的采访中，谈到阿朗达的事情，布律埃-昂-阿尔图瓦事件，米歇尔·富柯的立场和中国的司法。他为奥利维埃·托迪的书《穷汉》写了一个序，这书是朱利亚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半个原野》的重印本。他对该书的历史背景——1955至1956年的摩洛哥形势——作了介绍。

他同爱姆·伯尼尔有一个谈话录。《萨特论毛主义者》，发表在1973年2月号的《现状》。他分析了自1968年5月以来他的政治活动，特别是他介入《人民事业报》。他说，“我相信非法活动。”他仍然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现代》上面，在它的1月号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选举：一个欺骗傻瓜的圈套》。在这篇文章中，他拒绝间接民主体系，认为这是有意让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把选民分裂成原子，把他们变为系列。这一期所有文章的宗旨都是同样的，表明《现代》同人们在政治上的一致。这一期在读者中造成了极大反响，萨特感到非常满意。2月，他在接受《明镜》的一次采访中又回到他对法国政治的分析。

在这一个月里他和《解放报》记者还调查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大住宅区。他觉得这次考察没有多大用处。在《解放报》6月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青年人发了言，萨特参加了讨论会但没有讲话。

2月底，萨特的支气管炎发作。他很快康复了，但这使他有些疲劳。3月4日（星期天），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解放报》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这个晚上我和米歇尔·维恩同他一起去编辑部办公室。有许多人在那儿从收音机里听选举结果，收音机的噪音、人们的争论声，十分嘈杂。萨特坐在桌子一角，为第二天的《解放报》写一篇重头文章。萨特十分自豪，他写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闹环境的影响。而我却在一旁为他的身体担心。这天晚上对于他是严峻的考验。第二天他同米歇尔在“圆顶”吃午饭，她总是让他喝得太多，他们为了一个访问记又回到报社。一路上交通拥挤，去的时候坐出租车走了三刻钟，回来也是这样。那天晚上将近七点钟，我碰到他，他对我说他很疲乏。八点左右他去阿莱特家看电视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后来她告诉我，他到她家时精神不太好。接着第二天中午前后，阿莱打电话给我：“萨特不怎么好。”前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他的病突然发作。他的脸扭歪了，烟从手上掉下来，明明坐在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儿？”他好像一个九十岁的老糊涂。手臂第三次麻痹。泽登曼早有提防。马上去给他作佩尔瓦卡明注射。萨特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歪了，但头脑还是不怎么清醒，我给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的莱布教授打了电话，他答应我在两天内来看萨特。

这天晚上博斯特来看我们。萨特在他之前到我这儿。我对萨特谈到他的病的发作；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我们同博斯特讨论了议会选举。萨特一定要喝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将近十一点，他已经支持不住。我把他扶上床。博斯特十二点左右离去，我在长沙发上和衣而睡。

早上九点，萨特出现在我寓所上面的阳台上。“你还好吗？”我问。他摸摸自己的嘴，说道，“还好。我的牙不疼了。”“你的牙并没有疼过呀……”“哪里，你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们和阿隆在一起。”说着他突然去了洗澡间。当他下来喝他的水果汁时，我对他说：“昨晚来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噢，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你记得吧，昨天晚上开始是很愉快的。后来你喝了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你累了。”“不是因为苏格兰威士忌，是因为我忘记取下我的耳塞了。”

我真是惊慌失措了。莉莲接他去喝咖啡，将近十点钟她打电话给我。事情更糟糕。萨特对她说：“我同乔治·米歇尔度过了一个极好的夜晚。我愿意同他言归于好。人与人之间不和这太可笑了。他们待我很好，让我在十一点上床去睡。”（萨特根本没有同乔治·米歇尔不和。）接下来，他继续胡言乱语。

我打电话给莱布教授，请他当天来看萨特。他说，这种症状实在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他将为我和一个神经病专家B医生安排一个约会。这约会定在晚上六点。

五点半我和西尔薇到阿莱特家接萨特。他看来还正常，我带他坐车去看B医生，我对B医生说明了病情。他对萨特作了检查，开了一个处方和一个女医生的地址，萨特要马上去作一个脑电图。西尔薇本来在一个咖啡馆等我们，也陪同我们一起前往。我们两人在一个很现代的大楼门口同萨特分手，然后去一个糟透了的咖啡馆等候，这咖啡馆用红色灯彩装饰，一只鸟，不停地发出“你好，拿破仑！”的叫声。一个钟头后我们去医生那儿，在一个安静舒适的接待室里等候。八点左右萨特见到我们。脑电图没有发现任何严重的异常现象。我们乘车回到我的住处，途中西尔薇下车。萨特说女医生非常和气；她带他到阳台上看景色，还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这显然不是事实。B医生禁止他抽烟，但萨特决心不理睬。这个晚上我们玩了一会跳棋，很早睡下。

第二天萨特看来情况还好。但在十一点，莉莲打电话告诉我，他们一起吃早饭时，他说起胡话。他不认识她了——一会儿把她当成阿莱特，一会儿又当成我。她说她是莉莲·西格尔。他却回答说：“我认识莉莲·西格尔。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教瑜伽。”这话本不错；但他以为莉莲和他说的这个教瑜伽的老师不是一个人。他还问：“昨天同我和海狸一起的那个姑娘是谁？”“她肯定是西尔蔽。”“不，不是西尔薇。是你。”

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又谈到那个女医生给他一杯威士忌的事。我对他说，他肯定记错了。他承认了这点。整个下午我都在他的住处。他看书，我也看。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他同B医生在萨尔佩特里尔有一个约会。我八点到他门口时，阿莱特也在那里，她是来和我们一起去的，她按了门铃，没有任何反应。我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萨特还在酣睡。他很快穿了衣服，我们赶忙坐车前往医院，那儿有一位男护理人员在照管他。我和阿莱特出去找出租车时，她提了建议：她陪同萨特去朱纳斯住一些时候来恢复他的健康。我建议他随后来阿维尼翁找我。但是他同意去吗？她说，萨特现在说“不”往往就表示“是”的意思，当别人强迫他时，他也并不生气。中午我在萨尔佩特里尔见到B医生。他告诉我，萨特患了缺氧症，即一种脑窒息。烟草是一个诱发病因，但根本原因是他的动脉和小动脉的情况。他赞成到乡村去住一段时间的想法，萨特也没有争辩就同意了。B让萨特写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很轻易地写了出来，于是B自信地说：“我们会治好您的。”

下午我又见到了萨特，晚上他在万达家度过，莉莲·西格尔的儿子开车去那儿接他回我的住处。万达后来告诉我，萨特的精神有些错乱，他对她没完没了地说一个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第二天，星期六，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度过的晚上是不愉快的。萨特固执地要喝酒、抽烟，我和西尔薇为劝阻他而精疲力竭。第二天吃午饭时我们责备他，颇使他难堪。他的电梯又坏了，但他一定要登上十楼回到他的房间工作。说到工作，那时他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希腊抵抗运动的文章，他反复阅读一本很不错的书《游击战士》，但我想，他恐怕没有记住什么。这天晚上我们在我的住处玩跳棋。他明显地好了一些，但他的记忆仍然恍恍惚惚。

星期一，他读了一整天的《游击战士》，晚上他去朱纳斯。阿莱特星期二打电话给我。天气很好；又去南方，萨特很高兴；他读侦探小说，但仍然有些紊乱。他问道：“为什么我正好在这儿？噢，这是因为我有些累了。我们正在这儿等赫尔克·波洛。”阿莱特认为是侦探小说刺激他去作无稽之谈，她尽可能多地带他去散步。星期五她对我说，萨特精神很好，他到加里哥宁采石场攀登岩石作为娱乐。他的秘书布依格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天，布依格走后，萨特小心翼翼地问阿莱特，“德迪杰来过吗？”（德迪杰跟布依格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但他也是阿莱特的一个亲密朋友。）星期六她接着报告说，萨特的情况还不错，但有一件怪事——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上床前没有想起要那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威士忌，后来我听说他在星期六也忘了这事。当我对萨特提及威士忌的事时，他懊恼地说：“这是因为糊涂了。”

星期六早晨，我坐上去阿维尼翁的火车，心中十分忧虑。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萨特。过了瓦朗斯，我看到鲜花盛开的树木，松柏，我觉得世界不停地晃动，它在死亡中晃动。

一辆出租车停在“欧洲”旅馆，萨特走了出来，我在那儿等他。他没有刮好脸，头发很长，显得非常老，我带他到了他的房间，给他一些书（雷蒙·胡塞尔的一生和乔伊斯通信集）。我们谈了一会话，然后留下他一人休息。

黄昏时分，我们外出散步，走近大钟广场时，他说：“我们应该往左拐。”他说得对。但他又指着一个旅馆给我看，说道：“早上我在这家旅馆前面等你时，你走进了一家商店。”我回答说，这以前我们还没有在阿维尼翁散过步。“要不然那就是阿莱特。”但是阿莱特没有离开过出租车。萨特控制不了自己错误的记忆，而且他还真相信它。我们晚饭吃得很好，还喝了“教皇古堡”酒。我到萨特房间给他倒加了许多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我们玩跳棋，但他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他房间吃早饭，他的精神很好。我们坐车去靠近阿维尼翁的一座卫城。在一家旅馆我们吃了午饭，几年前我在这家旅馆住了三个星期，年轻的老板娘认出了我。她对萨特说，她的七岁的儿子，非常想见到他，因为现在学校正学他的诗。这使我们非常惊讶。我们准备离开时，她递给萨特一本留言薄：“请您签名，普雷韦尔先生。”“但我并不是普雷韦尔先生，”萨特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这位目瞪口呆的老板娘。我们重游了圣安德烈要塞。一阵大风刮来，吹乱了萨特的头发。我感到他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在草地上坐了一会，然后坐在要塞大门边的一个长凳上，罗讷省和阿维尼翁的景色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万木葱笼，天气温暖柔和；幸福就像它这个样子。

我们坐出租车从小城广场返回旅馆。看门人陪同我们去修女那儿，她们每天给萨特打一针。这地方到旅馆只有二十来米，我就先回旅馆了。萨特自己走回来不感到困难。我们在“大钟”吃了晚饭，然后玩跳棋，萨特的头脑好像完全清醒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辆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重游波欧。抵达时的景色十分壮观——巨石耸立的荒原伸展在万里晴空之下。萨特微笑着，愉快地说道：“今年夏天，我们要去旅行，我们两个人……”我接着他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去罗马？”“是的。”他说。他又重复了几次：“我们旅行去，我们两人……”我们在卢斯托—德—博马尼尔的阳光下吃午饭，喝了一点酒。在死气沉沉的城里散步，然后从圣雷米回去，中途路过的乡村繁花似锦，萨待看看他的手表。我开玩笑问他：“你有一个约会吗？”“噢，是的，当然，同我们今天早上在啤酒馆遇到的那个女人。”我说：“我们没到过啤酒馆。”“不过，我们出发时，在那条路旁，”他有些犹豫，“也许这是昨天的事吧。”我使他相信我们完全没有什么约会。后来他对我说，他只有一个漂浮的印象，并没有具体的人和地点，即使留下自己，他也只会一直走回旅馆。后来我们呆在他的房间，坐在一起看书。他读得非常慢。他花了两天才读完《新观察家》杂志，但是，他已经完全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这天晚上，他对我说：“你真是应该接下去写你的东西。”我说：“好吧，等你的病完全好了。”第二天，3月21日，天气仍然是好得让人目不暇接。“春天在这里！”萨特欢快地说。我们又坐车去杜尔大桥。在“老磨坊”旅店洒满阳光的平台上喝了一杯威士忌，他问我：“这是一座19世纪的桥吗？”我纠正了他，心中为他隐隐作痛。饭后我们沿着桥后面的路散了一会儿步。每走到一个长凳旁，萨特都要坐一会儿。他说，这是吃的东西使他难以消化。他在回阿维尼翁的路上又不停地看手表，我说：“我们没有约会，你知道的。”“噢，不对，我们有，同那个姑娘……”他答道，但没有再坚持下去。前一天，萨特要去打针，遇见一对教师夫妇，他们是《解放报》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萨特打针回来时，那年轻女人在一个拐角处等他，他同她谈了一会儿。约会的念头可能是由这件事而产生的。这天晚上，我让萨特回顾一下他这一天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我们玩了会儿跳棋，又说了会儿话。

第二天上午，他十点醒来，刚好我们的早饭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我说。他答话的口气有些犹疑不定，“是的。但昨天晚上，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外出。”“你没有对我说过这个意思。”“从我来到这儿就是这样。我感到如果碰到其他人，我将处于危险之中。这样，我想我应避免见人。”我进一步去问他，他说，他并不特别害怕任何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同他们有关系。”“如果我使得他们存在。”他又说，除了葡萄酒，总是我在点饭菜；但这不是实情。从所有这些情况看，我断定他的头脑完全是混乱的，他不理解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尽量把自己记忆中的遗漏和破碎的胡言乱语小而化了，他也说他如果不是病了，就是“累了”。在这段时间，他非常沮丧地两次重复道，“我就要满六十八岁了！”在巴黎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病发作前不久，他对我说：“最后他们会切断我的腿的——不过没有它们我也可以做事。”显然，他想到他的身体，他的年纪，想到死，他被日益不安的情绪所折磨。

这一天我们去阿莱斯。在朱莱斯·凯撒饭店用午餐，重游了圣特罗菲姆、露天剧场和竞技场。萨特显得非常精神。在竞技场上他问我：“丢失的东西找到了吗？”“什么东西？”“我们参观竞技场所要的东西呀，早上咱们把它丢了。”他说话稀里糊涂，重复了好几次。在圣特罗菲姆我们买了一张只能进教堂的参观票，然后在剧院又买了一张通用票，他想的是这事吗？不管怎么说，他完全被搅糊涂了。我们由塔拉斯康方向返回，重游了它的城堡。到达阿维尼翁时，萨特对司机说：“我们说好了的，明天付车费。”我对他说：“不对，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们见不着他了。”萨特付了车费，给了一大笔小费。前一天，给萨特打针的修女说，他的注射费可以在最后一天给她们一起支付。毫无疑问他在心里把这两件事搞混了。

第二天早晨他对我说，这段时间他过得很愉快，而返回巴黎对他说来也是“正常的”。他没有给米歇尔·维恩留下地址。我问他这样做会不会使她生气。他说：“不会。她对这事知道得很清楚，你离开这儿之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地址，都是因为那个折磨你的男人。”“我？”“是的。因为他老是想记下我的病状。”我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而萨特带着惊讶的神情说：“我还总以为是这样的呢。”这些记忆错乱是病情发作的早期症状，不过这并未使我过分担忧。

这天上午有些记者打电话来，但萨特没有见他们。我们在大钟广场阳光下喝了点东西，在饭馆的一楼吃了顿午饭。萨特看着街上人来人往，颇为逍遥。我们围绕这小城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他一点也不显得累。六点，我们上下火车，在车上吃饭。莉莲·西格尔和她儿子十一点半在火车站等我们，他们驱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萨特理了发，他显得年轻多了。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过后对我说，她对他不满意，但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阿莱特通过电话把情况告诉了我。萨特对她说，他的一盒香烟在下水道里着了火，她看着他表示怀疑，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方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的采访。下午，我带给他一个小提箱。他翻阅着里面那些寄给他的信件和书。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在我的房间，他说话时精力有些不济，大约十一点就去睡了。

他醒来的时候完全能记起前一天的事情。他颇以中午将去看一位年轻的希腊妇女的念头为乐，她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很喜欢她。他好像完全意识到了每一件事，但我怀疑他是否可能恢复工作。这天晚上，他没有注意到西尔薇把水掺入威士忌的瓶子中。我不喜欢这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我也找不出办法可以减少他的饮酒量。这一夜，他不断他说：“我就要满六十八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使他那样激动。“因为我原以为我将要满六十七。”第二天我们又去看B医生。我对B谈到萨待的紊乱状态。萨特也在场，但他听着却无动于衷。B医生带萨特到检验室进行检查。B认为他的情况还不算坏。萨特的手书能力比以前一段时间要强得多。

B对他说，他的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而这两者相比更希望他戒酒，酒精会毁掉他的大脑。B医生只允许他在午饭后喝一杯葡萄酒。B开了一些药。我们出来时，萨特对戒酒这事感到难以忍受：“这等于是向我六十年的生命告别。”过了一会，他不在时，我给B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如果这病再次突然发作，他没有把握能够再次恢复萨特的健康。“他处在危险之中吗？”我问。“是的，”他答道。尽管以前我对此事已有预感，但听医生这一说，还是受到致命的一击。萨特自己或多或少知道他的境况，这天晚上他说：“一个人可以就这样了结此生。咱们毕竟做了咱们可能做的事情，做了咱们要做的事。”

早上醒来，他又随便地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到为一个希腊人写的一篇序，这是真的；他又说到一个想自杀的青年人，因为这青年的父母想让他坐牢。萨特记不起这人的名字，这是豪斯特和郎之曼的一个朋友。实际上并没有出这码事。这天晚上萨特看来是平安无事的，他似乎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酒精，在下跳棋时他赢了我。

这只是一个暂时缓解。两天以后，阿莱特上午打电话对我说，萨特头晕，他倒下了。B医生通过电话会诊，建议减少用药量，并且说，如果过几天这病仍不见好，应该去萨尔佩特里尔医院进行观察。下午萨特同我在一起，他又有些头晕。

第二天他的平衡状态好了一些。但上午他同莉莲喝咖啡时，神思又有些恍惚，他谈到一个自以为真的同一些工人的约会。不过这天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是过得很愉快的。他高兴地对我说：“我满七十岁时要再喝起威士忌。”我很欣慰，看来两年期间他不会沾它。

4月初他的健康状况相当好，虽然腿还有些虚弱，头脑有时有点迷糊。

他读了一本评论《墙》的小书，很感兴趣。他开始遗憾自己不能工作。他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为在越战中逃跑的美国士兵要求大赦。

他同阿莱特在朱纳斯住了一段时间。我和西尔薇坐汽车接他们去圣保罗—德旺斯。我们到他那儿时，他在阳台上晒完太阳已经下来了。像以前每次隔一段时间再见到他时一样，不怎么好——脸肿了，举止似乎有点儿僵硬笨拙。我们四人出发了，途中经过朗格多克地区美丽的乡村——低矮的常青树丛、葡萄园、鲜花盛开的果树林，远处青山如黛。我们驾车通过克拉乌，绕过卡马尔格地区，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阿莱斯，最后停在埃克斯城门口一家挺不错的旅馆吃午饭。西尔薇留在汽车里睡觉。然后我们再次上路去布里尼奥勒，沿途经过我非常喜欢的埃克斯乡村。路上萨特问道：“那个和我们一起来的小伙子出了什么事？怎么把他给丢了？”他没有再说下去。后来他对我说，这是由于西尔薇没来吃午饭而把他给搅糊涂了。

在圣保罗期间，萨特的大脑紊乱没有进一步发展，但人的精神不好。阳光灿烂，乡村景色分外娇艳。萨特喜欢坐车去四周近处转悠，他游览了尼斯、卡涅斯、戛纳和穆根斯。但他回到房间之后，老是没完地读那本《游击战士》，他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他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阿莱特对我说道，声音惊惶不安。萨特自己也意识到这种状况。一天早上，他点起第一支烟，对我说道：“我不可能再工作……我老糊涂了，……”但他仍然怀着对生活的兴趣。我谈到毕加索九十一岁才死，我对他说：“这个年龄倒不错。这可以给你再加上二十四年。”“二十四年并不是太多，”他答道。

他同阿莱特一起回巴黎，我和西尔薇一起走。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天，同他一起吃午饭，他的精神很好，充满热情；我讲了我从圣保罗到巴黎一路上的情况，他听得很有兴味；下午，在他的房间，他拆阅信件，翻看寄来的书，以作消遣。但在另一些日子，他又退回到病发状态，没精打采，昏昏欲睡。这种希望和忧虑的反复交替真弄得我疲乏不堪。

我们又去看B医生。B医生在一间房子里试验萨特的反应能力，我在另一间，我听见B说“好……非常好……”，除了血压——200/120——一切都正常。他们回到诊断室，萨特诉说他头脑的麻木状况。他带着一种可爱的天真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B开了一种补药，减少了用药的种类。因为萨特不能再写艰深的著作，他建议萨特去尝试一下诗的写作。我们离去时，萨特似乎又恢复了他那种锋芒毕露的性格，喊道：“他什么都没有为我做，这个十足的傻瓜！”我说了他几句，他答道：“泽登曼也只能这样做。”实际上，他以为不去看医生，自己也会慢慢好起来；这是不合乎实情的。

他的病情仍然时好时坏，他在下午睡一会，醒来时常常胡言乱语一阵。

一天，阿莱特对他说，她看了非公开放映的郎之曼的电影《以色列为什么》。他说：“不光你一个人看了。阿莱特也在那儿。”“阿莱特？”“是的，她对这事感兴趣，因为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然后阿莱特问他：“那我呢？我是谁？”萨特一下子恢复过来了。“噢，我的意思是，你是同另一个姑娘在一起。”她告诉他，电影刚要放映的时候，有炸弹爆炸警告，场地受到搜查。后来萨特对我谈起这事，他只是说电影开始晚了。他忘记了是什么原因。对一切事他都神思恍惚，他的朋友都注意到，他显得心不在焉，昏昏欲睡，神色沉郁，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凝固的微笑（这是面部肌肉轻微麻痹的结果）。

我同他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夜晚。他乐意喝他的水果汁，星期天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吃饭时总是谈笑风生。蒂托·杰拉西想写一部关于萨特政治生涯的传记，他和我们一起在“圆顶”吃午饭，然后他同萨特单独谈话。他看到的萨特身体很好。5月21日，萨特恢复了同彼埃尔·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维克多和加维对莉莲·西格尔说：“他有非凡的智慧，完全像他以前那样。”五月底，他参加了《现代》的会议。豪斯特和郎之曼也发现他还像以前那样生气勃勃、智慧超群。（萨特从南方回来后，给他们的印象曾使他们叹息不已。）他仍是犹豫着叫不出别人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病情也记不清楚，特别是对头晕的发作。有时他说这是他的“一些小毛病”。一天他对我说：“这可能使你很不愉快。”我答道：“是的，甚至比你更不愉快。”“我？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萨特非常高兴重新开始与维克多和加维交谈。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时，他十分快活，甚至很逗人。6月17日他对弗朗西·让森谈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解释了他与暴力的关系。

他的眼睛是他生活中唯一的阴暗面。像以往每年要做的那样，他去着眼科医生，检查的结果表明，他的视力的十分之四——几乎一半——已经丧失了。而他只有一只眼睛能工作。他在进行一个为期两星期的治疗，若无效果，就要考虑去做一个小手术。

过了两星期，医生仍不能确诊萨特的眼病。萨特的视力变得很糟。我还记得，他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上看报纸的样子；放大镜是我们的一位日本女朋友送给他的。甚至用放大镜他也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他尝试再三，总不成功。

又过了几天，阿莱特打电话给我——萨特的头晕病又犯了，他刚下床就跌倒了。这天下午，他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晚上，他谈了会诊的情况，很沮丧；眼科医生在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个出血点。然而，我在约见B医生时，他对萨特的情况却比较乐观。萨特的头晕好了一些，他又可以正常走路了。血压仍然很高——200/120——但从神经学的观点看，这一切还是正常的。B给我一封信转交给眼科医生，他说明萨特患有一种“带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有高血压，还有早期糖尿病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我对这些早有所知，但看见它们写在纸上仍使我惊惶不安。看到我为此事伤心，郎之曼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一位姓库尔诺的医生，就此事请教。库尔诺医生解释道，萨特要完全恢复，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然而他一旦恢复了，就可能活到九十岁。如果他的病再次发作就很难预卜后果是轻微的还是非常严重的。

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医生说，三个出血点有两个已止住，十分之二的视力得到恢复。两到三个星期可望总体恢复。萨特却仍感不安。他同几位要好的朋友——罗贝尔·伽利玛和珍妮娜，米歇尔的遗孀——一起吃午饭时，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带着忧虑的神情问我：“我这是不是很古怪？”但总的说来，他能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疾病。在同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中，他讲得不多，但能紧紧跟随讨论的展开而思考，他的插话大都是十分切题。他参加了维勒诺夫加勒内的青年工人的讨论会（他在那儿作调查），这个讨论发表在6月中旬的《解放报》。他在一个禁止“新秩序”组织集会的呼吁书上签字；后来，在6月21日，“新秩序”还是举行了集会，萨特在《解放报》抨击马塞兰的决定。6月27日在《现代》的会议上他显得十分愉快，以后的一些天他一直保持了这种良好的状态。B医生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满意，萨特的视力看来也有所改善。

像往常一样，他同阿莱特出去度假三星期。我和西尔薇到南方旅行，阿莱特不时向我报告他的信息。他的情况很好，只是散步容易疲劳，阅读较为困难，7月29日，我们去朱纳斯接他，同他一起去威尼斯，他在威尼斯将会见万达。这次重见萨特，我感到一种混合着悲哀的幸福。由于他的扭歪的嘴唇和他的很坏的视力，他的脸有一种凝固不变的表情；他显得苍老和疲惫。我们从朱纳斯到威尼斯的四天旅行是十分愉快的。萨特有点迷糊，心不在焉，但非常快活。尽管视力不佳，他可以隐约看清一路风光，景物的起伏变幻使他很高兴。我们穿过尼姆，沿杜朗斯河而行，因为交通拥挤，绕过阿勒斯和埃克斯。我们在梅阿尔格斯城堡吃午饭，午饭很不错，萨特喝了一杯“古堡”酒。我已在图尔的巴斯弟德订了房间，我们经过迷人的小路到了那里。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奇妙的美景：松林如涛，青山起伏。

第二天早晨，我到阳台上去会他，他面对普罗旺斯的美景，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感到厌烦吗？不。他喜欢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世界。在朱纳斯他也是长时间地坐在阳台上注视着村庄。我很高兴他不因空闲无事而厌烦，但这也使我有点伤心：要在其中寻到乐趣，真正是要变成“空虚的”才行，像他对医生说的那样。

博斯特建议我们去芒东一游并在费朗西斯饭馆吃带蒜泥蛋黄酱的鱼汤。萨特非常想去。我们在这小饭馆的阳台上要了一张桌子；侍者才端来鱼汤，萨特就把盘子翻在了脚上。幸好没有造成大的问题，我们把他的鞋子擦洗了一下。女侍者又端上一盘汤来。萨特的手脚一向不灵活，但现在，由于视力太差，好像完全手脚无措。他以一种不正常的冷漠态度对待刚发生的事，好像这盘子不是他弄翻的，事情跟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条挤满卡车的高速公路到达热诺，进城的路既长又难走，萨特不但没有着急，他的情绪反而随和可爱。我们在靠近火车站的一个旅馆找到房间，然后到旅馆的餐厅稍微吃了点东西以作晚餐。

早上九点，我又看到萨特倚窗而坐；他七点半醒来后就一直注视着车站广场上的人来车往，十分自得。感到自己又到了意大利，这使他很高兴。我们在维罗纳饭店吃午饭，吃烘烤的火腿焰饼，味道非常好。我们落脚的旅馆是我们十年前往过的，房间很漂亮，甚至有点古怪。萨特休息时我同西尔薇外出散步。然后我们三人在圆形剧场旁的主广场上的一家咖啡店喝咖啡，这儿的咖啡店很多。西尔薇感到累了，我一个人同萨特去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萨特行走时迈步不大，但也不是很困难，他显得非常愉快。

在威尼斯，西尔薇把车停在罗马广场的大汽车场里，我们上了一条平底船。我和西尔薇把萨特安顿在大运河边上他的旅馆里，接着我们自己去卡瓦莱托旅馆安顿下来，它在圣马克广场后面，然后我们回头去会萨特。我们给他一台收音机，这样，当早上万达睡在隔壁房间还没有过来时他可以听听音乐。他带我们到费尼斯吃午饭，差点走错了路。烈日当空，萨特的身体不耐暴晒，他戴了一顶草帽，但他很不喜欢。“我戴着这帽子感到不好意思，”他后来在罗马对我说。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了鸡尾酒，然后回到萨特的旅馆；那儿有一艘汽船送他去飞机场同万达会面。他站在船上向我们招手，亲切地微笑着。那微笑很少离开他的嘴角，它是这样亲切，几乎过于亲切，由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为他担心；在我看来，他显得那样脆弱！

两天后，也就是8月3日，上午九点我在圣马克广场的一家咖啡店同他会面。后来三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见面。有时他比我先来这儿。有两次由于他无法看清手表上的时间，清晨四点就起床穿衣。后来发现天色还黑，才又重新躺下睡觉。万达十分注意给他按时服药。他和她经常散步，有时长达一小时。他非常喜欢在威尼斯。

一天早晨，我同萨特告别。西尔薇对威尼斯的每个角落都已烂熟于心，我不想勉为其难让她久留。虽说萨特很高兴这几天早上的见面（“我会想念你，”他说），但是这毕竟对他有些不便。我给万达留下了地址，动身去佛罗伦萨。

8月15日我抵达罗马，第二天下午我和西尔薇去佛米奇诺接萨特。透过玻璃窗我们马上认出了萨特——他的帽子、他的个子，特别是他走路的样子。他一手提着个小旅行袋，另一手提着半导体收音机。他来到我们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的阳台上，非常高兴。他身体很好，但还是有一点不对劲。西尔薇把收音机放桌上。“你不想把它拿回去吗？”他问。“我为什么要拿回去呢？这是给你的。”“噢，我不需要它。”但后来他一连几个小时听收音机里的音乐，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个收音机，他会很难过的。

后来的一些天，我早晨八点半左右起床，萨特已在阳台上了，他吃了早饭后，就漫不经心地望着周围的世界。他的眼睛比8月初的情况更差，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我请米歇尔打电话给萨特的眼科医生，医生说萨特的眼睛肯定有新的出血。他建议请当地的专家看看。旅馆给我介绍了一位据说是罗马最好的眼科医生；他治愈了卡罗·列维的视网膜剥离。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会面。这位医生住在蒂贝尔的另一边的空气清新、活跃热闹的普拉蒂区。他很年轻，讨人喜欢。他发现萨特的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萨特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医生开了匹鲁卡品和迪亚莫克斯滴剂。第二次我们去看医生时，萨特的眼压降低了，但正好那个早晨我给他点了迪亚莫克斯滴剂。他回来后没有接着点眼药，眼压又变得较高，但并不是很高。眼科医生希望匹鲁卡品单独使用可以化解青光眼。最后一次会诊时，他没有让萨特支付诊金，他只要求得到一本萨特签名的书。萨特给他三本书，上面有着萨特摸索着写的字。这位医生态度亲切，给病人以自信心，萨特非常喜欢他。

我们很满意我们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上午我给萨特朗读一些书（这一年我给萨特读了有关福楼拜的一些研究，一期关于智利问题的《现代》，豪斯特和勒鲁瓦·拉杜里的新书，两厚本关于日本的非常有趣的书。和马蒂兹的《恐怖时代的可爱生命》）。用过简单的午餐，他要睡两个钟头。我同西尔薇去散步，或者在阳台的遮檐下坐在一起看书。尽管有空调，天气仍很热，但我喜欢这炎热，这景色之朦胧，这人造革的气味。萨特醒来时我给他读法文报纸和意大利报纸。晚上我们同西尔薇一起吃饭。

萨特吃饭时最使我担心。他不再患小便失禁，他饮酒、喝咖啡、喝茶都不超过医生允许的量。但看到他大口吞下那么多的意大利面条特别是冰淇淋，心里很不安，因为他有早期糖尿病。由于他的假牙、嘴近乎麻木和半失明，他吃得不很干净；嘴边沾满食物，我想告诉他去擦掉，又怕他会感到烦恼。他和面条进行着战斗，大口地塞进去，然后又掉出来。他很难同意让我给他切肉。

在神智上，他有时非常活跃，记忆力完好。但也有时神思恍惚，这让我很受不了；有时又让我怜惜得几乎流出泪水，比如，他对我说：“我戴这顶帽子感到不好意思。”又比如，有一次我们离开一家饭馆，他对我低声说：“人们正在看我。”那口气是在说：“他们认为我的情况很不好。”与此同时，他的极好的情绪，他的忍耐，和他的尽量不给人带来麻烦，又使我惊叹不已。他从不抱怨他那不再可能恢复的视力。

《或者、或者》杂志有一期是关于萨特的，发表了萨特1961年在葛兰西学院的演讲《主观性和马克思主义》一文，以及一些关于他的文章。我把这些文章翻译给他听。我们偶尔同莱利欧·巴索或罗森娜·罗桑达见面。9月5日西尔薇与我们分手，把汽车开回巴黎。第二天，一个德国女记者艾丽丝·施瓦尔泽来看我们，她和我是在开妇女解放运动组织会议时结识的，我和萨特都很喜欢她。她为德国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我的短片，并拍摄了傍晚在我们阳台上的情景。我们同她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我们的朋友博斯特一家也来看我们，他们在罗马住了一些天。离开罗马时我惴惴不安。“我们何时可再来？”我惑然自问，向这个城市最后望了一眼。“这样，这个罗马的假期和它那悲伤的甜蜜是过去了，”我回到巴黎后写道。巴黎的秋天是极好的，但我担心萨特在巴黎又会劳累起来。

他换了住的地方，他在拉斯帕伊大道的往房太小了。阿莱特和莉莲给他找了一套房间，大了不少，也是在十一楼，但有两部电梯。这套房间有一个大书房，窗下是德巴尔街，抬眼便是蒙巴拉斯新的高楼，远处耸立着埃菲尔铁塔。这套房子有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院内花园，另一间可供别人睡，这样，他就再不会是一个人单独过夜了。萨特看了这个还没有设置家具的新寓所，很喜欢它。

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他说他的视力好了一点点。他当然还不能阅读，但他可以玩跳棋。他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说着“我的病”。他对我说：“我太胖了，这是因为我的病。”在街上，我们走去吃午饭时，他说：“不要走得那样快；由于我的病我跟不上你。”我说：“但你现在没有病啊。”“那我现在是怎么回事？比以前弱了？”这个词绞动者我的心，我说：“当然不是。仅仅是你的腿有点儿软。”但我并不明白他对自己的状况怎么想。

几天后，他已经感到累了。“我见的人太多了。在罗马我们不见任何人。”

我想，他怎么能经受得起那即将在10月8日进行的审判所带来的紧张呢？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事了。1971年5月，《备忘录》要求把萨特送进监狱。6月，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根据从《人民事业报》和《一切》上选出的他的文章，控告他犯有诽谤罪。作为自由被告人，他去意大利度假。初审调查10月开始，很快就结束了。1972年2月审判时间仍然没有公布，而现在日期定了。

10月8日，萨特将在巴黎法院轻罪法庭出庭，由于八名《备忘录》编辑人员的控诉而被传讯，他们要求八十万法郎作为诽谤、侮辱和以死亡相恫吓的赔偿金。应该承认，《人民事业报》对他们是不够客气的。它称他们是“被《解放报》清除出去的不受欢迎的一伙，O.A.S.的半雇佣者，职业的暗杀鼓动者。”负责《人民事业报》的人把传票丢进废纸篓里，萨特因逾期而丧失诉讼权利。为了反击，他必须去请一些证人，证明他有权诚实认真地考虑他的报纸所发表的内容。9月底，他开始研究有关《备忘录》的文件，这是萨特的律师吉泽尔·阿里米寄来的，我们草拟了一个可以提交法庭的声明大纲。但他的身体不大好，住处的电梯又出了毛病；他只得步行上楼；他的后颈发生疼痛，去看了B医生，B看不出他是好还是坏，希望他作一个全面检查。第二天他醒来时显得有点糊涂，这是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的情况。我对他说：“今天您要去看眼科医生。”“不，不是去看眼科医生。”“是眼科医生。”“不是。我要去看的是在B医生之后负责我的那一位。”“那就是眼科医生。”“噢，真的？”他又问是不是B医生开的匹鲁卡品。他非常不愿意为他的眼睛去会诊，甚至连想都不愿想。阿莱特和莉莲陪同他去眼科医生那里，回来时他对我说，他决不可能完全恢复自己的视力了，他将有很长的时间再不可能去阅读。他带着一种因沮丧而产生的冷漠面对这个想法。我从泽登曼那里得知，他有一个血栓形成，这必不可免地会造成出血。搬家期间，他主要同我在一起，搬家事宜由阿莱特和莉莲操办。9月26日他在一份作家联盟的呼吁书上签名，反对智利的镇压。他同时签名于另一份呼吁书，反对官方新闻机构对这个国家保持沉默。我们修改了他要作的关于《备忘录》的声明，他把文章熟记在心，但开头部分记不住，我担心他怎么对付得了那个场面。晚上我们过得很愉快，但他在下午睡的时间很长。

10月8日，吉泽尔·阿里米和她的一位年轻的同事坐车来接我们，请我们在太妃广场吃午饭。他们说他们有点怯场；萨特完全不。他是冷然待之，他经常如此，现在也一样。我们到了第十七法院，旁听了一个小时关于几个轻罪案件的审判，判得很快。两点，萨特的案件开始审理。《备忘录》的人一个不在。他们聘请比阿吉作为常年律师的助理。首先是关于程序的辩论，然后让证人暂离，萨特向法庭供述。他按照我们商定的方案，对《备忘录》问题进行陈述，他讲得十分有力。但他不应谈到诺格里特被绑一事，这一点使他在主审法官面前陷入困境。然后听取证词。达尼埃尔·梅耶同比阿吉的争辩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比阿吉竟敢说，他之所以抨击萨特，是由于萨特的戏剧《苍蝇》。德比-布里德尔答说，许多抵抗战士包括波朗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占领时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这样能产生效果，《苍蝇》就是这样。克洛德·莫里亚克有点无所适从：他来这儿是出于对萨特的友谊，但又不是心甘情愿。然后又有许多关于程序的辩论。《备忘录》撤回对于侮辱和诽谤的控告，仅仅指控被告的恐吓行为。他们的那位年轻律师向我们甩出一篇激烈而空洞的辩护词。主审法官严厉地对他说，不要老是在桌子上猛敲，搞得说话声听不清。接着是比阿吉，他进行了一通辱骂，他显然没有认真研究案卷。否则他可以在《人民事业报》上找到许多失误之处，而不是只限于谩骂和简单地摘引文学名言。吉泽尔·阿里米讲了一个多小时。她对《备忘录》进行毫不留情的指控——谈到它同O.A.S.的关系，它对暗杀者的鼓动和它的种族主义。法官不时地提醒她说，她谈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范围，但还是允许她继续讲下去。在闭庭前法官表示，这次审判不是为了再次对《备忘录》判罪。因而将撤消本案诉讼，带有侮辱和诽谤的起诉是无法接受的。我们离开时，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晚上，吉泽尔·阿里米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几个《法兰西晚报》的记者缠住了，他们脸上的样子像是要吃人，“萨特有什么病？他看来很不好。”“他正恢复健康，”她答道。而他们没有一点点羞耻心：“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听到没有？”事实上，是萨特蹒跚而行的双腿，他的肥胖和他的冷漠无情的目光所造成的印象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同西蒙娜·西诺蒂在太妃广场相逢，她看到萨特的视力状况大吃一惊。萨特有所察觉，一天我们沿着德朗布尔街慢慢行走，去“圆顶”吃饭，他说：“我该不是太像一个病残者吧？”我只好用违背事实的话来安慰他。

审判的那天下午他同阿莱特去眼科医生那儿。眼科医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部分地向中心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了。眼镜商可以为他提供一台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他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第二天早上，萨特看来好像完全垮了。“审判搞得你疲乏不堪。”我说。“不，不是审判。这是看医生的结果。”实际上会诊并不造成疲劳，但眼科医生的话给了他一个可怕的打击。晚上，博斯特来了，我同他谈到审判的事情，萨特一声不吭，午夜钟响的时候，他便去睡了。

10月12日，他在萨尔佩特里尔医院接受了一次全面检查。阿菜特开车送他去，我中午去接他。B医生对我说，萨特需要完全休息几个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一天大约有三个小时状况比较好；其余的时间不是昏睡就是神思恍惚。检查结束后，他看上去疲惫不堪。

10月16日（星期二），我同他去眼镜商那里，眼镜商也没有给他什么希望。借助于我们定做的专门仪器，萨特大概一天可以读一个小时，而且条件并不方便。这天晚上，我们第一次谈到他的近乎完全失明，他对我说，他并不那么痛苦，他显得很诚恳。（除了牙痛，过去他从没有承认他有痛苦，甚至在他患肾结石疼得死去活来时也没叫过疼。）

第二天我收到萨尔佩特里尔的检查结果。结果并不好。萨特患糖尿病，脑电图的情况更坏。后来B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变化无疑是由糖尿病引起的。我充满希望地想，这种变化大概是可以逆转的吧。医生在他的脑子里发现缓慢的波动，这可以解释他的昏睡状态。（然而，至今我仍然确信，这种昏睡状态对于因眼睛而焦虑的萨特起了一种保护作用。）

眼镜商借给我们一台他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能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高声朗读，况且这样他也不可能去修订或改正自己的文章。他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他对这事压根儿就没抱什么希望。我们把仪器寄回去了。

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他听他们谈，偶尔插入一些评论，但总的来说他几乎没有参与进去。一个星期天上午，他在家里接待了《现代》编委会讨论一篇社论，关于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并经常在我们之间谈论的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讨论中他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他对阿莱特说，他觉得当时他大概睡着了。郎之曼和普隆感到吃惊。我给萨特朗读时，他经常睡着，甚至读《解放报》，他最感兴趣的读物，也是如此，他并不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他对一个老朋友克洛德·达依说：“我的眼睛不行了，但就脑子说来，一切都还好。”

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一起是很愉快的，有时他甚至开怀大笑，现在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同西尔薇和我们的朋友蕾娜——她从莫斯科来，萨特为能再见到她而感到高兴——起吃午饭，他一言不发，毫无生气。蕾娜很是伤心沮丧；我也十分疲乏。只有西尔薇努力地创造了一点点活跃的气氛。幸亏后来我们同蕾娜共度又一个夜晚，比较轻松愉快。

10月底，萨特的状况开始有了好转。他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了。一天上午，一位新房客搬到我楼上的房间，搬家的声音吵得要命，萨特对我说：“这的确是我第一次高高兴兴地从你的住所离开！”

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卡布尔战争，这一回我们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在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赞成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无法接受让它毁灭的思想。……我们应该奋斗，为这三百万个人不被消灭或处于奴隶地位。……一个人在亲阿拉伯人时，不可能不同时也是亲犹太人的，维克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亲犹太人时，也应该是亲阿拉伯人的，我就是这样。这样一来，要采取的立场就很有意思了。”10月26日他通过电话接受伊莱·本·盖尔的采访。在卡布尔战争接近尾声时，萨特曾这样声明：“我希望以色列人会认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战争的精神动力。”

他对我口授一个为《解放报》起草的声明，发表在10月29日的《解放报》上，虽然这家报纸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战争只会阻碍中东朝社会主义发展的演进过程，”他说。他分析了两大阵营的责任。11月7日，萨特、克拉韦尔和德比-布里德尔发表声明，正式提出无名指控窃听解放通讯社的电话和拆阅它的信件。

因为萨特现在感到好一些，他更加难以忍受病情的折磨。他很讨厌一早一晚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他气恼地问我。我带他去看糖尿病医生，医生的诊断是，他有轻微的糖尿病；医生开了一些药并要求他节制饮食，不服糖。他禁止萨特晚上饮用水果汁。B医生认为萨特的状况有所改善，减去了一些药。离开时，萨特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这倒是真的；虽然B为萨特认真地治疗，但他对萨特是一个作家这一点不感兴趣——他竟建议过萨特去写诗。

以后一些天，他同阿莱特、我、西尔薇和蕾娜在一起，不再神思恍惚，开始活跃起来。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剧院了，一个晚上，我们同米歇尔·维恩一起，去穆费塔尔街一家小剧院看了一出根据泰韦尼事件编写的非常好的戏剧《我相信我的国家的正义》，萨特为它热烈鼓掌。第二天，《现代》会议在他的住处举行，他注意听取了普隆执笔的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社论。他参加讨论，对它进行评说。晚上，博斯特来这儿，萨特的精神仍然很好。

但在第二天，他同《解放报》社长朱利讨论一个越南裔学生被她的同学——一个黑人移民——强奸的事件，使他很疲劳。我五点钟来看他，扶他去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应他的要求读《包法利夫人》一章中的两种版本，他听着便又睡着了。晚上，西尔薇和我们在一起，萨特是完全醒过来了；我们给了西尔薇一件很好的毛皮大衣，萨特感到很高兴。西尔薇准备了冷香茶代替被医生禁用的水果汁，萨特非常喜欢。第二天上午，他又见到他的青年朋友希腊姑娘，他很高兴；她要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在巴黎大学听哲学课。但在下午他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上午，他和朱利准备重新整理一下他们关于强奸事件的谈话。九点半我去一家咖啡店，萨特同莉莲通常在那儿一起吃早饭。她在那里，朱利也在，但萨特不在那儿。我看了一下朱利带来的文章，稿子没头没尾，萨特还没有露面。十点，莉莲打电话给他；他刚刚醒。他终于来了，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点东西，我带他回我家。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整理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它发表在11月15日的《解放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这个越南姑娘被强奸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我给他读了奥雷斯特·普沙里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萨特美学思想的，萨特对它颇感兴趣。后来我们玩跳棋，但他看不清楚，只有作罢。那段日子，最使我难受的事情是，他相信——他希望去相信——三个月内他的眼睛就可以复原。新住房准备就绪，连电话也已经装好。迁入新居使他高兴。从这时起，我每星期在这儿呆五个晚上，睡在他隔壁的卧室里。另外两个晚上阿莱特过来。

他的亲属想弄清他死亡的真相，但没能成功。

萨特在下午仍然酣然入睡；甚至夜里已经睡够了，早上我读东西给他听时，他也时常渐渐入睡。他确实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漠不关心起来。一天早上，他起床后，我为他擦去衬衣上的一点口水。他说：“噢，是我流出来的。两星期来我一直在流口水。”我没有提及这事，怕他为之羞恼，但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使他有些不快的是他的昏睡状态：“像我这样睡真有点可笑。”他伤心地对我说：“我没有任何进展。”一个星期六晚上，他、西尔薇和我被邀请去吉泽尔·阿里米家吃古斯古斯；他没说一个字。我们同蕾娜在一家饭馆吃午饭时他也几乎不说话。

我决定去请拉普雷斯勒教授安排一个约会：库尔诺医生特别向我推荐了他。11月23日我们去比塞特看他。他检查之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萨特的脉管的以往状况是很不好的，而他观察到的后果却是良好的。据他说，从脑电图上看，没有致病的原因。

对于昏睡现象，他还无法解释。他指示搞一个称为伽马—脑电图的检查。他严格要求萨特戒烟。他对萨特说：“您的视力和智力都与此相关。”

离开时，萨特对我说，他要继续抽烟，但第二天他到底还是抽得少些了，使我和西尔薇感到吃惊的是，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一个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过的夜晚，萨特谈到福楼拜和关于被动消极的问题；他说：“两个星期以后，我将完全不抽烟了。”

后来他允许自己每天抽三根；过后几天，先是每天抽八根，然后七根，然后六根，最后每天三根。他愿意活着，他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确，他的生之乐趣看来又恢复了。他常去看他的年轻的希腊女朋友，她给他的生活带来欢乐。一天晚上，他同托米科、西尔薇和我在金钟饭店吃了一顿十分愉快的晚餐。只剩我们两人时，我们过得很幸福。我给他读一个关于他的论文集，他认为写得还不错。

他告诉我他要请彼埃尔·维克多作秘书。布依格仍是他的日常事务的秘书；维克多将给他读书和协助他工作。莉莲打电话对我说，她很高兴这个决定。而阿莱特对我说，她很生气——她联想到施奈曼同罗素的关系，她担心维克多会变成萨特的施奈曼。但萨特非常高兴同维克多一起工作。我也很同意，我不必每天上午给他朗读了。我可以有一点时间自由支配。

12月初，他的状况既没有转好也没有转坏。他嗜睡。甚至在上午，维克多给他读书的时候，他也睡着了。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他无法接受他的近乎失明的现实状况。还有许多其它迹象表明这种拒绝。我问他：“上午你干了什么？”“我阅读和工作。”我又具体地问道：“你为什么说你阅读？”“哦，我又想到了包法利夫人和夏尔。我记起很多。……”

一个星期四，我同萨特去乔莱克医生那儿，他是一位年轻可爱的眼科医生。他使我们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我们离开时，萨特对我说：“那么，我再也没法儿读了吧？”返回的途中，他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后来这些天，他并不显得比以前更加悲哀。他早已听说过这个判决，虽然他想逃避真相，但他知道那是什么。现在他已经体验到它，却仍然想逃避。例如，他对我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一天，我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挪开，他让我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又改正自己的话，“哦，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事实上他已不能去浏览，正像他不可能去读一样。他总是想把我带给他的一些新书握在手中——就握那么一会儿。他的病况带给他的痛苦之大使他的精神麻木了。这种平衡状态能持久吗？应该指望它的持久吗？

根据他的伽马—脑电图，他的脑子没有什么毛病。有时他会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语。一天上午，我把药递给他，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妻子。”

12月12日（星期三），在《现代》的会议上，他打起瞌睡来了。这天晚上，我给他读《世界报》上一些关于他的书的评论，他很注意地听着。

12月15日（星期六），我去他住所，看到他坐在写字台前；他极其伤心地说：“我没有思想了。”他要起草一个支持《解放报》的呼吁书，但总也写不好。我劝他去睡一会儿，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即使这样，他仍然给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指点。加维来取这篇文章，表示赞成。过了一会儿，我给萨特读热纳维埃夫·伊迪所写的一本评论《词语》的极好的小书末尾一段。他对这本书很满意。有一次，他让我很伤心。他环顾自己的书房，说道：“想到这套房子是我的，这真是奇怪得很。”“你知道，这是一套非常好的房子。”“我现在不喜欢它。”“怎么？过去你是很喜欢它的。”“人们对某些东西是会厌倦的。”“你厌倦得太快了点。我在我那套房子住了十八年，现在我还是喜欢它。”“不错，但现在这房子是我不能工作的住所。”几天后，我给他读波德莱尔的书信中的一段，我对他说，他应该读一本关于路易丝·柯莱特的书。“我一回到巴黎就去读，”他答道。接着他又更正自己，“等我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就去读。”这新房间和这新的生活方式都意味着他不再能够安心，不再在他真正的住所了。

他总是希望能够把问题看透——把事情想清楚——而现在，就他的眼睛说来，他拒绝相信那明显的事实。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谨慎地说道，他不可能完全恢复视力了；他说：“我不愿意那样想。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自己要好一些。”一次吃午饭，孔达问他怎样去忍受这样的事情，他答道：“只要你想到这是暂时的，那显然就可以忍受。”

他多数时间都是设法隐藏自己的焦虑。新年夜，他、西尔薇和我在我的寓所过得很愉快。这年年底，他的状况好了许多；他很少打瞌睡，有时他完全恢复到了以前那个萨特的样子——例如，1974年1月2日的《现代》开会，他就是这样。但在别的时候他又回到冷漠的状态。1月8日七点半钟，他回到家时，他的神色是那样沮丧，那样呆板，郎之曼来这里呆了一会儿，见状大惊。他离走时吻了萨特，萨特对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这话让我们的心寒透了。他睡了一会，然后听电台的法国音乐节目。夜晚我问他，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我仍然追问他。他说他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他带着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看着我，“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我说，恐怕是这样的。我伤心极了，哭了整整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