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初有两大案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一个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年12月16日，十一名苏联公民——一个乌克兰人，一个俄罗斯人，九个犹太人——在列宁格勒法院受审。他们策划劫持一架飞机逃离本国，但消息败露了，6月15日到16日晚间，在开始行动之前，他们在几个城市同时被捕。他们之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个是库兹涅佐夫，劫机的策划者；一个是迪莫西奇，他是领航员，如动机成功机组人员被控制并带下飞机时，他负责指挥飞机的飞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两名分别被判四年和八年。

1971年1月14日，巴黎召开了一个大型集会声援他们，萨特出席了大会，洛朗·施瓦茨也参加了，马登奥尔和我们的犹太朋友伊莱·本·盖尔也都在场。他们一致谴责苏联的排犹主义。

在伯戈斯的这个审判是针对几个巴斯克人的，他们是E.T.A.的成员，佛朗哥控告他们秘密策划反对国家。吉泽尔·阿里米作为观察员出席了这个审判，写了一本记述这一审判的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她请萨特写一篇序，萨特欣然同意。他对巴斯克问题作了说明，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特别说到E.T.A.的历史，在全书中他充满义愤地谴责了佛朗哥政府对人民的镇压，特别提到伯戈斯案审判采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还借用一个具体的实例发展了一个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这是统治者们所参照的——和特殊的具体的普遍性之间的对立，后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躯的人所组成的人民体现出来的。他认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都要发展后一普遍性，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从人们的处境、文化和语言中去理解他们，而不是把他们作为空洞的概念。

与一个中央集权的抽象的主义相对立，萨特主张：“另一种社会主义，即非集权的具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巴斯克人所独具的普遍意义，E.T.A.正确地用它来反对压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权制。”他说，“我们应该完成的事情是，让社会主义的人立足于他脚下的土地、他的语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只有这样，人才会逐渐使自己不再变成他自己产品的产品而最终成为人的儿子。”

由同一观点出发，两年后萨特把《现代》杂志的一期（1973年8～9月号）作为专刊，专门论述了布列塔尼人、奥克人和全国所有被中央集权制压迫的少数民族问题。

盖斯玛关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监禁条件还算是比较优待的，但他同其他政治犯联合起来，通过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们自己的关押条件。一些左派也决定搞绝食斗争来支持他们。一位思想进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米歇尔·维恩也参加了绝食斗争，萨特经常去看望他们。三星期后，他们停止了绝食斗争而准备去见普勒文，萨特同他们一起去了。由于他们的身体太虚弱，他们先坐车到歌剧院广场，然后走到旺多姆广场。他们要见司法部长，但普勒文拒绝见他们。

后来，普勒文作了让步，他对那些参加绝食斗争的囚犯们实行了特殊饮食制，并许诺改善普通囚犯的状况——当然，这许诺根本就没有兑现。

2月13日，萨特被他的毛主义者同志劝说去参加一个有点愚蠢的冒险活动——占领圣心教堂。在一次“红色援助”组织的示威活动中，一个名叫里查尔·德萨耶斯的V.L.R.战士，被一枚催泪毒气弹毁坏了面容。为了唤起公众舆论，“无产阶级左派”决定占领教堂。他们指望夏尔主教会同意他们这么干。由让-克洛德、韦尼埃、吉尔贝、卡斯特罗和莉莲·西格尔陪同，萨特前往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些礼拜者——并要求见夏尔主教。接待萨特的那个神甫说，他可以转达萨特的要求。一刻钟过去了，这神甫还没有出来。然后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只留了一扇门没有关，示威者们——此时已有相当多的人了——发现他们受了骗。共和保安队的宪兵从那个仍开着的门进来了，不问青红皂白殴打每一个人，卡斯特罗和韦尼埃保护着萨特和莉莲把他们带到一个角落里躲避。后来他们又把萨特和莉莲带出教堂，用莉莲的车子送他们到一家咖啡店。过了一阵子，他们返回来说，冲突非常激烈。一个青年人的大腿被栅栏的尖铁刺穿。当晚我和西尔薇见到萨特，他觉得这整个事情很糟糕——它只能使左派战士泄气，他们在前几天的一次示威活动中已经受到严重的棍棒伤害。2月15日，他和让-吕克·戈达尔为这一事件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报纸以很大篇幅作了报道。2月18日，萨特退出“红色援助”，他认为毛主义者变得大讲求权力了。

几天后吉欧特事件爆发。吉欧特是个中学生，他被诬告袭击了一名警察，并以严重犯罪为名被拘捕。中学生们群起抗议，他们几千人坐在拉丁区的人行道上，好几辆警车在那里严阵以待。后来吉欧特被宣判无罪，但巴黎街头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墙上到处都有德萨耶斯的被毁容的大照片。3月中旬，极左分子和新骑士团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许多警察受伤。

萨特密切注视着所有这些骚乱和不宁。他的身体看来非常好。他继续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他也参加《现代》的每一次会议，会议在我的房间进行。

4月初我们去圣保罗—德文塞。萨特同阿莱特乘火车去，我和西尔薇驱车前往。我们住的旅馆在这小城的入口处——这小城白天嘈杂，旅游者很多，但一早一晚却十分安静，它与我们的记忆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萨特和阿莱特住在一处，我和西尔薇住在花园尽头的一栋小房里，花园里栽满了柑桔树。卧室很大，通到一个很小的阳台和一间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着白色的粗灰泥表面的墙和露在外面的屋梁；墙上挂着考尔德的美丽的色彩强烈的画。这房间有一个长木桌，一个长沙发和一个餐具柜；房间面对着花园。我和萨特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谈着话。我们晚上只吃一些香肠或一大块巧克力。而午饭我和他则到附近几家较好的饭馆去吃。有时我们四人一起去。

第一天晚上对面圣保罗的山腰上巨大的灯火使我们惊讶不已：那是玻璃暖房，强烈的电灯照明在夜间放出异彩。

下午我们常常是各看各的书，有时一起去散步，去看看我们过去喜爱的地方。比如我们非常高兴去卡涅斯故地重游，还有那个可爱的旅馆，许多年前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一天下午我们到梅特基金会去，我们对那地方已经很熟了。那儿正好在举办夏尔的展览，摆在他手稿和书周围的那些画真是美极了——其中有克莱、维伊拉·达·西尔瓦、贾科米泰等人和米罗的作品，米罗越到老年，作品也就越丰富。

临回去的前一天，萨特预先定了蒜泥蛋黄酱，但因为没出太阳，我们就在“集体取暖室”里吃，这是一间颇有味道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大壁炉和一排书架。这天晚上他和阿莱特坐火车回去，我和西尔薇第二天一早驾车离去。这个假朗萨特玩得很痛快。

他也很高兴回到巴黎，因为一回来就收到伽利玛出版社寄来的大包邮件，这是《家庭的白痴》的清样——两千张印刷页。他对我说，这给予他的快乐就像《恶心》出版时一样。他马上十分急切而欢悦地翻了起来。

5月初，普隆告诉我们，我在回忆录中称作帕尼埃的朋友已经死了。他说，帕尼埃退休后非常烦闷，以至他一任自己走向死亡。他有肝炎，后来又发展为肝硬化。勒梅尔夫人已于几年前故去，帕尼埃的死意味着我们过去的幸福时光整个地消失殆尽。但长时间来帕尼埃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情绪上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

也是在5月初，戈蒂索罗打电话给萨特，声音激动得发抖，他请萨特在一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抗议信上签字。这信是谈帕迪拉事件的，措词非常激烈。这个事件有几个阶段：（一）帕迪拉被捕，他是古巴很有名的诗人，罪名是有鸡奸行为；（二）戈蒂索罗、费朗基、萨特、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封措词温和的抗议信上签名；（三）帕迪拉被释放，他写了一个近乎狂热的自白书，控告杜蒙和卡罗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他的妻子也炮制了一个忏悔录，说警察待她也“很温存”。这些声明激起了许多抗议。我们以前的古巴翻译阿尔科莎——她选择了流放——在《世界报》上说，帕迪拉和他的妻子必定是在严刑铐向下才写出这样的自供状。透过所有这些情况，隐隐呈现出利斯森德罗·奥特罗那邪恶的影子。1960年我们访问古巴几乎全程由他陪同；现在看来他的手中控制着整个古巴文化。戈蒂索罗认为古巴完全是在一帮警察的控制之下。我们知道卡斯特罗现在把萨特看成他的敌人，他说萨特深受费朗基思想的毒害。卡斯特罗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攻击了法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但萨特不为所动，因为很久以来关于古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度过假期大家都回到巴黎后，我们除了同常来往的朋友和他的左派同志见面外，还去看望了其他的朋友。蒂托·杰拉西给我们谈了美国秘密团体的情况。罗森娜·罗桑达谈了她的报纸《宣言》将由周报改为日报的浮沉史。罗贝尔·伽利玛让我们了解到此版界幕后情况。我们同阿里一起吃午饭，他是一位埃及的新闻记者，1967年我们在他的国家旅行时他全程陪同我们。5月初我们又见到了日本朋友多米科，她谈到了她刚刚在亚洲的长途旅行。

5月12日萨特参加了在伊夫利市政大厅举行的集会。贝哈尔·贝哈拉，一个有点软弱的外籍人，从一个运货四上价了一罐酸奶，警察开枪把打成重伤。调查此事之后，“红色援助”组织了一个反对警宗暴行的示威活动。

这段时间，萨特经常住在我家，因为他那边的电梯出了毛病。要登上十一楼是非常累人的。

5月18日（星期二），像往常一样，萨特晚上来到我的住处，星期一晚上他在阿莱特那儿。“你还好吗？”我像往常一样问道。“哦，不怎么好。”的确，他两腿打颤，说话不太清楚，嘴有点歪。前一天，我没有注意到这些病状，因为我们听了唱片，几乎没有说话，前一个晚上他到阿莱特家，情况就有点不好；早晨醒来时，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状况；显然他夜里有轻度中风。长久以来，我一直担心这种事情的发生。我要求自己尽量保持镇定。我回想在朋友中，有谁有过同样的病症，并且完全复原的。萨特第二天应该去看他的医生，这使我多少平静了一点，但仅仅是一点点，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显出恐慌。萨待固执地坚持像平时一样喝点威士忌，这样，到了半夜，他完全不能说话了，而且连自己上床都非常困难，那一夜我在同极度的焦虑作斗争。

第二天早上，莉莲·西格尔陪他去泽登曼大夫那儿。泽登曼打电话对我说一切都还好；萨特的血血压180，对于他来说，这还算正常，而且马上要对他进行认真的治疗。过了一会，莉莲又打来电话，情况不那么乐观。据泽登曼说，这病情比10月的那次更严重，因为功能失调会很快重新发作，从3月份以来，他就不再服药，这无疑是疾病发作的一个原因。而他经常登上十层楼梯，这也是很糟糕的事。但根本问题是，他左脑某一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很大障碍。

这天下午我去看了萨特，我发现他的病情既无好转，也没恶化。泽登曼严禁他走动。幸好他的电梯这时修好了。这天晚上西尔薇驾车把我们送回家。她同我们坐了一会。萨特除了水果汁什么都没有喝。西尔薇看到他这副模样十分震惊。我想，这次的发作对他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萨特自己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他显得疲惫不堪。他的烟老是从嘴上掉下来。西尔薇给他拾起来，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到地下。在这个可怕的晚上，我不知道这个过程重复了多少次。因为不可能谈话，我放了唱片，其中一张是威尔迪的《安魂曲》，萨特非常喜欢。“这对我倒真合适，”他嗫嚅地说。听到这话我和西尔薇真是不寒而栗。又过一会，西尔薇走了，萨特不久也上床睡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臂沉重和麻木得几乎不能移动。莉莲接他吃早饭时，悄悄对我说：“我看他的情况比昨天更坏。”他们刚走，我就打电话给在医院的莱布教授。他自己不能来。但他可以派另一位专家来。我马上去萨特的住所，并在那儿和他一起等着，十一点半玛乌杜大夫来了。他给萨特作了一个小时的检查，他叫我放心；萨特的基本感觉功能没有什么变化，头脑也没有受伤，轻微的口吃是嘴歪所致。右手是疲弱的。萨特仍然不能用右手捏住一支烟。他的血压140；这个落差有问题，而这是由他正服用的药引起的。玛乌杜开了一个新处方并对我说，在未来四十八小时要特别小心照护。萨特应该长时间休息，决不能单独呆着。如果能够这样，他在十到二十天就可以完全复原。萨特顺从地忍受了所有的检查，但拒绝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当时正值耶稣升天节，西尔薇不用去学校了。她开车送我们去“圆顶”饭馆，我们三人在那儿吃了午饭。萨特显然恢复得好多了。但他的嘴仍歪着。第二天，他和阿莱特在老地方吃午饭，弗朗索瓦·佩里埃看到他；弗朗索瓦来到我的桌子跟前说，“看到他这样子真让人难受，他的嘴歪成这样，真是太严重了。”我知道幸好这一次不是非常严重的。以后一些无情况变得好一些。星期一上午泽登曼说，萨特不久就可以停止治疗；但他又补充说，以后要恢复到正常状况还得一个很长的时间，他甚至对阿莱特说，萨特大概再不会完全痊愈了。到了5月26日（星期三），我们同博斯特一起度过这个晚上时，萨特已经完全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他的极好的幽默感也回来了。我笑着当他的面对博斯特说，我会因为他过量喝酒、茶、咖啡和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萨特登楼上床时，从那个突出在我的起居室的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唱声：“我不愿使我的海狸痛苦，即使是一点点……”这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当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时，他指着一个蓝眼黑发脸有点圆的姑娘问我，“你知道她使我想到谁吗？”“不知道。”“你，像她这个年纪的你。”这时，我是太感动了。

他的右手仍然有点软弱。他弹钢琴时很费劲，而他在阿莱特家常常弹钢琴，他写字也很困难。但目前这并不重要。在他开始新的工作前，他要修改《境况》第八、九两集，而这就够他忙的了。6月，他在莫里斯。克拉韦尔创立解放通讯社。他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这个通讯社的目的，如果有可能，他们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

“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6月底，他的舌疾急性发作。他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我对他说，“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他答道：“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的。”“你是说这因为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他说这话的语气真使我震惊；他看来好像已是站在生命的彼岸。而且，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这种超然。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他常常很悲哀，至少十分冷漠。只有一次我看到他真正很快乐，那是在6月里，我们为庆祝他六十六岁生日，在西尔薇家组织的晚会上。那个晚上，他兴高采烈。他又去看他的牙科医生，疼痛止住了。他自5月以来身体的恢复变得很明显。泽登曼承认他已完全康复。有几次萨特对我说，他对这一年还是很满意的。

但这时离开他我仍然很担心。我和西尔薇将去旅行，他将同阿莱特在一起三个星期，同万达两个星期。我喜欢这次旅行，但和萨特分手对我总是一件悲愁突来的事情。临行前我们一起在“圆顶”吃午饭，西尔薇四点钟来接我。在到点前三分钟我站了起来。他给了我一个无法形容的微笑并说：“那么，这是永别的仪式了！”我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这微笑和这句话在我心中留存了很长时间。我给“告别”这个词以最终的意义，那是在一些年之后；但毕竟我是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我同西尔薇去意大利，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波伦亚。早上我们乘车去东海岸。沿途风景淹没在一片暖雾之中，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荒谬感和被遗弃感。我在这儿干什么？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当然对意大利的喜爱又很快地抓住了我，但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要哭很长时间。

这时萨特在瑞士；经常有电报拍来说他很好。但当我到达罗马时，发现了阿莱特的一封信——萨特原是准备同我在这儿会面的。7月15日萨特旧病复发。像上一次一样，早上醒来，萨特发现他的嘴歪了，而且比5月的那次还厉害，他发音困难，手臂对冷热几乎没有感觉。阿莱特带萨特去看伯尔尼的一位医生，而萨特绝对禁止她让我知道此事。三天后这危机过去了；但她打电话给泽登曼时，泽登曼说：“他之所以病成这样，是因为他的动脉老化了。”

我到台尔米尼站去接他。我还没看到他，他就先远远地向我打了招呼。他穿一身浅色衣服，戴了一顶帽子。他的脸是肿的——他的一个牙齿有脓肿——但他的身体看来还不错。我们住进旋馆六楼我们的那个小房间。这房间有一个阳台，在阳台上我们可以越过意大利皇宫、罗马万神殿的屋顶、圣彼得教堂和议会大厦而远眺一望无垠的景色，万家灯火直至午夜才点点熄去。这一年，阳台的一部分改作一个客厅，由一个玻璃隔板把原来露天的那一部分分出去，这样，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儿呆着。萨特的脓肿消退了，他没有别的毛病。他不再显得冷漠，而是充满生命和欢乐。他夜里到凌晨一点才睡觉，七点半左右起床。我是快到九点才起床，每次我走出自己的卧室，总发现他已经坐在阳台上，鸟瞰着罗马的美景或是阅读。下午他睡两个小时，他的昏睡病再没有发作。在那不勒斯他同万达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就便他重游了庞培古城。在罗马我们几乎没有散步的欲望，呆在房间里，没去哪儿。两点左右我们在旅馆附近吃一个三明治；晚上我们步行到纳文广场或附近的饭馆吃饭，有时西尔薇驾车送我们去弗雷斯特维尔或瓦埃·阿皮亚·安泰卡。当路上日晒厉害时，萨特就注意地戴上帽子。他按时服药，吃午饭时喝一杯白葡萄酒，晚饭喝点啤酒，然后，在阳台上饮两杯威士忌。不用咖啡，茶也只是在早饭时用（有一些年，他在五点钟喝一种极其强烈的饮料）。他修改《家庭的白痴》第三卷，同时读意大利侦探小说《黄色》作为消遣。我们经常去看罗森娜·罗桑达。一天下午，我们的南斯拉夫朋友德迪杰来看望我们。

就萨特这次在罗马度假的情况看，人们会估计萨特还能活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这种希望。一天，我埋怨说，我们看到的《黄色》总是同样的，他说：“这是自然的。它们的数目有限。再过二十年来这里，你就可以读到一批新的东西。”

萨特回到巴黎时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的血压170，反应能力也不错。他半夜十二点左右睡觉，八点半起床，白天不再睡觉。他的嘴还是有点麻痹，这使他咀嚼起来很费劲，有时说话口齿不清。他的手写字也有点握笔不稳。但这些事并不使他担忧。他再次对人与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家庭的白痴》前两卷受到的热烈欢迎使他非常感动；他把第三卷交给伽利玛出版社并着手写第四卷，在第四卷中他打算研究《包法利夫人》。他认真阅读和评论我即出的一本书《言行已毕》的手稿，给我提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11月中旬我写道：“萨特的身体是那样的好，我几乎完全不用担心了。”

11月底，同富柯和热内一起，他参加了古特多尔区抗议杀害一个十五岁的阿尔及利亚人德杰拉利的示威活动。10月27日，德杰拉利那栋楼房的看门人向德杰拉利开枪；这个看门人说，当时这孩子在大吵大闹。这个人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他把这孩子当作小偷了。

萨特沿着布瓦索尼埃街走在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的前面，后面两人举着的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向该区劳动者发出的呼吁。警察认出萨特，没有进行干涉。萨特手拿传声筒作了演说并宣布成立德杰拉利委员会的常务办公室，从第二天起这个常设办公室就设在古特多尔教区的礼堂里，直到人们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地点作为办公室为止。示威队伍一直行进到小教堂大道，富柯讲了几次话。萨特希望自己参加这个委员会办公室。但是，几天后，当他和热内一起进午餐时，热内劝他不要参加，因为他觉得萨特太劳累了。

我不知道萨特是否意识到自己难以胜任此事；12月1日晚上，他突然对我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七十岁。”我不同意他这话。他接着说，“你自己就对我说过，一个人的病发作第三次，就很难恢复。”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话没有；即使说过，无疑这也是告诫萨特在健康问题上不要掉以轻心。“你的几次发作都比较轻，”我说。他又继续说：“我担心自己完不成《福楼拜》。”“这很让你伤心吗？”“是的。”然后他对我说到他的丧葬问题。他希望仪式是非常简单的，他要求火化。最重要的是，他不愿意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里他母亲和继父中间。他希望有许多毛主义者为他送葬。他告诉我，他不怎么经常想这事，但他在想。

幸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绪也是不断变化的。1972年1月12日，他曾非常愉快地对我说，“我们大概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2月底，他说，“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十年。”有时，他在谈笑间提及自己受到的“微小打击”。他已经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