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萨特常常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1968年政治动荡之前，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他们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

萨特甚至在能够清楚地阐述这一点之前，就试着去追随这一行动路线。

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的编辑工作，萨特同盖斯玛见过几次面，1969年初，盖斯玛有一个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众可以说话的报纸；最好是当斗争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让他们向群众讲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之中来。萨特对此深感兴趣。开始搞了一段时间后，计划便终止了。后来盖斯玛参加“无产阶级左派”，他和毛主义者出版《人民事业报》，这事算是干成了。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左翼积极分子拿到大街上去卖。

它的目的是介绍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的这场斗争。该报对知识分子往往是敌视的，它在谈到罗朗·卡斯特罗的审判时，采取了与萨特本人相对立的态度。

因为《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它的两名主编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盖斯玛和另一些左翼组织分子建议萨特去接任主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对毛主义者有些用场。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气这个事实来决定事情的结局。”毛主义者通过这事看到，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和策略。

我曾叙述过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审判的情况。5月27日，该案开庭，萨特被传作证。当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厅曾有过一次集会。盖斯玛在会上号召公民5月27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并多次被打断。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份报纸。幸运的是，在当局派人截获前，印刷工人已经印好了大部分报纸并把它们发出去了。当局又派人追踪卖报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特别法庭，控告他们重新建立已被取缔的组织。但是萨特、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这报纸时没有受到严重阻扰。直到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才得以在报亭出售。由米歇尔·勒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成立这样的团体要向官方申报，然后拿到一个官方认可的文件。开始我们遭到拒绝，我们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诉，最后还是搞成了。

1970年6月，萨特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一个为反对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它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个主要是由萨特写的宣言中，说明了它的宗旨：

“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这种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

“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左翼团体“基督教的见证”和一些颇有名气的人。它的主要目标是对抗在“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由马塞兰发动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被关押。这个组织要做的是，搜集有关这些人情况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去援助他们。“红色援助”有几千人，主要的委员会设立在巴黎和各个省。里昂委员会是地方委员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外籍移民的困难。一般说来，这些委员会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义者最为活跃，这些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他们控制。

萨特作为一个左翼积极分子努力完成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然用大部分时间来搞他的文学创作。他正在结束他的《福楼拜》巨著第三卷。1954年，罗歇·加罗蒂对他说，“咱俩都研究同一个人物，但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而你是按照存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萨特选择了福楼拜。他在《什么是文学》中大略地谈到过福楼拜。但他读了福楼拜的通信集后，他对福楼拜完全折服了。他发现，福楼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给予想象超出一切的地位。关于福楼拜，萨特到1955年已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的稿子，但都搁在一边。这时他又回过头去工作，在1968年到1970年问，他重写了这部书，给它定名为《家庭的白痴》，书一气呵成，热情奔放。“它既表明了一种方法，同时又显示了一个人。”

萨特多次说明写这部书的目的。在1971年5月与孔达和里巴尔卡谈话时，他说他不是把这书当作一部科学著作来写，他在书中运用的不是想法，而是概念。一种概念有着一个包含时间因素的思想——例如，关于被动性的概念。萨特对福楼拜采取了一种移情的态度。“我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占有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他又说：“当我指出福楼拜是怎样不认识自己而同时他又是怎样非常好地理解自己时，我是想说明要通过生活去体验，即生命在理解自身中生存，无需任何知识，无需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萨特的毛主义者朋友多少有点反对他干这种事情。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些左翼活动分子的专题论文或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但在这事情上，不论是来自哪一方的压力，萨特都毫不让步。他理解他的同志的观点，但并不同意。关于《家庭的白痴》，他说道：“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从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萨特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演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年来我迷恋着一部关于福楼拜的著作；这本书工人们可能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文风复杂，确实有一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执着于它，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想着做这事情。……在写福楼拜的事情上，可以说我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不肖之子。”

萨特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不管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可能是有用的。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1970年9月回到巴黎。萨特十分满意他介入的各种社会活动。他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栋楼房里，这楼房与蒙巴拉斯公墓相对，紧挨着我的住所。他的房间在十楼，小而简朴。他喜欢这地方。他每天的生活也较有规律。他经常定时地去看望有着长期友谊的女朋友——万达·克、米歇尔·维恩和他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他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在阿莱特家度过。其余的夜晚，他和我一起过。我们说着话，听音乐。我有一个很大的音乐磁带柜，每个月都要增添一些新内容。萨特对维也纳流派非常欣赏，特别是对贝格和韦贝恩；他对一些现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泽纳克斯、伯欧、彭德雷克等许多人——也深感兴趣。同时他总是乐于回过来欣赏那些最优秀的古典名曲。他喜爱蒙特维蒂、格苏尔达、莫扎特的作品——首先是Cosifantatte——还有威尔迪的。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吃着煮鸡蛋或一片火腿，喝一点苏格兰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地产代理人称作是“一间带凉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房里有一个楼梯通到卧室，这卧室通过阳台与洗澡问相连。萨特在楼上卧室睡，早晨下来和我一起喝茶，有时他的朋友莉莲·西格尔会邀他到她住处附近的一个小店喝咖啡。晚上，萨特常在我的住所同博斯特见面。他也常在这里见到郎之曼。萨特同他们有许多联系，在以色利——巴勒斯坦问题上他跟他们有着一定的分歧。萨特特别喜欢周末的晚上，西尔薇同我们在一起；星期天我们三人一起去“圆顶”饭馆吃午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一起去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下午我常在萨特的住处工作，我等待着《人到老年》的出版，构思着我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萨特在校订和修改他的《家庭的白痴》中对于福楼拜的描述。这是一个极好的秋天。天空蔚蓝，大地金黄。70年代的第一年，给人一个好兆头。

9月，萨特参加了“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大型集会，谴责约旦国王哈森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六千人参加了大会，让·热内也参加了，萨特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热内同黑豹党人有联系，他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热内打算去约旦，他想一个人在巴勒斯坦营地呆一段时间。

很久以来，萨特的健康状况已不再让我担心，虽然他一天抽两盒富翁牌烟，他的动脉炎没有恶化。到9月底，很突然地，出现了使我惊怕的情况。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多来尼克饭馆吃饭，萨特喝了不少伏特加。回到我的住地，他就开始打瞌睡，然后一下就睡着了，连香烟都掉在了地上。我们扶着他到卧室上了床。第二天早上，他看来好像完全恢复了，他回到自己的公寓。两点钟我和西尔薇接他吃午饭，他每走一步都碰着房间的东西。我们离开“圆顶”饭馆时，他开始摇晃起来，其实他喝得非常少，我们用出租车把他送到住在德拉贡街的万达家，下车时他几乎要倒下去。

在这以前他发作过头晕病。1968年我们在罗马，他在特拉斯特维尔的圣玛利亚广场走下汽车，他的身体就摇晃起来，我和西尔薇赶忙去扶他。对这件事我并未十分留意，只是略感吃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喝！从来没有像这几个意外事件使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感到它们的严重性。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小房间是那样令人愉快，因我的归来而变化着它的色彩。看着房内这漂亮的天鹅绒地毯，心中浮上一层悲哀。生命还要继续下去的：一切都还顺利时它带给人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但威胁已悬在半空——生命中充满着各种意想不到的插曲。

抄写着这些字句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忧伤的预感？我想，尽管我外表显得十分镇静，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为他的健康担着心。第一次警报是高血压的发作，1954年夏天萨特刚从苏联旅行回来就进了医院。然后是在1958年秋，我又经历了焦虑。萨特很侥幸地逃脱了一场大病的袭击。从那以来，病魔的阴影始终威胁着我；医生们对我说，萨特的动脉和小动脉太狭窄。每天早晨，当我去叫醒他时，我总是先急着去探查一下他是否还在呼吸。我不是真正以为他会死去；这更多地是由幻觉造成的一种反应，但这对我已意味着什么了。萨特的这些新的不适感使我可悲地意识到一种脆弱，事实上我并未视而不见。

第二天，萨特基本恢复了他的平衡，并去看了他的常任医生泽登曼大夫。

泽登曼说需要作检查，他对萨特提出忠告，在下星期日去找专家诊断之前，不要让自己劳累。专家莱布教授看了后也不能确诊。他认为丧失平衡能力可能是由内耳或脑子里的毛病引起的。他要萨特作一个脑拍片，但拍片结果表明没有什么东西不正常。

萨特感到疲劳。他的嘴里生了一个脓肿，而且感冒了，10月8日，他终于无比兴奋地把关于福楼拜的原文的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毛主义者组织了一个旅行，想让他去福苏梅尔和其它工业中心，这样，他可以研究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条件。10月15日，医生禁止他外出。泽登曼还请了别的专家检查他的眼睛、耳朵、颅骨和脑子——不少于十一次会诊。医生们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的功能严重失调（这半脑管说话），血管有一部分很狭窄。他不得不少抽烟，忍受着一系列大剂量注射。两个月后医生又给他搞了一次脑拍片。这时他已经痊愈了。但他的身体再不能过度劳累。事实上，既然“福楼拜”已经结束，萨特也没有理由再让自己劳累过度。这时，他读手稿和侦探小说，根据初步打算，他还想写一个剧本，10月间他还为雷贝罗尔举办的“和平共处”画展写了一个前言。我们非常喜欢他的画。在罗马他和我们一起度过两天的时间，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同他的妻子——一个活泼的挺逗乐的的亚美尼亚少妇——会面时，我们也非常喜欢她。以后一些年我们也常见面。他们是弗兰吉的朋友。弗兰吉是一位古巴的新闻记者，1960年他邀请我们访问古巴，后来他被流放了，因为他反对卡斯特罗的亲苏政策。

尽管病痛缠身，萨特仍然继续进行他的政治活动。正在这期间，警察突然搜查了《人民事业报》印刷商西蒙·布吕芒塔尔的工厂。关于这次搜查，我已在《言行已毕》中论述过。通过盖斯玛，萨特结识了格鲁克斯曼。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其间萨特重申了他对法国工人斗争的分析。《人民事业报》曾刊载了他的讲话。（这个讲话在10月22日由伦德冯克主持播出。）

10月21日盖斯玛受到审判。在一次抗议逮捕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两位编辑的大会上，五千人高呼：“上街去！”有几个演讲者向公众讲了话。但只有盖斯玛遭到逮捕，这显然是因为他属于“无产阶级左派”；相反27日的示威活动没有引起流血事件——C.R.S.使用了催泪瓦斯，示威者向警察扔了螺栓，但没有一个人受伤。从这些情况看，人们预料盖斯玛将会受到严厉的判决。萨特被传作证。萨特认为，与其在资产阶级审判法庭面前搞这套假正经的玩意儿，他还不如到比昂古尔工厂同工人们交谈。资方不准他进入工厂，共产党也在这天早晨八点散发传单，号召雷诺厂的工人对他保持警惕。萨特站在一个桶上，拿着一个传声筒，就在室外向有限的听众演讲。他说：“要由你们来评价盖斯玛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愿在街上作证，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想，早在19世纪就存在的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今天应该得到复兴。尽管这一联系并不总是存在，但一旦存在就能产生非常好的结果。五十年来，人民和知识分子被隔离开来，现在他们应该再结合到一起，应该融为一个整体。”

反对萨特的人下了很大工夫去消除萨特介入此事产生的影响。共产党人反驳萨特说，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所以能得到保证，是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是这个党的成员。然而盖斯玛却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

萨特参与开办一家新报纸《我控诉》的活动，它的第一期在11月1日出版。参加编辑部的人中间有兰阿蒂、格鲁克斯曼、米歇尔、芒索、弗罗芒热尔和戈达尔，都是萨特的朋友。这家报纸不是由左派战士来写，而是专登由知识分子撰写的通讯报道。萨特为它写过一些文章。在第一期之后这报一共只出了两期：一期在1971年1月15日，另一期在3月10日。莉莲·西格尔是这家报纸的发行负责人，她用了森蒂克这个她未婚时的姓。《我控诉》同《人民事业报》合并改为《人民事业—我控诉报》后，她和萨特共同担任这份报纸的发行编辑。由于当局不打算逮捕萨特，她两次出庭受审时，萨特都出庭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

萨特的健康状况仍然使我担心。当他疲劳烦恼的时候，他就猛喝一通。

他总是迫使自己做非常多的工作以致于十分疲倦。这样，一到傍晚，甚至有时在白天，他都是昏昏欲睡。萨特在11月5日找莱布教授看病。莱布说，嗜睡是由于服用治头晕的药引起的；他减少了剂量。11月22日拿到另一个脑拍片，拍片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以后，莱布教授让萨特确信自己已完全治愈，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头晕病。萨特十分高兴。但他还有一个担忧的地方——他的牙。他想配一副假牙，但又为着一个显然是象征性的原因而担心：他们安上假牙后就不能再对公众讲话了。但牙科医生做得很成功，萨特也就放心了。

孔达和里巴尔卡的书《让-保尔·萨特的著作》出版了。这使萨特非常高兴。萨特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样。12月他主持了对煤矿事件的审判，这事他也干得不错。

我在《言行已毕》中记述了这次审判；因为萨特十分看重它，我想在这个题目上多说几句。1970年2月，在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十六名矿工因煤气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因为这家国有煤矿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一些身份不明的青年为了报复，把鸡尾酒瓶扔进了矿井管理办公室，引起火灾。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警察逮捕了四名毛主义者和两名有前科的人。他们将于12月14日（星期一）受审，而“红色援助”在12日（星期六）于朗斯市组织了一个人民法庭。

为了准备开庭，12月2日萨特在莉莲·西格尔的陪同下去矿工中进行调查。他到了布律埃，住在一位名叫安德烈、与毛主义者关系密切的老矿工家里。他的妻子在晚餐上准备了烧兔肉，这是萨特很不喜欢吃的。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吃了下去，为此而哮喘发作两小时。第二天，他会见了一位上了年纪、在当地颇为有名的矿工积极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矿工。在杜埃市郊区，萨待与朱利进行了交谈，他是前“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萨特很喜欢他，但对他的好大喜功则不大满意。他还见了一位叫欧也妮·冈凡的半失明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和丈夫都是矿工，大战时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国人杀害。

人民法庭十分明确地揭露了煤矿公司对这一事件应负的责任。萨特在他那有力的控诉词的最后总结了法庭辩论：“因此我，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就是六号矿井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他们同样犯有蓄意杀人罪。他们蓄意提高产量而不顾工人的安全；他们把物质对象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主命的位置上。”下一个星期一，那六名受到审判的所谓纵火者被判无罪。

在这之前不久，萨特除了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还负责编辑另外两份左派报纸：《一切报》（V.L.R.的喉舌）和《人民之声报》。